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 | 譚宗 | ||
| 籍贯： | 東汕尾海 | ||
阅读敬文在散文天地的作品!!! | |||
钟敬文原名譚宗。東汕尾海人。他畢生致力於教育事業和民間文學、民俗學的研究和創作工作，貢獻卓著。是我國民俗學家、民間文學大師、現代散文作。
少年聰穎勤奮，愛好詩文。1922年畢業於海縣陸安師。師學校學習期間，受新文化運動影響，開始學做白話詩。畢業在家乡一帶教小學，20年代中期到州嶺南大學國文工作學習 。
1927年，在中山大學中文任助教，與顧頡剛等人組織民俗學會，編輯《民間文藝》、《民俗》及民俗學叢書，同時寫作散文與新詩，出版散文集和民間文藝論集。先在家乡小學教書時，就酷愛民間文學，開始搜集、整理民間傳說等。到州嶺南大學半工半讀，就着手整理《粵風》專集。
1928年到杭州。先在一所高級商校教國文，轉至浙江大學文理學院任講師。此時除繼續研究民間文學外表電表論文及譯著外，熱心於散文、小品的創作，在中山大學和浙江大學任教期間，積極從事民間文學、民俗學的研究和文藝創作。著有散文集《荔枝小品》、《西湖漫拾》、《湖山散記》，新詩集《濱海的二月》,文藝短篇集《柳花集》,寫《中國的天鵝處女故事》、《中國地方傳說》等學論文,與人創中國民俗學會,編印《民間》、《民俗學集鎸》等刊物和叢書 。
1934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學文科研究院學習，繼續民間文學研究，在當地《民族學研究》、《民俗學》和國內的《藝風》外表電表論文。
1936年夏杭州，從事教育和研究上作。到桂林，在遷至桂林的無錫教育學院任教。不久赴州,到粵北戰地考察,寫《抗日的民間老英雄》等數篇報告文學、散文。 抗日戰爭期間，他積極參加抗日愛國民主運動。在東四戰區政治部任視察專員 ；與何槐共創立中國全國文藝抗戰協會麯江分會,被選為常務理事；寫報告文學集《良口之戰》；中山大學由南遷粵北坪石，他被聘為副教授，為教授。
1941年到中山大學文學院任教，至1947年夏，因“左”傾思想被中大當局解聘。旋轉香港，任達德學院教授。
1947年夏在香港達德學院任文學教授，被選為中國文學協會香港分會常務理事。這一期間,他寫一大批學論文和寫紀念彭湃、冼星海、達夫、自清的文章,出版新詩集《未來的春》,還主編《方言文學》文集。
1949年到北京參加第一屆文代會。當選為全國文聯候補委員，文學工作者協會常務委員。不久就任北京師大學文學教授、副教務長、科研室主任，兼任北京輔仁大學教授。他一如既往致力民間文學的研究和文學創作，作出較大的貢獻，當選為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會長。他深入生活，涉足兄弟民族地區，寫《西北紀遊詩抄》、《口頭文學--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遺産》、《中國民謠中所現的有覺意識》和有關魯迅研究等一批學論文，還有《一聲春雷》、《碧寺色》等散文20多篇，撰寫《近代民間文學史略》，翻譯日本學者增田涉《魯迅的印象》一書。
他在民俗和民間文學研究方面獨有建樹，成為我國提倡用人類學、民俗學、民族學的觀點來研究民間文學的首批學者之一，是我國第一次正式打出民俗學大旗的學者之一，是第一次提出中國文字“三大流”的概念，較早地把民俗學現象看成一個由物質文化、社會組織和意識形態組成的整的學者，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中善於進行理論構架的人。
敬文先生文學著作目錄：
《荔枝小品》(散文集) 1927，北新
