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係統性的史論專著
　　
　　史論又稱史評，包括的範圍十分廣泛，基本上可以概括為史學理論和史學批評兩大類。史學理論指有關史學體例、編纂方法以及史官制度的論述；史學批評則包括評論史事、研討史籍得失、考訂史事正誤異同等。
　　
　　我國史論源遠流長。早在先秦時期，曾出現“百傢爭鳴”的局面。先秦諸子藉評論史事，論證本學派政治觀點的正確性，形成我國早期史論的一種形式。在先秦史籍中，又出現《左傳》中的"君子曰"的另一種形式的史論，這種體例為後世史傢所沿用。自秦漢以來，出現了如《史記》的“太史公曰”、《漢書》的“贊”、《漢記》的“論”、《東觀漢記》的“序”、《三國志》的“評”，以及後史的“史臣曰”（如《資治通鑒》的“臣光曰”）。除此之外，還有一種“序論”，於史篇之前，加入史傢說明著作宗旨、體例源流、評論人物史事的文字，如《史記》、《漢書》等，都有這類“序論”的文字。
　　
　　隨着史學的不斷發展，史學批評也隨之開展起來，出現一種以論述史籍得失、評論史學體例、研究撰史方法為主要內容的新的史論形式。這種新的史論發端於秦漢而完成於唐代。到了唐代，劉知幾繼承前人的批判精神，將這種史學形式發展成"總括萬殊，包吞千有"的史論著作，寫出我國第一部係統性的史論專著《史通》。它兼有史學理論和史學批評兩方面內容，是集唐以前史論之大成的宏偉巨著。
　　
　　劉知幾（661-721年），字子玄，彭城（今江蘇徐州）人。生於唐代名門，父（劉藏器）、兄（劉知柔）都是唐高宗和唐玄宗時的官僚，並以詞章知名於世。劉知幾因傢學淵源，自幼博覽群書，攻讀史學，後又致力文學。他20歲時中進士，任獲嘉（今河南獲嘉縣）主簿。武則天聖歷二年（699年），劉知幾奉調長安，任王府倉曹，並參與編纂《三教珠英》的工作。不久任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又遷為左史，先後參與撰修起居註及唐史。
　　
　　唐中宗景竜二年（708年），遷為秘書少監，又掌修史之事。當時，由於權貴控製史館，史官無著述自由，凡事皆需仰承監修旨意，劉知幾頗不得志。因此衹好"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史通·自敘》）並以一傢獨創之學，對於史館壟斷史學表示抗議。景竜四年（710年），《史通》撰成。
　　
　　此後，劉知幾名聲大揚，遷官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加銀青光祿大夫。唐玄宗時，又遷為散騎常侍。他的官職屢遷，但卻一直兼任史職，先後參與《姓族係錄》、《則天實錄》、《中宗實錄》、《睿宗實錄》、《玄宗實錄》等撰修。
　　
　　《史通》共20捲，包括內篇和外篇兩部分，各為10捲。
　　
　　內篇有39篇，外篇有13篇，合計52篇。其中，屬內篇的《體統》、《紕繆》、《弛張》等3篇，大約在北宋時已亡佚，今存僅有49篇。另有《序錄》一篇，為全書的序文。
　　
　　《史通》的內容，大致可分下述幾個方面：
　　
　　其一，關於史學源流及史官制度。《史通》內篇之開捲，即以《六傢》、《二體》兩篇，根據唐代以前史學的體裁，對我國古代史學的源流進行了總結。首先，它將古代史學分敘六傢，即尚書傢、春秋傢、左傳傢、國語傢、史記傢、漢書傢；總歸二體，即紀傳體和編年體。然後，對六傢、二體的優點和缺點，進行評述。劉氏認為，"丘明傳《春秋》，子長著《史記》，載筆之體於斯備矣。後來繼作，相與因循，假有改張，變其名目，區域有限，孰能逾此？"但是，在論及紀傳體時，卻盛譽《漢書》，並且以為"《尚書》等四傢，其體久廢，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漢書》二傢而已"，則顛倒紀傳體的源流。這是劉知幾推崇斷代的紀傳史的緣故。同時，在《史官建置》、《辨職》、《忤時》諸篇中，劉氏論述了歷代史官建置的沿革，史官的職責，以及唐代官修史書的弊端。
