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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在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是中国大陆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并与叶兆言和苏童等人齐名。著有短篇小说集《十八岁出门远行》、《世事如烟》和长篇小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及《战栗》等。
余华 - 主要生涯
余华
余华(男)(1960—)原籍山东高唐。生于浙江杭州,长于海盐。父母都是医生。1973年小学毕业,1977年中学毕业,曾在一家镇上的医院任牙医。1983年开始创作,同年进入浙江省海盐县文化馆。处女作《星星》发表在《北京文学》1984年1期。后就读于鲁迅文学院、北京师范大学联合招收的研究生班。现定居北京,从事专业创作。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件》,《一九八六年》,《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鲜血梅花》,《在劫难逃》,《世事如烟》,《古典爱情》,《黄昏里的男孩等,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他是“先锋派”的代表作家,早年的小说带有很强的实验性,以极其冷酷的笔调揭示人性丑陋阴暗的角落,罪恶、暴力、死亡是他执着于描写的对象,处处透着怪异奇特的气息,又有非凡的想象力,客观的叙述语言和跌宕恐怖的情节形成鲜明的对比,对生存的异化状况有着特殊的敏感,给人以震撼。然而他在90年代后创作的长篇小说与80年代中后期的中短篇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使他享有盛誉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逼近生活真实,以平实的民间姿态呈现一种淡泊而又坚毅的力量,提供了历史的另一种叙述方法。死亡仍是其一大主题,极端化处理仍时隐时现。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06年11月10日至14日在北京举行。有2500多名文学艺术界代表及嘉宾与会,共商我国文学艺术事业繁荣发展大计。第八次文代会有47个代表团、12个艺术门类的约1500名代表和港澳台嘉宾出席。第七次作代会有38个代表团、953名代表与会,并特邀港澳台嘉宾及海外华侨华人作家嘉宾出席。
余华 - 所获荣誉
2010年12月29日,由腾讯网携美涛品牌合作举行的腾讯网2010星光大典在北京国家体育馆举行,“年度最具影响力微博”颁发给了余华老师。作为目前最具社会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余华在腾讯微博的150条发言平均转发量都在千次以上,话题触角从文学、哲学深入至政治、社会等领域,信息含量丰富,极富启发性与感染力,互动性强,充分体现微博的社会话题属性。
余华 - 阅读经历
《黄昏里的男孩》
在小学毕业的那一年,应该是1973年,县里的图书馆重新对外开放,我父亲为我和哥哥弄了一张借书证,从那时起我开始喜欢阅读小说了,尤其是长篇小说。我把那个时代所有的作品几乎都读了一遍:浩然的《金光大道》、还有《牛虻》、《虹南作战史》、《新桥》、《矿山风云》、《飞雪迎春》、《闪闪的红星》……当时我最喜欢的书是《闪闪的红星》,然后是《矿山风云》。
实际上像我真正有书可读的时候,已经十八九岁了,这是很可悲的。我读过一位伟大的诗人叫艾略特的传记,他在中学毕业的时候,古典的现代的名著几千部,他已经全部读完了,以后的时间他也不需要再读了。我到他这个年龄的时候,我才刚开始“读”。那时候我们中国的文学杂志虽然都很差,从文学质量上来看都不好,但是每一本杂志的发行量都很大。那时候还没有其他种类的杂志,只要是杂志,就是文学类的,什么破杂志都能卖30多万份。后来我读到了美国作家杰克.伦敦,他给一个文学青年写了封信,其中有一句话:你宁可去读拜伦的一行诗,也不要去读现在的一百多种文学杂志。那时候我马上就明白这一个道理: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垃圾上,应该去读经典的作品。从那时开始,我就买了大量的19世纪20世纪已经被誉为经典的文学作品……我有一个观点,就是作为一个作家他是否优秀,取决于他作为一个读者是否优秀。所以那几年我成为了一个很不错的读者,读了很多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虽然我写的跟他们不一样,但我知道怎样去判断,如何去把握叙述的过程。这是比较重要的一段经历。
