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马克·布劳格 Mark Blaug在百家争鸣的作品!!! | |||
马克·布劳格不只是经济学家
——一位思想史学者的人生回顾
马克•布劳格 译者 高景仲 审校 赖建诚
我决定念经济学，是受到Henry George与Karl Marx著作的影响。1944年我17岁，念纽约市的Peter Stuyvesant中学，修了一门商业的课。学期的最后一周，老师带我和几位比较优秀的学生，到邻近的Henry George School参与一场讲座。主题是在解释，如果地租没有限制地成长，就会造成贫穷、战争，以及其他现代文明的弊病。Henry George在很久以前，就诊断出这个病灶，并提出解决良方：单一地租的「没收性」征税！讲座结束时，我们都得到Henry George的免费著作《进步与贫穷》（Progress and Poverty，1879）。这本书我读得一头雾水。几年后，当我读到Ricardo的差额地租理论时，发现George的理论来源，因而感到一阵兴奋。
1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进步与贫穷》引发我的兴趣，但并未让我信服。不久后在纽约大学读大一时，我结交几个左翼同学，他们先介绍我看 Lenin与Stalin的小册子，之后是Marx与Engels的大部头。我深深被这些文章折服，几个月内成为马克思主义者，Marx的虔诚追随者。
我现在试图回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到底是怎么回事，可以那么快就改变我。我想那是一些特质的组合，这些特质可以充分说明我这个人，以及马克思主义。首先，主要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中，闪耀着那种绝对拥有真理的氛围。特别是集大成的 Lenin与Stalin，以执拗辛辣的语调，对付敌营的知识分子。第二，马克思理论百科全书式的触角，感觉这是个社会的普世科学，的确是一种哲学史以及自然的哲学。无论是最近的选举结果，或是法国大革命的成因，或是古希腊王朝的倾覆，或是Rembrandt为何对光影对比（chiaroscuro）情有独钟，或是Beethoven最后的钢琴协奏曲第102号为何只有两个乐章，或是Gothe在《浮世德》（Faust）最后要表达的是什么，都有可能在马克思主义中解释。年轻的我颇好发高论，马克思主义就像为我量身定做：它可以让我大言不惭地，对所有题材发表自以为是的议论。
马克思主义教我经济决定论。根据经济决定论，经济利益与经济力量，是所有社会与政治冲突的基础。进一步推论，所有事物最终都可简化为经济学，经济学因而可以称为社会科学之母。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六个月内，我决定必须读通经济学。大二那年我修了第一门经济学，我清楚地记得这是很重的学科。我很高兴还能记取自己念经济学的困难，因为这使我成为更好的老师。
这些还不足以完全说明，马克思主义对我的吸引力。对我来说，马克思主义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它的概念工具、专有名词与各类的精致术语；以及无数的（古犹太法统）区分，如「底层」与「上层结构」、「生产模式」与「生产关系」、社会行为的「策略」与「方法」、社会经济体系的「矛盾冲突」与「对立整合」等等。一旦掌握技术性语言，服膺马克思主义，就可以创造一个论述的次文化。在这个次文化中，不夸张地说，只有马克思主义者能了解你。简言之，马克思主义让我初窥，知识社群自我哺育的学术文化。
我并不只是个纯知性的马克思主义者。加入美国共产党、出席政治会议、参与政党示威，这些我都做得意兴阑珊，因为我不太热衷参与组织活动，然而却也短暂地经历一段真实的政治活动。过程简短，是因为我天生反骨，很快就被逐出共产党。1945年当大战接近尾声，同盟国占领德国的问题浮上台面，成为政治议题。为了让美军永久驻在德国，美国总统Roosevelt提出战后军事召集建议案，得到美国共产党主席Earl Browder的背书。Browder因而被若干党员视为异端。Stalin出面反对罗斯福的政策，Browder的命运也就此底定：主席的职位被拔除并逐出共党，瞬间成为「不受欢迎人物」。几个共党大学生，替Browder收集陈情书，经过一番考虑我签署了。之后我被传出席共党审判庭，由于应讯时未表悔意，旋即被开除党籍。从那时起，许多党内友人与旧识，不只不跟我讲话，甚至在街上相遇也装作不认识。从未加入阴谋（或准阴谋）组织的人，很难相信党内同志相煎的速度既快又急。1945年时，美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无足轻重，我的经验显得荒谬，但对当时的我来说，这是对左翼政治现实的痛苦觉醒。
虽然在1945年时，我已非摇旗吶喊的共产党员，之后却要用了至少七、八年的时间，来摆脱马克思主义余绪的桎梏。1945-52年间，我头也不回地与共产主义渐行渐远。我清楚记得，The God That Failed: Six Studies in Communism （1950）这本书对我的影响。Arthur Koestler、Ignazio Silone、André Gide、Richard Wright、Louise Fischer、Stephen Spender这六位作者，都是出走共产主义的「旅伴」。事隔多年，我还记得与知名共党叛党份子，一起幻灭的那种糟糕感觉。捐弃先前的信仰，而没有踏上「完全不信」这一步，是很玄妙的。对我来说，这一步的动力来自1952年夏天，胎死腹中的东德「革命」：东柏林人几乎推翻苏联扶植的东德政府。1952年 5月我去柏林旅游，见证了反东德政权的强烈憎恨。回到伦敦后，我从共党的平面媒体，看到革命爆发与苏联坦克镇压的报导。我一直知道，共党报章能睁眼说瞎话，但我之前闭着眼睛，让谎言持续上演。像我这种「真正信仰者」所经历的幻灭，就像泡过热水澡后的当头冷水淋浴。
当年身为共产主义者，所相信的、剀切力陈的、全然信服的事，现在想来让我羞红耳根。例如我记得如何为「莫斯科大审」的斯大林版辩护。这个版本指出，住在巴黎和墨西哥城的Trotsky，筹划在苏联境内进行大规模破坏，甚至要危及苏联军事高层。尽管读了Arthur Koestler的Darkness at Noon，我把它斥为资产阶级的文宣。这让我从此以后，对强烈主张的信仰存疑，也让我比原来的自己更能容忍。现在每当我声称某件事绝对真实，总会悄悄对自己说：「是的，就像莫斯科大审。」
我弃共产主义如敝屣，但扬弃马克思主义则还要更多时间。从某个意义而言，压榨、异化、不平等这些大主题，依然挥之不去。当然，经济学念得越多，我就越不相信马克思经济学。我很快就看出，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经济难题的掌握，程度是可笑的。他真的认为，社会就像大街角的杂货店，出现的事情顶多是会计问题 。此外，马克思的经济预测，绝大部份都错得离谱。在他死前，对无产阶级未能推翻资本主义，显然深感失望。但我还是花了很多年，看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深层谬误。即使在今天，马克思主义者，甚或前马克思主义者，还是看不出这个谬误。这是个非常有趣的谬误，很聪明地被隐藏在《资本论》里，千分之一不到的读者曾注意到。这个想法是：经济体中每个产业，都有相同的剩余价值率。简言之，资本家每支付一元工资，就可以得到若干元的利润，不管是在农业中挖沟渠，还是在石油业炼油的所得。这是个非常不可能的假说，但却无法证明这是错的，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体中，剩余价值率不是一个可观察的变量，也不是一个行为的变量。 Marx深知这个问题，但急于伪装这个假说的武断性，他将价值与剩余价值具体化，并反复提及，资本主义体系在全力增加剩余价值率。这是个体资本主义者做不到，也没有诱因去做的事。然而，Marx必须假设有一个固定的剩余价值率，否则他所宣称的「劳动本身创造剩余价值」，这个说法会一败涂地。
