事件: 皖南事變
| 事件經過:
1月,國民黨頑固派製造皖南事變
皖南事變發生於1941年1月4日－1月14日，是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轄下的國民革命軍第三戰區部隊與新四軍之間的一次衝突事件，事件中，中國共産黨所領導的新四軍軍部所屬兵力與國民黨皖南部隊都遭到了嚴重的損失。“皖南”即指事變發生地區——“安徽南部”，而新四軍則是指中國共産黨領導的，由葉挺、項英分別擔任正副軍長的“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
1941年1月4日，駐在皖南涇縣雲嶺的新四軍軍部及其所屬的一支部隊，共約九千餘人，奉命北上到日寇後方開展遊擊戰爭，到達茂林一帶時，突遭國民黨軍隊七個師、八萬餘人的包圍襲擊。因寡不敵衆，除突圍兩千多人外，三千多名指戰員壯烈犧牲，其餘被俘。蔣介石隨即宣佈取消新四軍番號，並下令嚮新四軍其他部隊進攻。這個嚴重事件，震驚中外，史稱“皖南事變”。
事變背景
皖南事變是蔣介石一手策劃並蓄謀已久的，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抗日戰爭時期，蔣介石國民黨軍事當局一嚮視共産黨為眼中釘，肉中刺。1940年10月19日，國民黨政府以參謀總長何應欽、白崇禧的名義，嚮八路軍正副司令朱德、彭德懷和新四軍軍長葉挺、副軍長項英發出電報（即所謂“皓電”），稱八路軍、新四軍不服從國民黨中央政府命令、自由擴充軍隊等等，強令華中以及長江以南的八路軍、新四軍在一個月以內撤到黃河以北地區。同年11月9日，中共中央以上述受令者 “朱彭葉項”四人名義給何、白復電（即“佳電”），駁斥了國民黨政府的造謠誣衊，揭露了他們為投降日寇掃清道路而策動的反共高潮，同時表示為了顧全大局、堅持團结抗日，可以把皖南的防隊全部北調，“同意將安徽南部的新四軍部隊調到長江以北”，華中的部隊則不能退讓。但是新四軍並未如皓電及共産黨中央所言隨即移防。另一方面，因遲遲未見移防，同年12月3日，蔣介石致電葉挺：“新四軍應在繁昌、銅陵渡過長江，在江蘇無為附近集中，然後按規定路綫北上。”12 月中旬之後，國民黨通過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也是新四軍的頂頭上司）再三下令催促新四軍於12月底以前北渡過江，而按照國民黨指定的北渡地點，則是日偽的強大力量所在，所以，新四軍在如何北渡，何時北渡，走什麽路綫北渡方面與國民黨展開了鬥智鬥勇的周旋。12月23日，中共中央軍委命令皖南部隊全部以戰備姿態繞道茂林、三溪、寧國、朗溪到溧陽，然後待機北渡。26日，中共中央又電項英，對他們一再拖延、遲遲不願北移提出了批評。12月28日項英召開會議，决定遵守中共中央指定的北移路綫：嚮南繞道茂林、三溪、旌德、寧國，迂回天目山到溧陽。
事變經過
1941年1月4日夜晚，新四軍軍部和皖南部隊9000餘人由涇縣雲嶺地區出發，準備分左、中、右三路縱隊，經江蘇南部嚮長江以北轉移。5日，部隊行至茂林地區時，遭到顧祝同無預警地將新四軍軍隊包圍和襲擊。6日，顧祝同與上官雲相率第三戰區之第32集團軍五十二師、四十師8萬多人，在蔣介石命令下，嚮新四軍發起總攻，並強令“徹底加以肅清”。1月7日，新四軍到達旌德以北的星潭地區，被國民黨部隊阻住。葉挺軍長决心強攻星潭，殺開一條血路繼續前進。但可惜這個意見未被采納，貽誤了戰機，被迫循原路返回丕嶺以西。8日，上官雲相所部憑着絶對優勢的兵力和火器，瘋狂衝鋒。上官雲相還傳了蔣介石的手令：活捉葉挺奬十萬元，活捉項英、袁國平各奬五萬元。葉挺軍長親臨前綫指揮作戰。1月12日晚，葉挺在石井坑親自組織突圍。雙方火綫衝突進行了七天七夜，新四軍因兵力薄弱陷於絶境。為保全部隊，葉挺根據中共中央東南局副書記饒漱石的意見，致書上官雲相，指責其“背信棄義”，表示願往上官總部協商。14日葉挺一到上官處即被扣押，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於突圍時陣亡。同日，新四軍茂林陣地完全被占領。全軍約9000人，除約2000人在黃火星、傅秋濤率領下突圍外，大部被俘、失散或陣亡。
後續事件