余华
在我年轻的时候喜欢读一些很费劲的小说,写的是《世事如烟》之类的作品,那时马原说我“把一个很好看的故事写得很不好看”。现在我发现,十多年前看得津津有味的《城堡》几乎看不下去,我喜欢的是能一口气读完的书,比如不久前我重读的《静静的顿河》,感觉与从前完全不同。并非我在阅读上变得懒惰了,能一口气读完的书也不见得就轻松、通俗。阅读与写作紧密相关,为什么我们会对一部作品有感受?我相信是作家写作时了解应该如何让读者去阅读,这种心理或有意、或无意。
任何时代,都有不浮躁的读者。读书是一个人安静下来才做的事。不是参加派对,不是社会关注的热闹。写作与阅读,都是冷清的,但这样的状态却像海底激流,始终汹涌澎湃。我有一位朋友,年轻时在大学学习西方哲学,现在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他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看法,有一天他告诉我说:“我的大脑就像是一口池塘,别人的书就像是一块石子;石子扔进池塘激起的是水波,而不会激起石子。”最后他这样说:“因此别人的知识在我脑子里装得再多,也是别人的,不会是我的。”他的原话是用来抵挡当时老师的批评,在大学时他是一个不喜欢读书的学生,现在重温他的看法时,除了有趣之外,也会使不少人信服,但是不能去经受太多的反驳。
余华 - 个人作品
《灵魂饭》
短篇小说
十八岁出门远行《北京文学》(1987-1)
西北风呼啸的中午《北京文学》(1987-5)
死亡叙述《上海文学》(1988-11)
爱情故事《作家》(1989-7)
往事与刑罚《北京文学》(1989-2)
鲜血梅花《人民文学》(1989-3)
两个人的历史《河北文学》(1989-10)
祖先《江南》(1993-1)
命中注定《人民文学》(1993-7)
中篇小说
四月三日事件《收获》
一九八六年《收获》
河边的错误《钟山》
现实一种《北京文学》
余华研究资料
世事如烟《收获》
难逃劫数《收获》
古典爱情《北京文学》
此文献给少女杨柳《钟山》
偶然事件《长城》
夏季台风《钟山》
一个地主的死《钟山》
战栗《花城》
长篇小说
《呼喊与细雨》(《在细雨中呼喊》)《收获》
《活着》《收获》
《许三观卖血记》
《兄弟》
散文
虚伪的作品《上海文论》
川端康成与卡夫卡《外国文学评论》
我,小说,现实《今日先锋》
余华 - 代表作赏析
余华作品《活着》
《活着》是余华改变风格之作。在叙述方面,他放弃了先锋前卫的笔法,走向传统小说的叙事方式,然而结构上,仍能给读者剧力万钧、富于电影感官和想象的感觉。
据最新消息,曾获意大利文学大奖——格林扎纳·卡佛奖、台湾《中国时报》十本好书奖,由著名作家余华创作的长篇小说《活着》,自1998年5月由南海出版公司重新出版以来,至今年7月底,已发行约20万册。并且据首都各大书店介绍,该书自上市以来,脱销是常有的事。其实,《活着》早在1993年11月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第一次出版,但1993至1998年该书发行量还不到一万册。同一本书,为什么两次出版会遭遇不同的市场命运呢?
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活着》1993年版的责任编辑周季胜介绍,当初他一看完这部书稿,就决定立即采用。但是,众所周知,90年代初期,各大出版社仍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渡期,市场意识还相当薄弱。因此,该书出版后几乎没有进行任何宣传、介绍,使许多读者没有直接的机会得以了解。而且,当时国内的纯文学市场正处于低迷状态,普通读者关注的仍是港台武侠与言情。所以,《活着》虽然当时一出版,就引起圈内人士的关注,并得到相当高的评价,可是,《活着》诞生5年了,对普通读者而言,仍然是个陌生者。
但是,《活着》1998年5月由南海出版公司重新出版以来,不到一年时间,已得到约20万读者的“接受”,并且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增加。
余华
据《活着》1998年版的责任编辑杨雯透露,出版社几乎是以每个月加印一万册的速度来满足此书的市场需求。当记者问到,《活着》一书重版后的宣传有否采用现今流行的炒作方式时,杨雯编辑边摇头边介绍道,现在的读者意识敏锐,有着自己独立的判断力,对图书的炒作方式往往比较反感。《活着》之所以有如此好的销售量,原因有三点:首先最根本的一点是《活着》这本书本身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图书也是商品,其“质量”优劣永远是第一位的;其次,现今读者的整体阅读水平比90年代初期有很大的提高,近几年多部纯文学作品的热销也足以证明这点;最后,该书在封面设计、版式装帧以及宣传介绍等方面,把握准市场因素,好的内容还需要好的形式,这样才能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它。