至少在西方国家，许多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不再相信劳动价值理论，以及剩余价值劳动理论。尽管如此，身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继续相信，资本主义奠基于对劳动的剥削。他们指的剥削，就是工人未拥有自己的生产工具，因此得不到雇用劳动所产生的利润。他们的说法是，资本主义有个基本的不正义，存在于「工人没拥有，老板不工作」这个事实中。我觉得很有意思，去观察这些自称「分析派马克思主义者」能做到什么程度：放弃各种结果论，赞许资本主义，转向更多的道德判断。这些道德判断的基础，是资本主义体系内，社会关系的伦理意义。换言之，他们问的是：我们都要工作维生，而少数人可以不做而活，公平吗？（当然，对此唯一的答案，是非常不公平）。但他们不问：如果没有不平均且不公平的私人财富分配，资本主义还会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经济成长吗？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同意，资本主义并非教化人心的体系，它是粗暴、残忍、道德沦丧的，但它却可以产出货品，而我们要的就是货品。
2麦卡锡经验
要不是在1952年遭遇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的幽魂，我怀疑那时我会用这么多年，来摆脱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在冷战的高峰，美国陷入反共的恐慌中，参议员Joseph McCarthy的声势如日中天。从以下的故事可以看出，这是一阵恐慌。1950年我已经从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毕业，在哥伦比亚大学念博士班一年级。当时皇后学院经济系主任Arthur Gay因车祸丧生，系上找人在学期中接他的课。我曾是他的研究助理，因此被征询是否要一试。突然间我发现自己课程满档，教授个体经济学、消费经济学，以及从没念过的营销学。我还记得每门课第一次上课前，紧张到前一晚真的把内容全部背下来。
正当我的教学开始上手时，由McCarthy主持的「反美国活动委员会」（th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到纽约调查市立大学系统内的共产主义。他们要求三位知名教授出席，毫无疑问地，是为了问熟悉的问题：「你现在或曾经是共产党员吗？」三位教授都援引宪法第一与第五修正案（禁止证人自我入罪），拒绝与委员会合作。尽管三人都是终身职教授，但还是迅速被解职。其中一位是皇后学院的劳动经济学教授Vera Shlakman。她是我先前的老师，也是当时的同事。「教师工会」（Teacher’s Union），是纽约地区大学教师的左翼职业工会，她左倾也是会长，就我所知，她可能也是对共产主义幻灭的出走者。我上过她的课，知道她小心地保持中立，极力避免灌输意识形态给学生。几个学生发动联署陈情书，要求校长让Shlakman复职。但根据学院章程，请愿书至少要有一位院内教师签署。学生找遍经济系四十名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以及像我这样的低阶助教，没有人愿意签署陈情书。走投无路之际，他们找上我。出于我对Shlakman教授的尊崇，也因为无法忍受自己的怯懦，我签了陈情书。二十四小时内，我收到Thatcher院长（奇怪的是，四十年后竟然还记得他的姓名）下的字条，知会我若不立即主动辞职，将会被免职，并列入未来就业的黑名单。
接下来一两天，我考虑发动大规模抗争，并发表强力要求个人自由的声明。这项声明将传诸后世，会被美国高中生阅读、引述。然后，我静静地递出辞呈。
我当时已经走投无路。为了开始写博士论文，我之前已申请一项奖学金，并仰赖在皇后学院的授课薪水，维持这段期间的生活。在我口袋空空，且因这件事深受打击之际，突然接获一通电话，告知我已经得到「社会科学研究会」（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的奖助金，让我到国外撰写博士论文。显然有人暗中对麦卡锡主义的受害者伸出援手。
我生命中的每个灾难，总是以奇妙的方式适时转化为助力。我很快就了解，生命中最美好的两年自此展开。我选定「David Ricardo学派在十九世纪经济观点的起伏」为题目，最后的丰硕成果，超乎我先前的想象。我也发现，学术研究是自己真正的强项。我在大英博物馆附近找个房间，过着中古时代僧侣般的生活，一周七天，每天阅读、写作长达十八小时。我将初期的研究成果，寄给博士指导教授，当时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的 George Stigler，他辛辣但中肯的评语，正是我所需要的前进动力。两年后我带着完成的论文回到纽约，真心欢喜地在电视上，目睹McCarthy参议员最后的倾覆。
1954年夏天，我参加耶鲁大学助理教授的面试。日后成为我导师之一的William Fellner是主考委员。我觉得有必要解释，辞去皇后学院教职的原因。我一直记得Fellner当时打断我，说：「这是一所私立大学，我们不在意几年前在公立大学发生的事。」这印证了Milton Friedman的论点：可能的雇主激增后，一个自由的市场，较一个以国家机关为独买者的社会主义体系，更能确保个人的自由。
今日很难描绘，麦卡锡年代的诡异氛围。当时在背后捅你一刀的，可能是最好的朋友。人们真的会每天晚上，搜索「床下的共党份子」。年轻时我曾天真地相信，知识分子会捍卫对抗当权者的想法，但受到麦卡锡经验的影响，我失去对知识分子与学者的所有尊敬。只要有足够的压力，他们会向McCarthy、Hitler（希特勒）、 Stalin、Sadam Hussein，或任何背后有军警力量的人低头。
1954年在耶鲁执教前，我几乎已摆脱对共产主义的旧信仰。Kruschev在 1956年发表著名的反Stalin演说，我从他亲口所说的话，确认自己的新信仰，因而有一种静静的满足感。随后几年，我稳定地向右移动，但不像许多前共产主义者，我从未疯狂地反共产主义。无论是当时，或许直到现在，我依然保持政治上左右摆荡。对私有化、松绑、工会立法等政策议题，我相当右派。但对社福支出、失业给付、女性的平权措施、黑人与同志、堕胎权、软性毒品的合法化等议题，我则是强烈的左派。我向右的旅程，被Reagan与Thatcher阻断。 1980年代居住在英格兰时，我对政府明目张胆地，用大规模失业来对抗通货膨胀，愈发感到不齿；也对英国选民十多年来，持续容忍二位数的失业率感到惊讶。 Thatcher夫人能用「通膨成本总是大于失业成本」这种说辞，来说服选民、财金记者，甚至许多经济学家，令我大开眼界。个位数通膨伴随两位数的失业率，的确是1980年代的大部分情况，但我相信这是明显的错误。福克兰战争（The Falklands War）已经够糟了，但她无能力对抗失业问题，或甚至承认这是个问题，让我面对总体经济问题时，采取长久以来面对社会问题的左倾立场。正是由于 Thatcher夫人，我回到对资本主义有一种近乎稳定的信仰。但这是经过「凯因斯式需求管理」与「准社会主义式福利主义」调和过的资本主义。