《西湖漫話》(散文集) 1929，北新
《海濱的二月》(新詩集) 1929，北新
《湖上散記》(散文集) 1930，上海明日書店
《未來的春》(詩集) 1940，上海言行社
《敬文散文選》 1989，百花
學理論著作及其他:
《民俗文化學-梗概與興起》 敬文 中華書局 96-11-1
《敬文民間文學論集》(上下册)1982-1985，上海文藝
《民俗學概論》 敬文 上海文藝出版總社 98-12-1
《民俗學通史》 敬文主編 上海文藝 (第四屆國圖書奬初評入選)
《敬文民俗學論集》 上海文藝出版社
《民間文學概論》 敬文 409頁1980年7月第1版
《民間文學基礎理論》 敬文主編，1985年6月第1版，上海文藝
《新的驛程》(民間文學、民俗學論集) 1987，民間
《民間文藝談藪》(論文集) 1981，湖南人民
《楚辭中的神話和傳說》(理論) 1930，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
《詩心》(詩論)1942，桂林詩創作社
《口頭文學--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遺産》1951，師大
《關於魯迅的論考與想》 1982，陝西人民
《民間文藝叢話》(短論集) 1928，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
《柳花集》(文藝短論集) 1929，群衆圖書公司
《敬文學論著自選集》 首都師大學出版社1994年9月50萬字
嚴謹的治學作風
上世紀70年代，敬文教授主持16所高校民間文學教師編寫的《民間文學概論》，從1979開始到1980年結束，前經的時間將近一年。曾經參加這項工作的同志憶，在這段時期，大通過學習、討論、試寫（草稿）、試講、改寫（初稿）和集中修改等一列過程，終於完成這部暫時可以付印的稿子。儘管如此，敬文教授在該書“前言”中特指出，“這本教材，從一開始計編寫起，我們就明確它的內容和性質。它是一本供大學生學習用的‘引論’書，主要的任務是提出這門功課的一些重要問題和闡述相應的基礎理論知識。它不是專門的研究著作，也不是外表電表個人見解的專業論文。因此，在這本教材，提出的是一些比較重要的問題，它所闡述的，相對地說也是比較穩定的知識。”嚴謹之風於此可見一斑。
“詩人敬文”
敬文先生生前曾經多次說過這樣的話：“我的學問，做得最好的並不是民俗學、民間文藝學的學研究，而是詩。我死以，我的墓碑上要寫上‘詩人敬文之墓’，有這幾個字就夠！”
對此，許多人都感到頗為惑。因為他在學研究、散文和詩詞創作等許多領域，都取得傑出的成就，而且主要是以民俗學、民間文藝學領域的大聞名於世的。可是為什麽他卻是以“詩人”來概括和評價自己呢？
其實，縱觀先生一生所走過的道路，我們不難現，他的這自我評價，包含這樣兩層的意義：首先，他是要以此來明自己與詩歌乃至文學密切相伴的一生，強調自己在詩文創作領域的角色特。其次，在他那，“詩人”不僅僅是一種職業的標志，它更是指一種生存的模式、一種人生的境界。而這一層的含義，大概是他以“詩人”來概括自己一生的主要用意。
從30年代以來，儘管他把主要的精力投在民俗學、民間文藝學的研究上，但對詩文的關愛卻始終沒有中止。散文的寫作，雖然時斷時續，他卻一直在堅持，寫出多篇新的佳作，而且由於多年的探索，越到來，文風越老醇深摯、施展自如。對於詩，他更是一刻也未曾拋開。多年以來，他時時刻刻在吟誦着他所仰慕的那些古人的詩作，像陸放翁、王漁洋、龔定庵等人的詩集，便常常放在床頭、案頭等隨手可及的地方。即使是抗戰期間，在他挾筆從戎、戰地行腳的三四年中，他的行囊所帶的唯一一部書籍，也是《陸放翁全集》。而以的日子，每逢外出，不管是出差還是住院，書籍必然是他隨身攜帶的物品，他所熱愛的詩集，則是這些書籍中的主角。
