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论史评 》 文史通义   》 简介      章学诚 Zhang Xuecheng

《文史通义》"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 《史通》问世之后，对于后世史论的发展，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因此，宋元期间，相继产生了如郑樵的《通志》、范祖禹的《唐鉴》和吴缜的《新唐书纠谬》等。继宋元之后，明清两代评史论史之风更盛，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堪称能与《史通》匹敌的第二部史学理论巨著。章氏在《文史通义》中，不仅批判了过去的文学和史学，也提出了编写文史的主张。他对编纂史书的具体做法，又表现在他所修的诸种地方志之中。 章学诚（1738-1801年），字实斋，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少年时酷爱文史书籍，且能举其得失。后寓居北京，游于内阁学士朱筠之门，得以遍览群书，并与钱大昕、邵晋涵、戴震诸名流往还甚密，讨论学术源流及异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中进士，其后历主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讲席，纂修和州、永清、亳州等方志。晚年，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器重，入其幕参与《续资治通鉴》纂修，又主修《湖北通志》。章氏著有《史籍考》、《文史通义》、《校雠通义》等。 章学诚为什么撰写《文史通义》呢？由于他对刘知几、郑樵、曾巩等人的史学成就，不是全部肯定，而是吸收他们有益的东西。他说："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余《文史通义》所为作也。"（《志隅·自序》）在章氏看来，刘知几、郑樵、曾巩在史学上各有优点，但却不全面，所以他才写《文史通义》，吸前人之长，加以补充发挥。应当说，章氏的史学观点，正是发展了刘知几等人史学思想而形成的封建社会末期比较完整的史学体系。 《文史通义》共8卷，包括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内篇5卷，外篇3卷。但是，由于该书版本很多，内容不尽一致。1921年，吴兴刘承干所刻《章氏遗书》本，《文史通义》内篇增1卷，又增《补遗》8篇。解放后，中华书局据刘刻本排印，又附增《补遗续》5篇。另外，旧本《文史通义》卷前刊有章学诚次子华绂写的序文一篇，刘刻本未载，解放后排印本补入。 章氏撰写《文史通义》，大约始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至嘉庆六年（1801年）为止，历时20余年。由于版本不同，我们只好综合不同版本的内容，将其涉及史学理论的主要内容，简介于后。 其一，"六经皆史"论。关于我国史学的源流，《文史通义》开卷便宣称"《六经》皆史也"。又说："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易教上》）在《浙东学术》中，进一步阐述："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章氏提出"六经皆史"的命题，以为《六经》皆属先王的政典，记述了古代的典章制度，说明史之源起先于经，并且指明经术乃是三代之史而为后人所重视。虽然"六经皆史"不是章氏的创见，在他之前王守仁已提出"五经亦史"的见解，但是在乾嘉时期，针对"汉学"注重"舍今求古"的考据和"宋学"专尚"空谈性天"的两个极端，"六经皆史"提出学术必须"切合当时人事"，在客观上却有着积极的意义。这个命题的提出，源自章氏史学"经世"的思想，不但将史学的产生上溯至《六经》之前，而且扩大了古史研究的范围，对先秦史学史和史料学的研究作出了贡献。对于"六经皆史"的论述，《文史通义》的《易教》、《书教》、《诗教》、《礼教》、《经解》、《史释》、《浙东学术》等诸篇，均有涉及。 其二，有关历史编纂学问题。这是该书的主要内容之一，散见于《史德》、《说林》、《书教》、《答客问》、《原道》、《释通》、《古文十弊》诸篇中。章氏发展刘知几的史学理论，于"才、学、识"之外，提出"史德"问题。