　　
　　其二，關於歷史編纂學。這是《史通》的主要部分，包括編纂體例、編纂方法、史料搜集等方面內容。在編纂體例方面，《史通》論述紀傳史和編年史的體例，而以論述紀傳體為主。《本紀》、《世傢》、《列傳》、《表歷》、《書志》、《論贊》、《序傳》、《序例》諸篇，以具體史籍為例，對紀傳史各組成部分的特點、功用都詳細論述。例如，它指出本紀"既以編年為主，唯敘天子一人"，則應專載"大事"，而不必"巨細畢書，洪纖備錄"。至於"書事委麯"，乃是列傳的任務，並對合傳和附傳作了獨到的論述。《史通》反對作"表歷"，以為"表歷"往往與史傳重複，"成其煩費，豈非繆乎？"對於紀傳史的志書，《史通》主張刪除天文、藝文、五行三種，而增加都邑、方物、氏族等志。又以為"每捲立論，其煩已多，而嗣論以贊，為黷彌甚"，對各史的"論贊"則多持批評的態度。
　　
　　在編纂方法方面，《史通》牽涉範圍廣泛，包括敘事、言語、題目、模擬、斷限、書法、人物、編次、稱謂、煩省等十多種問題，均屬於撰史方法和寫作技巧的內容，有的至今仍有參考價值。例如，劉氏以為"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為工，而敘事之工者，以簡要為主"，指出敘事是撰史的重要手法，而敘事最避忌繁蕪之失。因此，劉知幾主張敘事要"用晦"，以為用晦"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可以達到"一言而巨細鹹該，片語而洪纖靡漏"的目的（《史通·敘事》）。所以，《史通》既總結前史在敘事方面的好經驗，又批評各史存在冗句煩詞、雕飾詞藻的病例，尤其反對駢文入史的做法。又如，在《言語》篇中，劉氏主張記錄歷史的言語，應隨時代的發展而采用當代的語言，以避免"失彼天然"、今古不純的弊??
　　他例舉三傳不學《尚書》之語，兩漢多違《戰策》之詞的例證，反對撰史因襲古人詞句，以記述後世言語，而提出使用"當世口語"撰史，以使"方言世語，由此畢彰"的要求。這些主張都有藉鑒的價值。
　　
　　此外，關於史料的搜集和鑒別問題，劉知幾在《采撰》篇作了專門的探討，以為史傢撰述歷史，如同"珍裘以衆腋成溫，廣廈以群材合構"，需要"徵求異說，采摭群言"，然後成為"不朽"之作。但是，由於史料來源不同，性質各異，尤需加以選擇和鑒別，"苟不別加研核，何以詳其是非？""故作者惡道聽途說之違理，街談巷議之損實"。對於失實的史料，不可低估其危害，以致"毀譽所加，遠誣千載，異辭疑事，學者宜善思之！"
　　
　　其三，關於歷史文獻學。《史通》將唐代以前的歷史文獻，分為"正史"和"雜史"兩大類。所謂"正史"，指先秦經、傳，唐以前的紀傳史和編年史，以及唐代官修諸史；而"雜史"則分為偏記、小錄、逸事、瑣言、郡書、傢史、別傳、雜記、地理書、都邑簿等10種。他在《古今正史》中，先敘述唐以前正史的源流，從《尚書》至唐修諸史，逐一介紹各史的作者、成書經過、體例捲帙、後人註補的內容。然後，在《疑古》、《惑經》、《申左》、《雜說》諸篇中，對唐以前的歷史文獻，進行全面而具體的評述，並指出其矛盾、疏略之處。如《疑古》一篇，就條列10疑，對《尚書》等提出了批評；而《惑經》對《春秋》的批評，竟達12條。總之，《史通》所論範圍極其廣泛，以上概括為主要的三方面，當然不能包括其全面。
　　
　　應當肯定的是，《史通》對我國古代史學作出了全面的總結，提出了較為係統的史學理論，成為唐代以前我國史論的集大成。劉氏的思想及其歷史觀，有幾點是值得重視的。例如：他反對"歷史的宿命論"，以為歷史上任何朝代的興亡，人物的成敗，都不是天命，而是人事。他在《雜說》篇等文中有所論述。他也反對以成敗論英雄之正統歷史觀。在《稱謂》篇、《編次》篇中論述了這個問題。他甚至不主張"內中國而外夷狄"的大漢族主義的歷史觀。至於他敢於懷疑，則史料因此糾正，敢於非聖，則成見因此打破，這些都是他的科學精神。
　　
　　當然，劉知幾受時代和階級的局限，《史通》中有維護封建名教，誣衊農民起義等論述，這說明劉氏也沒有超出封建史傢的立場和觀點。

