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中國 人物列錶
歐陽競無
現代中國  (1871年1943年)

釋傢類 Buddhism class《藏要》

閱讀歐陽競無在百家争鸣的作品!!!
  近世佛學一代宗師,他的佛學水準與學術成績都可堪稱舉世頂級,具有劃時代意義,他的“佛法非宗教非哲學”之論,是確定了佛法是不共於世間學理的獨特範式。使得以佛法治佛法的純粹性理路得以張顯,他的“唯識抉擇談”之妙論將唯識內在之意藴料簡清淅,抉擇契理之高論,又從學理上將千古之密揭開,使得世人明了唯識與法相之通局之別功用之差,從而把唯識與不法相妙義闡釋無遺,並且將其納入真正理論體係方法論方法論上進行嚴密地研究,僅從如上所論就可以確定歐陽競無大師在佛學史上的重要地位。歐陽大師處在一個特殊的歷史時代,他能夠以佛法為本位,以佛法的真實精神為濟世度人之良方,這本身就是超絶的高見。歐陽大師及其門人形成了中國近世以來最大最高的佛學研究群體,他對佛學的貢獻是多方面的。整理文獻出版善本,講學育人,開宗立說,他一身肩挑,非有超人之德超人之力熟能如此,非大慈之心非大悲之情熟能如此。歐陽者乃大菩薩之應世也。無上善事,我輩當應恭敬也。歐陽大師於多事之秋現居士之身,廣行菩薩之行,是為難行之行也。我輩皆應贊嘆也。歐陽大師是有情有理的。何謂有情者,歐陽大師是不忍衆生苦,不忍聖教衰,他視外道破法如萬劍穿心一般。所謂有理者歐陽大師秉承聖教,據理抉擇,當人不上,是純之又純的理性主義者。
  
  然而世人之心叵測,於如此披肝瀝膽之人也要詆毀詛咒。此何居心,彼何人哉?衆所周知,我國近世僧界大德,如太虛大師,印順法師等人都對歐陽大師之為人為學大加贊嘆稱頌。雖有學術性分歧,然從整體上都承認歐陽大師為近視佛學之重鎮也。從近世以來能於學術上與歐陽大師進行交流者寥若晨星,太虛、印順、法尊堪為重量級者,然而據理而論,實無可破歐陽一毫,歐陽之論堅如金剛,固若磐石。特別是其門徒呂澄及王恩洋在技術上義理細節上的推闡,更使得歐陽學派鼎立於佛學上顛峰。時下一些學人不肖者,因不滿純正佛法者,不滿居士佛教者,不滿學理高深者,而生大嗔恚之心。對歐陽大師生起誹謗之論。一些在佛學院講唯識者,因不滿歐陽之權威,以小小之慧,做小小之論,妄論歐陽學問之得失。彼人等學問遠不可論此等大問題之能力,縱觀彼等所有之論,皆是一般說文解字,實難算上學術專論,人要有自知之明。侏儒豈可與巨人相比肩乎,爾等實乃學術上的侏儒之輩耳。歐陽乃千古學術之巨人也。有一個在佛學院執教二十多年的僧界法師,以研究唯識講授唯識而自居,坊間也有講錄流通。在佛學院擔任導師。此人對居士佛教十分不滿,對居士的佛教地位十分鄙視,其用心在於建立佛教的“神權”並且以“出傢衆 ”為“神職人員”,是為住持佛法者。從社會關係上,把出傢與在傢的平等關係要變成一個從屬關係。似乎是“出傢衆”是俱有“特權”,可以凌駕於在傢人之上。這種觀念實際上是潛附在佛教中的邪勢力,是斷送正法的元兇,是平等真理的最大諷刺。
  
