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王蒙，14岁入党；19岁写长篇小说《青春万岁》，自嘲“累得几乎要了小命”；21岁写了《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给他的人生带来大喜大悲；29岁举家西迁新疆，一呆16年；改革开放后，升任中央委员，不久官坐文化部长。驰骋大半生，浮沉荣辱，始终相伴相随的是夫人方蕤。方女士嫁夫随夫，认定与王蒙同甘共苦。她欣赏王蒙“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能在焦头烂额中享受生活。而王蒙也欣赏夫人的一句话：“我喜欢捡芝麻，不愿抱西瓜，谁知道西瓜是不是土地雷。”于是，方女士经年累月，小心捡拾生活中的“芝麻”，“珍藏琐碎”，成为眼下这部十分可读的“我和我的先生王蒙”。

　　王蒙成熟早，14岁就加入了共产党。这之后，我们相识，在给他带来大喜大悲的长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院子里。　　1950年，我在北京女二中读书。同年寒假，我被临时调至中共东四区委协助“三反五反"运动做文书工作。　　东四区工委坐落在东四十一条39号。这是一座很讲究的典型三进四合院，各院都有自己耳房和小跨院。王蒙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应该是以这个院子为原型。　　能来这里工作很让人兴奋。参加过期末考试，没等做完期末评定、总结之类的事，我就立即来报到了。　　一进门，我被带到中院的北房。这是间很宽敞的办公室，里外间有许多明亮的玻璃窗。后来我才知道，宣传部在这里办公，里间是当时区委宣传部长韩冲的办公室。　　接待我的是陈大姐，脸圆圆的、甜甜的，看上去很朴实。见到我说：“欢迎你来帮忙。”　　我被领到后院。正在忙着搬运行李的时侯，见一个男青年，身穿一件不太合身的灰色棉袄，脸上托着一副淡黄色边的圆眼镜，向我们的宿舍走来。　　这不是在河北北京师范学校暑期办公室，召集我们开会的团区委的王蒙吗？我在猜想。　　这时他已经走近了。　　果然是他。　　他看着我，又看看临时改装的寝室，兴奋地说，“来这儿工作？欢迎！欢迎！你就住在这儿啊！来几个人？”　　“就我一个。”我说。　　“太好了，你跟陈大姐，你们在一起工作呀。我就在你们的前院办公室，一个大门里。”他自我介绍。　　“好啊！好！”我想怎么这样巧，又在这儿相遇了。　　这天中午，我们都在同一个厨房打饭。没有餐厅，打好饭，端回自己的办公室去吃。　　队伍很长，我看见王蒙打好饭，正往前院走，隔几步就回头往队伍中看看，走到办公室门口，没有马上进去，而是把头大幅度地转过来，刚好我们的目光相撞，他朝我笑笑走进屋去。　　当时我想：这个人挺有意思，还挺热情。　　那时大家吃的都一样，一碗白菜汤和两个窝窝头。每月的伙食费是十一元五角。后来我知道，当时王蒙吃饭不花钱，他那时是供给制。　　连来带去我在这儿呆了半个月的时间。和大家一样夜以继日的工作，完全不知道疲倦。　　王蒙那时由北京市团市委中学部调到东四区团区委，还做他的团的工作。有一天晚上，11点多钟了，我正在办公室专心做表格，忽然听到“嘭嘭"敲窗户的声音，抬头一看，王蒙正趴在玻璃窗上，朝着我笑。他在窗户外，我在窗户里。　　他说：“一天没看见你，我在团市委开了整整一天的会，刚刚回来。”　　“你们好辛苦啊，这么晚才回来。”　　“你不也是吗！别干了，休息一会儿，出去散散步！”　　这么突然，这么直接，我一时不知该怎样回答。而且陈大姐就坐在我的对面，他却只对我一个人发出邀请。　　“不，不去了，我的事还没干完呢！”　　他不走，一步也不动。　　“去吧？外面的空气特别好。”他怯生生地说。　　“对不起，我真的不想去，我的事还没做完呢。”我不知该怎样推辞。　　“去吧，就走一会儿，去吧，去吧！”他的声音中带点乞求。　　我迟疑着慢慢站起来，跟陈大姐说：　　“一起到外面散散步去吧！”　　陈大姐会心地一笑，说：“不了，我不去了，你们去吧！”　　走出办公室，就看到王蒙露掩饰不住他的得意。　　“我们从后门出去好吗？”他建议。　　“好吧，听你的，我不熟悉。”　　走出正院，经过侧面的一个小跨院，见那里有一架双杠。他说：“你练吗？”还不等我回答，他腾地一下就上了双杠，前后摆动，还做了前翻。　　我笑了。　　他问我：“怎么样？”　　我“哼！”了一声，还在笑。心里却在想，工作上是我的“前辈”，这时候倒像我的低年级同学！　　大概已进入午夜了，街上行人很少。也许是我第一次跟一位异性单独呆这么晚，而且是深更半夜地走在大街上，所以感觉很不自然。走前走后，离远离近，都觉得别扭。已全然没有心情去欣赏夜景，只是东一句西一句，说些八杠子打不着的话，话题无论好不好笑，都刻意去笑，而且一笑笑半天。　　从东四十二条西口出来，不知不觉地走完了半条东四北大街，我们都意识到该回去了。　　那天，王蒙送我到区委会后院，分手时他跟我说：“回见！”时过境迁，许多记忆淡漠了，但那一刻的情景始终清晰如今。　　很快开学了，我匆忙地赶回学校。　　回校不久，出乎我的意料，接到了王蒙给我的第一封求爱信。开始是这样写的：“你为什么这么快就离开了，你走了，也不跟我说一声，我想你……”　　在到东四区委帮助工作前，我已和王蒙相识。那时他是共青团区委的干部。团区委成立了生活指导委员会，借河北省立北京师范学校的房子办公。7月的一天中午，他们在一间坐西朝东的教室里，召集我们学生干部去开会。当时我正在北京女二中读书。我一进去他便说：“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我也感觉他不陌生。当时他穿着件小领口的白衬衫，式样旧，又不合体，个不高，脸瘦长，戴一副小镜片的圆眼镜，一说话眼镜就不停地往下滑，于是不停地往上托。　　结婚后我们常争执第一次见面究竟在何时何地。他说，是哪一年春天，在北海公园前门的一株大柳树下。但是我明明记得那一年我还不认识他呢!　　夏天这次会面，我只感到这个人既亲切又滑稽。　　这一年，王蒙只有十八岁。　　有一次，他鬼鬼地笑着问我：“你猜我爱的第一个人是谁？”我一愣，说：“我哪里会知道。”心想你不过才十八岁，怎么已经有过恋人了!他说：“是周曼华，我在电影里看到她时，觉得她真美。我想将来我长大后，就娶像她这样的人。”说完我们都笑了。“那年你多大？”“十二岁。”　　那以后我们在一起，无所不谈。他给我的印象年龄不大，智商很高；爱读书，有见解；热情洋溢、诚挚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