　　三國雜事二捲（浙江範懋柱傢天一閣藏本），宋唐庚撰。庚字子西，眉州丹棱人。紹聖中登進士第，調利州治獄掾，遷閬中令，人為宗學博士。張商英薦，除提舉京畿常平。後坐為商英賦內前行，謫居惠州。大觀五年赦歸，道卒。事跡具《宋史·文苑傳》。是書雜論三國之事，凡三十六條，並自序一篇，後人皆編入庚文集。考《宋志》載庚集二十二捲，與今本同，似此書原在集內。然晁氏、陳氏《書目》皆載庚集十捲，知今本析其一捲為兩捲，又益以此書二捲為二十二捲，實非原本。故《永樂大典》載此書，亦別為一編，不著文集之目。今仍別為二捲，以還其舊。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庚之文長於議論，今觀其論諸葛亮寬待法正，及不逾年改元事。論荀彧爭曹操九錫事，皆故與前人相反。至亮之和吳，本為權計，而以為王道之正。亮拔西縣千餘傢，本以招安，而以為擾纍無辜，皆不中理。又謂商無建醜之說，謂張掖石圖即河洛之文，而惜無伏羲、神農以識之，尤為紕繆。然其他議論可采者頗多。醇駁並存，瑕瑜不掩，固亦尚論者之所節取耳。出《四庫總目提要》

