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论史评 》 文史通義   》 簡介      章學誠 Zhang Xuecheng

《文史通義》"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 《史通》問世之後，對於後世史論的發展，起了承前啓後的作用。因此，宋元期間，相繼産生了如鄭樵的《通志》、范祖禹的《唐鑒》和吳縝的《新唐書糾謬》等。繼宋元之後，明清兩代評史論史之風更盛，而章學誠的《文史通義》，堪稱能與《史通》匹敵的第二部史學理論巨著。章氏在《文史通義》中，不僅批判了過去的文學和史學，也提出了編寫文史的主張。他對編纂史書的具體做法，又表現在他所修的諸種地方志之中。 章學誠（1738-1801年），字實齋，浙江會稽（今浙江紹興）人。少年時酷愛文史書籍，且能舉其得失。後寓居北京，遊於內閣學士朱筠之門，得以遍覽群書，並與錢大昕、邵晉涵、戴震諸名流往還甚密，討論學術源流及異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中進士，其後歷主保定蓮池、歸德文正等書院講席，纂修和州、永清、亳州等方志。晚年，得到湖廣總督畢沅的器重，入其幕參與《續資治通鑒》纂修，又主修《湖北通志》。章氏著有《史籍考》、《文史通義》、《校讎通義》等。 章學誠為什麽撰寫《文史通義》呢？由於他對劉知幾、鄭樵、曾鞏等人的史學成就，不是全部肯定，而是吸收他們有益的東西。他說："鄭樵有史識而未有史學，曾鞏具史學而不具史法，劉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餘《文史通義》所為作也。"（《志隅·自序》）在章氏看來，劉知幾、鄭樵、曾鞏在史學上各有優點，但卻不全面，所以他纔寫《文史通義》，吸前人之長，加以補充發揮。應當說，章氏的史學觀點，正是發展了劉知幾等人史學思想而形成的封建社會末期比較完整的史學體係。 《文史通義》共8捲，包括內篇和外篇兩部分，內篇5捲，外篇3捲。但是，由於該書版本很多，內容不盡一致。1921年，吳興劉承幹所刻《章氏遺書》本，《文史通義》內篇增1捲，又增《補遺》8篇。解放後，中華書局據劉刻本排印，又附增《補遺續》5篇。另外，舊本《文史通義》捲前刊有章學誠次子華紱寫的序文一篇，劉刻本未載，解放後排印本補入。 章氏撰寫《文史通義》，大約始於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至嘉慶六年（1801年）為止，歷時20餘年。由於版本不同，我們衹好綜合不同版本的內容，將其涉及史學理論的主要內容，簡介於後。 其一，"六經皆史"論。關於我國史學的源流，《文史通義》開捲便宣稱"《六經》皆史也"。又說："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易教上》）在《浙東學術》中，進一步闡述："三代學術，知有史而不知有經，切人事也；後人貴經術，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談經，似於人事之外別有所謂義理矣。"章氏提出"六經皆史"的命題，以為《六經》皆屬先王的政典，記述了古代的典章制度，說明史之源起先於經，並且指明經術乃是三代之史而為後人所重視。雖然"六經皆史"不是章氏的創見，在他之前王守仁已提出"五經亦史"的見解，但是在乾嘉時期，針對"漢學"註重"捨今求古"的考據和"宋學"專尚"空談性天"的兩個極端，"六經皆史"提出學術必須"切合當時人事"，在客觀上卻有着積極的意義。這個命題的提出，源自章氏史學"經世"的思想，不但將史學的産生上溯至《六經》之前，而且擴大了古史研究的範圍，對先秦史學史和史料學的研究作出了貢獻。對於"六經皆史"的論述，《文史通義》的《易教》、《書教》、《詩教》、《禮教》、《經解》、《史釋》、《浙東學術》等諸篇，均有涉及。 其二，有關歷史編纂學問題。這是該書的主要內容之一，散見於《史德》、《說林》、《書教》、《答客問》、《原道》、《釋通》、《古文十弊》諸篇中。章氏發展劉知幾的史學理論，於"纔、學、識"之外，提出"史德"問題。