1941年1月17日，蔣介石發佈命令，宣佈新四軍為“叛軍”，取消新四軍番號，將葉挺交軍事法庭審判。針對蔣介石取消新四軍番號的决定，中國共産黨進行回擊，指示八路軍、新四軍在軍事上自衛，在政治上反攻。1月18日重慶《新華日報》發表了周恩來同志的親筆題詞：“為江南死國難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同日，中共中央發言人發表談話，揭露皖南事變的真相，聲討國民黨反共頑固派摧殘抗日力量、破壞統一戰綫的滔天罪行。 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軍委發佈重建新四軍軍部的命令，任命陳毅為新四軍代理軍長，饒漱石為政委。張雲逸為副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賴傳珠為參謀長，鄧子恢為政治部主任，並把華中新四軍部隊統一整編為七個師，繼續領導新四軍堅持長江南北敵後抗日鬥爭。新四軍成為華東戰場上轉戰大江南北，抗擊日寇的决定力量。
１９４１年３月，國民黨當局在江西上饒興建上饒集中營，囚禁了在皖南事變中被俘、被扣押的新四軍將士和共産黨員６００多人。１９４２年６月，侵華日軍進犯浙贛鐵路沿綫。國民黨第三戰區司令部撤往閩北建陽，上饒集中營亦嚮閩北遷移。１７日下午，集中營第六中隊秘密黨支部的領導人抓住時機，在武夷山市赤石舉行暴動。全隊８０餘人成功地脫獄。
1990年初，為紀念皖南事變新四軍將士殉難五十周年，在涇縣城郊的水西山修建皖南事變烈士陵園。占地 15公頃，建築面積7000平方米。
主要人物
葉挺（1896~1946年），原名為詢，字希夷，廣東惠陽人(今天屬惠州市惠陽區秋長街道辦事處)，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建者之一。毛澤東曾當面稱他是“共産黨第一任總司令，人民軍隊的戰史要從你寫起”。他開創人民
軍隊之路的功績以及崇高的氣節，將永世流芳。1924年赴蘇聯東方勞動大學與軍事學校學習。1925年回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曾任國民革命軍獨立團團長、二十四師師長、十一軍軍長。1927年先後參加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抗戰時任新四軍軍長。1941年皖南事變時被國民黨非法逮捕，先後被囚於江西上饒，湖北恩施，廣西桂林等地，最後移禁於重慶“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集中營，身陷囹圄，堅貞不屈，曾作《囚歌》明志。1946年3月4日，由於中共中央的堅决要求，始獲自由。出獄後即電中共中央請求加入中國共産黨，於3月7日經中共中央批準。4月8日自重慶飛返延安，途中於山西省興縣黑茶山因飛機失事遇難。
項英(1898.5─1941)，原名德隆。化名江俊、江鈞。湖北黃陂人。１９２２年加入中國共産黨。在中共三大、六大上分別被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１９２６年至１９３０年期間，曾任湖北省總工會黨團書記、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兼上海總工會黨團書記。１９３１年後，任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中華蘇维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職。紅軍主力長徵後，任中共中央江西分局書記，中央蘇區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在贛粵邊堅持遊擊戰爭。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共中央東南局書記、新四軍副軍長兼政委。１９４１年１月，在國民黨反動派發動的皖南事變中，被叛徒殺害。
《新四軍》揭秘“皖南事變”