　　《文史通義》"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
　　
　　《史通》問世之後，對於後世史論的發展，起了承前啓後的作用。因此，宋元期間，相繼産生了如鄭樵的《通志》、范祖禹的《唐鑒》和吳縝的《新唐書糾謬》等。繼宋元之後，明清兩代評史論史之風更盛，而章學誠的《文史通義》，堪稱能與《史通》匹敵的第二部史學理論巨著。章氏在《文史通義》中，不僅批判了過去的文學和史學，也提出了編寫文史的主張。他對編纂史書的具體做法，又表現在他所修的諸種地方志之中。
　　
　　章學誠（1738-1801年），字實齋，浙江會稽（今浙江紹興）人。少年時酷愛文史書籍，且能舉其得失。後寓居北京，遊於內閣學士朱筠之門，得以遍覽群書，並與錢大昕、邵晉涵、戴震諸名流往還甚密，討論學術源流及異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中進士，其後歷主保定蓮池、歸德文正等書院講席，纂修和州、永清、亳州等方志。晚年，得到湖廣總督畢沅的器重，入其幕參與《續資治通鑒》纂修，又主修《湖北通志》。章氏著有《史籍考》、《文史通義》、《校讎通義》等。
　　
　　章學誠為什麽撰寫《文史通義》呢？由於他對劉知幾、鄭樵、曾鞏等人的史學成就，不是全部肯定，而是吸收他們有益的東西。他說："鄭樵有史識而未有史學，曾鞏具史學而不具史法，劉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餘《文史通義》所為作也。"（《志隅·自序》）在章氏看來，劉知幾、鄭樵、曾鞏在史學上各有優點，但卻不全面，所以他纔寫《文史通義》，吸前人之長，加以補充發揮。應當說，章氏的史學觀點，正是發展了劉知幾等人史學思想而形成的封建社會末期比較完整的史學體係。
　　
　　《文史通義》共8捲，包括內篇和外篇兩部分，內篇5捲，外篇3捲。但是，由於該書版本很多，內容不盡一致。1921年，吳興劉承幹所刻《章氏遺書》本，《文史通義》內篇增1捲，又增《補遺》8篇。解放後，中華書局據劉刻本排印，又附增《補遺續》5篇。另外，舊本《文史通義》捲前刊有章學誠次子華紱寫的序文一篇，劉刻本未載，解放後排印本補入。
　　
　　章氏撰寫《文史通義》，大約始於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至嘉慶六年（1801年）為止，歷時20餘年。由於版本不同，我們衹好綜合不同版本的內容，將其涉及史學理論的主要內容，簡介於後。
　　
　　其一，"六經皆史"論。關於我國史學的源流，《文史通義》開捲便宣稱"《六經》皆史也"。又說："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易教上》）在《浙東學術》中，進一步闡述："三代學術，知有史而不知有經，切人事也；後人貴經術，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談經，似於人事之外別有所謂義理矣。"章氏提出"六經皆史"的命題，以為《六經》皆屬先王的政典，記述了古代的典章制度，說明史之源起先於經，並且指明經術乃是三代之史而為後人所重視。雖然"六經皆史"不是章氏的創見，在他之前王守仁已提出"五經亦史"的見解，但是在乾嘉時期，針對"漢學"註重"捨今求古"的考據和"宋學"專尚"空談性天"的兩個極端，"六經皆史"提出學術必須"切合當時人事"，在客觀上卻有着積極的意義。這個命題的提出，源自章氏史學"經世"的思想，不但將史學的産生上溯至《六經》之前，而且擴大了古史研究的範圍，對先秦史學史和史料學的研究作出了貢獻。對於"六經皆史"的論述，《文史通義》的《易教》、《書教》、《詩教》、《禮教》、《經解》、《史釋》、《浙東學術》等諸篇，均有涉及。
　　
　　其二，有關歷史編纂學問題。這是該書的主要內容之一，散見於《史德》、《說林》、《書教》、《答客問》、《原道》、《釋通》、《古文十弊》諸篇中。章氏發展劉知幾的史學理論，於"纔、學、識"之外，提出"史德"問題。他說："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史德》）具備"義、事、文"方可稱為"史學"。"義"指歷史觀點，"事"指歷史事實，"文"則是表達的文筆。在章氏看來，三者以"義"為主，而"事"與"文"不過是求"義"的根據和技巧而已。然後，"義"畢竟是史傢主觀的東西，那麽，如何使主觀的"義"與客觀的"事"一致呢？章氏認為，"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這是說，史傢治史要有尊重歷史真實的基本態度，即"填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態度。這裏的"天人之際"，是指客觀的史實與主觀的史傢而言，要求史傢不以主觀的偏見代替客觀的史實。所以，章學誠所說"史德"的內容，實際上就是"盡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治史態度。衹要按照這個要求去做，就"足以稱著書者之心術矣"。（《史德》）這是"欲為良史"的基本條件。
　　
　　在章氏看來，古來史書就其性質而言，基本可分為兩大類，即所謂"撰述"和"記註"（《書教》），或稱為"著述"與"比類"（《報黃大俞先生》），又稱之為"著述"與"纂輯"（《博約中》）。雖然稱謂不盡相同，而含義並無區別。前者指史傢的"獨斷之學"，即史學著作；後者屬文獻資料匯編，即史料纂輯。章學誠可說是我國古代史學史上，第一個嚴格區別史著與史料的史學家。
　　
　　在體例方面，章氏推崇通史，以為通史具有"六便"（即免重複、均類例、便銓配、平是非、去龜酢⑾炅謔攏┖汀岸ぁ保淳嘸舨謾⒅骷曳ǎ┑奶氐悖繞涑圃尷裰ｉ?撰述《通志》這種專門的學者。對於紀事本末體，章學誠亦備加贊許，以為"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决斷去取，體圓用神"（《書教下》），兼有紀傳史和編年史所不具備的優點。
　　
　　其三，把方志作為一門專門的學問。我國方志起源很早，《周官》載外史掌"四方之志"，就是指當時的地方志。自宋元以來，纂修方志之風日盛，清初修志之風更加盛行。但是，把方志作為一門專門的學問，提出係統的理論主張，始自章學誠。章氏不但對方志的性質、內容、體例等問題有獨到的見解，而且將其主張貫徹於具體的編修方志的工作中。章氏的有關方志的論述，如今仍保存在《文史通義》和《章氏遺書》中。這是章氏對方志學的傑出貢獻。
　　
　　關於方志的性質，歷來把它列入地理類。章學誠認為，方志"乃史體"，與地理不同。而"地理之學，自有專門"（《跋湖北通志檢存稿》），二者不能混淆。從性質上劃分了方志與地理的區別。至於方志的內容，章氏認為，它既然屬歷史，專載一方，就不應衹重地區沿革，而輕一方文獻。因此，在體例上，他主張方志立三書，即記載大事記和人物的"通志"、記載典章制度的"掌故"、記載文獻詩文的"文徵"，以及作為附錄的"叢談"。為了徵集文獻資料，便於編修方志，章學誠還提出了各州縣建立志科的主張。
　　
　　由於章學誠是封建社會末期史傢，在《文史通義》中，有其高於前人的評論，但也擺脫不了宣揚綱常禮教之例，如他把謗君和怨悱的人說成"亂臣賊子"、"名教罪人"。對於歷代史學名著的評論，其觀點仍有值得商榷之處。書中所論史實，也存在錯誤的地方，如全祖望是清初有民族思想的人，他的文集大量表揚明末清初抗清的忠臣義士，章學誠僅從《鮚埼亭集》中看到全氏所撰碑傳事有重複，即把全祖望表彰民族氣節的一片真心，看成是為自己的文集爭體面。這些是我們在閱讀《文史通義》時，應加以註意的。

