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 人物列錶
孫廣 Sun Guang薛易簡
盧照鄰
唐代  初唐(637年689年)
字: 升之
網筆號: 幽憂子
籍貫: 幽州範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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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照邻
  盧照鄰(約637~約689),唐代詩人。字升之,自號幽憂子,幽州範陽(治今河北省涿州市)人。他與王勃、楊炯、駱賓王以文詞齊名,世稱“王楊盧駱”,號為“初唐四傑”。
  盧照鄰年少時,從曹憲、王義方受小學及經史,博學能文。高宗永徽五年(654),為鄧王李裕府典簽,甚受愛重,鄧王曾對人說:“此吾之相如(司馬相如)也。”高宗乾封三年(668)初,調任益州新都(今四川成都附近)尉。秩滿,漫遊蜀中。離蜀後,寓居洛陽。曾被橫禍下獄,為友人救護得免。後染風疾,居長安附近太白山,因服丹藥中毒,手足殘廢。徙居陽翟具茨山下,買園數十畝,疏鑿潁水,環繞住宅,預築墳墓,偃臥其中。他“自以當高宗時尚吏,己獨儒;武後尚法,己獨黃老;後封嵩山,屢聘賢士,己已廢。著《五悲文》以自明”(《新唐書》本傳)。由於政治上的坎坷失意和長期病痛的折磨,他終於自投潁水而死。
  盧照鄰的生卒年,史無明載。武則天登封於嵩嶽,盧照鄰說到“後封嵩山”及其高宗鹹亨四年(673)所作《病梨樹賦》序“餘年垂強仕,則有幽憂之疾”推斷其時已年近40,鹹亨四年下距登封元年為22年,則其生年約在太宗貞觀十年(636),去世時約60歲。
  盧照鄰工詩,尤其擅長七言歌行,對推動七古的發展有貢獻。楊炯譽之為“人間才傑”(《已子安集序》)。代表作《長安古意》,詩筆縱橫奔放,富麗而不浮豔,為初唐膾炙人口的名篇,但仍未擺脫六朝詩風影響。《舊唐書》本傳及《朝野僉載》都說盧有文集 20捲。《崇文總目》等宋代書目均著錄為10捲。今存其集有《盧升之集》和明張燮輯註的《幽憂子集》,均為 7捲。《全唐詩》編錄其詩2捲。徐明霞點校《盧照鄰集》即據 7捲本《幽憂子集》,並作《補遺》。傅璇琮著有《盧照鄰楊炯簡譜》。
  盧照鄰墓位於河南省禹州市無梁鎮竜門村尚傢村的河溪西岸。高大的墓塚尚存。
  
  [初唐四傑的崛起]
    當宮廷文士仍把詩歌當作點綴升平的風雅玩物時,詩壇上逐漸崛起了一批銳意變革
  的新進詩人。他們志同道合,互通聲氣,使詩歌重新擔負起歌唱人生的使命,而展現出
  新的時代風貌,唐詩由此獲得了真正的轉機。他們就是被稱為“初唐四傑”的盧照鄰
  (約630—680後,有《幽憂子集》)、駱賓王(約638—?有《駱賓王文集》)、王勃
  (650—676,有《王子安集》)、楊炯(650—693後,有《盈川集》)。
    四傑活動於高宗、武後時期。以年輩言,盧、駱大約比王、楊年長二十歲左右。在
  他們之前,詩壇上也曾出現過不與宮廷詩風合流的人物,如太宗貞觀年間的王績就是一
  例。他有感於隋唐喪亂之際變故迭生,無意於仕途爭逐,遂在隱逸生活中追求桃花源式
  出世理想的滿足。他的一些吟詠村居生活的詩篇,語言質樸,不事雕琢,顯示出與宮廷
  詩迥然不同的特色。如《野望》:“東臯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樹樹皆秋色,山山唯落
  暉。牧人驅犢返,獵馬帶禽歸。相顧無相識,長歌懷采薇。”以即目觸興的寫實手法,
  描繪田園生活的恬靜,透露出對世亂的隱憂。但王績的詩在當時衹是一個孤立的存在,
  而且其風格主要踵武陶淵明,缺乏四傑那種開拓一代新風的內在力量。
    初唐四傑都是英姿逸發的少年天才。駱賓王生七歲即能詩,被稱為“神童”。楊炯
  年十歲即應童子舉,翌年待製弘文館。王勃十六歲時,被太常伯劉祥道稱為神童而表薦
  於上,對策高第,拜為朝散郎。盧照鄰二十歲即為鄧王府典簽,“王府書記,一以委之。
  王有書十二車,照鄰總披覽,略能記憶”(張鷟《朝野僉載》)。但是在仕途上,他們
  又都是坎坷不遇的。
    四人中,僅楊炯官至縣令。年少志大,才高位卑,這種人生經歷與我們在《概說》
  中已有說明的時代特點相結合,深刻地影響了他們的思想性格和文學創作。
    初登詩壇,他們就表現出睥睨古今的銳氣和勇氣。盧照鄰說:“聖人方士之行,亦
  各異時而並宜;謳歌玉帛之書,何必同條而共貫?”(《南陽公集序》)“其有發揮新
  題,孤飛百代之前,開鑿古人,獨步九流之上,自我作古,粵在此乎!”