他说："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史德》）具备"义、事、文"方可称为"史学"。"义"指历史观点，"事"指历史事实，"文"则是表达的文笔。在章氏看来，三者以"义"为主，而"事"与"文"不过是求"义"的根据和技巧而已。然后，"义"毕竟是史家主观的东西，那么，如何使主观的"义"与客观的"事"一致呢？章氏认为，"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这是说，史家治史要有尊重历史真实的基本态度，即"填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态度。这里的"天人之际"，是指客观的史实与主观的史家而言，要求史家不以主观的偏见代替客观的史实。所以，章学诚所说"史德"的内容，实际上就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治史态度。只要按照这个要求去做，就"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史德》）这是"欲为良史"的基本条件。 在章氏看来，古来史书就其性质而言，基本可分为两大类，即所谓"撰述"和"记注"（《书教》），或称为"著述"与"比类"（《报黄大俞先生》），又称之为"著述"与"纂辑"（《博约中》）。虽然称谓不尽相同，而含义并无区别。前者指史家的"独断之学"，即史学著作；后者属文献资料汇编，即史料纂辑。章学诚可说是我国古代史学史上，第一个严格区别史著与史料的史学家。 在体例方面，章氏推崇通史，以为通史具有"六便"（即免重复、均类例、便铨配、平是非、去龟酢⑾炅谑拢┖汀岸ぁ保淳呒舨谩⒅骷曳ǎ┑奶氐悖绕涑圃尴裰ｉ?撰述《通志》这种专门的学者。对于纪事本末体，章学诚亦备加赞许，以为"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书教下》），兼有纪传史和编年史所不具备的优点。 其三，把方志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我国方志起源很早，《周官》载外史掌"四方之志"，就是指当时的地方志。自宋元以来，纂修方志之风日盛，清初修志之风更加盛行。但是，把方志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提出系统的理论主张，始自章学诚。章氏不但对方志的性质、内容、体例等问题有独到的见解，而且将其主张贯彻于具体的编修方志的工作中。章氏的有关方志的论述，如今仍保存在《文史通义》和《章氏遗书》中。这是章氏对方志学的杰出贡献。 关于方志的性质，历来把它列入地理类。章学诚认为，方志"乃史体"，与地理不同。而"地理之学，自有专门"（《跋湖北通志检存稿》），二者不能混淆。从性质上划分了方志与地理的区别。至于方志的内容，章氏认为，它既然属历史，专载一方，就不应只重地区沿革，而轻一方文献。因此，在体例上，他主张方志立三书，即记载大事记和人物的"通志"、记载典章制度的"掌故"、记载文献诗文的"文征"，以及作为附录的"丛谈"。为了征集文献资料，便于编修方志，章学诚还提出了各州县建立志科的主张。 由于章学诚是封建社会末期史家，在《文史通义》中，有其高于前人的评论，但也摆脱不了宣扬纲常礼教之例，如他把谤君和怨悱的人说成"乱臣贼子"、"名教罪人"。对于历代史学名著的评论，其观点仍有值得商榷之处。书中所论史实，也存在错误的地方，如全祖望是清初有民族思想的人，他的文集大量表扬明末清初抗清的忠臣义士，章学诚仅从《鲒埼亭集》中看到全氏所撰碑传事有重复，即把全祖望表彰民族气节的一片真心，看成是为自己的文集争体面。这些是我们在阅读《文史通义》时，应加以注意的。
简介 章学诚（1738-1801年），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是我国封建社会晚期一位杰出的史学评论家。他的代表作《文史通义》和刘知几的《史通》一直被视作我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双璧。《文史通义》是章学诚对史学贡献最大的著作。他35岁开始撰写此书，并立下要"成一家之言"的宏伟目标。此书分内篇、外篇和杂篇三部分。其中《浙东学术》一篇，成于逝世前一年。可见该书撰述几乎历30年之久。严格地说，直到逝世，全书并未完成，像很重要的《圆通》、《春秋》等篇，虽早有计划，终未撰成。而今天人们看到的也仅是内外两篇。