　　（第五稿）
　　唐志拔 辛元歐 鄭明
　　2004年9月9日

　　《宋論》是王夫之的史學名著,前人曾給予極高評價。但它也含有不少相對保守的思想,主要表現為實踐主張消極,財政思想落後,法治觀念陳舊,對言論建策反感,而且性別歧視、階級歧視十分嚴重。從王夫之晚年的這些思想來看,他基本上還是一個傳統的士大夫。

　　《讀通鑒論》是王夫之畢其一生心血，從69歲開始動筆寫作，在其逝世前纔完成的一部史論。它藉引司馬光《資治通鑒》所載史實，係統地評論自泰至玉代之間漫長的封建社會歷史，分析歷代成敗興亡，盛哀得失，褒隊物，總結經驗，引纔鑒今．探求歷史發展進化規律，尋求民族復興的大免全書約60餘萬字，分為50捲，每捲之中，以朝代為別；每代之中，以帝王之號為目，共船目，目下又分作一個個專題；另在“捲末”附有“敘論”四篇。該書文采飛揚，議論縱橫，新見選出，論點精到，堪稱傳統史論中最係統、最精彩的傑作，同時也全面地反映了王夫之進步的歷史現和政治思想傾嚮。
　　“推本得失之原，立一成之型”
　　《讀通鑒論》是明末清初卓越思想傢王夫之有關古史評論的代表作之一。
　　
　　作者
　　王夫之，字而農，號薑齋，湖南衡陽人，晚年隱居衡陽石船山，學者尊稱為船山先生。生於明萬歷四十七年（1619年），崇禎十五年（1642年）壬午科舉人。明亡後參加南明抗清鬥爭，後來放棄政治活動，退隱鄉閭間，在極艱苦的條件下，以著述終其身，共計成書數十種，達300餘捲。
　　《讀通鑒論》是王夫之閱讀司馬光的歷史巨著《資治通鑒》的筆記，全書30捲，其中秦1捲，西漢4捲，東漢4捲，三國1捲，晉4捲，宋、齊、梁、陳、隋各1捲，唐8捲，五代3捲，另附《敘論》4篇為捲末。
　　這不是一部單純的歷史著作。首先，它是閱讀另一部歷史巨著的筆記，其中每一節都是針對《通鑒》所記的某一段史實而發的議論，如果不參照《資治通鑒》而單讀《讀通鑒論》，就會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其次，這部書是一個思想傢的歷史沉思錄。它既折射了明清之際那段血與火的歷史之光，又積澱了一個當時心境極為痛苦與矛盾的思想傢的深邃反思。所以，總體水平遠超出一般史書。
　　王夫之是一個忠於明王朝，又具有濃厚漢民族意識的文人。對於明亡於清這一事實，他從其字裏行間透溢出痛苦和悲憤。但是，他並沒有簡單地藉古史來發泄自己的民族義憤，而是希望“推本得失之原”，“立一成之型”，所以，其史論具有巨大的現實感。明亡後，若幹史學家探討其滅亡原因，或批評政治混亂，或分析制度弊端，或抨擊君主專製及其流弊，深度不一。其中，以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為代表的批判專製君主制度的思想最為深刻。王夫之與大多數史學家不同，他不僅具有這種現實感，而且能將其與歷史的沉思融合起來，試圖從中總結出更高層次的歷史哲學來。
　　首先，他清醒地反觀自身，認為“夷狄之蹂躪中國，亦非必有固獲之心，中國致之耳。”於是他在《讀通鑒論》中，批評君主與大臣聚斂財富，批評君主貪巧自矜濫殺忠良，批評姦臣敗壞綱紀使國傢衰微，批評大臣擁兵自重強枝弱幹，批評學風日衰邪說日盛，批評縱客商賈捨本逐末，批評姦臣引狼入室屈膝投降……批評幾乎涉及到歷代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在他心目中，前朝舊事衹不過是明朝現實而已。
　　其次，在歷史的沉思中，王夫之得到了一個啓示，就是“事隨勢遷而法必變”。他從遠古人類的“異於禽獸無幾”與今天人類文明中看到了“世益降，物益備”；從三代的“瀋酗”、“淫奔”、“黷貨”與唐代的“天下帖然受治”中看到了今未必不如昔；從三代的封建諸侯與秦始皇改郡縣製的成功中看到了“勢相激而理隨以易”。歷史的變化使王夫之得出了一個哲理性的結論：“勢之順者，即理之當然者矣”，也就是說，順應歷史潮流的就是合理的。
　　“理勢合一”、“理因乎勢”是王夫之在歷史沉思中得出的最有光彩的結論。“變”是這個歷史哲學的核心。正是在此思想指導下，王夫之批判了封建史學中最要害的命題“正統論”，“統者，合而不離，續而不絶之謂也”，就是說，所謂“統”是統一了國傢並能較長久地持續下去的政權，不論是靠武力統一的，還是靠陰謀“篡弒”而來的，衹要它順應了大勢，使國傢“合而不離，續而不絶”，就是合理的、正統的，並不在乎它姓李還是姓趙。他說：“論之不及正統者，何也？
