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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靖康（1126）初，任仓部员外郎。金人陷京师后，曾随其岳父翰林学士吴降金，充事务官。绍兴九年（1139），秦桧当权，起为户部员外郎，十一年（1141）擢大府正卿。不久，奉祠除秘阁修撰，提举洪州玉隆观，寓居银峰。曾慥晚年学养生，潜心至道，相信道教神仙之说。继刘向《列仙传》、葛洪《神仙传》、沈汾《续仙传》之后，采前辈所录神仙事迹，并所闻见，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编纂《集神仙传》（简称《集仙传》）。其编列顺序为：异代之事得于碑碣者，以其世冠于卷首，其年不可考者次之，其著见于宋朝者又次之，至于亡其姓名者皆附于卷末。他将神仙分为炼形、气、神而成的轻举仙，坐脱立亡的尸解仙，植有宿根的火解仙，炼丹功成的住世仙以及不假修为的缘份仙（即遇至人，饵丹药得要诀者）等不同类别。《直斋书录解题》称其书十二卷，“自岑道愿而下一百六十二人”。原书已佚。今《说郛》所载，仅为简记岑道愿以下至侯道姑共一百三十七人。
为研究和进行养生修道，曾慥从众多道书中，选录大量修道养生术资料，编成《道枢》四十二卷，共一百零八篇（一篇分上、中、下篇或上、下篇者，均作一篇计）。一般都辑录原文，加以串写，定以篇名。又在每篇篇名下，以四言四句，提示该篇内容要点或传授原委，从中可见编者的观点。
如《玄轴》篇提要曰：“心劳神疲，与道背驰，冥心湛然，乃道之几。”表明其以安心养神为道教修炼之主旨；又如《内德》篇提要曰：“三业七情，既澄其源，五神守脏，三一永存。”表明其佛道结合的思想；再如《碎金》篇提要曰：“漆园之玄，竺乾之空，均乎正心，与儒同功。”反映其三教合一的思想。
任《道枢》中，坐忘下、容成、周天、水火、坎离、火候、甲庚、昆仑、服气、呼吸、修真、真一、五行、众妙、入药镜等十五篇，每篇文内均用“至游子曰”的形式，直接表示编者自己的见解。如在《众妙》篇中有“至游子曰：吾有性命之宗，世未之知也，上纳于气，下勿泄于精，于是运之与玉池之渊相合，久而斯为丹矣，斯吾之性命也”。说明他编《道枢》，并不完全是将前人的资料进行简单的选录编纂，而是包含自己的心得和体会。又如在《容成》篇中，曾慥驳斥御女之术，谓“魏伯阳曰：割肉以内于腹不可以成胎，则外物不可以为丹也明矣。是知学道以清净为宗，内观为本者也。于是深根固蒂，使纯气坚守，神不外驰，至于坎离交际，而大药可成矣。善乎庄子之论曰：必净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乃可以长生，未闻有以御女而获仙者也。”可见曾慥是主张内丹修炼术者。
《道枢》卷一至卷六的二十三篇又独立编为《至游子》二卷（卷上十一篇，卷下十二篇）。不著名氏。明姚汝循于嘉靖丙寅（1566）作序传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大旨主于清心寡欲，而归于坎离配合，以保长生，且力辟容成御女之术，言颇近正。”但《提要》作者却将《玉芝》篇中关于朝元子的注文：“陈举宝元中人”误作“陈举宝，元人”。以致疑为明人姚汝循托名之作。后徐时栋《烟屿楼读书志》及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均已指出，应为“陈举，宝元（北宋仁宗年号之一）中人”，错讹已得纠正。但他们都没有将《至游子》与《道枢》联系起来考察，因而，虽认定《至游子》二卷为曾慥所作，但不知即为《道枢》的一部分。如将《至游子》二十三篇的篇目和内容，与《道枢》比较，即可发现原来它与《道枢》的卷一至卷六完全相同（仅与卷六之篇目顺序略异）。从而更有力地证明《至游子》二卷，确实是曾慥所著。至于《道枢》一至六卷，为何独立编成《至游子》上下二卷，编者又将是谁？如果认为是他人从《道枢》辑出，又为何只辑录前二十三篇，而舍弃其余八十五篇？实难以解释。最大的可能是曾慥先编录道教炼养资料二十三篇，集成《至游子》二卷。然后在此基础上，继续拓展为一百零八篇的《道枢》一书。因为《至游子》二十三篇是先编成的，故列在《道枢》前面的第一至第六卷；又因《道枢》已包含了《至游子》二卷的全部内容，就没有必要再以曾慥撰《至游子》二卷的名义单独流传。《至游子》的出现，只是反映他从事道术研究工作的阶段性成果，其终结性成果则是一部容量甚大的、保留了南宋以前道教内丹养生学的大量资料的《道枢》。明《正统道藏》和清《道藏辑要》，皆收录。此外，曾慥又从二百五十二种笔记小说中，辑录出“可以资治体、助名教，供谈笑，广见闻”①的资料，编为《类说》五十卷。又撰《高斋漫录》一卷，“上自朝廷典章，下及士大夫事迹，以至文评诗话，诙谐嘲笑之属，随所见闻，咸登记录”②。还有《乐府雅词》三卷、《宋百家诗选》五十卷、《通鉴补遗》一百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