3与佛洛伊德的纠缠
深受Marx影响的同时，我也无法拒绝Freud（佛洛伊德）的召唤。1944、 1945、1946三年的夏天，我在纽约州北部，几家以接待犹太客人为主的饭店做服务生。我的客人中，许多是精神科医师与心理分析师。不久后我就埋首阅读，Freud及其信徒的作品。佛洛伊德理论解释所有事物的力量，令我热血沸腾，这种力量当然也让我想起Marx的风格。我还清楚记得，目眩神迷于《梦的解析》（Interpretation of Dreams），有感于像梦这般的内在神秘，也可以用理性的方式来解释。我也折服于Freud的强大文字渲染力，或许人们视他为科学家，但他更是伟大的文学艺术家。弗罗伊德主义对我的深层影响，较马克思主义更长远。然而渐渐地，这些年来我愈发了解，许多心理分析理论的重要概念，是如何地自我验证与自我合理化；以及（精神）分析师抗拒以实证测试，来检视弗罗伊德思想的特性。我现在认为，几乎整个弗罗伊德理论，都是胡说八道。再说，作为一种治疗技术，心理分析与中国式的洗脑，并无太大差异。但这个观点的建立，是个缓慢的过程，与我自己的心理分析经验有关。
W.H. Auden的绝妙好诗〈纪念Sigmund Freud〉，每行都值得引述。Auden的结论是：
如果，他时常错误，有时荒谬
对我们而言，他只是个凡人
现在，只是整个意见气候
在他化身的气候下，我们过着各自不同的生活
他就像天气，只可以阻碍或帮助
其实不然，他只能阻碍、也确实在阻碍。
4为什么要研究经济思想史？
从小到现在，我一直是个求知若渴的读者。年轻时用阅读来逃避，后来养成每天读一本的习惯。在经济思想史的领域里，不断地阅读具有比较利益。从这个角度来看，至少对我而言，思想史是一种自我放纵的形式。1954年时，我到耶鲁大学任教还不到一年，就被要求接替William Fellner的经济思想史研究所班，理由很简单：系上老师只有我跃跃欲试。于是我意识到，二十七岁的我，正在一所顶尖的学府，教一门研究生的思想史必修课。耶鲁经济系那几年约录取二、三十位精心挑选的研究生，往后几年间至少有十二位成为知名的经济学者。教这门课让我紧张到过度准备，我在几年内累积了数千页笔记，这些笔记后来成为我唯一知名的书《经济理论的回顾》（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1962）。
我在这本书的导论指出，思想史学者若非「相对主义者」，就是「绝对主义者」。相对主义者认为，所有过去的学说，大致上忠实反映学说生成的历史情境。绝对主义者认为，思想的变迁是这门学问内部逻辑发展的成果；以日后的眼光来看，早先的思想几乎都是错的。我宣称自己是个抬头挺胸的绝对主义者，并在书中消遣相对主义者。然而，这已不是我现在的观点，原因是这些年来，强势的「辉格历史诠释」（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已经抢尽风头。近年来我目睹许多论述者，尝试以现代的外衣包装（特别是某种数学模型），来重现过去的伟大思想。我于是理解到，过度的绝对主义逻辑，将会抽去思想史的根本。绝对主义完全不懂得珍视过去，而且不合理地要求，历代的思想家必须活在今天，并以我们的方式思考。这种做法会摧毁对历史的认知。
我年轻时期的绝对主义，是三股力量作用的结果。第一，1950年代末期与1960年代初期，经济学这个领域的信心达到顶峰。我们「当时」知道：就理论而言，一般均衡理论的简洁已经达到极致；投入产出分析与线性规划，很快就会让一般均衡理论不只简洁，并具有可操作性；「新古典综合」已经成功地将凯恩斯总体经济学，加进华尔拉斯派的个体经济学。简言之，真正的经济学是个教会，所有的真理随时会展现在我们面前。就经济思想史而言，如果有人要采取绝对主义的观点，1960年正是绝佳的行动时间点。第二，我深受Schumpeter的《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1954）影响。Schumpeter当然是个奇特的绝对主义者，然而他也是个执着的绝对主义者。我之所以强调Schumpeter，是受到博士论文指导教授George Stigler的作品与人格影响。当时Stigler打击学生的恶名在外，但我们的关系始终良好。我喜欢强势自信的人。当他说你写的东西是胡扯，提出许多尖锐的批评，来支持他的判断，让你不得不感激，他竟然纡尊降贵地批评你。他也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极少数真正有趣的人。他的幽默感戏谑甚至恶毒，但我喜欢。我发现自己在模仿他的授课风格，当然还有他的写作风格，但是我总写不出像他那般犀利的脚注。
往后每当我遇到他，立刻变成屈膝的年轻研究生。其实我有点怕他，特别是我们的政治观点相差十万八千里，有好几次我还不经意地，表达让他深恶痛绝的意见。他最令我感动的回忆，是1960年在芝加哥时，把我介绍给他在1930年代的指导教授 Frank Knight。我看他跟Knight讲话时的恭谨，与我面对他时的态度若出一辙。我忽然了解，就像我无法把Stigler当成平辈一样，Stigler也无法与Knight平起平坐。这种师生之间「知识明灯」的传递不息，有极其动人之处。
先不论绝对主义有什么知性上的长处，除了Schumpeter与Stigler，我在耶鲁的学生，也是将我推向绝对主义的动力。经济思想史在1950年代，是研究所的必修课，这些典型的美国研究生，只想学现代经济学的工具与技法，完全不在乎经济史和思想史这类学术性的科目。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要说服这些热血青年接受思想史，就必须让他们感受到，在某种程度上思想史与他们相关。所以我教这门课时，不仅强调纯粹分析的概念一脉相承，不断强调过去思想的现代性，同时也坦承过去的思想有时缺乏现代性。
我非常用力鼓吹，经济学史是追求知识的合理学科，但这项努力也消磨了我对经济学史的兴趣。1962年我离开美国之前，我已大致决定转攻应用经济学。但在离开思想史十年后，我在1970年代重新拥抱这个最初也是最后的恋人。总而言之，我发现思想史在知性上所带来的满足感无可匹敌。我一直不能明白，如果我不知道某个思想的来龙去脉，我怎么可能真正了解这个思想？我开始学微积分时，就必须探究牛顿是怎么发明它的？Leibniz是如何独立发明它的？双方如何论辩正确的微积分符号，以及导数这个概念的意涵究竟为何？尽管一再努力，我一直无法真正了解，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原因是十九世纪末的物理学对我太难，因此我无法像理解Leibniz一样地了解爱因斯坦。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伟大理论一样，套用经济史最近流行的术语来说，都是路径依赖（path-dependent）的。也就是说，要解释为什么会产生这些伟大的思想，就必须先理解过去的文献，如何导出新的理论发展。如果当初的思想主体不同，就会发展出不同的理论。换句话说，没有经济思想史，新的经济理论怎么可能从天而降。除非你愿意无条件地接受新经济理论，否则你一旦想评断它，就必须问它是从哪来的，而这个问题只有思想史才能回答。