另外,《活着》的创作者、著名作家余华也就此书的两种市场命运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国内文坛并不缺乏好的作品,缺少的是把这些好作品介绍给普通读者的途径。《活着》现在已“幸遇”20万读者,这是得力于90年代中期以来图书市场二渠道,即除新华书店以外的经销渠道的逐渐拓宽。二渠道的经销,使很多民营书店、个体书摊等零售市场能够及时、迅速地满足市场的需要,让读者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新书。此外,余华也说到图书的宣传介绍是必不可少的程序,同时还认为张艺谋的电影《活着》确实对该书重版时最初的销售产生过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广告宣传、媒体推动的作用只是一时的,一部书命运的掌握者是千千万万普通的读者,读者会作出自己明智的选择。
据业界人士分析,《活着》遭遇的两种市场命运再次说明,在图书运作中,一部书的本身价值是最重要的,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费时费力的图书炒作是毫无意义的。同时,在“酒香也怕巷子深”的今天,如何作好图书的宣传工作,如何开拓更宽更广的途径让普通读者接触到新的作品、好的作品,这些问题也是值得关注和努力解决的。
余华 - 人物自传
余华
1960年4月3日的中午,我出生在杭州的一家医院里,可能是妇幼保健医院,当时我母亲在浙江医院,我父亲在浙江省防疫站工作。有关我出生时的情景,我的父母没有对我讲述过,在我记忆中他们总是忙忙碌碌,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我几乎没有见过他们有空余的时间坐在一起谈谈过去,或者谈谈我,他们第二个儿子出生时的情景。我母亲曾经说起过我们在杭州时的片断,她都是带着回想的情绪去说,说我们住过的房子和周围的景色,这对我是很重要的记忆,我们在杭州曾经有过的短暂生活,在我童年和少年时期一直是想象中最为美好的部分。
我的父亲在我一岁的时候,离开杭州来到一个叫海盐的县城,从而实现了他最大的愿望,成为了一名外科医生。我父亲一辈子只念过六年书,三年是小学,另外三年是大学,中间的课程是他在部队时当卫生员时自学的,他在浙江医科大学专科毕业后,不想回到防疫站去,为了当一名外科医生,他先是到嘉兴,可是嘉兴方面让他去卫生学校当教务主任;所以他最后来到了一个更小的地方棗海盐.
他给我母亲写了一封信,将海盐这个地方花言巧语了一番,于是我母亲放弃了在杭州的生活,带着我哥哥和我来到了海盐,我母亲经常用一句话来概括她初到海盐时的感受,她说:“连一辆自行车都看不到。”
我的记忆是从“连一辆自行车都看不到”的海盐开始的,我想起了石板铺成的大街,一条比胡同还要窄的大街,两旁是木头的电线杆,里面发出嗡嗡的声响。我父母所在的医院被一条河隔成了两半,住院部在河的南岸,门诊部和食堂在北岸,一座很窄的木桥将它们连接起来,如果有五、六个人同时在上面走,木桥就会摇晃,而且桥面是用木板铺成的,中间有很大的缝隙,我的一只脚掉下去时不会有困难,下面的河水使我很害怕。到了夏天,我父母的同事经常坐在木桥的栏杆上抽烟闲聊,我看到他们这样自如地坐在粗细不均,而且还时时摇晃的栏杆上,心里觉得极其神圣。
我是一个很听话的孩子,我母亲经常这样告诉我,说我小时候不吵也不闹,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她每天早晨送我去幼儿园,到了晚上她来接我时,发现我还坐在早晨她离开时坐的位置上。我独自一人坐在那里,我的那些小伙伴都在一旁玩耍。
到了四岁的时候,我开始自己回家了,应该说是比我大两岁的哥哥带我回家,可是我哥哥经常玩忽职守,他带着我往家里走去时,会突然忘记我,自己一个人跑到什么地方去玩耍了,那时候我就会在原地站着等他,等上一段时间他还不回来,我只好一个人走回家去,我把回家的路分成两段来记住,第一段是一直往前走,走到医院;走到医院以后,我再去记住回家的路,那就是走进医院对面的一条胡同,然后沿着胡同走到底,就到家了。
接下来的记忆是在家中楼上,我的父母上班去后,就把我和哥哥锁在屋中,我们就经常扑在窗口,看着外面的景色。我们住在胡同底,其实就是乡间了,我们长时间地看着在田里耕作的农民,他们孩子提着割草篮子在田埂上晃来晃去。到了傍晚,农民们收工时的情景是一天中最有意思的,先是一个人站在田埂上喊叫:“收工啦!”
