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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的大孩子
很乖的小刺蝟王蒙方蕤五十年
1950年，方蕤在北京女二中讀書。同年寒假，被臨時調至中共東四區委協助“三反五反”運動做文書工作，認識了那時由北京市團市委中學部調到東四區團區委做團工作的王蒙，那一年王蒙18歲。1953年王蒙創作了長篇小說《青春萬歲》。
1957年1月28日，舊歷臘月二十九，王蒙和方蕤結婚。初戀時不懂得愛情，方蕤與王蒙的感情也有過反復。“那時我還是個學生，情緒不穩定，變化無常。曾一度中斷了和他的聯繫。但我們再度和好卻頗為神奇。”
1956年王蒙發表短篇小說《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1958年5月，王蒙因此被錯戴上“右派”的帽子。這一戴就是21年，方蕤選擇與他同甘共苦。
1963年12月23日，王蒙一傢四口嚮新疆出發，一呆16年，王蒙用29歲到45歲的黃金年華在新疆寫下4個大字“第二故鄉”。
1979年春，王蒙的“右派”問題得到改正，他們夫妻的命運立即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6月返回北京，王蒙被安排在北京市作協搞專業創作，從此，王蒙進入了創作的黃金時代。方蕤去了七十二中學教書。這個時期，王蒙的小說像雨後春筍一樣接二連三地問世，《布禮》、《夜的眼》、《春之聲》、《風箏飄帶》……
而後，王蒙歷任《人民文學》主編、中國作協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員、文化部長、國際筆會中心中國分會副會長等職。這時期著有長篇小說《活動變人形》、《暗殺—3322》、《季節三部麯》等。
整理/本報記者陶瀾00
本報記者陶瀾報道“王蒙在傢裏是個快樂的大孩子，很乖的小刺蝟。”這是把平常生活用文字記錄下來的妻子眼中的王蒙。方蕤斷斷續續寫下來的20萬字的《我的先生王蒙》，3月5日即將由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
馳騁大半生，浮沉榮辱，始終相伴相隨的夫人方蕤，嫁夫隨夫，認定與王蒙同甘共苦。她欣賞王蒙“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能在焦頭爛額中享受生活。而王蒙也欣賞夫人的一句話：“我喜歡撿芝麻，不願抱西瓜，誰知道西瓜是不是土地雷。”於是，方蕤經年纍月，小心撿拾生活中的“芝麻”，“珍藏瑣碎”，寫出了她和她的先生王蒙。書的主題語是這樣幾句話：“我們是世界上最平常的一對。天塌地陷了，我們過着平常的日子。願我們的福氣，讓所有善良的人世男女分享。”方蕤昨天接受媒體采訪時坦然承認自己是一個“愛情至上”的女性。“結婚以後，我就沒和王蒙分過你我。雖然我是學理科的，但是，我很願意與王蒙在文學上交流。有的時候，我也構思一些小說，甚至有的已經寫了初稿給他看。”從遭遇退稿的《初戀》、成名的《青春萬歲》到最新的《青狐》，方蕤是王蒙所有作品的一個讀者。“我想，在寫作審美上，我們是互相影響吧。我願意和他討論文學的話題。”她透露，有幾篇小說，是她構思寫成初稿又不要了之後，王蒙修改並署名發表的。方蕤說，站在王蒙的身後，是她自願的。“衹要對他的寫作有益，我决不吝惜付出一切代價。其實這也不值得一提，而且我和王蒙從來沒討論過什麽誰付出多寡或誰得到什麽。那本是我的意願。”12
方蕤用細膩的情感，串起了她珍藏50年的“細沙”和“花瓣”，講述了她和王蒙共同度過的近半個世紀的風雨人生，展示出曾經是一個共和國部長的作傢鮮為人知的瑣碎之事。方蕤笑着說，她寫的王蒙，王蒙都看了，有不滿意的地方。“他說我寫他是一個不修邊幅的人，時常衣帽不整齊，往往是一個褲腿長，一個褲腿短；是傢中的‘亂源’，就是有八個保姆也伺候不過來……是揭他的老底。不過，他也不真的和我計較，和我說，愛寫什麽就寫什麽吧。”
名人傢屬寫名人成了近日圖書的一個熱點。問到方蕤，原來站在王蒙背後，放棄了自我，到現在寫王蒙而被關註，是否有來自別人說三道四的壓力？對於這個問題，方蕤一笑了之，回答說，大傢議論是大傢的事情。“其實，有人和我說過，你寫寫王蒙吧，我並沒有特別在意。我覺得那是文學評論傢和研究王蒙創作的學者的事情。我寫王蒙生活中的事情，是邊玩電腦邊寫的，是他也是我人生過程的一個記錄。”方蕤說，她和王蒙看重的是事情的過程，“過程就是價值”。
(記者盧北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