  佛不是神,佛教不是神教,佛教中沒有特權,沒有神權,沒有神職人員,因為佛教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宗教。沙門不是婆羅門。佛教是平等主義。佛教是自律的。出傢衆是受戒具足而已,是自律極強者,非但沒有什麽特權,而是有的是更多的自律自責。然而今世之出傢衆,則以“師父”自居,似乎出傢就是在傢人的“師父”了。在禮節上,應受禮拜。實事上,佛法是聖人設教,以開示真理為務,人是以善知識“為良師”,而善知識者是不論在傢出傢能者為師,從古至今,在傢人也有無數大德應世,如佛世時,有維摩居士他的智慧高於文殊,乃他方佛祖化現。出傢衆也應禮拜也。掀開佛教史大德居士不乏布金者,一句話沒有在傢衆的佛教就會滅法。出傢修道是一種特殊社會現象,而在傢則是一個普遍現象。從平等主義角度出發建立居士佛教,是具有普遍意義的,是適應更廣的社會存在。因此歐陽大師的居士佛教理念是佛法的真實本懷。更具有普度有情的功效。相比之下,神化佛教,神權出傢衆者建立不平等制度的觀念是多麽偏離正法呀!在某種意義上講,佛教走嚮衰微最主要的原因有二點:一是不能正知佛教本義,二是於世間妄立神權不平等的信衆制度。所以我們可以說建立居士佛教回歸平等法度,以法為依,以法為師,是最好的契理契機的大方便道。是廣弘佛法廣度有情的真實法門。歐陽大師為此貢獻巨大,我們應該恭敬贊嘆,他的理路是佛法在世間的真正發展之方向,他最能契合佛法本懷,他又最能契機社會現實,平等的真理是法界的大道,以如是觀是成就無上正覺的必由之路,佛法對於有情而言,就是真理之光,而學佛法之人要從破我執法執為務,我執法執的破遣就是要張顯平等的法性,一類我癡我慢的出傢衆,我相不除,又增上我相,於出傢與在傢之關係上,要當“奴隸主”,要當“大祭祀”,要當“ 精神領袖”,要當“神權代言人”,這是一種腐朽的觀念,我們要摒棄之。從佛教腐朽的現象上,更覺歐陽之偉大也。
  
   古來聖賢皆寂寞——孤憤之師歐陽競無
  
  近代中國,內外交睏,危機四伏。在此風雨如晦的時刻,但凡有志有識之士,皆不能安於寂寞,紛紛挺身而出,或揭竿而起,以革命尋路;或著書立說,以思想覓途。尤其當辛亥革命與新文化運動相繼爆發後,當時的中國正經歷着一種脫胎換骨的轉變。在此期間,各種思想學說層出不窮,民主與科學的口號更是振聾發聵。五四運動的爆發意味着新時代百傢爭鳴的出現,諸多思想由此從幕後登上了時代的舞臺。然而,在這驚濤駭浪,千帆競逐的時刻,有一群人卻很少為人註視。他們獨處江津、深居簡出,以殉道者之精神,繼往聖之絶學,探討佛學之終極真理,成為中國近現佛學乃至整個思想界的一個奇觀。而此團體的領袖則無疑是近代著名居士 ——歐陽競無。
  
  佛學自漢代傳入中土,經過與儒學、道學的不斷結合而逐漸中土化,形成了天台、華嚴、法相、淨土、律宗、禪宗等中土佛教派別。唐代中期之後,禪宗開始占據了中土佛學的主導地位。然而由於南禪的頓悟以及不立文字、見性成佛等教義的普及,中國佛教徒開始逐漸泛濫,佛學也自此每況愈下。到了明代,長期的不立文字以及呵祖駡佛的機鋒公案導致了狂禪的出現。教內大德為了避免狂禪,紛紛開始走起了禪淨合流的道路。至此中土佛學已經徹底改變了印度佛學的本來面目,而中國佛學也走到了最低𠔌。此時,教內教外的一些有識之士已經為此感到極度的擔憂與悲哀,開始試圖恢復佛學的本來面目。楊文會便是此運動的先驅。他創辦了金陵刻經處,以西方近代的宗教研究方法來鑽研佛學、校刻經典,被譽為中國近代佛學復興之父。然而,限於本身學識,他衹是“篳路藍縷”之功,而真正使此派學說蔚為大觀的則是他的弟子歐陽競無。
  