我很了解，在经济学家论资排辈的行列中，思想史学者为何寥若晨星。但这确实意谓，对大多数经济学家而言，这是几乎非知识性的学科。许多经济学家面对思想时，简直不知人文为何物，就像山顶洞人听贝多芬四重奏曲时，还问为什么这四个演奏者，似乎无法齐一拉弓。
5教育经济学
1962年我拿到研究奖学金，从美国到巴黎一年，继续十九世纪的棉业研究。那年年底是耶鲁升等的年限。在美国的大学担任助理教授六年后，学校必须擢升你为终身职副教授，或是请你离开。耶鲁不让我升等的原因，是他们不需要专攻经济思想史的资深教授，我觉得有必要另寻出路。现在想到回美国这件事，就让我感到灰心。我了解到，即使在美国生活二十年，我始终认为自己是欧洲人。对我来说，美国人太粗线条、太市侩。面对那些粗鄙的美国人，我还存有些许身为文化欧洲人的优越感。如John Stuart Mill所言，在美国「男人全心抢钱，女人全心喂饱男人。」；或者如Oscar Wilde所描述，美国「这个国家，从野蛮直接跳到堕落，缺少中间的文明阶段。」我决定搬回英国，那个我在二次大战期间渡过男孩岁月，与之后写博士论文的地方。
我开始申请几个英国大学的教职，但1962年的学术就业市场没什么扩张。我很快就了解，可能过了一年都找不到工作。我幸运地碰到伦敦大学教育学院（University of London Institute of Education）院长Lionel Elvin，他告诉我教育经济学在英国是个新领域，他们有个员额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我从没听过「教育经济学」，决定先做些功课。我没花太多时间，因为在 1962年时，这个领域的研究极有限。我勇敢地写信给Lionel Elvin，坦承是教育经济学的新手，但想知道教育学院，能否以一或两年为期约聘我。院方同意，且出乎双方的意料，这两年结果变成23年！我提这些事，只是要强调意外在人生扮演的角色。我读过几十种复杂的理由，来解释人们如何选择工作或婚姻。经过仔细的研究，我发现经常是纯粹的机缘成为化学家或律师，或选择另一个她或他成为伴侣。
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是学士后教师进修学院，学生大都是想要升级的老师，我的授课时数不多。教育学院经济系只有两三个成员，我的行政工作负担也轻，首度可以全心投入写作与研究。虽然没有经济学家可以对话，但伦敦政经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LSE）就在同一条街上，因此也不以为苦。不久后我就到伦敦政经学院兼课，我的时间就平分在两个学院。
对我来说，教育的世界是个全新的范畴，比经济学的世界更软性。极少教育学者重视，以实证结果来支持自己的主张，有许多论证沦为价值判断的冲突。面对教育学者对经济学家的切齿敌意，我一开始没有作好准备。在他们眼中，从好的方面来看，经济学家是成本的撙节者，从坏的方面来看是法西斯人渣。见风转舵的情况，在教育学界甚至比经济学界更严重。尽管在政治的光谱上，教育学的重心位置，远较经济学偏左，但当教育学者向右靠时，他们让Milton Friedman看起来像是左翼怪咖。
不久后，我就开始强力鼓吹人力资本理论（human capital theory）。我也是对英国的教育投资，进行报酬率计算的第一人。大约在1965-75年间，我为人力资本论阵营广招信徒并全心投入，至少在文章发表的数量上打败对手。然而就像先前的弗罗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人力资本论的神话也宣告幻灭。1976年我发表一长篇检讨报告，其标题「人力资本理论︰不堪回首的记录」，即可说明一切。这篇文章指出，人力资本理论没有错，但立论薄弱且未见成果，无法呼应这个理论早期提出的承诺。也无法与主要的竞争对手（筛选假设理论、文凭主义、文凭热，随你怎么称它）匹敌。最后我认为，人力资本论大幅夸大认知知识，在教育的经济价值中，所扮演的角色。教育心理学者说，正规教育能赋予「情绪行为特征」。也就是说，学校在形塑学生价值与态度过程中的影响，可以解释现代化的过程中，教育的经济、甚至社会、政治角色。雇主看重教育的部份，不是在受过教育的职工知道什么，而是他们如何表现。这个领悟，深远地影响了职业训练的议题与教育计划的面向、甚至教育资金的问题。我的「不完全契约」概念，需要监督「人类努力」（human effort），以及职工雇用与晋升所涉及的筛选、传递问题。最后，我将这个概念，与我对教育的经济价值的新观念相结合。但是在1970年代末期前，我发现自己在不同场合一再重复这些讯息，无论是对教育社群，或经济学家处理教育议题的方式，皆未产生丝毫影响。结果是我对这整个议题失去兴趣。
的确，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觉得教育比起绝大多数的议题，更容易沦为一种似曾相似、没完没了的连环歹戏。其中的每个问题与论点，每隔十或二十年，恒常以相似的形式重复出现。这种现象的例子不胜枚举，我只提一个。1960年末期，我开始倡议高等教育的学生贷款。这种学生贷款的财源，最好来自毕业生就业生涯中，所课征的毕业税。尽管在那之前，高等教育的学生贷款在美国已经是老套，但在英国一直到1980年代，这还是个耸人听闻且极端不受欢迎的想法。我曾经非常接近英国教育的权力中心，首先是1970年代初期的工党政府，接着是1980年代初期的保守党政府，但是从未成功地让有能力执行的人接受这个想法。1982年左右我憎恶地放弃它，但其他英国经济学家立即接棒，更有力地鼓吹它，到最后还是无力回天。Thatcher夫人的保守党政府，1988年终于通过一项阳春型的学生贷款计划，让学生在十五年内清偿个人债务。当时对这个议题二十年来的相关论述完全没提到，英国经济学界毫无批判地接受这个提案。直到今日政治人物还普遍认为，高等教育的财务并非经济学家的强项。
在教育学院任教这些年，我花了许多休假时间，在亚洲与非洲担任联合国各种组织的教育顾问。这些组织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亚洲暨远东经济委员会、国际劳工组织、世界银行。我参与经济代表团，前往赤道非洲、南亚、东南亚等地区的六个低度开发国家。我在印度待六个月，写一本关于毕业生失业的书，在泰国与印度为福特基金会工作一年。对发展经济学，以及提供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咨询，起初我学到很多东西。然而学习的报酬递减效应很快就出现，而且发现我一直在重复，几乎每件在前个国家工作时所说的话。我开始时满腔热血，亟欲拯救第三世界的涂炭生灵。但随着时间的消逝，我愈发同意Peter Bauer的看法，那就是对第三世界的援助，害之甚于爱之。联合国的援助使团也好，建议第三世界国家，哪些经济政策要做或不做的咨询也罢，这一切都不过是一出超级大戏。这些相关国家，只想得到援助或世界银行的贷款，但到手前要先证明，他们已经尽力寻求咨询。除了石油钻探或水利工程等技术领域，这些国家不花钱向国际顾问业购买咨询服务。他们找联合国组织，争取像我这样的特约顾问提供服务。我很快就识破他们阳奉阴违的两面手法，但至少还做了一阵子正事，直到他们高唱的歌曲变调。
我越来越不相信，那些我必须共事的第三世界部长与政客。他们利用我这样的经济学家，去得到想要的援助，同时中饱金援的余款。在每个曾工作的国家，目睹这些贪污与政治假面，终于让我反对发展咨询顾问这件事。要脱身容易，只要说些第三世界政府不想听的话，而且说得够勤快，就保证不被续聘。