    (《樂府雜詩序》)王勃說:“孔夫子何須頻刪其詩書,焉知來者不如今;鄭康成
  何須浪註其經史,豈覺今之不如古。”
    (《感興奉送王少府序》)這種強烈的自信心,當然得之於時代的激發。他們看到
  “虞、李、岑、許之儔,以文章進;王、魏、來、褚之輩,以纔術顯;鹹能起自布衣,
  蔚為卿相”(盧照鄰《南陽公集序》),激起了他們敢作敢為的熱情。“莫言貧賤無人
  重,莫言富貴應須種”(駱賓王《豔情代郭氏答盧照鄰》)、“人生貴賤無終始,倏忽
  須臾難久恃”(盧照鄰《行路難》),這些出自他們筆下的詩句,表現了社會中下層人
  物長期以來被壓抑的自我意識和自我期待。他們正是由此展開了自己的文學生涯。
    四傑不僅以詩文兼長齊名海內,而且相互呼應,以一種自覺的意識改革文學風氣,
  以“開闢翰苑,掃蕩文場”(王勃《山亭思友人序》)自命。他們的攻擊矛頭,集中指
  嚮當代的宮廷文學。從楊炯的《王勃集序》中,可以看出他們的基本態度:
    嘗以竜朔初載,文場變體,爭構纖微,競為雕琢。……
    骨氣都盡,剛健不聞。思革其蔽,用光志業。
    所謂竜朔初載的“文場變體”,是指高宗竜朔年間以上官儀為代表的宮廷詩風(又
  稱“上官體”),其特點是“綺錯婉媚”(《舊唐書》本傳),致力於修辭性裝飾性的
  美,而缺乏詩歌所應有的激情和生氣。這其實也是宮廷詩歌的通病。四傑一方面汲取前
  人之長,一方面對詩壇陳舊保守的遺風陋習發起挑戰,在這過程中,以剛健壯大的審美
  追求,開始改變唐詩的面貌。
    初唐四傑拓新了詩歌的主題和題材,使詩歌擺脫了頌隆聲、助娛樂的虛套,面嚮廣
  闊的時代生活,用現實的人生感受,恢復了詩中清醒而嚴肅的自我。
    他們以寒士的不平批判上層的貴族社會,否定了貴族社會秩序的永恆價值。四傑中
  較早的盧、駱,都寫過一些長篇巨製如《長安古意》、《帝京篇》等。這些詩對帝京的
  風物以及豪貴們驕奢淫逸的生活方式極盡鋪張排比之能事,吸收了齊梁以來的歌行的特
  點,但其思想情調卻有迥然不同之處。盧照鄰的《長安古意》在極寫車騎、宮殿、林苑、
  妖姬、歌舞的豪華後,筆鋒突然一轉:
    自言歌舞長千載,自謂驕奢凌五公。節物風光不相待,桑田滄海須臾改。昔時金階
  白玉堂,即今惟見青鬆在。寂寂寥寥揚子居,年年歲歲一床書。獨有南山桂花發,飛來
  飛去襲人裾。
    在流動不已的宇宙中,榮華富貴不過如過眼煙雲,終歸幻滅;
    而這種窮奢極侈的生活又建築在多少失志人們的貧睏之上,尤見荒悖可恨。駱賓王
  的《帝京篇》也有同樣的筆法:
    莫矜一旦擅豪華,自言千載長驕奢。倏忽摶風生羽翼,須臾失浪委泥沙。……汲黯
  薪逾積,孫弘閣未開。誰惜長沙傅,獨負洛陽纔。
    也是由敷陳炫耀轉為揶揄嘲諷,以失志不平的憤懣取代了歆羨和贊慕。誠如陳熙晉