然后在田里的人陆续走了上去,走上田埂以后,另外一些人也喊叫起收工的话,一般都是女人在喊叫。在一声起来,一声落下的喊叫里,我和哥哥看着他们扛着锄头,挑着空担子三三两两地走在田埂上。接下去女人的声音开始喊叫起她们的孩子了,那些提着篮子的孩子在田埂上跑了起来,我们经常看到中间有一、两个孩子因为跑得太快而摔倒在地。
在我印象里,我的父母总是不在家,有时候是整个整个的晚上都只有我和哥哥两个人在家里,门被锁着,我们出不去,只有在屋里将椅子什么的搬来搬去,然后就是两个人打架,一打架我就吃亏,吃了亏就哭,我长时间地哭,等着我父母回来,让他们惩罚我哥哥。这是我最疲倦的时候,我哭得声音都沙哑后,我的父母还没有回来,我只好睡着了。那时候我母亲经常在医院值夜班,她傍晚时回来一下,在医院食堂卖了饭菜带回来让我们吃了以后,又匆匆地去上班了。我父亲有时是几天见不着,母亲说他在手术室给病人动手术。我父亲经常在我们睡着以后才回家,我们醒来之前又被叫走了。在我童年和少年时期,几乎每个晚上,我都会在睡梦里听到楼下有人喊叫:“华医生,华医生……有急诊。”我哥哥到了上学的年龄同样的解放。我哥哥脖子上挂着一把钥匙,背着书包,带上我开始了上学的生涯。他上课时,我就在教室外一个人玩,他放学后就带着我回家。有几次他让我坐到课堂上去,和他坐在一把椅子里听老师讲课。有一次一个女老师走过来把他批评了一通,说下次不准带着弟弟来上课,我当时很害怕,他却是若无其事。过了几天,他又要把我带到课堂上去,我坚决不去,我心里一想到那个女老师就怎么也不敢再去了。
余华作品
我在念小学时,我的一些同学都说医院里的气味难闻,我和他们不一样,我喜欢闻酒精和弗尔马林的气味。我从小是在医院的环境里长大的,我习惯那里的气息,我的父母和他们的同事在下班时都要用酒精擦手,我也学会了用酒精洗手。
那时候,我一放学就是去医院,在医院的各个角落游来荡去的,一直到吃饭。我对从手术室里提出来的一桶一桶血肉模糊的东西已经习以为常了,我父亲当时给我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他从手术室里出来时的模样,他的胸前是斑斑的血迹,口罩挂在耳朵上,边走过来边脱下沾满鲜血的手术手套。
我读小学四年级时,我们干脆搬到医院里住了,我家对面就是太平间,差不多隔几个晚上我就会听到凄惨的哭声。那几年里我听够了哭喊的声音,各种不同的哭声,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我都听了不少。
最多的时候一个晚上能听到两三次,我常常在睡梦里被吵醒;有时在白天也能看到死者亲属在太平间门口嚎啕大哭的情景,我搬一把小凳坐在自己门口,看着他们一边哭一边互相安慰。有几次因为好奇我还走过去看看死人,遗憾的是我没有看到过死人的脸,我看到的都是被一块布盖住的死人,只有一次我看到一只露出来的手,那手很瘦,微微弯曲着,看上去灰白,还有些发青。
应该说我小时候不怕看到死人,对太平间也没有丝毫恐惧,到了夏天最为炎热的时候,我喜欢一个人呆在太平间里,那用水泥砌成的床非常凉快。在我记忆中的太平间总是一尘不染,四周是很高的树木,里面有一扇气窗永远打开着,在夏天时,外面的树枝和树叶会从那里伸进来。