我念兹在兹的事很简单：坚决反对高等教育，强烈支持小学教育。我认为这些国家，特别是其中的非洲国家，在免费的高等教育上离谱地透支经费。当然，这些政府的当红官员，之前都曾因此而受益。同样离谱的是，这些国家的偏远小学经费不足。另一件令我在意的事，是中学阶段正规职业教育的浪费，更不要提小中学课程标准的职业化。如果认为学生的知识，造成教育的花费如此昂贵，那真是长久以来的谬误。以上两个错误政策的成因，是一种称为「人力需求法」的教育规画技术。人力需求法是把投入产出分析，不适切地用来媒合受教育职工，以及个别产业的工作职位。我用了十多年的时间，攻击人力需求法教育规划，最后还是未竟全功，至少在第三世界是如此。人力需求法完全针对物质量（physical quantity），完全不谈价格（有人名之为无价经济）。这个方法浅显易懂，在政治上无可阻挡，因此直到今天，还是第三世界教育训练计划的主要工具。
担任第三世界顾问这些年，领受到一个重要教训。那就是社会主义的目标，与发展现代化的目标结合时，所产生的严重歧异。我曾效力过的每个政府，对社会主义都怀抱某种程度的使命感，但也想要进行现代化，与仿效美、日、英等国家。这些国家侈言「在地创业家精神」之必要，但却压制每个赚钱的人，特别是出售黑心货品给在「非正式部门」的一般人民。简言之，他们从未能接受「彻底个人主义」，以及快速经济成长所带来的不平等，但也无法放弃成长与发展的目标。他们完全搞不清楚「国富的肇因」，不管这些「肇因」为何，绝对不是立即杜绝「非劳动所得」，也不是所得非配的完全均等。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1970年代时，几乎每份我帮忙撰写的经济使团报告，都是由独裁者统治的国家委托。这些独裁者在报告刚发表，或不久之后就被推翻，列举如下：1964、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实验读写能力计划代表团」，赴巴勒维国王辖下的伊朗；1972年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就业计划代表团」，赴Haile Selassie辖下的衣索比亚；1973年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就业计划全面代表团」，赴马可仕总统辖下的菲律宾；1975年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就业计划全面代表团」，赴El Nimeiry总统辖下的苏丹；1976年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就业计划代表团」，赴Moshoeshoe国王辖下的赖索托；1981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代表团，赴Wanghuk国王辖下的不丹；1983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代表团，赴苏丹Bolkiah辖下的文莱；1983年世界银行代表团，赴邓小平辖下的中国。写作本文同时，除了不丹、文莱、中国，其他国家的领导人皆已换人。当年写报告的对象，常常被现在掌权的人视为仇寇。经济学家对外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具有影响力，这个观念已经不再成立。
6经济学方法论
随着1970年代的展开，我逐渐转向经济哲学方法论，这也成为我长期的研究兴趣。其实这是我一直不自知的兴趣，始于我年少时对马克思主义的着迷，更确切地说，始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幻灭。皇后学院大四那年，我修一门Donald Davidson的社会科学哲学讨论课（我后来才知道，Donald Davidson是个望重士林的科学哲学家）。Davidson知道班上有几个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别忘了当时是1949年），他处理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就是温和地戏谑它。当我使出Hegel辩证三法则（量变到质变、对立的统一、否定的否定），作为打开所有门的万能钥匙，他提出更好的Herbert Spencer的演化「法则」︰演化是由一个相对地模糊、不连贯的同构型状态，改变成为一个相对清晰、连贯的异质状态。Davidson说：「这干净利落地几乎解释了每件事。」我惊讶地明了到，这跟辩证法则一样地真实：它们解释了每一件事，那就等于什么都没解释。
Davidson要我们读Carl Hempel的论文〈历史中一般法则的功能〉(“The function of general laws in history，Journal of Philosophy，1942，39(2):35-48)。Hempel指出，要合理解释历史现象（例如法国大革命），必然要援引某种普遍的实证假说，且该历史现象被认为是这个假说的特定例子。若无法做到，那就只是伪说明（pseudo-explanation）。后来这被称为「科学说明的涵盖模型」（the covering-law model）：解释一件事，就是将它「涵盖」在某种普遍法则之下。四十多年后，我还记得这篇论文如雷轰顶。包括此文在内的十几篇文章，对我的思想有长远影响。我忽然了解，多年来我一直用这种伪说明，而不了解它们站不住脚，因为它们涉及我或其他人，都一无所知的那种涵盖法则。一个革命性的涵盖法则？是的，我们都读过Crane Brinton的《革命的解析》（Anatomy of Revolution，1938），这本书以三个革命为样本，归纳出革命的通性。但这些通性几乎不等同普遍法则，或甚至普遍可应用的特性。简言之，除了以随机的方式，没有人真正解释过法国大革命或俄国革命。
我写博士论文之前没读过Popper，但已经多少吸收过他的否证主义（falsificationism）。这个概念有些来自Milton Friedman的经典论文〈实证经济学方法论〉（“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1953）。虽然这篇文章没提到Popper，却是一种粗糙、迷你版的Popper主义。这个概念也有些来自Stigler论经济思想史的文章。1954 年我在耶鲁任教后，很快就与Tjalling Koopmans交好，一方面因为他是业余作曲家，我也开始拉大提琴，我们可以谈音乐；另一方面因为我们都来自荷兰，喜欢一起讲荷语，但我们对经济学的兴趣完全不同。他开始写《三论经济科学的状态》（Three Essays on the State of Economic Science，1957）的第二论时，内容全都是关于方法论。我们谈到Friedman的论文，我第一次完全被预测主义说服。预测主义指的是，理论的有效性，必须以它的预测正确性来评断。1956年我发表第一篇专业论文〈李嘉图经济学的实证内容〉（“The empirical content of Ricardian economics”），内容充满预测主义，然而我还是没念过Popper。我能恍如昨日般，记得最后决定念Popper的那一刻。
