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udyard Kipling | |||
| 約瑟夫·魯德亞德·吉卜林 | |||
| 盧亞德·吉卜齡 | |||
| 吉普林 | |||
| 出生地： | 印度孟買 | ||
閱讀吉卜林 Joseph Rudyard Kipling在诗海的作品!!! | |||
Rudyard Kipling吉卜林的作品在20世紀初的世界文壇産生了很大的影響，他本人也在1907年獲得了諾貝爾文學奬。他是第一個英國諾貝爾文學奬獲得者，也是至今諾貝爾文學奬最年輕的獲得者。此外，他也曾被授予英國爵士頭銜和英國桂冠詩人的頭銜，但都被他放棄了。
由於吉卜林所生活的年代正值歐洲殖民國傢嚮其他國傢瘋狂地擴張，他的部分作品也被有些人指責為帶有明顯的帝國主義和種族主義色彩，長期以來人們對他的評價各持一端，極為矛盾，他筆下的文學形象往往既是忠心愛國和信守傳統，又是野蠻和侵略的代表。然而近年來，隨着殖民時代的遠去，吉卜林也以其作品高超的文學性和復雜性，越來越受到人們的尊敬。
童年生活
吉卜林出生於印度孟買，他出生時的屋子至今還座落在Sir J.J.實用藝術學院（Sir J.J. Institute of Applied Art）的校園裏。他的父親約翰·洛剋伍德·吉卜林（John Lockwood Kipling）是該校的老師，他的母親是艾麗絲·麥剋唐納（Alice Macdonald）。這對夫婦最早於英國斯塔福德郡的魯德亞德湖上訂婚，於是魯德亞德·吉卜林的名字也由此而來。在吉普林6歲時，他同3歲的妹妹被一起送到了英國一間兒童寄養所接受教育，由霍洛威（Holloway）夫人照管，但是直到他12歲離開，他在這裏的生活並不愉快，受到的關愛非常有限，這段經歷可能也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他以後的寫作，尤其是增加了他對孩子的同情心，這在他的許多作品多有體現。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吉卜林在英國這段期間，每個聖誕節都要到他英國的姑姑傢度過，他的姑夫是當時著名的藝術傢愛德華·伯納-瓊斯（Edward Burne-Jones），而他的表弟正是後來的三屆英國首相斯坦利·鮑德溫。
在英國的這段時間內，吉卜林一直寄宿於聯合服務學院，這段經歷也為他後來的小說《斯托基公司》（Stalky & Co.）提供了素材。在結束了英國的這段歷程後，吉卜林於1882年返回了印度，在他父母工作的城市拉合爾（今屬巴基斯坦）開始了第一份工作，為當地一個很小的報紙《公民軍事報》（Civil & Military Gazette）做助理編輯，從此他嘗試性地開始了詩歌的創作，到1883年，他正式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作品。
早年的旅行
到19世紀80年代中期，吉卜林開始以阿拉哈巴德先驅報通訊記者的身份周遊印度全國。此時他的小說創作也蒸蒸日上，僅在1888年1年時間內出版了6部短篇小說。這其中包括著名的《霸王鐵金剛》（The Man Who Would Be King）。
第二年，吉卜林開始了返回英國的長期旅行，他途經了緬甸、中國、日本，又抵達美國，再橫穿大西洋，到達了目的地倫敦。他在同一時期在報紙上發表的From Sea to Sea and Other Sketches, Letters of Travel也正取材於這段經歷。從那時開始，他的知名度迅速增高，他也自己定位為緊跟當時帝國主義節拍的文學聲音，1890年，他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消失的光芒》（The Light that Failed）。同時期內，他也創作了大量的詩歌，其中最著名的可能是《東西方民謠》（The Ballad of East and West）（第一句為“Oh, East is East, and West is West, and never the twain shall meet”）。
如同作傢的職業生涯