  為駱詩作箋時所云:“本在攄情,非關應製。”(《駱臨海集箋註》)初唐詩風之轉嚮,
  實發端於此。
    他們以匡時濟世、建功立業的人生理想和熱情,為詩歌註入了高情壯思和倜儻意氣。
  盧照鄰在《詠史四首》中,贊頌了“處身孤且直”、“唯唯何足榮”的季布,“諸侯不
  得友,天子不得臣”的郭泰,“願得斬馬劍,先斷佞臣頭”的朱雲,較之左思《詠史》
  詩更顯得激昂。駱賓王屢以創建英雄勳績自許,如“勒功思比憲,决策暗欺陳。若不犯
  霜雪,虛擲玉京春”(《詠懷古意上裴侍郎》);他在從徐敬業起兵後尚作《詠懷》詩,
  中有“阮籍空長嘯,劉琨獨未歡”之句,表現出眼高一世的卓犖氣概。楊炯的《從軍行》
  在蒼涼的戎馬氛圍中,直抒不甘庸碌為生的胸襟抱負: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辭鳳闕,鐵騎繞竜城。雪暗凋旗畫,風多雜鼓聲。
  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
    這種梗概多氣的風貌,與建安詩頗有相近之處,但其時代內涵卻又不相同。
    他們拓寬了詩歌的視野,使之從宮苑臺閣走嚮江山和塞漠,從而便於容納豐富得多
  的感情內容。楊炯由梓州司法參軍秩滿後回洛陽,途中曾寫有《巫峽》、《西陵峽》、
  《廣溪峽》諸詩。這些詩展現了雄奇瑰偉的山水畫面,同時也披露了詩人的豪邁襟懷,
  如《西陵峽》最後雲:
    自古天地闢,流為峽中水。行旅相贈言,風濤無極已。及餘踐斯地,瑰奇信為美。
  江山若有靈,千載伸知己。
    這種以風濤為美的眼光和胸次,在那些習於吟詠月露芳草的宮廷詩歌中是見不到的。
  駱賓王曾從軍西域,後又北遊幽燕,集中頗多描寫邊塞題材的篇什,如《早秋出塞》、
  《邊城落日》、《夕次蒲類津》、《晚度天山有懷京邑》等。諸如“野昏邊氣合,烽迥
  戍煙通。膂力風塵倦,疆場歲月窮”(《邊城落日》)這樣一些詩句,以及對徵人邊愁
  的抒寫,都富有生活實感,非一般泛泛的樂府擬古之作所能比肩,可說是首開唐代邊塞
  詩之先聲。
    在前人偏於遊戲性和應酬性的題材中,他們也註入人生熱情,表現出自我的個性。
  例如詠物詩,在以前很長的時間內,主要是文人墨客使纔逞博的文字遊戲;縱或有所寄
  寓,大多也衹是為了增添詩意,並非熱情涌發,故仍不離遊戲的性質。到四傑則往往托
  物寄慨,使之帶上了詩人鮮明的個性投影。如盧照鄰在《失群雁》一詩中,藉“惆悵驚
  思悲未已,徘徊自憐中罔極”的孤雁自喻,為自己“羸臥空岩”的不幸命運悲鳴慟哭,
  詩中頗具悲激之氣。駱賓王的《在獄詠蟬》更為人所熟知:
    西陸蟬聲唱,南冠客思深。那堪玄鬢影,來對白頭吟。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
  無人信高潔,誰為表予心?
