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  北宋(1053年～11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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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文潜，号柯山，人称宛丘先生，楚州淮阴(今属江苏)人。幼颖悟能文，游学陈州，苏辙时为陈州学官，器重之，遂得从苏轼游。熙宁六年进士及第，授临淮主簿。元丰元年，为寿安尉，迁咸平丞。哲宗继位，入为太学录。范纯仁荐试馆阁，迁秘书省正字、秘书丞、著作郎、史馆检讨。八年，迁起居舍人。绍圣元年，出知润州，入党籍，徙宣州。四年，谪监黄州酒税矾务。元符二年，徙复州。徽宗即位，起为黄州通判，知兖州。建中靖国元年，召为太常少卿，旋出知颍、汝二州。崇宁元年，复坐党籍落职，管勾亳州明道宫。在颍州时闻苏轼讣讯，为苏轼举哀行服，至是言者论劾之，复贬房州别驾，黄州安置。五年，得自便。大观二年，居于陈州。政和四年卒，年六十一。张耒是北宋中晚期重要的文学家，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其论文学创作渊源于三苏，提倡文理并重，以为“文以意为车，意以文为马，理强意乃胜，气盛文如驾”(《与友人论文因以诗投之》)。在《答李推官书》中他又明确申说学文在于明理， “如知文而不务理，求文之工，世未尝有是也”。在文章风格上，他反对奇简，提倡平易；反对曲晦，提倡词达；反对雕琢文辞，力主顺应天理之自然，直抒胸臆， “文章之于人，有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道也”(《贺方回乐府序》)。张耒的诗文正是其创作理论的具体体现，长短利弊皆本于此。其文风近似苏辙，苏轼对他有“汪洋冲澹，有一倡三叹之声”的称誉(《答张文潜书》)，张表臣也称其文“雄深雅健，纤秾瑰丽，无所不有”(《张右史文集序》)。他擅长辞赋，《哀伯牙赋》抒发曲高者孤独无与，媚众者身安得志的愤闷，《鸣蛙赋》运用各类比喻形容蛙鸣，《雨望赋》描写风雨气势，在立意遣辞上都有超过唐人辞赋之处(《复小斋赋话》)。议论文立意警辟，文笔高奇，如《论法》、《敦俗论》、《悯刑论》诸篇，均为佳作。张耒的诗歌创作成就卓著，汪藻称其诗“体制敷腴，音节疏亮，则后之学公者，皆莫能仿佛”(《柯山张文潜集书后》)。《宋史》本传也说他至晚年，诗风益务平淡，效白居易体，乐府效张籍。诗歌取材广泛，在很多诗篇中反映了当时下层百姓的生活，像《仓前村民输麦行》、《劳歌》、《和晁应之悯农》诸篇，无论是题材，还是表现风格，都与唐代新乐府诗极为相近。张耒诗以平易流丽明快见长，很少使用硬语僻典，苏轼称赞他“气韵雄拔，疏通秀明”(《曲洧旧闻》卷五引)，晁补之亦谓“君诗容易不著意，忽似春风花自开”(《题文潜诗册后》)。他作诗喜欢学习唐人，在集中有很多模仿杜甫、李白、韦应物的篇章，开北宋诗人学习唐调风气之先。他注重炼句，吕本中《童蒙诗训》云：“文潜诗自然奇逸，非他人可及，如‘秋明树外天’，‘客灯青映壁，城角冷吟霜’， ‘浅山塞带水，旱日白吹风’，‘川坞半夜雨，卧冷五更秋’之类，迥出时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一)。此类佳句可谓俯拾皆是。但是张耒的诗过分强调 “满心而发，肆意而成”，因此部分作品显得粗率质直，朱熹曾批评说“张文潜诗有好底多，但颇率尔”，又云“张文潜诗只一笔写去，重意、重字皆不问，然好处亦是绝好”(《朱子语类》卷一四○)。张耒词作不多，词风柔情深婉，与秦观词相近。其《风流子》(木叶亭皋下)叙写秋思离愁，铺景朗倩，烘托愁绪无极(《草堂诗余》正集卷六沈际飞评)。张耒的文集，在南宋时即有多种刻本传世：罗仲洪刊本《柯山集》十卷，汪藻刊本《张龙阁集》三十卷，张表臣刊本《张右史文集》七十卷，井晦之刊本《谯郡先生集》一百卷(均见周紫芝《书谯郡先生文集后》)。其文集今存主要有四种版本：《宛丘先生文集》七十六卷，存清康熙吕无隐钞本、《四库全书》本等。《柯山集》五十卷、拾遗十二卷，存武英殿聚珍版本、广雅书局刻本，见于《宛丘先生集》而不见于《柯山集》的诗文，均辑入该本《拾遗》。《张右史文集》六十五卷，存明万历抄本、清雍正七年谢浦泰抄本等。《张文潜文集》十三卷，存明嘉靖三年郝梁刻本。四种版本文集所收篇目互有差异。中华书局1999年出版有李逸安等校点《张耒集》，较为完备精审。张耒还撰有《明道杂志》一卷，南宋庆元时陈升刻于黄州，现存明刻本、《唐宋丛书》本、《学海类编》本。《全宋词》第一册收其词六首。《全宋诗》卷一一五五至一八七录其诗三十三卷。《全宋文》卷二七五○至二七七一收其文二十二卷。事迹见《东都事略》卷一一六、《宋史》卷四四四本传。近人邵祖寿编有《张文潜先生年谱》一卷。
　　
　　[黄庭坚与江西诗派]
　　　　张耒则较多地追溯到白居易、张籍，以平易朴素的语言写了不少反映民间疾苦、针
　　砭社会现实的诗篇，如《劳歌》、《八盗》、《田家》、《和晁应之悯农》等。他曾说：
　　“文章之于人，有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者，皆天理之自
　　然而性情之至道也。”（《东山词序》）这话好像有些道理，但某种程度上却与他写诗
　　的粗率有关。张耒的那些政治诗，也主要是表达他的政治观念而非深切的人生感受，所
　　以他很少把这一类诗写得富有形象特征和富有感染力。比较有意思的是一首《有感》：
　　　　群儿鞭笞学官府，翁怜痴儿傍笑侮。翁出坐曹鞭复呵，贤于群儿能几何？儿曹相鞭
　　以为戏，翁怒鞭人血满地。等为戏剧谁后先？我笑谓翁儿更贤。
　　　　从群儿相鞭为戏引伸到官吏把鞭人出血视为儿戏，角度新颖，讽刺也算得上辛辣。
　　但进一步说，“群儿鞭笞学官府”这一为作者注意到的生活现象，其实本身可以透视出
　　非常深刻的社会问题，只是由于作者急于转到传统的政治批评主题上，而把这一现象仅
　　仅作为儿童的天真游戏看待了。所以说，即使在这首写得较有特色的诗中，仍然可以看
　　出观念化的写作态度对诗歌的破坏。
　　（中国文学史，章培恒 骆玉明，youth扫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