　　曰，正統之說，不知其所自昉也。自漢之亡，曹氏、司馬氏乘之，以竊天下，而為之名曰禪。於是為之說曰，必有所承以為統，而後可以為天子，義不相授受而強相綴係，以揜篡奪之跡，抑假鄒衍之邪說，與劉歆歷傢之緒論，文其詖辭，要豈事理之實然哉。”史書從朱熹著成《通鑒綱目》以後，正統的爭論已成為封建史學家所最關心的事，甚至影響到宋、遼、金三史的修撰，遲遲未能定稿。而王夫之此說完全粉碎了那些一無可取的謬論。如果說黃宗羲是從明代政治、經濟、文化的現實出發得出了批判明朝君主專製的理論，那麽，王夫之則是從歷史的不斷變化發展中得到了這一思想。千百年來，天不變道亦不變，宋元以來，為一傢一姓而爭正統的喧吵熱鬧非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成則為王、為神、為聖，便是得天命、當正統，永遠私有天下，無人敢說不字。而黃宗羲、王夫之卻否定了這天經地義的結論，從歷史變化上指出了順應“勢”者纔合天理，無疑是一個進步。
　　當然，歷史遺留的負擔畢竟太沉重了，傳統文化在他身上積澱的畢竟太深厚了，當這位思想傢在進行歷史沉思時，常常不自覺地沿襲了傳統歷史觀與道德觀，陷入傳統的保守觀念之中。如他認為封建君主不能變，能變的衹是具體的措施與制度；封建思想觀念不能變，能變的衹是個別的方法與觀點，這便成了王夫之思想中一個永遠難以擺脫的矛盾。他理智上承認“勢之所趨”即“理”這一哲學命題，但感情上卻不能接受真正撲面而來的“勢”。他駡與正統理學相左的學派，如宋代的蘇學、浙學及明代李贄等人的異端史學，指斥李贄的《藏書》為害尤烈。當張獻忠請他加入起義隊伍時，他“剺面傷腕，誓死不肯”，而清兵南下時，他卻舉兵反抗，將民族大義與忠君思想糅在一起。所以，在閱讀《讀通鑒論》時，既要註意到他表露的進步史學思想，也不能忽視那些阻礙這種思想升華的種種保守因素。
　　
　　書評
　　《讀通鑒論》是王夫之晚年係統的史論代表作之一。作者認真研讀了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結合當時的社會政治現實，總結歷史經驗，有感而發，隨事闡述自己的見解、主張和思想認識。對歷史上的治亂興衰作了多方面的評論。全書約六十餘萬字，按朝代分為三十捲，捲末又附有《敘論》，沒有篇題。
　　全書內容豐富，集中表現了作者發展進化的歷史觀。他痕恨明王朝的腐敗政治，主張改革；反對分裂，主張國傢統一，反對民族壓迫；還以樸素的唯物主義對宋明以來的唯心主義道學進行了批判。作者有意識地把評史與論政治結合起來。他認為“讀古人之書”必須“揣當今之爭”，才能“為治之資”。因此王夫之的史論著作不僅貫穿着他的史學思想理論，也滲透了他的政治思想理論。
　　在對宋、明理學家厚古薄今，推崇“三代盛世”，妄稱三代以下“人欲橫流”、主張“法先王”的復古倒退思想進行批判時，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指出唐虞以前完全處於未開化的野蠻狀態，而三代則是“國少而君多……暴君橫取”，人民“稭面鳩刑，衣能結而食草木”，社會落後生活艱苦，根本也不是值得嚮往的盛世《讀通鑒論》捲二十。“世益降，物益備”《讀通鑒論》捲十九，隨着歷史的發展，物質生活纔日益豐富起來，歷史是不斷發展進步的，古代的辦法是治理古代天下的，不一定能通用於今天，沒有一成不變的制度法令和治國之道，必須“趨時更新”，“事隨勢遷而法必變”。
　　在對歷史發展的認識上，《讀通鑒論》指出“生有生之理，死有死之理，治有治之理，亂有亂之理，存有存之理，亡有亡之理。天者，理也，其命，理之流行者也……。違生之理，淺者以病，深者以死。人不自知而自取之，而自昧之……夫國傢之治亂存亡，亦如此而已矣。”捲二十四國傢的治亂存亡與人的生死壽夭一樣都有自己的規律，並且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被人所認識和掌握的。基於這種思想認識，作者認為秦始皇廢除分封行郡縣，是歷史進步和歷史發展趨勢的必然結果，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秦代以下，郡縣製“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勢之所趨，豈非理而能然哉？”捲一，被分封行郡縣變革的成功是順應了“勢之所趨”，符合“理”——歷史發展客觀規律的結果。作者還進一步帶證地指出“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罷侯置守，而天假其私而行其大公”捲一，秦始皇是出於“私天下”的動機而實行郡縣製的，而歷史規律的必然性又恰恰是通過秦始皇主觀動機這一偶然性體現出來的。
　　此外《讀通鑒論》一書在分析評論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時，多有獨到見解和中肯意見，又能一一例舉，但也有其局限，作者同情農民的疾苦，痛恨反動統治的腐敗，主張改革，但其認識還局限於對原有制度的改良，沒有認識到從根本上改變封建制度的必要。