1892年，26歲的吉卜林同30歲的卡羅琳·貝爾斯迪爾（Caroline Balestier）結婚，卡羅琳的弟弟曾是吉卜林的好朋友，幾年前已死於傷寒。正當這對新婚夫婦共度他們的旅行蜜月時，吉卜林的銀行賬戶卻突然出了故障，他們手頭的現金衹能夠維持他們到達美國佛蒙特州（貝爾斯迪爾傢族許多成員住在那裏）。於是在接下來的四年裡，他們便住在了佛蒙特州，並在伯瑞特波羅（Brattleboro）小鎮建了一座名叫“Naulakha”的房子（意思是90萬盧比）。至今，這個房子仍然坐落在吉卜林路路邊，鵝卵石質地、深緑色裝飾、寬敞的空間，曾一直被吉卜林摹繪稱成為一艘“船”。也正是在那段時期，吉卜林開始專註於兒童文學的寫作，在1894年和1895年陸續出版了經典之作《叢林之書》和《叢林之書二》（The Second Jungle Book）。但與此同時，許多跡象表明吉卜林夫婦的生活並不美滿，雙方的婚姻衹是為了孩子纔勉強維係。吉卜林的父母從未見過卡羅琳，這對夫婦也在後來他們的兒子死去後變得更加得疏遠。
吉卜林非常喜愛高爾夫球，在佛蒙特州的鼕季，他也經常打雪地高爾夫，有高爾夫愛好者認為也正是吉卜林發明了雪地高爾夫這項運動，但事實上這衹是人們的牽強附會，早在吉卜林出生之前，就已經有許多高爾夫的狂熱愛好者在英格蘭和蘇格蘭的幾條雪地路綫上打高爾夫球的記錄。吉卜林是在英國讀書時學會的高爾夫球，後來回到印度也從未放手，在他的許多關於印度殖民地生活的短篇小說中，高爾夫球也經常被提起（如《山中 故事》，（Plain Tales from the Hills），但是在作品中，他經常嘲笑那些高爾夫的遊戲者為高爾夫機器（golfing set），暗指他們整日遊手好閑、無所是事。
當時吉卜林與他的妻弟有一些矛盾，並最終在法庭上纔得以解决，這讓吉卜林感到十分沮喪，並有了離開佛蒙特州的念頭。1897年，他攜妻子返回了英格蘭，並當年即出版了《勇敢的船長》（Captains Courageous），次年，又出版了小說《斯托基公司》，這些感人的校園故事顯示出吉卜林在愛國主義上模棱兩可的態度，這些取材大部分都來自吉卜林童年寄宿學校的經歷。
從1898年開始，幾乎每年鼕季吉卜林都要到非洲休假，在非洲，吉普林結識了賽西爾·羅茲，開始了他另一篇兒童文學經典作品《原來如此·吉卜林故事集》（Just So Stories for Little Children）的素材收集，這部作品後於1902年出版，他的另一篇經典小說《基姆》也寫於那個時期。
那段時期，吉卜林的詩歌創作也從未停止，主要包括《營房謠》、《白人的負擔》（The White Man's Burden， 1899年）；此外，在寫實文學方面，吉卜林也多有涉及，在關於英國應如何回應德國日益增長的海軍力量的爭論中，吉卜林發表了一係列的文章共同命名為《一個現存艦隊》（A Fleet in Being）。
20世紀初的10年間，吉卜林在文學上的成就達到頂峰，1907年他獲得了諾貝爾文學奬，此間另出版了1906年的《普剋山的小精靈》（Puck of Pook's Hill）和1910年的《報答與仙女》（Rewards and Fairies），後者中包括吉卜林一首極為著名的短詩《如果》，在1995年BBC的“英國人最喜愛的詩”的民意調查中，這首立意於剋製主義和淡泊主義的詩被選為吉卜林最著名的詩。
吉普林反對愛爾蘭地方自治，他和愛華德·卡森（Edward Carson）是很好的朋友，愛華德·卡森是都柏林出生的阿爾斯特工會的領導人，他帶領阿爾斯特的志願者反對愛爾蘭的“羅馬協定”。吉普林曾在1912年寫過一首詩《阿爾斯特》（Ulster）闡述此事，這首詩也直接導致了1912年9月28日50萬人集體簽署阿爾斯特條約的阿爾斯特日。
一戰的影響
生活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那個特定的時代，吉卜林親身體驗了歐洲文明嚮全世界的兇猛擴張，也不可避免的經歷了隨之而來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此期間吉卜林遭受了他人生中最大的痛苦，他的大兒約翰（John）犧牲在1915年的盧斯之戰中，為此吉卜林自責地寫下了“如果有人問我們為什麽死，告訴他們，因為我們的父輩說了謊。”（If any question why we died/ Tell them, because our fathers lied），這句話的來由可能是因為吉卜林送兒子參軍時，為兒子很差的視力做了很多努力纔獲得批準。為了彌補心中的創傷，吉卜林加入了費邊帝國戰爭治喪委員會（現為共和國戰爭治喪委員會），這個組織負責英國戰爭中犧牲人員的墓地建設，吉卜林對這個項目最大的貢獻是為這個項目挑選了一句聖經中的短句“Their Name Liveth For Evermore”，刻在了幾個較大的戰爭墓地的紀念碑上，同時他也記錄了他的兒子所在的愛爾蘭衛隊的歷史。