1962年住在巴黎时，一个周五下午我逛进书店，看到Karl Popper的《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1945）。众所周知，这本书是研究Plato、Hegel、Marx这三位开放社会的大敌。我回家吃过晚饭马上开始看，整个晚上加上周六整天都看，满心不愿意地睡着，周日把它看完。我敢说在那之前，或之后直到现在，没有一本书让我更热血。读它就像是畅饮一瓶香槟。这本书右打 Plato和Hegel（我一直将两人视为右派怪物），左批Marx犯下「启示录型的谬误」（预测在未知的将来某一天，世界末日将到来的游戏）。它也提供科学哲学、否证主义以及反对政治革命的有力论述。反政治革命的原因是，整体来说，我们缺乏改变社会的知识，但我们可以也应该，以渐进的方式来改革社会。
于是我坐下来，阅读Popper写的所有东西。我成为彻底的Popper主义者，虽然我现在觉得Popper有下列夸大之处：(1)没有归纳法这回事；(2)检证法（verification）与否证法（falsification）之间，有根本的不对称性；(3)方法论是规范性的，且与科学史无涉。直到今天，我还是个不再生（unregenerative）的Popper主义者。我在 Popper身上学到，怎么用清晰素朴的正统英式英文，来论述复杂的议题，也发现自己几乎是逐字模仿他的风格。1952年去伦敦写博士论文时，我兴奋地得知Popper在伦敦政经学院，每周一次开科学史的讨论课。我获准列席旁听，但很快就了解Popper是个旧派普鲁士风格的老师。他在著作中苦口婆心反对傲慢的偏执，然而他自己就是活生生的反证。伦敦政经学院流传着一则笑话，显然是Popper学生想出来的。那就是Popper应该将他的书定名为《一个开放社会的敌人的开放社会》（The Open Society by One of Its Enemies），较好的书名是《一个封闭心灵的开放社会》（The Open Society by a Closed Mind）。唉！最伟大的作曲家Beethoven，是个糟糕的人，Wagner、Goethe、Tolstoy亦然，我自己也好不到哪里。
7经济学之前是哲学
我从不后悔年轻时立志成为经济学家，但有些时候我但愿当年念的是哲学。我可以说是始于哲学，也似乎是终于哲学。我的开端并非一般性的哲学，而是一种特定的哲学：神学。「神是否存在」是我第一个问与答的哲学问题，至今我仍感到兴趣。我被养育为正统犹太人，十二岁前信泛神论，十五岁前信不可知论，十七岁前信激进无神论，自此未曾片刻动摇。的确，年纪愈长，我的无神论似乎愈激进。现在当我舌战超级信徒（不得不说，我爱、超爱这么做）时，要同时维持有礼合宜的谈吐，简直是对我容忍力的一大考验。
这一切的开始是我十二岁那年，叔叔给我一本《圣经》，我没留意里面有新约与旧约。我是个停不下来的读者，一书在手就全心投入。我从来不知道新约的存在，很自然地就读起来。我立刻被耶稣的故事深深吸引，再辅以阅读Ernest Renan的《耶稣的一生》（一本十九世纪美化的耶稣传记，将他描绘为人性化的远古先知）。我认为这个说法必定为真，但亲戚都告诉我这个说法是假。我与他们争辩，然后被送到拉比（犹太教经师）处接受矫正。他很快地说服我，指出耶稣不可能是神的儿子，因为创造宇宙的至高智能，既不能有子嗣也不能是弥赛亚，原因是当弥赛亚降世时，羔羊将与狮子并卧，放下刀剑，民族间不再兵戎相见。刀剑放下了吗？民族间的战争停止了吗？于是我发现，那是个具有彻底说服力的论证。
也许在福音故事里，记载的耶稣美丽故事是假，但是佛陀的故事呢？佛陀是耶稣之后的下一个阅读，我觉得两个故事同等美丽。然而亲戚友人再一次告诉我，佛陀的故事不可能为真。所有这些美丽的故事，包括旧约中摩西、约瑟、戴维的故事、新约中耶稣的故事、以及大乘佛教经典中的佛陀，我想必然都是真，因为它们这么优美。然而同样地也必然为假，因为它们彼此的矛盾。我茅塞顿开，不再相信任何权威性的宗教，而成为Spinoza式的泛神论者（我当然从未听过Spinoza）。1940年德国入侵后，我们仓皇离开荷兰，父母把哥哥跟我送到英国寄宿学校。校长是个基督教科学会信徒，试图要我改信基督教科学会，这件事让我接触权威式异议教派。往后几年，我是大人眼里经常性的小捣蛋鬼，因为我从不停止问他们宗教信仰的问题。我发问的目的不在学习，而在说服他们放弃，证明神存在的设计论证（argument of design）、第一因（first cause）论证、或终极目的论证等谬误。至于耶稣的历史性，我有很多聪明的理由，来说明耶稣存在的可信度，比不上阿瑟王或罗宾汉的可信度。我必须说，这是我永远无法真正学会克服的弱点。直到今天，我忍不住要跟基本教义派份子辩论，无论其背景是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或印度教，尽管我知道这是无望的白费力气。我是个地狱的（infernal）乐观主义者，总是相信理性的论证最终会胜出。
我喜欢把自己描述为一个宗教的人，意思是说，我每天都在思索以下的大哉问：宇宙间有秩序吗？这个秩序意义何在？我们活在世上是为了一个目的吗？这些都是好问题，但是由神或教会来回答，对这些问题的深度而言是一种污蔑。我十几岁时热切拥抱马克思主义，其中一个原因是他的无神论正是我所要的。我阅读Popper，想要亲近Popper作品的原因，并非Popper主义等同无神论，而是 Popper的谬误法完全适合无神论。请让我看看有哪些事件，可以推论神不存在？没有，当然，神的存在是信仰的问题。我们相不相信神的存在并不重要。不会造成区别的区别，是无意义的区别（A difference that makes no difference is no difference）！故此理得证。
8从Popper到Lakato
1960年代后期，当我固定在伦敦政经学院授课时，认识了Imre Lakatos。他继Popper之后，在伦敦政经学院担任逻辑与科学哲学教授。在这短短几年间，我很喜欢他（他1974年去世）。1968年的学潮期间，他成为无惧却具同情心的批判者，毫不怜悯地取笑学生的激进虚矫行径。他有资格这么做，因为在1956年逃往西方世界之前，他曾经因「右派偏离份子」的罪名，在匈牙利监狱服刑数年。他有极佳的幽默感，我们一见如故十分投缘。Lakatos不懂经济学，但他的博士生Spiro Latsis给他灵感，想把他的方法论见解应用到经济学领域。Latsis的确是首位将Lakatos思想应用在经济学的人。1974年 Lakatos在希腊办一场学术会议，让物理学者、经济学者、科学哲学学者，发展一些「科学研究方法论计划」的个案研究。他在会议召开前一个月猝逝，Latsis如期举办这次会议来纪念Lakatos。对我和其他许多人来说，这次会议是一生难得的际会。经济学领域有Lionel Robbins、John Hicks、Terence Huchinson、Herbert Simon与Alex Leijonhfvud等大家。哲学领域有Carl Hempel、Adolf Grunbaum、与Paul Feyerabend等硕儒。充满知性的火花。会议召开的地点，是希腊境内美丽的Nafplion。Spiro Latsis的父亲John Latsis，豪迈地提供金援，让我们见识一种心向往之的风格。
Popper与Lakatos两人之间关系的争议，自1974年起延烧至今。在我眼中，Lakatos是80%的Popper，加上20%的Kuhn。Lakatos强调不同的东西，但传达的方法论本质上与Popper相同。1989年 Neil de Marchi和我在Capri筹办第二次Nafplion会议，与会的众多经济学者，对Lakatos与Popper思想的敌意让我深深讶异。大部分的敌意，是针对Lakatos坚持，说对科学研究的最终评判，应该以能否创造出崭新的预测为指标。这个标准终究难以被与会者所接受，他们了解这个指标会让今日通行的新古典经济学，几乎全部都会被质疑。
