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籍貫： | 浙江鄞縣 | ||
| 出生地： | 浙江省慈溪縣莊橋鎮 | ||
閱讀穆時英在小说之家的作品!!! | |||
穆时英生平
父親穆景庭（1877-1933），浙江鄞縣人。一直從商，經營過金融生意，曾在通易信托公司當過副經理，做過寧紹輪船公司、三北輪船公司的董事，鼎甡錢莊的大股東，後獨自開辦鴻興金號，還做過房地産生意。他前半生沒有受過挫折，1927年（穆時英16歲時）生意失敗，傢道變故。
母親石翠鳳（1895-1940），江蘇常熟人，是當地出名的美人。管理傢務，喜歡打牌，喜讀小說。穆時英在《舊宅》描述“母親是帶着濃厚的浪漫諦剋的氣氛的，還有些神經質。她有着微妙敏銳的感覺，會聽到人傢聽不到的聲音，看到人傢看不到的形影。她有着她自己的世界，沒有第二個人能跑進去的世界，可是她的世界是由舒適的物質環境來維持着的。她也是個愉快的人。”
穆時英出生於上海，祖籍浙江省慈溪縣莊橋鎮，此係穆時英妹妹穆麗娟（戴望舒的第一位妻子）的說法，過去一般認為穆時英出生於浙江慈溪縣，當屬誤傳。這也可以從穆時英在香港寫的散文《無題》（載1938年11月25日《蜜蜂》創刊號）中得到證實。他在抒發自己對上海的懷念之情時，明確提到“幾時才能回到這誕生了我的都市裏去呢？”
穆傢雖算不上高門大戶，但曾相當富裕，傢有不少房産。穆時英在《舊宅》中描寫的那棟別墅就是他出生的地方，坐落在老上海的淡水路上。穆時英十幾歲時，傭人傳說傢裏鬧鬼，看見床底下滾出人頭，於是父母為避邪搬傢到海寧路上一座三上三下的石庫門房子，後又因風水不好，再搬到虹口區七浦路的石庫門房子，一個弄堂衹有兩傢，房子相當大。
穆時英中學時已表現出文學天賦；1929年17歲時考入光華大學西洋文學係。西洋文學係的說法，據顧雲天在穆時英遇害後寫的文章《悼穆時英先生》，見《國民新聞》1940年7月6日。
穆時英從1929年開始從事文學創作，次年發表第一部小說《咱們的世界》。1933年前後，穆時英出版四部小說集:《南北極》、《公墓》、《白金的女體塑像》、《聖處女的感情》。抗戰爆發後，他曾到香港任《星島日報》編輯。1939年返滬，相繼在汪精衛政府主持的《國民新聞》任社長，並在《中華日報》主持文藝宣傳工作。
1940年6月28日下午6點40分，穆時英下班乘人力車經過上海三馬路福建路195號附近時，突遭狙擊，右肩及右小腹各中一彈，因射中要害，失血過多，不治身亡。當時普遍認為是被上海潛伏的“鋤姦”組織射殺。終年28歲。
1972年康裔在香港《掌故》月刊第10期發表《鄰笛山陽——悼念一位三十年代新感覺派作傢穆時英先生》一文，自稱是國民黨中統特務人員，親自安排穆時英到上海擔任偽職。由於國民黨軍統勢盛，已把槍殺穆時英作為成績“邀了功”，中統特工組織“衹有犧牲穆時英”，保持沉默。許多年後，作者纔第一次為穆時英鳴冤叫屈。
1972年12月香港昭明出版社出版了司馬長風的《中國新文學史》，作者采用了康裔的說法，標志着為穆時英漢姦罪名的平反得到社會的認同。為慎重起見，司馬長風曾經多次與康裔通話會晤，詳詢有關人物和事件，宣稱“所有疑慮之點均告澄清”。據說，嵇康裔先生係浙江湖州人，為陳立夫親戚。當時安排穆時英回上海時，中統局長為朱傢驊，負實際責任者為徐恩曾。戰後，徐氏因過錯被南京最高當局解職，批示“永不錄用”。在中統負責人失勢的情況下，穆時英的冤案遂難以翻案。（見《中國新文學史》下捲，第五編第二十五章註釋。）
創作生涯
