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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的大孩子
很乖的小刺猬王蒙方蕤五十年
1950年，方蕤在北京女二中读书。同年寒假，被临时调至中共东四区委协助“三反五反”运动做文书工作，认识了那时由北京市团市委中学部调到东四区团区委做团工作的王蒙，那一年王蒙18岁。1953年王蒙创作了长篇小说《青春万岁》。
1957年1月28日，旧历腊月二十九，王蒙和方蕤结婚。初恋时不懂得爱情，方蕤与王蒙的感情也有过反复。“那时我还是个学生，情绪不稳定，变化无常。曾一度中断了和他的联系。但我们再度和好却颇为神奇。”
1956年王蒙发表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1958年5月，王蒙因此被错戴上“右派”的帽子。这一戴就是21年，方蕤选择与他同甘共苦。
1963年12月23日，王蒙一家四口向新疆出发，一呆16年，王蒙用29岁到45岁的黄金年华在新疆写下4个大字“第二故乡”。
1979年春，王蒙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他们夫妻的命运立即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6月返回北京，王蒙被安排在北京市作协搞专业创作，从此，王蒙进入了创作的黄金时代。方蕤去了七十二中学教书。这个时期，王蒙的小说像雨后春笋一样接二连三地问世，《布礼》、《夜的眼》、《春之声》、《风筝飘带》……
而后，王蒙历任《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员、文化部长、国际笔会中心中国分会副会长等职。这时期著有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暗杀—3322》、《季节三部曲》等。
整理/本报记者陶澜00
本报记者陶澜报道“王蒙在家里是个快乐的大孩子，很乖的小刺猬。”这是把平常生活用文字记录下来的妻子眼中的王蒙。方蕤断断续续写下来的20万字的《我的先生王蒙》，3月5日即将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驰骋大半生，浮沉荣辱，始终相伴相随的夫人方蕤，嫁夫随夫，认定与王蒙同甘共苦。她欣赏王蒙“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能在焦头烂额中享受生活。而王蒙也欣赏夫人的一句话：“我喜欢捡芝麻，不愿抱西瓜，谁知道西瓜是不是土地雷。”于是，方蕤经年累月，小心捡拾生活中的“芝麻”，“珍藏琐碎”，写出了她和她的先生王蒙。书的主题语是这样几句话：“我们是世界上最平常的一对。天塌地陷了，我们过着平常的日子。愿我们的福气，让所有善良的人世男女分享。”方蕤昨天接受媒体采访时坦然承认自己是一个“爱情至上”的女性。“结婚以后，我就没和王蒙分过你我。虽然我是学理科的，但是，我很愿意与王蒙在文学上交流。有的时候，我也构思一些小说，甚至有的已经写了初稿给他看。”从遭遇退稿的《初恋》、成名的《青春万岁》到最新的《青狐》，方蕤是王蒙所有作品的一个读者。“我想，在写作审美上，我们是互相影响吧。我愿意和他讨论文学的话题。”她透露，有几篇小说，是她构思写成初稿又不要了之后，王蒙修改并署名发表的。方蕤说，站在王蒙的身后，是她自愿的。“只要对他的写作有益，我决不吝惜付出一切代价。其实这也不值得一提，而且我和王蒙从来没讨论过什么谁付出多寡或谁得到什么。那本是我的意愿。”12
方蕤用细腻的情感，串起了她珍藏50年的“细沙”和“花瓣”，讲述了她和王蒙共同度过的近半个世纪的风雨人生，展示出曾经是一个共和国部长的作家鲜为人知的琐碎之事。方蕤笑着说，她写的王蒙，王蒙都看了，有不满意的地方。“他说我写他是一个不修边幅的人，时常衣帽不整齐，往往是一个裤腿长，一个裤腿短；是家中的‘乱源’，就是有八个保姆也伺候不过来……是揭他的老底。不过，他也不真的和我计较，和我说，爱写什么就写什么吧。”
名人家属写名人成了近日图书的一个热点。问到方蕤，原来站在王蒙背后，放弃了自我，到现在写王蒙而被关注，是否有来自别人说三道四的压力？对于这个问题，方蕤一笑了之，回答说，大家议论是大家的事情。“其实，有人和我说过，你写写王蒙吧，我并没有特别在意。我觉得那是文学评论家和研究王蒙创作的学者的事情。我写王蒙生活中的事情，是边玩电脑边写的，是他也是我人生过程的一个记录。”方蕤说，她和王蒙看重的是事情的过程，“过程就是价值”。
(记者卢北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