当时我唯一的恐惧是在黑夜里,看到月光照耀中的树梢,尖细树梢在月光里闪闪发亮,伸向空中,这情景每次都让我发抖,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总之我一看到它就害怕。我在小学毕业的那一年,应该是1973年,县里的图书馆重新对外开放,我父亲为我和哥哥弄了一张借书证,从那时起我开始喜欢阅读小说了,尤其是长篇小说。我把那个时代所有的作品几乎都读了一遍,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还有《牛田洋》、《虹南作战史》、《新桥》、《矿山风云》、《飞雪迎春》、《闪闪的红星》……当时我最喜欢的书是《闪闪的红星》,然后是《矿山风云》。
在阅读这些枯燥乏味的书籍的同时,我迷恋上了街道上的大字报,那时候我已经在念中学了,每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我都要在那些大字报前消磨一个来小时。到了70年代中期,所有的大字报说穿了都是人身攻击,我看着这些我都认识都知道的人,怎样用恶毒的语言互相谩骂,互相造谣中伤对方。有追根寻源挖祖坟的,也有编造色情故事,同时还会配上漫画,漫画的内容就更加广泛了,什么都有,甚至连交媾的动作都会画出来。
在大字报的时代,人的想象力被最大限度的发掘了出来,文学的一切手段都得到了发挥,什么虚构、夸张、比喻、讽刺……应有尽有。这是我最早接触到的文学,在大街上,在越贴越厚的大字报前,我开始喜欢文学了。
当我真正开始写作时,我是一名牙医了。我中学毕业以后,进了镇上的卫生院,当起了牙科医生,我的同学都进了工厂,我没进工厂进了卫生院,完全是我父亲一手安排的,他希望我也一辈子从医。
后来,我在卫生学校学习了一年,这一年使我极其难受,尤其是生理课,肌肉、神经、器官的位置都得背诵下来,过于呆板的学习让我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开始反感。我喜欢的是比较自由的工作,可以有想象力,可以发挥,可以随心所欲。可是当一名医生,严格说我从来没有成为过真正的医生,就是有职称的医生,当医只能一是一、二是二,没法把心脏想象在大腿里面,也不能将牙齿和脚趾混同起来,这种工作太严格了,我觉得自己不适合。
还有一点就是我难以适应每天八小时的工作,准时上班,准时下班,这太难受了。所以我最早从事写作时的动机,很大程度是为了摆脱自己所处的环境。那时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进入县文化馆,我看到文化馆的人大多懒懒散散,我觉得他们的工作对我倒是很合适的。于是我开始写作了,而且很勤奋。
写作使我干了五年的牙医以后,如愿以偿地进入了县文化馆,后来的一切变化都和写作有关,包括我离开海盐到了嘉兴,又离开嘉兴来到北京。
虽然我人离开了海盐,但我的写作不会离开那里。我在海盐生活了差不多有三十年,我熟悉那里的一切,在我成长的时候,我也看到了街道的成长,河流的成长。那里的每个角落我都能在脑子里找到,那里的方言在我自言自语时会脱口而出。我过去的灵感都来自于那里,今后的灵感也会从那里产生。
现在,我在北京的寓所里,根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要求写这篇自传时,想起了几年前的一件事,那时我刚到县文化馆工作,我去杭州参加一个文学笔会期间,曾经去看望黄源老先生,当时年近八十的黄老先生知道他家乡海盐出了一个写小说的年轻作家后,曾给我来过一封信,对我进行了一番鼓励,并要我去杭州时别忘了去看望他。
我如约前往。黄老先生很高兴,他问我家住在海盐什么地方?我告诉他住在医院宿舍里。他问我医院在哪里?我说在电影院西边。他又问电影院在哪里?我说在海盐中学旁边。他问海盐中学又在哪里?