“皖南事變”是如何發生的？軍長葉挺和政委項英的矛盾是怎麽回事？“八一”建軍節期間將在央視一套黃金檔播映的26集電視連續劇《新四軍》，以準確的歷史史料和扣人心弦的故事情節，嚮觀衆展示了新四軍的光輝歷史，其中，最引人註目的是作品精心塑造了一個“犯了錯誤的無産階級革命傢項英”的形象。
早在劇本醖釀時，全國重大題材辦公室就嚮劇組傳達了中央近幾年對項英的評價：“項英的錯誤是一個‘無産階級革命傢’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和特定的環境中犯的錯誤，要實事求是，準確、辯證地看待項英的錯誤。”這成了劇組塑造項英的原則。
項英早年投身於黨的工人運動，以後到江西蘇區；紅軍長徵以後，他和陳毅等人堅持了3年多的贛南遊擊戰，抗戰爆發後，南方各省的遊擊隊改編為由葉挺任軍長、項英任政委的“國民革命軍新編陸軍第四軍”即“新四軍”，劇中通過諸多細節，展示了項英對黨忠誠、工作認真、艱苦樸素、關心同志等優秀品質。比如軍部為了照顧項英，給他開了小竈，項英卻把僅有的一點肉撥給傷員吃，自己偷偷地吃野菜；他和葉挺在許多具體問題的認識上有分歧，但在生活上他無微不至地照顧葉挺。有人嚮他反映葉挺生活上鬧所謂特殊化時，項英勃然大怒，嚴肅地批評了這個同志的狹隘心態，堅持要他嚮葉挺道歉。馮國慶的表演細膩真實，把人物可親、可敬、可愛的一面展露無遺。
在當時復雜的形勢下，項英對貫徹黨中央既定的新四軍東進戰略優柔寡斷，對國民黨蔣介石消滅新四軍的陰謀嚴重估計不足，最終導致了“皖南事變”。對項英在思想認識上的偏頗，個人作風上的專斷，劇中都給予了真實的披露。儘管項英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犯了如此嚴重的錯誤，但他畢竟是一個“犯了錯誤的無産階級革命傢”，劇中，寧海強導演為項英在山洞犧牲這場重頭戲，精心設計了一個重要細節：項英給黨中央、毛主席寫了一封信，對自己的內心世界進行剖白。儘管沒有史實的依據，但創作者們認為這個藝術虛構的細節，比較符合大傢目前對項英這個人物的理解和評價。山洞裏的項英被叛徒的子彈擊中，生命垂危，馮國慶飾的項英雙眼熱淚盈眶，喃喃道：“黨中央、毛主席：我本來想結束自己的生命，因為死很簡單，活着還要面對考驗。但我寧願活着去見你們，請求中央對我的處分，無論是降職、罷官、判刑或槍决我都無條件接受，因為是我葬送了幾千名兄弟姐妹的生命……”有關部門在審片時認為，該劇“重大史實無誤，題材很有份量，具有填補空白的意義。”
歷史思考
嚮北發展，嚮敵後發展，避開蔣介石的重圍，也是共産黨中央對新四軍的既定方針，因此，延安方面的黨中央也多次致電新四軍及早北渡，以圖新的發展，衹是北渡的路綫和方式交由新四軍自己决定，由於新四軍遲遲不執行北渡的命令，既遭到了黨中央的不滿和批評，也讓蔣介石找到了消滅新四軍的藉口，並使蔣介石最後下了消滅新四軍的决心。由此可見，選擇合適的地點和路綫早日北渡是有利於我黨我軍的。那麽，新四軍何以拖延命令，遲遲不行動，以致給國民黨武力消滅新四軍以有利的口實呢？從表面看，新四軍遲遲不動的原因是：從皖南駐地直接北上渡江將面對日寇的強大力量，而嚮東繞道蘇南渡江卻面臨着國民黨的層層阻礙，以當時的新四軍軍長葉挺的設想是執行嚮東到蘇南而北渡的路綫，並嚮當時的戰區上司做了工作，而且，也做出了國民黨可能發生阻擊的應對措施，以當時的新四軍的力量和我軍靈活的戰術，如果在東進中遭到國民黨的阻擊也完全有信心和能力戰勝之，衹可惜，當時的葉挺軍長衹是一個擺設，他雖然名義上是中將軍長，可對新四軍的權力沒有半點，實際掌握新四軍大權的是當時任中共東南局書記，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新四軍分會書記，新四軍副軍長（實際是政治委員）的項英，因為葉挺不是黨員，當時有關軍事方面的會議葉挺沒資格參加，與黨中央的重要電文來往和一些機密文件葉挺沒權看閱，葉挺實際上已經成了一個名義上的軍長，連一個司令部的參謀處長都不如。所以，他在事變後《皖南被囚抒憤》中這樣寫道：“三年軍長，四次辭呈，一朝革職，無期徒刑”，其實，他不僅四次辭呈，而且還出走過兩次，一次是周恩來把他送回皖南，一次是袁國平去重慶把他接回皖南，據此，可以反映出他在新四軍的處境，以及和項英的關係。這為悲劇的發生埋下了伏筆。