　　本書涵蓋了韓先生講座十二講的內容，包括秦始皇、李斯、項羽、高祖、呂後、韓信、張良、周亞夫、文、景兩皇后、漢武帝及司馬遷與《史記》,它選取的人物主要集中在秦漢部分。該書在每一講講稿之後附上了歷代對所講主要人物或相關人物的評價與相關詩歌，以助讀者深入理解講稿內容。

　　有文學感的人一般也都有歷史感。因為文學是人學，史學也是人學。沒有人，就不會有歷史，也不會有文學。所以，要想理解歷史，必須參透人性。

　　公元前140年，年僅16歲的劉徹即位，他就是我國歷史上赫赫有名的漢武帝。漢武帝在位54年期間，勵精圖治，對內廣攬人才，創設制度，發展經濟；對外徵伐四夷、開通西域，從而使漢王朝走嚮鼎盛。漢武帝是一位有雄纔大略、富於進取精神的帝王,在我國歷史上，他第一次確立了儒傢在國傢思想文化領域的主導地位。第一次實現了中西方大規模文化交流與融合。班固在《漢書·漢武帝》中這樣評價，“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傢，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纔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在歷史上把這段時期稱為漢武盛世。
　　
　　　　綜觀我國古代代史的進程，真正當之無愧的“盛世”，從時間跨度而言其實並不太長。但它一旦出現，就以國傢統一、社會穩定、經濟發展、文化繁榮、吏治清明，在歷史上留下了光彩奪目的篇章，賦予歷史以巨大的推動力。然而，不無遺憾的是，每一個特定歷史階段的“盛世”，大多難以維持很長時間，衰亂之局接踵而至，幾乎是無可回避的歷史歸宿。本講旨在展現中國漢武盛世的現狀，對其形成、發展、衰落進行歷史的透視。

　　吳晗講歷史：歷史的鏡子
　　
　　2009年是吳晗先生誕辰一百周年，逝世四十周年。出版本書，是為紀念吳晗先生，緬懷他在史學上的成就，促進歷史科學的繁榮和發展。本書共選輯了作者在各個歷史時期所發表的有代表性的歷史論著共四十篇。為便於讀者瞭解作者寫作背景和思想發展的過程，基本根據文章發表次序先後排列。本書是著名的歷史學家吳晗先生的一本歷史文集。

　　在浩瀚的歷史海洋裏，究竟有多少被粉飾的史事？究竟有多少被隱藏的真相？本書精選了人們對歷史的172個傳統誤解，多是人們習見習聞的歷史問題，特別是那些被歷史學家疏漏的問題。涵蓋了詩詞、成語、語言、文獻、地理、姓名、自然等九大部分，沒有繁瑣、艱深的語言，篇幅短小，深入淺出，考據嚴謹。為你擦去歷史厚重的粉妝，讓你在輕鬆閱讀中看到歷史的本來面目，助你在日常生活中正確運用相關文史知識。

　　把蒼老的歷史寫新，把死去的歷史寫活，把冷卻的歷史寫火——今天PK時代，一批三國人物拍棺而起，召開群英冥會，以歷史見證人的身份，就1800年前的“ 雙最戰爭”——人海戰術時代最著名的以少勝多戰爭和冷兵器時代最著名的火攻戰爭赤壁之戰展開爭論，以第一手資料和博古通今的語匯，對羅貫中的偏見，對易中天們的謬誤，對當代粉絲的成見提出質疑，唇槍舌劍，既堅持原則，澄清史實，繼續演繹歷史，又嬉笑怒駡，藉古諷今。本書既是史論，又是小說，令人解頤，並引人深思……

　　《傳世經典•傾城之愛》係列分為三部，《五代前的那些愛》，《宋元明清那些愛》，《民國那些愛》是根據南京師範大學博士後酈波教授在被稱為“小百傢講壇”的江蘇電視臺《萬傢燈火》節目的演講稿整理而成。全書從浩如煙海的歷史陳跡中梳理出七十個愛情故事，作者對這些經典愛情故事的個性化理解成為串聯這段中國情愛文化歷史的主綫，觀念新穎，語言活潑，幽默風趣，歷史知識點遍布全書，具有相當高的知識息信密度，它是中國第一部係統評說遠古到民國時期情愛的完全讀本。