我们两个人这样的对话进行了很久,他说了一些地名我也不知道,直到我起身告辞时,还是没有找到一个双方都知道的地名。同样一个海盐,在黄源老先生那里,和在我这里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记忆。
我在想,再过四十年,如果有一个从海盐来的年轻人,和我坐在一起谈论海盐时,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余华 - 最新力作
余华作品《兄弟》
《兄弟》一开始并不在余华的写作计划内。“5年前,我开始写作一部望不到尽头的小说。2003年8月,我去了美国,在那里东奔西跑了7个月。回来后,发现自己失去了漫长叙述的欲望,于是中断了那部大长篇的写作,打算写一部稍短些的作品,以帮助自己逐渐恢复叙事能力。《兄弟》就是这样开了篇。”
余华把《兄弟》称为“两个时代相遇以后诞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当代的故事,那是一个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日的欧洲。”余华认为,一个西方人要活400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而一个中国人只要40年就经历了,400年的动荡万变浓缩在40年当中,这是弥足珍贵的经历。余华写的兄弟俩就是连接这样两个时代的纽带,他们异父异母,来自两个家庭重新组合成的新家庭。“他们的生活在裂变中裂变,他们的悲喜在爆发中爆发,他们的命运和这两个时代一样天翻地覆,最终恩怨交集自食其果。”余华对于这两个时代的第一次正面描摹,是他本人引以为傲的。
《兄弟》让余华“研究生毕业”
余华认为《兄弟》是他写作至今最为厚重、自己也最满意的一部作品。“起先,我的构思是一部10万字的小说。可是叙述统治了我的写作,篇幅最终突破了40万字。写作就是这样奇妙的,从狭窄开始往往写出宽广,从宽广开始反而写出狭窄。这和人生一模一样,从一条宽广大路出发的人常常走头无路,从一条羊肠小径出发的人却能够走到遥远的天边。作家和时代的相遇,作家和作品的相遇,是机遇,也是时机。”
在这部小说当中,余华不自觉地增强了叙述的强度,“增加了叙述强度也就增强了阅读强度,这会加强小说的可读性,像19世纪的文学作品那样,像伟大时代的伟大作品一样,令读者激动。我一直很崇拜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他们的作品就很令人激动,叙述非常朴实,就算运用了写作技巧,那种技巧也是炉火纯青。”
“对一个作家来说,文学技巧用得越多,说明他本身的作品越没有力量。”《兄弟》的写作让余华往前跨出了一大步,“靠技巧来写作,好像一直在念研究生,永远也成不了大师。我现在能抛开技巧写作,感觉自己研究生毕业了,非常欣喜。”
并非“十年磨一剑”
有人称《兄弟》是余华“十年磨一剑”的作品,余华对此矢口否认:“我是去年4月份开始写作这部作品的。虽然写作过程中经历了为数不少的失眠的夜晚,但完全谈不上是‘十年磨一剑’。此前,我一直在进行随笔写作。”
相比于十年前《许三观卖血记》出版时的冷清,《兄弟》尚未出版,已经引起了各方面的广泛关注。余华觉得“十年磨一剑”这种说法,会给读者一种心理暗示,从而对作品产生过高的心理期待。虽然余华对这部作品有着非比寻常的信心,但仍然希望读者能够以平实客观的心态来阅读它、进入它。“本来这部作品就比较厚重,而且我的风格也有所转变,我会担心某些老读者无法适应这种转变。‘十年磨一剑’的说法等于把我推到了悬崖边上。”
初写美妙爱情
余华很少写爱情,但是在《兄弟》中,他写下了自认这个世界上最美妙的爱情。“每个人的爱情,都必定与他的时代紧密相连。”余华说,“‘文革’那个时代,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似乎一直是夫妇父母子女之间的互相背叛和出卖。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那个年代,有很多家庭是空前团结的。就像我的小说里写的一样,有一男一女,他们互相需要,相依为命,缺了对方就地活不下去。这样的爱情非常实,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只有这样的爱情才能永远。像我们现在这样的年代,谁缺了谁都没啥大不了,是不可能产生美妙永久的爱情的。”
余华 - 涉嫌剽窃
余华接受采访
余华小说《兄弟》涉嫌剽窃?日前,曾多次在网上发帖指责易中天抄袭的长沙网友黄守愚,在公开起诉易中天一事不了了之后,又把矛头指向余华,声称要以小说《兄弟》的“55处剽窃”为据控告他。对此,余华不作回应。
黄守愚:《兄弟》剽窃多达55处
日前,网友黄守愚与老英子在天涯等论坛联合发帖《余华〈兄弟〉涉嫌剽窃》。他们在文中指出:“余华的小说《兄弟》剽窃了诗人王长征的《王满子》”,并一一对比举例剽窃达55处之多。但他们所列出的剽窃之处,大都只是场景和意境上的近似而已,很难确证就是剽窃。但黄守愚认为,余华的《兄弟》和王长征的《王满子》在语言和词汇上,直接相同和相似;在情节和叙述上直接相同或相似;而这种相同或相似还贯穿了整个作品。“两部小说几乎就是用同一个故事讲述了同一个年代的变迁和众多的人物命运。”与此前指责易中天的手法相同,黄守愚也在文中指出,余华以往的作品也是对国内外大师的模仿和剽窃。他认为余华的《难逃劫数》与《许三观卖血记》,就是模仿和剽窃了马尔克斯的《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子》和《百年孤独》。
面对黄守愚的责难,余华谢绝媒体的一切采访,对此不作任何回应。而出版小说《兄弟》的上海文艺出版社,则认为黄守愚所说纯属无稽之谈,“根本没有必要理会他。”
王长征:现在不愿人云亦云
此后,黄守愚又对外公布,《王满子》的作者王长征授权予他“全权处理《王满子》被余华剽窃之事宜”,所以他将会起诉余华,“上次之所以没有告成易中天,只是因为被侵权的一方根本没有追究的意思”。黄守愚认为,《兄弟》对《王满子》的抄袭与“郭敬明抄袭案”非常类似,“这种场景、意境和情节上的抄袭,手段表现得极其高级。”虽然黄守愚宣称已经获得王长征的起诉授权,但王长征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他还没有读过《兄弟》,不能人云亦云,“如果余华真的抄袭,我会授权黄守愚去打官司。”
短评快:尽管接招打官司
黄守愚首次发难,对象是明星学者易中天。再而发难,则把矛头直指著名作家余华。为何是易中天和余华,而不是别人?答案不言而喻——若不如此,怎会有轰动效应,又怎能令人一夜尽知“黄守愚”?