他說："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史德》）具備"義、事、文"方可稱為"史學"。"義"指歷史觀點，"事"指歷史事實，"文"則是表達的文筆。在章氏看來，三者以"義"為主，而"事"與"文"不過是求"義"的根據和技巧而已。然後，"義"畢竟是史傢主觀的東西，那麽，如何使主觀的"義"與客觀的"事"一致呢？章氏認為，"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這是說，史傢治史要有尊重歷史真實的基本態度，即"填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態度。這裏的"天人之際"，是指客觀的史實與主觀的史傢而言，要求史傢不以主觀的偏見代替客觀的史實。所以，章學誠所說"史德"的內容，實際上就是"盡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治史態度。衹要按照這個要求去做，就"足以稱著書者之心術矣"。（《史德》）這是"欲為良史"的基本條件。 在章氏看來，古來史書就其性質而言，基本可分為兩大類，即所謂"撰述"和"記註"（《書教》），或稱為"著述"與"比類"（《報黃大俞先生》），又稱之為"著述"與"纂輯"（《博約中》）。雖然稱謂不盡相同，而含義並無區別。前者指史傢的"獨斷之學"，即史學著作；後者屬文獻資料匯編，即史料纂輯。章學誠可說是我國古代史學史上，第一個嚴格區別史著與史料的史學家。 在體例方面，章氏推崇通史，以為通史具有"六便"（即免重複、均類例、便銓配、平是非、去龜酢⑾炅謔攏┖汀岸ぁ保淳嘸舨謾⒅骷曳ǎ┑奶氐悖繞涑圃尷裰ｉ?撰述《通志》這種專門的學者。對於紀事本末體，章學誠亦備加贊許，以為"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决斷去取，體圓用神"（《書教下》），兼有紀傳史和編年史所不具備的優點。 其三，把方志作為一門專門的學問。我國方志起源很早，《周官》載外史掌"四方之志"，就是指當時的地方志。自宋元以來，纂修方志之風日盛，清初修志之風更加盛行。但是，把方志作為一門專門的學問，提出係統的理論主張，始自章學誠。章氏不但對方志的性質、內容、體例等問題有獨到的見解，而且將其主張貫徹於具體的編修方志的工作中。章氏的有關方志的論述，如今仍保存在《文史通義》和《章氏遺書》中。這是章氏對方志學的傑出貢獻。 關於方志的性質，歷來把它列入地理類。章學誠認為，方志"乃史體"，與地理不同。而"地理之學，自有專門"（《跋湖北通志檢存稿》），二者不能混淆。從性質上劃分了方志與地理的區別。至於方志的內容，章氏認為，它既然屬歷史，專載一方，就不應衹重地區沿革，而輕一方文獻。因此，在體例上，他主張方志立三書，即記載大事記和人物的"通志"、記載典章制度的"掌故"、記載文獻詩文的"文徵"，以及作為附錄的"叢談"。為了徵集文獻資料，便於編修方志，章學誠還提出了各州縣建立志科的主張。 由於章學誠是封建社會末期史傢，在《文史通義》中，有其高於前人的評論，但也擺脫不了宣揚綱常禮教之例，如他把謗君和怨悱的人說成"亂臣賊子"、"名教罪人"。對於歷代史學名著的評論，其觀點仍有值得商榷之處。書中所論史實，也存在錯誤的地方，如全祖望是清初有民族思想的人，他的文集大量表揚明末清初抗清的忠臣義士，章學誠僅從《鮚埼亭集》中看到全氏所撰碑傳事有重複，即把全祖望表彰民族氣節的一片真心，看成是為自己的文集爭體面。這些是我們在閱讀《文史通義》時，應加以註意的。
簡介 章學誠（1738-1801年），字實齋，號少岩，浙江會稽（今紹興市）人，是我國封建社會晚期一位傑出的史學評論傢。他的代表作《文史通義》和劉知幾的《史通》一直被視作我國古代史學理論的雙璧。《文史通義》是章學誠對史學貢獻最大的著作。他35歲開始撰寫此書，並立下要"成一傢之言"的宏偉目標。此書分內篇、外篇和雜篇三部分。其中《浙東學術》一篇，成於逝世前一年。可見該書撰述幾乎歷30年之久。嚴格地說，直到逝世，全書並未完成，像很重要的《圓通》、《春秋》等篇，雖早有計劃，終未撰成。而今天人們看到的也僅是內外兩篇。由於該書無嚴格義例，而全書在作者生前既未最後定稿，又未排定篇目，為後人留下難題。作者生前曾講過，想在去世前對自己著作加以整理，最後審錄定稿，但未能如願，臨終前數月，衹得將全部文稿委托友人王宗炎代為校定。