反誦讀前人的詩作，是為提高自己的詩歌修養，也是為滋潤自己精神的血肉，而堅持不斷地寫詩，則是為記錄和抒寫自己的旅跡心痕。從少年時起，一直到今天，用詩來吟唱心聲、歌詠時代，成他生命中占有最主要位置的習慣。多年來，它非但沒有一絲的改變，反而越來越深厚。統計，他在八十年間所作的詩篇，僅舊詩作，現存的就有八百首。這些詩篇，在現作者自己的人生經和心路程的同時，也反映他所經的時代的風，可以說既是文學殿堂中的精品，也是我們以瞭解他、瞭解他所走過的時代的可貴史料。
談到詩對自己的影響時，先生曾這樣說：“……在我個人心靈的歷史上，她無疑是一種極重要的成素，甚至於是一種支配的力量。詩，許多年來，她是和我的生命糾纏在一起的。”（《我與詩——〈腳印〉自序》，1943年）在他的心目中，詩是自己情感的園、精神的故土，他怎能與之分離？即使偶爾稍有遠離，燃燒的鄉愁也會迫使那情感、那精神，歸到它的故鄉來！與詩的這莫逆的聯繫，促使敬文在堅持用自己熟悉的舊詩裁寫作的同時，也在不斷嘗試、探索着其他詩歌形式的寫作，像詞、新詩等。特值得一提的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着中國與日本兩國文化交流的逐漸增多，趙初、林林等一批詩人開始倡導寫作“漢俳”——一種中國式的俳句，敬文先生也成這個隊伍中的一員將。由於早就熟悉日本俳句，對其神韻有深刻的理解，而且在三四十年代就已經寫過類似的小詩，再加上深厚的中國傳統詩歌的功底，因此，他所創作的一組漢俳作品，具有頗為雋永、獨特的韻味。且以下面兩首為例：
錯過
花事正荼蘼，
又錯過賞春時節。
且待來年罷。
贈加藤代女史
重踏神州土，
像女兒到娘，
夢樣的喜悅。
與詩的這莫逆的聯繫，也使得寫詩對敬文來說，成心靈的一種自然詠唱——自然得就像心的搏動一樣，而不是一種勞心費神的工作。這也正是他之所以能夠在從事繁忙的教學、科研等工作的同時，還能夠從容不迫、得心應手地創作出大量詩佳作的主要原因。與詩的這莫逆的聯繫，還使他在文學理論特是詩論方面提出許多精闢的見解。而詩文方面的功底，使他的學論文也充滿特有的文。
與詩的這莫逆的聯繫，更使得詩滲透在時鐘敬文精神世界的方方面面，成為他人生的導師，讓心靈得到充實，生命得到升華：
詩，這位生平的密友，到底曾經給我什麽呢？簡要地說來，她鍛煉我的智慧，開拓我的思想和感情的境地。她教我怎樣地觀看人生和尊重人生。她教我怎樣理會自然和賞鑒自然。她教我愛，教我恨，教我忍耐，教我夢想——她是我的邏輯，我的哲學，她是我實用的社會學和論理學。她使我在艱難的生活經中能夠翹然自立而舉步前。（《我與詩——〈腳印〉自序》，1943年）
這也就使“詩人”這個字眼，對他而言具有更加豐富、深刻的內涵：它指的不僅僅是“寫詩的人”，而更是指具有一種獨特的生命內質的人。與它密切關聯的，是一種人生理念和人生實踐，是一種“以天下為己任”的愛國主義情操，一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執着奮精神，一種偉大的人品，一種堅韌不拔的意志和寬博大的胸懷。這些因素，用他經常作為座右銘的幾個字來概括，也就是“正直、勤奮、淡泊”。這是真正的詩人素質的內核，也是决定創作出真正優秀的、有生命力的詩篇的根本。
“以天下為己任”的天賦使命感，在中國知識分子當中具有十分久遠而深厚的傳統。敬文顯然是這偉大傳統的忠實繼承者。在他的一生當中，無論投身何活動，從事何工作，對國命運、民族利益的關懷，始終在他的心靈中占有首要的位置。他在五四時期積極組織、參加愛國活動，抗戰時期挾筆從戎，反右時期慷慨直言，都是這情懷直接生作用的現。而在學研究領域，他一直強調為民族文化的“神采丰采情采采烈揚輝”而奮的目標，努力探索和建構中國學問自身的唔系，實際上也是愛國主義精神影響的結果。