此前,社会上也不乏因打“公益官司”而出名的人,但他们多数是因起诉有理有据、坚持社会正义,才渐渐混出响当当的“名头”。黄守愚却并非此类。他每次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官司还没打起来,就已搞得人尽皆知,此后却很有可能不了了之。在这个过程中,他收获了知名度,而当事人却因此不明不白受了伤害,污了名誉———正是因为官司没有打起来,才无法立判是非,而可能无辜的当事人也就不能被“还以清白”了。
遭遇此类“恶意网言”,该怎么办?笔者建议,不要怕打官司。如果挑事儿的一方不起诉,那当事人也应该反诉一把:当真清清白白为何要忍受无端非议?法律的公信度才是最有力的武器。
余华 - 人物言论
余华作品
作家成名不宜太早
听说“80后”的小作家埋怨前辈作家不愿交出“文坛接力棒”,余华付诸一笑:“他们还年轻,不明白。其实文坛的认可始终要比市场的认可晚十年左右。我80年代初开始写作,直到1987年才得到文坛认可。现在回头来看,我觉得作家成名不应太早。”
“由于成名需要一个过程,所以我长期对作品精益求精,养成了不断修改的习惯。”余华透露,此次出版的《兄弟》上部,他曾不厌其烦地修改过3次,才最终定稿,“我写作的时候文思喷涌,难免有粗糙的地方需要改动,修改的习惯非常好。作家如果太早成名,对作品的要求就不会那么高。特别是一旦得到市场认可以后,作家可能就会不断地为市场去写作,像一台复印机,而不是真正地去创作。这样非常不好,年轻人也许无法意识到。”
余华说,其实人的一生成名的感觉只能有一次,“我年轻时给很多地方投稿,天天邮差过来,往我家邮箱里塞东西。我父亲如果碰上厚重的来信,就知道是我的退稿。某一天,我一下子收到了十几封约稿信。我突然明白,我成名了,以后几乎再也不会有退稿了,心情非常激动。但是此后,我对这再也没有强烈的感觉了。所以人家问我,盛名之下有无压力,我觉得是没有的。而现在的‘80后’,也不必太在意成名的问题,好好写作就可以了。他们这代人中,必定会有大师出现。”
余华 - 人物评价
书约余华
余华是“先锋派”的代表作家,早年的小说带有很强的实验性,以极其冷峻的笔调揭示人性丑陋阴暗,罪恶、暴力、死亡是他执着描写的对象,处处透着怪异奇特的气息,又有非凡的想象力。客观的叙述语言和跌宕恐怖的情节形成鲜明的对比,对生存的异化状况有着特殊的敏感,给人以震撼。
他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创作的长篇小说与80年代中后期的中短篇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使他享有盛誉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逼近生活真实,以平实的民间姿态呈现一种淡泊而又坚毅的力量,提供了对历史的另一种叙述方法。死亡仍是其一大主题,极端化处理仍时隐时现。
余华蛰伏十年分上下两册推出自己的最新长篇《兄弟》,使人们关心这位作家及其作品的热度从去年持续到今年。面对十年巨变的文坛与图书市场,《兄弟》在迅速成为畅销书的同时,也遭遇了文学界无情的批评,甚至有专著《给余华拔牙》随之出版。《兄弟》能否成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经典,余华还能否占领自己在文坛上的地位,一切大约还需要时间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