    隋以來文士頗好詠蟬,大體在寫物的同時,加入一些標榜清高的意味,如虞世南的
  《蟬》便是典型的例子。駱賓王此詩,名為詠蟬,實際深深切合自己的身世遭遇,即使
  在囚禁之中也仍有一股孤傲之氣溢於言外。又如贈別之詩,四傑也力去應酬文字的陳套,
  而每每和遊宦不成的悲涼之情、客子深沉的鄉思結合起來。王勃這一類作品最多,其中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尤為膾炙人口:
    城闕輔三秦,風煙望五津。與君離別意,同是宦遊人。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
  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
    歧路分手,他鄉送別,本來令人感傷,詩中卻以豁達爽朗的感情出之,使人不由得
  聯想起曹植的詩句:“丈夫志四海,萬裏猶比鄰。”(《贈白馬王彪》)鬍應麟《詩藪》
  評此詩曰“終篇不著景物,而興象宛然,氣骨蒼然”,這裏所說的“興象”和“氣骨”,
  正是四傑對唐詩最重要的貢獻所在。
    初唐四傑在詩歌創作上的力求振拔,不僅表現為內容的拓展和充實,而且也表現為
  形式的創新和完善。他們要以新的章法和節奏,來表現新的情緒,在詩歌語言上也作出
  了嚮生活靠近的努力。大體而言,盧、駱喜作五、七言長篇,其功尤在七言歌行一體;
  王、楊則以五言律、絶取勝。
    七言歌行本是梁、陳以來七古和駢賦交互影響、滲透的産物,由於它吸取了六朝樂
  府中的蟬聯句式,和近體的對偶與聲律,逐漸形成了工麗整煉而又婉轉流走的風格特色。
  盧、駱創造性地發揮了這種詩體之所長,大大加強了它的抒情性,豐富了它的表現力,
  使之成為“極能發人才思”(《詩藪》語)的新體製。例如盧照鄰的《長安古意》,在
  章法上是以體物鋪張始,而以抒情議論作結;在句法上是以駢為主,以散行駢;在用韻
  上多四句一轉,且平仄相間,絲毫不爽,形成一種緊鑼密鼓式跳蕩起伏的明快節奏,凡
  轉韻處又多用蟬聯法接字而下;在用語上則不僅運用大量的疊字、疊詞,而且往往用俗
  語虛詞加強語調,以傳神情。駱賓王的歌行還參以漢代大賦的筆法,因而無論是規模還
  是容量都呈現出聳人耳目的壯觀。他的《帝京篇》和《疇昔篇》長達二百多句,前者類
  京都大賦之製,後者類賦中紀行、述志的綜合。但以賦入詩不衹是為了張大氣勢,其中
  自有激蕩的情思和磊落的風神在。如《疇昔篇》淋漓盡致地抒寫了詩人富於戲劇性的坎
  廩遭遇和豪俠風概,在回顧少年意氣、詩苑盛會、吳楚風物的同時,又時時穿插以節序
  之悲、失路之嘆和銜冤之恨。這首詩可說是李白《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送王屋山
  人魏萬還王屋》、《梁園吟》一類作品的張本。經盧、駱之手,七言歌行“一變而精華
  瀏亮。抑揚起伏,悉協宮商;開合轉換,鹹中肯綮”(《詩藪》),成為以後李白、李
  頎、高適、岑參一路詩人所喜用的形式,其開拓之功是不容輕忽的。
    王勃、楊炯今存的詩以五言律、絶為主,僅王勃有一首七律。這和同時代的文章四
  友略同,而與稍後的瀋、宋相異,這證明七律較五律成熟要晚。值得註意的是,王、楊
  較之盧、駱,詩歌語言更趨明淨凝煉,由工密趨於流宕,六朝以來繁縟綺藻的流調已得
  到進一步的洗削。尤其是王勃的五絶,情景交融、含思藴藉,用語不啻口出而情韻豐厚,
  推進了深入淺出的語言風格,如《始平晚息》:“觀闕長安近,江山蜀路賒。客行朝復
  夕,無處是鄉傢。”《山中》:“長江悲已滯,萬裏念將歸。況屬高風晚,山山黃葉
  飛。”在短小的篇製中做到了神固氣完,說明唐詩的語言已經走嚮成熟。
    初唐四傑以他們重剛健、重氣質的創作實踐,在詩壇上起到瞭解放詩歌的作用。
  “長風一振,衆萌自偃。……積年綺碎,一朝清廓。……後進之士,翕然景慕,久倦樊
  籠,鹹思自釋。”(楊炯《王勃集序》)他們構成了唐詩發展中重要的一環。
  (中國文學史,章培恆 駱玉明,youth掃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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