逐渐地，经济学自1950年代以来，近年来更是以加快的速度，变得愈来愈数学形式化。也就是说，几乎都只关切分析的精准，而不惜牺牲政策的相关性。经济学所展现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数学，而非实证的社会科学。经济学家有时被指控为物理羡妒症（physics-envy），但这是完全误导性的指控。任何了解当代物理的人都会证实，物理学重视实验证据，力求理论与实验证据一致，不太重视严谨的定理与分析的引理（lemmas）。经济学家的真正问题，是数学羡妒症（mathematics-envy）。一般均衡理论是经济理论中最尊贵的类型，只有这个领域的顶尖专家在运用。这个理论完全不具实证内容。证明多重市场与一般均衡的存在、独特性、以及局部的稳定性，能帮助我们对经济体增进多少了解？完全没有。没有物理学家会认为，一般均衡理论提出有趣的问题，但数学家当然会发现这是一展身手的机会。一些当代的一般均衡理论学者，甚至将之合理化，说它实现了Adam Smith的古老承诺，证明「看不见的手」有调和私人与社会利益的倾向。这种说法不仅歪曲知识史，也完全误解竞争作为社会过程的重要性。这个社会过程发生在现在，在一个以私人企业为基础的经济体系，这个社会过程也确保科技动能和成本极小化。Walras式的一般均衡理论，或是最终状态（end- state）理论，与上述的说法根本不相干。
浸淫在经济学领域45年后，最令我惊讶的是，尽管一般均衡理论未能实现其目标，且持续将科技进步剔除在经济研究的题目之外，它依然享有高度评价。近年来，经济史学者终于开始打开科技变迁的黑盒子，但经济理论学者持续研究经济成长，彷佛经济成长全都是资本与劳动力增加的结果，而且仅是生产要素的量化增量（quantitative increments）。从一位二十世纪经济学的中心人物身上，可以充分看到这种过分强调Walras式一般均衡理论，而轻忽科技进步的典型。这个人物就是Joseph Schumpeter。奇怪的是，Schumpeter一方面非常推崇Walras式的理论，将它视为经济学术成就的巅峰。另一方面，Schumpeter对经济学的原创性贡献，几乎未受到Walras式理论的启发。的确，讲实在的，Schumpeter与Walras的贡献是相互冲突的。当我比较年轻时，对Schumpeter的创业家精神理论，与对创新学说的处理，并未给予太高评价。但从那时起，Schumpeter在28岁写的《经济发展理论》（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1911），就被我视为二十世纪经济学的巨著之一，足可与Fisher的《利率论》（Theory of Interest）、Keynes的《一般理论》（General Theory）并驾齐驱。Schumpeter有两项天才的洞见：(1)过程创新只是创新的一个类型，在经济成长的重要性，可能还远不及产品创新或组织创新。(2)他认识到银行信用，在企业家精神的推展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对由机器驱动的工厂生产来说，银行信用不只是财务的附属品。诚然，Schumpeter颂扬企业家精神，几乎将它简化为杰出个人的英雄主义，但是无论如何，谈论资本主义下的经济进展， Schumpeter比Marx以降的任何经济学家都更有贡献（就过去一百年的经济理论化，这是多么悲哀的评论！）。Parato最适、完全竞争、静态效率等等，是受到一般均衡的启发，也是备受赞誉的福利经济学第一与第二基础定理。Schumpeter却认为这些都不具实际的重要性，因为我们是藉由可行的竞争标准、动态效率、科技动能等，来评估市场的结构：那就是Adam Smith所说，竞争的「看不见的手」的意思，而非消费的边际替代率，等于生产的边际转化率。
令人忧心的是，后现代结构在方法论的概念上，成为一组受欢迎的描述性规范。这证明当代经济学，充斥着无结果的数学形式主义（sterile formalism)。Donald McColskey已经告诉我们，经济学只是强辩硬拗，和文学批评或美学没什么不同。经济学认为，某些「深描」（thick）的方法论规则（轻声说话、倾听对手、提出论证），还可以接受；但是Popper与Lakatos的「浅绘」（thin）方法论，就被判定为不合理。McColskey或他的追随者从未觉得，这是个破绽百出的见解。
我并未把Popper与Lakatos，尊为作品不能被质疑的大师。我确信他们的有效贡献，核心是以下的概念：经济学必须处理现实世界的问题，而达到这个目标的最好方法，就是推出具有「实证上可以被推翻的理论」。那并不表示，达不到上述要求的分析概念，就必须立即被丢弃。我们必须努力创造可以被否定的预测，同时不能满足于未经实证质疑的经济理论。科技的解谜，若只是一种为解谜而解谜的游戏，就不能像现在这样，成为学生的模范。
在我的专业经济学家生涯中，我一直钦羡Milton Friedman做学问的风格，却不齿于他的政治观点；我钦羡Paul Samuelson的政治观点，但不欣赏他的经济分析手法。我似乎注定永远要陷于两难之间。
注释：
我的博士论文Ricardian Economics 出版时(1953)，我认为David Ricardo是严谨的理论家、令人景仰的人物，还以David为我的大儿子取名。这些年来我开始发现，Ricardo有「可伸缩」（telescopic）的倾向：将长期缩为短期，之间没有转换期。这是正统经济学的持续之恶。
在哥伦比亚大学念研究所时，我开始对通货膨胀经济学感兴趣。当时的老师 Arthur Burns教总体经济学，对Keynes的理论多所质疑。Burns是我博士论文口试的四位委员之一（其他三位是Abram Bergson、John Maurice Clark与Karl Polanyi）。Burns问我通膨问题何在？这是个奇怪的问题，因为当时美国的通货膨胀率1%。无论我给任何答案（对债主不公平、对薪资员工与年金领取人造成问题、一种储蓄税等等），他就以一个反证来驳斥。不到十分钟，他让我不知所云，觉得自己像是个两呎侏儒。意识到必定过不了这部份的口试，我的心凉了半截。最后我被告知通过整体口试，我因通膨问题的差劲表现向他致歉。他亲切地拍拍我肩膀，说：「没关系，年轻人，比你强的人都栽在这个问题上。」我冲回家，狂读通膨问题，矢言永不再败在这个问题上。
我在哥大所有的老师，包括James Angell、Arthur Burns、William Vickrey、John Maurice Clark、Abram Bergson、Ragnar Nurkse与Karl Polanyi，其中我只清楚记得Karl Polanyi。因为他介绍一般经济理论，要我念从未听过的书（例如Malinowski的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并教我如何轻而易举地杜撰历史「法则」。Polanyi注重「互惠」与「再分配」，他以这两个术语，描述历史上所有市场经济之前的经济体系。我不相信The Great Transformation（1944）的中心论点，但它是气味相投的「中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且非常引人入胜。
「最喜欢的书」。这是我喜欢玩的维多利亚室内游戏：(1)最喜欢的小说：Homer的Odyssey。(2)最喜欢的诗：Stephen Spender的 ‘I Think Continually of Those Who Were Truly Great’。(3)最喜欢的戏剧：Arnold Strindberg的The Father。(4)最喜欢的军事史：William Prescott的The Conquest of Mexico。(5)最喜欢的思想史：Arthur Koestler的The Sleepwalkers。(6)最喜欢的哲学作品：Alfred Ayer的Language, Truth and Logic。(7)最喜欢的人类学研究：先前提过的Malinowsky。(8)最喜欢的政治研究︰ Popper 的Open Society；等等、等等；这是无止尽的游戏，困难之处在于你不能选第二名。