以項英為主的皖南新四軍對北渡先是采取了拖的態度，而後，在中央的再三命令，嚴辭批評下，他纔遲遲的執行了東進北渡計劃，而此時國民黨蔣介石也早已下了消滅新四軍决心，並嚴令顧祝同執行，但即使這個時候，東進路綫如果按照葉挺的計劃和建議進行，也是可以避免悲劇的發生的，就在項英做出東進的决定後，他卻率新四軍嚮南出發，對外稱先嚮南，再嚮東到蘇南，而嚮南即是茂林山區，這裏山路崎嶇險關層疊，這給國民黨包圍並消滅皖南新四軍創造了地利上的條件，顯然，嚮東還有生機，嚮南是極大的涉險。
為什麽皖南新四軍遲遲不肯執行北渡計劃？為什麽在不得已東進北渡時又嚮南出發？而且還帶着新四軍的全部傢當，背負沉重的負擔。這給一些歷史學家，乃至當時的黨中央都造成了一定的睏惑和不解，在文革當中的黨史材料中對此次項英的行動評價是“執行了王明的逃跑主義路綫”，在現在最新版的《辭海》中對他此次行動的評價是：“對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陰謀缺乏警惕，在皖南事變中猶豫動搖，處置失當，對新四軍皖南部隊遭受嚴重損失負有責任”。兩次評價雖然不同，但都不能解釋項英的行動。從《皖南事變》書中對項英人物的細緻描寫塑造中，瞭解了項英的思想深處存在的極陰秘的個人想法，正如任何偉大人物者有自己的思想上和性格上的弱點一樣，項英本人也不例外，衹所以他遲遲不執行北渡計劃，又衹所以他南進茂林，是有他自己的整套完整思想的，正是這套思想害了皖南的新四軍，最終也害了他自己。一個人的功過得失、言行及性格的發展，總離不開主觀客觀原因和歷史的現實原因。項英不是神仙，也不是木頭，而是一個具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的活生生的人，是個既有優點，又有錯誤的人。在歷史上，第一，他在1928年中共六次黨代會上當選取為政治局委員和政治局常委，1931年任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後來任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地位比當時的毛澤東同志要高；第二，斯大林曾經對他有過很高的評價，並在單獨接見他時送他手槍和鋼筆；第三，在他任中央局代理書記時，曾比較正確地處理了“富田事件”；第四，項英不願意去江北，曾提出過遠征閩浙到國民黨後方打遊擊的南進計劃，而遭到了陳、粟及中央的反對，在思想想上早就有南進的願望；第五，1940年11月華中指揮部成立：葉挺任總指揮，陳毅任副總指揮，由劉少奇任書記，項英回延安，他心裏會是什麽滋味？新四軍是南方八省遊擊健兒所組成，項英領導了三年遊擊戰爭，又加上三年的皖南艱難締造的新四軍，全部交給別人去領導，葉挺到江北是接總指揮權，項英到江北是交權，這種心態對他的行動能不造成影響嗎？第六，從事變前項英與中央來回的電報中看，中央的口氣很嚴厲，而項英也一連發了三次請求撤職的報告，強烈表示了他對中央批評的不滿。由此不難看出，皖南新四軍遲遲不執行北渡計劃，而不得以執行時卻又嚮南進發，實為項英的個人情緒支配了皖南新四軍的行動，照此分析，他的南進並不是繞道東進，而是圖謀執行他南進國民黨敵後山中打遊擊的戰略計劃，正是項英追求自己目的的這種行動導致了皖南新四軍的慘敗。
還有值得一提的是事變發生後，新四軍被圍困皖南山中時，項英出於個人的某種思想又擅自離隊，放棄了對部隊的指揮，部隊改由葉挺指揮，而葉挺沒有指揮山地突圍作戰的經驗，盲目的打攻堅戰和陣地戰，又導致了新四軍的極大傷亡，假若由擅長遊擊戰的項英來指揮部隊突圍的話，新四軍還會取得有利的戰機反敗為勝或是減少損失。
抗戰期間，炮黨襲擊友軍，強抓壯丁，並且拒絶給予八路軍和新四軍所必需的物資援助。八年間，國民黨軍隊不折不扣的貫徹執行了“風林火山"的四字真言--撤退轉進其疾如風，包抄迂回其徐如林，危害百姓侵掠如火，友軍有難不動如山。這樣的政黨，這樣的軍隊，失去民心，失去天下，再正常不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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