  歐陽競無的佛學雖師承楊文會,但他卻並未如乃師一樣僅僅從事佛學的傳播與典籍的校註,同時更以大乘菩薩道的擔當精神來弘揚大乘佛學,並力圖消除近代佛學的流弊,重現印度佛學的大乘精神。他繼承楊文會的佛學,以法相唯識學為治學方向,開創了中國近代的唯識學,並使之承古揚今。按照他的論斷,法相唯識學是此時代最需要也是能夠掃除中國佛學流弊回歸大乘精神的不二法門。他認為當時中國佛學存在五種弊端:一、盲修禪宗者作業口頭禪、野狐參而廢棄經教;二、思想方法籠統、多疏漏而憑私見妄創作;三、天台、賢首等宗畛域自封、得少為足,而使佛法之不明宜矣;四、學人於經典著述不知簡擇最精當唐人之書,漫無簡擇,所以義常解錯;五、學人全無研究方法而妄執難易、世出世法門。①而衹有法相唯識學能夠消除此五種弊端,還佛學以本來面目。故他着手創辦支那內學院,並在開學之初便宣講《唯識抉擇談》,然而此文卻遭到同門太虛法師的反駁。由此可見他在明道之初便是四處受敵,雖是如此,他卻憑着一種孤憤的精神不斷進行學術論戰,對中國佛學的深入研究啓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
  
  歐陽競無的佛學多受責難,其中遭受抨擊最多的當屬他對中土佛學及疑偽經的批判。中國佛學的最主要弊端在於大乘精神的消解。禪宗的自性具足與自性自度逐漸消解了大乘普度衆生的慈悲精神,使佛學從外視轉而成為內視,從而使大乘精神不斷削減而最終從中土佛學中消失。歐陽競無以獨到的眼光與睿智的思維清醒的認識到了這一結癥,並從思想源流上準確的把握了消解的根源。他與弟子呂澂認為印度佛學是主張心性本寂的,而中土佛學則演變為主張心性本覺,這便是中土大乘精神消解的根源所在。為了斷絶謬誤,弘楊正法,他對種種偽說賴以生存的《楞嚴經》、《大乘起信論》等經論作了深刻的批判,認定其為偽書。此舉於其時實是驚天地、泣鬼神,發前人所未發、明時人所未明。其弟子、著名佛學大師呂澂先生曾說:“《楞嚴》、《起信》,偽說流毒千年,老居士(楊文會)料簡未純,至師則毅然屏絶。荑稗務去、真實乃存,誠所以竟老居士之志也。”②然而,真理卻往往掌握在少數人的手中。對於歐陽競無的論斷,教內教外均視為異說,大多數人都對其橫加指責、批判。致使到現今其佛學地位仍為衆多人所否認。不過,種種指責與壓力更激發了他對真理的執著。他以一種“壯士一去不復還”的氣勢繼續其治學弘法之路,也正是這種精神與氣魄為中國近代佛學開闢了一片淨土。
  
  風雨飄搖的時代,即便是隱者亦不能獨善其身,佛學者亦不例外。歐陽競無致力、弘揚佛學並非衹為佛學本身,更主要則是為了濟世救民,拯救蒼生。他在世人因久弊於迷信而盲目歸附於極端的科學主義時,指出宗教、哲學、科學的弊病,認為“佛法之晦,一晦於望風下拜之佛徒,有精理而不研,妄自蹈於一般迷信;二晦於迷信科哲之學者,有精理而不研,妄自屏之門墻之外。”③獨樹一幟,提出了佛法非宗教非哲學而為今時所必需的口號,以嚴整精密的論證,欲使衆生不墮迷妄、不再執著,足見其用心之良苦。同時這個口號也表明了他的治學目的,既以大乘菩薩道之慈悲精神來拯救衆生,堪破執著迷惑而得識見真如本性,這亦是他一生最大的目標與心願。衹是此種擔當精神卻不為教內所認同更不為世人所理解,實是中國佛學乃至中國文化莫大的悲哀
  
  但凡一種新學說的創立勢必要建立在對舊學的批判以及摒棄之上,而在批判之初必會遭到尚有相當勢力的舊學的排擠與壓迫,而為此新學者則頗具“宗教之色彩”。歐陽競無正是生於這種時代、治於此種學問,這便註定了他必不為當世所認同,也註定了他的悲哀。同時他又執著真理,絶不隨波逐流,這又註定了他的寂寞。他對熊十力的《新唯識論》深惡痛絶,認為其未領悟佛學:“十力、真如皆不知佛門宗趣唯一是無餘涅槃。”④然而熊十力卻在海內外學術界倍受推崇,這恰反映了他的孤寂。他因悲憤而後有學,卻又因執著所學而孤寂,如此矛盾着實令人感到遺憾與無奈。不過太白詩曰:“古來聖賢皆寂寞。”既是聖賢,自然難免寂寞。話雖如此,衹是我們更期待這孤憤者開闢的佛學終有不再寂寞的一天。
  (風行東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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