　　解說大宋王朝三百年興衰：如果這是宋史
　　
　　本書從宋太祖趙匡胤充滿傳奇和爭議的一生說起，全程解析大宋王朝的建立以及帝國初期的歷史迷局；把中國五代十（十一）國各個朝代的更替，每一次政權紛爭，一個個歷史疑案，一一羅織在輕鬆幽默的解說之中。使一部長達三百年的煌煌宋史，在侃侃而談中，盡解一切真相，盡得其中真味。為了皇權的尊嚴，為了統治的需要，或者儒傢所說的“為尊者諱，為賢者隱”，歷代寫史的人，把曾經的真相，隱藏在明暗交界的角落裏，千年之後，衹剩下了“如果”……尤其是宋史。

　　秦始皇是私生子嗎？秦始皇是否殘暴？到東海求仙到底是怎樣一回事？荊軻刺秦王的背後到底有什麽鮮為人知的原因？是什麽徹底毀掉了秦朝……司空見慣的問題，嘖嘖稱奇的答案！作者歷時數年，讀書萬卷，終於參透歷史的玄機，遂推演前朝後代，為您帶來一部最接近真實、最接近客觀的大秦歷史。

　　秦、隋是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兩個短命王朝，本書是第一部將二者並列分析，發掘其短命特徵警示後人的歷史著作。秦二世、隋煬帝的基本作風，在很多走嚮低𠔌的傢族式企業二代傳人的身上，都可以找到：排擠老臣、跋扈專權、妄想式自信、肆意决斷而終於江河日下。當下我們正在進行現代化建設，興傢、興業成為全社會的大事，對於大衆讀者而言，該書的意義在於創業、興傢之後，如何培養好下一代接班人，從而長久興旺。

　　歷史沒有劇本，但卻深深地吸引着人們書寫它，記錄它。在最近5個世紀的時光裏，人類收穫了空前的發展和進步，走出了無盡的精采與風情，也遭遇了激烈的衝突與動蕩，流淌了巨量的鮮血與眼淚。多少的跌宕起伏，多少的波譎雲詭，多少充滿戲劇性和轉折性的關鍵時刻，將整個人類舞臺演繹成悲喜交加的時代正劇。在這幕長劇中，東方的中國是當之無愧的主角之一。沒有一個民族像她那樣在那麽短的時間裏經受了那麽多的苦難與傷痛，也沒有一個民族能像她那樣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更沒有一個民族能像她那樣擁有無窮的嚮心力和忍耐力。從“天朝上國”變成了“劣等民族”的迷茫與憤慨，從“東亞病夫”嚮“少年中國”的奮進與努力，從“站起來了”嚮“猛虎在加速”的飛躍與巨變，中華民族不屈的意識和嚮上的情操點燃了昏暗歲月，鋪墊了復興之路上的一座座里程碑，使人類驚嘆於這個文明古國的生命力和創造力，也使世界文明殿堂多了一段自強不息的傳奇。

　　“歷史的餘波”和“不該遺忘的傷痛”兩輯收錄了部分文化評論和文學評論。林則徐破壞“夷夏之防”與李鴻章隱瞞疫情的當代啓示，“拿伯的葡萄園”中保護私産的法治意識，美國政府鎮壓“退伍補償金大軍”的歷史傷疤，茨威格對於戰爭的反思與人性的絶望，托斯卡尼尼面對法西斯暴政表現出的良知與洞見，卡夫卡的小說對於東方民族遭遇的驚人預見，等等。內容看似龐雜，貫穿其中的是對歷史和人性的反思。

　　指點江山的智慧：劍鋒春秋
　　
　　本書從外交角度結合國際政治理論解讀作者心中的春秋爭霸風雲。全書內容主要包括三大部分。先是梳理春秋時代的外交背景、外交簡史；主體部分按國別描述五霸崛起的外交戰略、技巧和歷史經驗教訓；最後點綴重要的政治事件和人物。全書寫作風格秉承《萬歷十五年》和《帝國政界往事》的春秋筆觸和敘事風格，近學《品三國》等文史讀物。

　　全景解讀鴉片戰爭：那一次，我們挨打了
　　
　　本書是對1840—1842年中英第一次鴉片戰爭的一種全景式解讀。全書將第一次鴉片戰爭放在了國際大背景之下，展現了19世紀中葉世界廣角鏡下的實力格局，詳細描述了中英雙方綜合實力的對比、戰前準備、戰爭經過、戰後的結果及影響等，並引用了大量史實和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使讀者對第一次鴉片戰爭有了一個全方位、多層次的瞭解和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