穆時英在現代文學史上被譽為"中國新感覺派聖手"，同時亦為中國現代"都市文學"的先驅者，海派文學的代表作傢。他的作品大都描繪二三十年代上海都市文明曇花一現、畸形發展時的社會生活。但穆時英的早期作品表現的卻是下層百姓的"草莽"生活，揭示了社會上貧富對立的不平等現象，如《黑旋風》、《南北極》、《咱們的世界》等，藝術表現手法悖反都市文學的高雅，充滿了下層人民強悍、粗獷的生活語言，一度被譽為“普羅文學之白眉”。當穆時英在1930年2 月15日《新文藝》第1捲第6號上發表他的第一篇小說《咱們的世界》時，當時的編輯施蟄存曾用“使我非常驚異”來描述這篇小說給他帶來的震動，因而大力推舉，不僅置於篇首，而且還嚮讀者特別推薦，認為穆時英雖然是“一個生疏的名字”，但卻是“一個能使一般徒然負着虛名的殼子的‘老大作傢’羞愧的新作傢”。施蟄存對穆時英的這番激賞也標志着穆時英正式登上文壇嶄露頭角。
隨着穆時英陸續發表以底層民衆生活為素材的小說，一下子引起了當時文壇的註意，“幾乎被推為無産階級優秀文學的作品”，“一時傳誦，仿佛左翼作品中出了個尖子”，但實際上左翼文壇對穆時英的作品相當敏感，儘管肯定了穆時英從舊小說中探索出了屬於民衆的簡潔、明快、有力的語言風格；熟悉了無産者大衆獨特的為一般知識分子所不熟悉的語匯，但仍一致認為穆時英的作品在思想上有着“非常濃厚的流氓無産階級意識”。
1930年10月2日，穆時英的新作——中篇小說《被當作消遣品的男子》作為“一角叢書”之第5種出版，轟動一時。這篇以穆時英本人大學時的一段戀愛經歷為原型的小說富有意識流風格，與之過去發表的底層題材小說風格迥異，因此遭到左翼文壇的猛烈批判。其中，瞿秋白在對穆時英的批判中暗示穆時英及其同夥“第三種人”是“紅蘿蔔”，外面的皮是紅的，裏面的肉是白的，認為這群人“表面作你的朋友，實際是你的敵人，這種敵人自然更加危險”。這種來自左翼的批判聲一直伴隨着穆時英隨後的創作生涯。為穆時英取得“新感覺派聖手”稱號的其風格成熟期小說擺脫了原先的取材和風格，轉而描繪穆時英本人所熟悉的都市百態，追索兩性心理糾葛以及生活在畸形繁榮的上海大都市中各色人等的惶惑、瘋狂、疲倦和虛無的微妙心理，同時亦伴隨有一層傷感的氣息。如《公墓》、《上海的狐步舞》、《夜總會裏的五個人》、《CRAVEN'A'》、《黑牡丹》、《PIERROT》等小說，藝術手法多樣，包括意識流、多層次、多角度的心理描寫，充滿了現代特色。內容多刻劃都市白領、舞女的生活，是上海二三十代大都會畸生百態的萬花筒。穆時英對通感手法的純屬運用和充滿個人風格的創造力使他的小說具有極強的畫面感，其對文字、段落節奏的把握和新奇大膽的斷句手法使他的小說與都市生活的脈搏緊密貼合。
穆時英後期亦涉獵電影工業。1935年穆時英加入了劉吶鷗、黃嘉謨與左翼電影界展開的“軟性電影”與“硬性電影”之爭。1935年8月11日至9月11日，穆時英在《晨報》上連載《電影藝術防禦戰——斥掮着“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的招牌者!》，文章長達4萬字，針對左翼電影理論係統地闡明了自己的觀點及理論。1937年穆時英在香港《朝野公論》第2捲第4期到第6期上發表《MONTAGE論》，這篇長達18000字的電影理論文章計劃論述電影藝術的基礎、分解與再建、細部的強調、時間與空間的集中、畫面、Camera的位置與角度、畫面與畫面之編織、節奏、音響與畫面的對位法等8個有關電影蒙太奇藝術的重要問題，目前僅見前六部分，與穆時英小說創作關係最為密切的“節奏” 問題未見刊出。但前幾部分的論述已經反映了穆時英對電影藝術揣摩已久，深得三昧。他的小說創作充滿了電影藝術的特徵，是對電影藝術的模仿、自覺追求和實驗。穆時英不僅通過小說，也通過理論表述，在電影藝術和小說藝術之間建立了一種溝通的橋梁。華南一傢電影公司曾邀請穆時英拍一部“國防電影”，穆時英自編自導了一部描寫東北抗日遊擊隊英勇事跡的《十五義士》，後因影片公司發生變故，電影沒有完成。但據說在當時的香港，一般人知道穆時英導演《十五義士》比知道他是《南北極》小說的作者還多。
婚姻
1934年，22歲的穆時英與舞女仇佩佩結婚。他們的結婚照刊登在1934年7月1日《小說》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