以後，隨着汽車的普及，吉卜林成為了大不列顛新聞報的駕車記者，並狂熱地寫下了他在英國和國外的旅程。
1922年，由於在作品中多次提到工程師的工作，應多倫多大學土木工程教授的請求，參加土木工程專業即將畢業的學生的畢業典禮，這個典禮被吉卜林命名為“召喚工程師儀式”（The Ritual of the Calling of an Engineer）。現在整個加拿大甚至美國部分大學的土木工程專業的學生畢業都要被贈與一個工程戒指，以示對吉卜林的紀念。
同年吉卜林成為了聖安德魯斯大學的名譽院長，直到1925年。
1935年5月6日，吉卜林為聖喬治皇傢學會作了一個演講，曾警告德國納粹對英國的威脅。
逝世和爭議
吉卜林一直到20世紀30年代早期，仍然繼續不斷地出新的作品，但作品無論從數量還是質量均已不及當年，1936年1月18日，70歲的吉卜林因腦溢血逝世。（一個插麯是，吉卜林生前曾有雜志誤報了他的死訊，當時吉卜林給雜志社回了一封信寫到，“我已經讀到了我死去的消息，請不要忘記把我從訂閱者名單中刪除。”）
吉卜林逝世以後，對吉卜林作品批評的聲音越來越多。到20世紀中期，隨着歐洲各國在全世界的殖民地紛紛獨立，詩歌的寫作形式更為自由，而吉卜林註重寫作韻律的風格也變得落後於時代。還有許多人譴責吉卜林，認為他的作品帶有太多的政治色彩，他們指出，吉卜林在對印度殖民地生活的描繪中，經常表露出對殖民主義的支持，認為沒有歐洲大國的幫助，印度等殖民地國傢就不能生存。這一點在他的小說《基姆》中有所表現，其中在小說開頭部分有一句“他像東方人一樣說謊”（He could lie like an Oriental）備受爭議。此外在吉卜林的詩作中，《白人的負擔》一詩也備受爭議，詩中曾有這樣的語句，（“lesser breeds without the Law”，“Recessional”），殖民地的人民通常是一半是惡魔一半是孩子（half-devil and half-child）。有人認為這首詩是一首諷刺詩，作者衹是在反寓殖民主義擴張和對殖民地人民鎮壓的危險。而殖民主義的支持者則認為這首詩是一首寫實詩，作者的原意正是詩中字面上的意思。無論如何，“Lesser breeds without the law”更像是指德國人而不是印度人。其他類似支持印度沒有西方國傢也能夠很好生存的論調在吉卜林的作品中也能夠清楚地看到，例如在小說《叢林奇譚》中，印度小男孩毛剋利（Mowgli）在危險的環境中勇敢的生存，正是很好的證明。
此外，吉卜林與童軍運動的聯繫也非常緊密。童軍的創始人貝登堡，經常使用《叢林奇譚》和《基姆》中的內容來教育他的童軍成員，甚至直到今天，這些聯繫依然存在，不僅這項運動以《叢林奇譚》的主角印度小男孩毛剋利命名，而且一些童軍中的成年助手也以叢林之書中的名字命名。
吉卜林的許多作品取材自印度，但直到今天，吉卜林在印度的聲譽仍然是相當負面的，因為人們普遍認為他的作品充滿了帝國主義色彩，尤其是一戰前幾年的作品。在印度大學教育有關英國文學的課程中，有關吉卜林的作品，除了大部分兒童文學外，其他很少提及。衹有極少數大學將吉卜林的作品列到了他們的必讀數目裏，而其他英國作傢的作品卻未受影響。反而，在研究帝國主義理論的課程中，吉卜林的作品卻成了重要的研究對象。
以“吉卜林”命名的地點
為了紀念吉卜林，世界各國的許多地點都以吉卜林命名。
在美國，當年在密西根湖北岸修建鐵路時，當時的項目經理（一個吉卜林小說的愛好者）為了紀念吉卜林，將當地的兩個小鎮分別命名為魯德亞德和吉卜林。在蒙大納州還有另一個城鎮也被命名為魯德亞德。20世紀初，在吉卜林的文學事業最為鼎盛之時，加拿大薩斯喀徹溫省東南的一個小鎮也被命名為吉卜林（最初是被命名為魯德亞德，但因為有另一個城市已經有相同的名字，所以後來改為吉卜林）。進入這個城鎮的歡迎符號，是一個書捲軸和一片羽毛，象徵着吉卜林的寫作生涯。
在加拿大多倫多，吉卜林路的一條主要街道（同時也有吉卜林地鐵站），也是以吉卜林的名稱命名的。
在英國，吉卜林也是寄宿學校黑利伯瑞和帝國後勤學院中一棟公寓的名稱。
吉卜林對科幻小說的影響
