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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孟森逐渐脱离政治活动﹐开始专力于治史。1914年﹐他以“心史”之号发表《心史史料》第一册﹐着重对清朝入关前的历史进行系统研究。1930年﹐孟森受聘于南京中央大学﹐讲授清朝入关前历史﹐撰成讲义《清朝前纪》。不久﹐复受聘于国立北京大学﹐讲授《满洲开国史》﹐编纂《明元清系通纪》。鉴于清朝入关后﹐讳言在关外曾臣于明朝的历史﹐致使其入关前史事多有湮没﹐孟森开创满洲开国史的研究﹐着力对清朝入关前后的历史资料进行发掘﹑梳理和考订。此间﹐他还讲授明﹑清断代史﹐著有《明史讲义》﹑《清史讲义》﹐对史实进行考订叙述﹐多有发明创见﹔所作评议﹐亦具精辟独到之处。其中《清史讲义》﹐在利用《清实录》﹑《清史稿》的同时﹐又兼采档册及《朝鲜李朝实录》等鲜为人用的史料﹐是一部水平较高的断代史专著。他还先后发表明清史及其他断代史论文近百篇﹐多收入《心史丛刊》﹑《清初三大疑案考实》中﹐另有少量未发表过的文章﹐1949年后由中华书局编入《明清史论著集刊》及《续刊》中。主要有:《清太祖起兵为父祖复仇事详考》﹑《女真源流考略》﹑《横波夫人考》﹑《海宁陈家》﹑《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 ﹑《太后下嫁考实》﹑《世祖出家考实》等。孟森治史在传统方法上吸收了近代史论研究方法﹐开创了明清断代史研究之先河﹐但他在立场﹑观点﹑方法等方面均未超出旧时代的窠臼。1937年冬﹐孟森病逝于北平(今北京)，享年六十有九。
孟森是被公认的中国近代清史学科的一位杰出奠基人。他的著作代表近代清史学科第一代的最高水平，是近代清史研究发展的一块重要里程碑。
孟森年十四，从里中名师周载帆读，于制艺应举之外，稍稍窥见学术、事功、文章、经济之门径，嗣获廪生衔后，因受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思潮的影响，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赴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法政大学，专攻法律。越三年，毕业回国。翌年（光绪三十年，1904年），入广西边防大臣郑孝胥幕，利用幕府中收藏的笺奏、函牍、札答等大量公私文献资料，撰成《广西边事旁记》，主要为颂扬郑督办广西边防政绩而作，而立言以郑为“将之良者，恒兼宰相器”，则所期非人矣。
是年冬，郑辞广西边防大臣职，孟森随郑之上海，参预成立预备立宪公会。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七月孟森接任《东方杂志》主编职，借宣传君主立宪，乃以其平日法学修养，发表文章议论君主立宪，颇有独到之处。越年（宣统元年，1909年）五月，孟森当选江苏省咨议局议员，以其所著《各省咨议局章程笺释》中有云：“以议院为国家立法机关，以政府为国家行政机关，以法院为国家司法机关，三权分立，而君主独揽之”，是孟森对君主立宪政体之主张十分明确。同年秋，他被派往奉天（今辽宁省）、吉林、黑龙江、直隶、山东各省考察宪政，希望能联合各省咨议局，共同发起请愿运动，上奏清廷，请求速开国会成立立宪政府。时不我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武昌起义后，清社云屋。而孟森为程德全指挥的江浙联军进攻南京起草誓言，仍为立宪派的主张进行最后的游说，如云：“其日夜所希望，惟求改专制为立宪，使吾中华大国，得一位置于列强之间”；“欲求政体之廓清，端赖国体之变革 ”；“非仇故君，非敌百姓”；“无汉无满，一视同仁，为国为民，务求在我，将泯贵贱亲疏为一大平等，即合行省藩属为一大共和”云云。全文约一千字，虽无遗老保皇之陈词滥调，亦无革命排满之豪言壮语，是孟森不啻为我国末代皇帝唱助丧歌云。
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孟森被推为共和党干事。民国元年（1912年）秋，与民族实业家张謇【江苏南通人，清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年）恩科状元】因建议组织中美银行和改革盐政以减轻政府财政困难，受到袁世凯的青睐。翌年一月当选为众议院议员，七月又被选为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再越年（1914年），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停止众、参两院议员职务，从此，孟森的政治生涯告一结束。
进入民国后，孟森为了配合其所从事的议会活动，曾撰写了一些政治论著：译书有《平民政治》（原为英国布鲁士J.B.Bryce所著，孟森据日译本译成中文）、《日本民法要义》（日本梅谦次郎著）与《统计通论》（日本横山雅男著）；自己撰有《法学通论》与《财政学》两书，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问世。此为孟森壮年有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而其所译所撰究均与所学有关，非投合时流所可比拟。孟森还注重对清代“公案”即历史疑案的研究，为此，他十分重视利用第一手档案资料，相继发表了不少篇有关清史专题的高水平的学术论文：《满洲名义考》、《清国号原称后金考》、《清始祖布库里英雄考》、《清初三大疑案考实》、《八旗制度考实》以及《奏销案》、《科场案》、《朱方旦案》、《金圣叹考》等，后来多被收入《心史丛刊》一、二、三集中。上述各文涉及前朝典章，国故謏闻，事无巨细，有见必述，考证具见功力，论断令人折服，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和很多人的重视。自此，孟森的论著被认为是有关清史问题的权威之作。
从1929年起，孟森就聘于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为副教授，开清史一课。越年，他出版了《清朝前纪》，再越年（1931年），北上应聘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讲授满洲开国史，并印发《明元清系通纪》讲义，迄至1937年夏，先后又印《明史讲义》与《清史讲义》。
孟森致力于明清断代史研究，成绩斐然，多有精湛之处。如对清朝开国史之研究，清之子孙对清朝开国史用尽心思，捏造假状，而参与纂修《清史稿》的清遗老们，也竭力为之掩盖曲洗，以泯灭其事明之迹。孟森在《满洲开国史》一书中集中揭发了二百年间清与明之关系真相，诚为历史上一大快事。他对明清人物活动的研究多具灼见明识。如明朝建文、朱三太子等及“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承统”及董小宛、顾眉（横波夫人）、孔四贞、香妃、顾太清（丁香花）五个女性的著述文字，皆具有时代人事的重要意义，非一时兴致漫然拿笔之作。他对五个有涉历史的女性的考证，考实释疑，还其本真，也是快事。
孟森之治史，多本中国之传统方法，即多取官修正史，《明史》及《清史稿》等，旁及其他官私著作，窥其旨趣，稽考补苴，以求明备。又善于发见问题，考证一事，必有所为而为。并且长久积累史料，深入探索情实，求明真相原委。兹举关于“朱三太子事述” 为例，孟森对朱三太子本传，更为补正，指出康熙四十七年所获朱三太子，实为崇祯四子封为永王者，清廷在朱三太子一事上，“颠倒耳目者二三百年，帝王之用机心刻深长久，为振古所未有”。由此可见，孟森对问题发现之明敏、致力探索之勤久足为治史楷模。
孟森以知命之年出任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主编，在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辄于谈清故者有所辩正；北上掌北京大学史学讲席，年逾花甲；迄至1937年底，捐馆辍笔。总合而计之，他研治清朝历史不过三十年，而撰述之富，成就之大，影响之深，自非后辈末学所能望其肩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