“說古代希臘軍隊出的時候，詩人常常走在前頭。這是詩人職能最好的象徵。”（《詩心》，1942年）在敬文那，真正的詩人，必須具有一種英雄主義的情懷，一種為實現某個崇高的目標而執着進取、百不撓的精神。他是這樣要求着“詩人”，同時也用自己一生追求真理、不屈奮的實際行動，對這要求進行實踐，儘管曾經遇到無數的挫，經無數的磨難，卻始終無怨無悔。即使是在“年登大耋”之時，還是那樣地“勇冠三軍”。（程帆語）下面的兩個例子，也許可以讓我們對他的這精神有一些具的感受。其一：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一段時期，由於經費問題的擾，有一度學研究和學活動的進行都十分艱難。先生卻絲毫沒有因此而有所放棄。“就是當褲子也要搞學問！”他用這樣充滿黑色幽默風格的話，達自己堅定的决心。
其二：敬文先生擔任理事長的中國民俗學會，要召開學會議，要開展日常工作，諸如印刷刊物方向會員寄，等等，這些都需要經費。但學會卻一直存在着嚴重的經費短缺問題。有一年，為召開一次全國性的代大會，他和學會的其他領導成員，不斷商討，費受不了心思。恰好當時國教委要評選全國優秀教師，先生所在的北師大，把以90多歲高齡仍然奮戰在教學第一綫的他，也作為候選者之一推薦上去。那些日子，本來並不關註榮譽的他，卻忽然顯得很振奮：“不知道行不行？要是能奬的話，我們就可以拿這個奬金來開會！”
先生曾經謙虛地說，自己的資質能算中上，如果說還有所成就的話，那主要是來自勤奮。在我們看來，這前半句話當然是謙虛，因為他的資質，單是博學強記這一點，就遠非一般人所能望其項背的。半句話，卻是不爭的事實。勤奮，幾乎是先生的一種天性，它突出地現為“腿勤”、“手勤”和“腦勤”。比如，1927年，他在州時，聽到魯迅先生來羊城的消息，儘管他和魯迅並不認識，卻約上友人，費周找到魯迅先生，進行交談，在當天晚上就寫下散文《記找魯迅先生》。在他的一生當中，這樣的例子可以說是不枚舉。從少年時期的刻苦攻讀古典文學、積極參加歌謠和故事的搜集踴躍投稿，到年屆百歲時還在不斷思考和探索民俗學和民間文藝學的各種重要問題，並不斷更新自己的思想、提出許多新觀點，勤奮，成貫穿他一生的素質。在《〈孟女研究集〉校附記》中，先生曾這樣評價他的好朋友顧頡剛：“有頡剛聰明的，頗不乏其人，但有頡剛的成就的，總覺得太少。你問問緣故麽？緣故就在努力和謙遜與否而判斷！”其實，他自己又何嘗不是如此！
“大事不糊，小事不挂心。”這是先生經常用來自勉教育弟子的話。他所謂大事，就是自己所從事的以探討民族文化的意義、性質為主要目標的民俗學、民間文藝學研究，是培養學皇后備人才的教學，是為推動學發達展而開展的各種活動……為這大事，無論遇到多麽艱難的阻撓，他都會知難而進。小事，既是指那為利祿功名而追逐的蠅營狗苟，也包括個人物質生活上的各種要求。對這“小事”中的前一類，他從來就不屑一顧；而對其中的一類，他所現出的淡漠，也常常會讓一般人感到吃驚：有的時候，對於本來屬於他個人但由於有關工作人員的疏忽而沒有給他的經費或物質奬勵，他知道也從不去追問！當有人不解地問他這樣做的原因時，他的答是：“這些東西，有它也不見得會過得有多好，沒有它也餓不死！”1998年的春天，他拿出自己剛剛從出版社得到的一筆稿費，租車、購買門票，組織全教研室的師生一道，到陶然亭公園春遊。民間文學教研室的全師生，在盎然的春天，驗聚會的樂趣，也再度驗來自老——這位良師益友的關愛。以連續年，這全室春遊的活動一直都在進行。
“詩人敬文”！他就是這樣用自己的生命來愛詩、寫詩，又用詩來裝點、升華他的生命，他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