儘管吉卜林長期以來受人們的爭議不斷，但他仍然對20世紀的文壇産生了巨大的影響。其中一個重要影響是20世紀30年代末期在寫作方式上為坎貝爾式科幻小說的創新提供了很多的藉鑒。
吉卜林對科幻小說的影響主要是通過科幻小說傢約翰·伍德·坎貝爾和海因萊因表露出的，坎貝爾評價吉卜林為“第一位現代科幻小說傢”，海因萊因則表示從吉卜林的作品中學到了一個重要的間接描繪的寫作技巧——通過主角的眼睛和語言來描繪想象中的世界要遠好於生硬的解釋說明，這種寫法也成為了坎貝爾式科幻小說的重要組成部分。
為了嚮英國讀者和美國讀者介紹另人新奇的印度故事，吉卜林在他的作品中經常運用了間接描繪的技巧來完成對陌生環境的描寫，這種技巧在《基姆》中得以全面發展，這部作品也對包括海因萊因在內的一係列科幻小說作傢産生了很大的影響。1912年，在吉卜林的小說《夜郵》（Night Mail）中，間接描繪的技巧得以充分體現，這部小說讀起來已經很接近現代科幻小說（這部小說出版時，海因萊因衹有5歲，但這部小說對海因萊因的未來的創作卻産生了深刻的影響）。
吉卜林在科幻小說界獲得的評價是相當高的，尤其是在被譽為科幻小說黃金年代的20世紀40年代至50年代，如海因萊因和波爾·安德森都對吉卜林有很高的評價，直至現在，吉卜林文學仍然對科幻小說的創作有着很大的啓發，包括如何在道德教育上創作高質量的兒童文學，如何在描述異國風情的軍事冒險題材小說種添加教育小說的元素，如何將樂觀主義與自由主義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等。
萬十字章
吉卜林作品上的萬十字章
許多老版本的吉卜林作品封面，都有一個左嚮的萬十字章（卍），在20世紀30年代以後，為了防止與納粹德國納粹黨的右嚮萬十字章的標志（卐）相混淆，吉卜林下令取消他作品上的所有的萬十字章符號，以防止人們誤以為他對納粹黨的支持。事實上，卍與納粹沒有任何關係，而是取自古印度的宗教符號，為祈求康健和好運之意。
1935年，吉卜林曾作過一個著名的演講，預見性地警告納粹的威脅。
作品的中譯
吉卜林的「叢林之子」，又有作「森林王子」、「叢林故事」等名稱。
徐樸/譯，《叢林傳奇》，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1996年。
陳榮東等人/譯，《叢林之子》，臺北市：國際少年村出版，1998年。
楊琇閔/譯，《叢林故事》，臺北市：寂天文化，2000年、2006年。
鄭雅文/譯，瓦倫提尼/繪圖，《叢林奇談》，臺北市：臺灣麥剋，2002年。
顏湘如/譯，《森林王子》，臺北市：臺灣商務，2003年。
景遏明、楊琇閔/譯，《叢林故事》，臺北市：語言工場出版，2004年。
曹元勇/譯，《叢林之書》，北京市：華夏出版社，2007年。
不著譯者，《泰山王子》，臺北市：寂天文化，2008年。附有光碟片。
張惠凌/譯，《森林王子》，臺中市：晨星發行，2008年。
呂佳蓉/主編，編譯工作小組/譯，《森林王子》，臺北縣中和市：明天國際圖書，2009年。
吉卜林的「吉姆」，也有作「基姆」。
湯新楣/譯，《基姆》，臺北市：遠景出版，1993年再版。
黃若容、周恆/譯，《基姆》，瀋陽市：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
吉卜林的其他作品：
餘文如/譯，《消失的光線》，臺北市：福德機構出版，1982年。
黃鬱文/改寫，Picco/繪圖，《長鼻象》，臺北市：光復，1989年。
郭恩惠/譯，剋莉斯汀娜/繪圖，《獨來獨往的貓》，臺北市：臺灣麥剋，1997年。
郭恩惠/譯，朱裏安諾/繪圖，《大象的鼻子為什麼那麼長》，臺北市：臺灣麥剋，1997年。
遊紫玲/譯，《原來如此的故事》，臺北市：玉山社，1998年。
不著譯者，《勇敢的船長》，臺北市：鹿橋文化，1999年。
孫冰/譯，《白海豹》，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02年。
董霈/譯，麥剋努雪夫/圖，《要做國王的人：權力背後永不屈服的人性》，臺北市：格林文化出版，2004年。
丁纔雲/譯，《談談我自己》，南京市：江蘇教育，2006年。
李紫蓉/改寫、高玉菁/繪圖，《跺腳的蝴蝶》，臺北市：東西出版，2006年。
李紫蓉/改寫、陳佩娟/繪圖，《跟鱷魚拔河的小象》，臺北市：東西出版，2006年。