由于该书无严格义例，而全书在作者生前既未最后定稿，又未排定篇目，为后人留下难题。作者生前曾讲过，想在去世前对自己著作加以整理，最后审录定稿，但未能如愿，临终前数月，只得将全部文稿委托友人王宗炎代为校定。现今流传的刘氏嘉业堂刻《章氏遗书》，就是依据王氏所编之目加以补订刊行的。章氏次子华绂对此书编排并不满意，所以于道光十二年（1832）在开封另行编印了"大梁本"《文史通义》，并在序中说，王氏所编之目并不符合其先人之意。后来流传的《文史通义》，主要就是《章氏遗书》本和"大梁本"两种，而以后者流传最广。 《文史通义》是一部纵论文史，品评古今学术的著作。它不仅是史学园地里的奇葩，而且也是文学批评园地里不可多得的佳作。此书要为著作之林校雠得失，品藻流别，进而讨论笔削大旨，故皆用辩驳评论的体裁为写作方法，而其中心则侧重于史。由于它是"文""史"通义，综合讨论文史理论问题，因而其内容就不像《史通》主要论史，《文心雕龙》主要论文那么单一。除部分篇目是分别论述文史外，好多都是文史兼论。所以要严格划分哪些是专门论文，哪些是专门论史，是比较困难的。事实上除评论文史之外，还有许多篇属于哲学范畴，反映作者对客观世界的看法。正因为全书内容比较庞杂，因而有的学者把它看作是一部学术史，这是不太确切的。 章学诚在学术贡献上最能体现其"成一家之言"精神的有三个方面；一是史学理论上的突破，二是方志学的奠基，三是校雠学的系统与完善。而一二两大方面的内容则全在《文史通义》之中。他那丰富的史学理论，在许多方面都确实做到了后来居上，而这许多方面也确实都超过了刘知几。首先重视史义的研究，并从理论上强调其重要性，这在古代史家当中章学诚是第一人。孔子作《春秋》，记齐桓、晋文争霸之事，通过事实体现孔子的观点和目的。孔子也曾讲过通过史事实现史义，但并未作理论上的论述。杰出史学评论家刘知几的论述重点则是历史编纂学的史学方法论，因而理论上论述史义的重要性便落在章氏身上。正如他自己所言："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家书》二）他所以要重视史义，是因为"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同上书内篇五《史德》）他认为事是对历史事实的记载，文则是观点与事实的表现形式，而观点又是反映作史者的政治主张与政治立场，因此，"史义"的重要就可想而知了。史家编写历史，必须用明确的观点记载历史，总结经验。 其次，提出史家必须具备史德，刘知几提出良史必备才、学、识三长，千百年来一直成为衡量优秀史家标准，章氏在《史德》篇中对此首先加以肯定，又指出根据他的研究，单具"三长"还不足以称良史，作为史家，还必须具备"史德"。什么是"史德"？就是著书者之心术，指史家作史，能否忠实于客观事实，做到"善恶必书，务求公正"的一种品德。他说："史之义出于天，而史之文不能不籍人力以成之"，"故曰心术不可不慎也。"（同上书内篇五《史德》）特别是"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要求把我国古代史学领域"据事直书"传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杰出思想，正是对古往今来历史经验的大总结。 第三，对"六经皆史"思想的大发挥。"六经皆史"说不是章氏首先提出，但他对这一思想发挥得最全面、最彻底。他指出《六经》原来也都是先王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况且古代并无经史之分，把儒家六部著作推上神圣经书宝座，那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之事，从此《六经》就成为封建统治者统治人民的思想基矗 第四，为我国方志学奠基。该书外篇四至六都是方志论文。章氏虽长于史学，但从未得到清政府的重用。因此他把自己的史学理论，用于编修方志的实践中。编修方志在他一生活动中占有相当重要地位，并使他成为方志学建立的极关重要人物。梁启超把他誉为我国"方志之祖"、"方志之圣"。80年代全国修志热潮兴起后，他的方志学说还被用来当作启蒙理论学习，《文史通义》也成为非谈不可、非读不行的热门了。 但该书内容庞杂，结构松弛，又缺少中心议题，各篇之间可以说互不关联，这也许是因为作者一生生活极不安定，全部著作几乎都写于"车尘马足之间"的缘故。 仓修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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