現今流傳的劉氏嘉業堂刻《章氏遺書》，就是依據王氏所編之目加以補訂刊行的。章氏次子華紱對此書編排並不滿意，所以於道光十二年（1832）在開封另行編印了"大梁本"《文史通義》，並在序中說，王氏所編之目並不符合其先人之意。後來流傳的《文史通義》，主要就是《章氏遺書》本和"大梁本"兩種，而以後者流傳最廣。 《文史通義》是一部縱論文史，品評古今學術的著作。它不僅是史學園地裏的奇葩，而且也是文學批評園地裏不可多得的佳作。此書要為著作之林校讎得失，品藻流別，進而討論筆削大旨，故皆用辯駁評論的體裁為寫作方法，而其中心則側重於史。由於它是"文""史"通義，綜合討論文史理論問題，因而其內容就不像《史通》主要論史，《文心雕竜》主要論文那麽單一。除部分篇目是分別論述文史外，好多都是文史兼論。所以要嚴格劃分哪些是專門論文，哪些是專門論史，是比較睏難的。事實上除評論文史之外，還有許多篇屬於哲學範疇，反映作者對客觀世界的看法。正因為全書內容比較龐雜，因而有的學者把它看作是一部學術史，這是不太確切的。 章學誠在學術貢獻上最能體現其"成一傢之言"精神的有三個方面；一是史學理論上的突破，二是方志學的奠基，三是校讎學的係統與完善。而一二兩大方面的內容則全在《文史通義》之中。他那豐富的史學理論，在許多方面都確實做到了後來居上，而這許多方面也確實都超過了劉知幾。首先重視史義的研究，並從理論上強調其重要性，這在古代史傢當中章學誠是第一人。孔子作《春秋》，記齊桓、晉文爭霸之事，通過事實體現孔子的觀點和目的。孔子也曾講過通過史事實現史義，但並未作理論上的論述。傑出史學評論傢劉知幾的論述重點則是歷史編纂學的史學方法論，因而理論上論述史義的重要性便落在章氏身上。正如他自己所言："劉言史法，吾言史意；劉議館局纂修，吾議一傢著述。"（《文史通義新編》外篇三，《傢書》二）他所以要重視史義，是因為"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同上書內篇五《史德》）他認為事是對歷史事實的記載，文則是觀點與事實的表現形式，而觀點又是反映作史者的政治主張與政治立場，因此，"史義"的重要就可想而知了。史傢編寫歷史，必須用明確的觀點記載歷史，總結經驗。 其次，提出史傢必須具備史德，劉知幾提出良史必備纔、學、識三長，千百年來一直成為衡量優秀史傢標準，章氏在《史德》篇中對此首先加以肯定，又指出根據他的研究，單具"三長"還不足以稱良史，作為史傢，還必須具備"史德"。什麽是"史德"？就是著書者之心術，指史傢作史，能否忠實於客觀事實，做到"善惡必書，務求公正"的一種品德。他說："史之義出於天，而史之文不能不籍人力以成之"，"故曰心術不可不慎也。"（同上書內篇五《史德》）特別是"慎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的要求把我國古代史學領域"據事直書"傳統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這個新的傑出思想，正是對古往今來歷史經驗的大總結。 第三，對"六經皆史"思想的大發揮。"六經皆史"說不是章氏首先提出，但他對這一思想發揮得最全面、最徹底。他指出《六經》原來也都是先王治國平天下的道理，況且古代並無經史之分，把儒傢六部著作推上神聖經書寶座，那是漢武帝獨尊儒術以後之事，從此《六經》就成為封建統治者統治人民的思想基矗 第四，為我國方志學奠基。該書外篇四至六都是方志論文。章氏雖長於史學，但從未得到清政府的重用。因此他把自己的史學理論，用於編修方志的實踐中。編修方志在他一生活動中占有相當重要地位，並使他成為方志學建立的極關重要人物。梁啓超把他譽為我國"方志之祖"、"方志之聖"。80年代全國修志熱潮興起後，他的方志學說還被用來當作啓蒙理論學習，《文史通義》也成為非談不可、非讀不行的熱門了。 但該書內容龐雜，結構鬆弛，又缺少中心議題，各篇之間可以說互不關聯，這也許是因為作者一生生活極不安定，全部著作幾乎都寫於"車塵馬足之間"的緣故。 倉修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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