李紫蓉/改寫、王秋香/插圖，周瑞萍/繪圖，《跟大海玩遊戲的螃蟹》，臺北市：東西出版，2006年。
宋慧芹/改寫，王秋香/繪圖，《烏龜+刺蝟=?》臺北市：東西出版，2006年。
編輯群/改寫，小麥熊貓/繪圖，王秋香/插圖，《犀牛的粗皮外衣》，臺北市：東西出版，2006年。
編輯群/改寫，吳嘉鴻/繪圖，王秋香/插圖，《花豹要學隱身術》，臺北市：東西出版，2006年。
賀道蓉/改寫，孫中曾/繪圖，王秋香/插圖，《大鯨魚的小喉嚨》，臺北市：東西出版，2006年。
陳榮東等人/譯，《白海豹》，臺北市：風雲時代出版，2007年。
不著譯者，《吉卜林短篇小說選》，中國文聯出版社，2009年。
不著譯者，《獨來獨往的貓：諾貝爾大師講童話》，少年兒童出版社，2010年。
趙永芬/譯，《原來如此的故事》，天衛文化，2010年。
不著譯者，《勇敢的船長》，少年兒童出版社，2011年。
相關書籍
簡體字： 陳兵/著，《帝國與認同：魯德亞德‧吉卜林印度題材小說研究》(英文版)，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2007年。
Kipling wa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writers in England, in both prose and verse, in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Henry James said: "Kipling strikes me personally as the most complete man of genius (as distinct from fine intelligence) that I have ever known." In 1907 he was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making him the first English-language writer to receive the prize, and to date he remains its youngest recipient. Among other honours, he was sounded out for the British Poet Laureateship and on several occasions for a knighthood, all of which he declined.
Kipling's subsequent reputation has changed according to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climate of the age and the resulting contrasting views about him continued for much of the 20th century. George Orwell called him a "prophet of British imperialism". Literary critic Douglas Kerr wrote: "He [Kipling] is still an author who can inspire passionate disagreement and his place in literary and cultural history is far from settled. But as the age of the European empires recedes, he is recognised as an incomparable, if controversial, interpreter of how empire was experienced. That, and an increasing recognition of his extraordinary narrative gifts, make him a force to be reckoned wi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