更令人尴尬的文字风格启发者是Joan Robinson。第一次读她的经济学著作是在学生时代，多年后我还是深受吸引。我读过她写的每个字，她的语言（充满素朴口语的文字代数），吸引我的程度，跟她政治观点倒我胃口的程度一样。我们碰面时，她总是对我极不客气（在1960年代「剑桥的资本理论争议」后，她即视我为敌），但我不在意。在经济学这个由男性主导的专业，要当个聪明的女性已经够难了；要在剑桥经济系这种同质气氛中当个聪明的女性，铁定令人抓狂。
我最喜欢的Lakatos故事，带有精采犹太笑话的强烈色彩。Lakatos说他成长在一个匈牙利小村庄。七岁时带第一张成绩单回家时，所有的科目都得到A，唯有体育是C。他妈妈狠狠揍他一顿以示惩罚。来年的成绩单，包括体育在内，通通得A（故事讲到这里，已经够好笑了，因为他体型瘦小，根本不可能在运动上有杰出表现）。母亲总是告诉他，希望有一天他可以成为剑桥大学教授（不知为何，她将剑桥视为学术成就的巅峰）。1956年Lakatos从匈牙利逃到英格兰，获得奖学金赴剑桥攻读数学史。他完成博士学位（论文以Proofs and Refutations为书名出版），并获聘为临时讲师。他将写信告知住在匈牙利的母亲，她回信说：「好，但他们为什么不让你当教授？」
我了解产品创新的重要性，是基于个人因素。1930年代我父亲在荷兰做雨衣，材料本来都是人造橡胶。1932年，一个瑞典人发明了府绸（poplin）雨衣，彻底改变了这门生意。来年是荷兰经济大萧条的谷底，父亲发现手上有好几千件卖不出去的橡胶雨衣，濒临破产。雨衣产业的人都认为风潮不会长久，但父亲是个悲观主义者，他相信橡胶雨衣的需求不复存在。于是将所有存货，贱价卖给阿姆斯特丹最大的服饰店C&A。C&A对父亲的大胆印象深刻，表示若他有能力学会生产府绸雨衣，愿意下订单。父亲前往瑞典，挖角一个裁缝师和剪裁师，完成那笔订单。接下来，订单一笔接一笔。1935年之前，他已经成为荷兰的雨衣大王、白手起家的百万富豪。他的好运并不长久，1940年代德国人入侵荷兰，我们失去一切。这个发迹致富的故事开始时，我六岁；故事结束，十二岁。简言之，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新产品的影响力。
（英文原文发表于The American Economist, 38(2):12-27）
[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 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
[赖建诚 台湾清华大学教授]
[高景仲 台湾国立成功大学讲师]
本文原载：赖建诚Yilib博客
Mark Blaug has made far reaching contributions to a range of topics in economic thought throughout his career. Apart from valuable contributions to the economics of art and the economics of education, he is best known for his work in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and the methodology of economics. Concerning methodological issue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economic theory to a wide range of subjects from education to human capital,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he sweep of intellectual progress are fitting subjects to accommodate the breadth of Mark Blaug's interest."
Major publication
* Ricardian Economics. A Historical Study, 1958.
*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first edition 1962, 5th revised edition 1997.
* The Methodology of Economics, or How economists Explain, 1980 (revised edition, 2006).
*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Economics, 1986.
* Great Economists Before Keynes: A Introduction to the Lives and Works of 100 Economists of the Past, 1986.
* Economic Theories. True or False?, 1990.
* Appraising Economic Theories: Studies in the Methodology of Research Programs (ed. with Neil de Marchi), 1991.
* Not Only an Economist. Recent Essays, 1997.
Honour
* In 1984 he was made a Foreign Honorary Member of the Royal Netherlands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 (KNAW).
* In 1988 he was made a Distinguished Fellow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s Society.
* In 1989 he became an Elected Fellow of the British Academy.
Reference
* "Mark Blaug". Erasmus Center for History in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http://www.chimes.nl/staff/blaug/. Retrieved February 28, 2007.
* "Mark Blaug" (PDF). Universiteit van Amsterdam, CV. http://www1.fee.uva.nl/pp/bin/mblaugcv.pdf. Retrieved February 29,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