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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布劳格不衹是經濟學家
——一位思想史學者的人生回顧
馬剋•布勞格 譯者 高景仲 審校 賴建誠
我决定念經濟學，是受到Henry George與Karl Marx著作的影響。1944年我17歲，念紐約市的Peter Stuyvesant中學，修了一門商業的課。學期的最後一周，老師帶我和幾位比較優秀的學生，到鄰近的Henry George School參與一場講座。主題是在解釋，如果地租沒有限製地成長，就會造成貧窮、戰爭，以及其他現代文明的弊病。Henry George在很久以前，就診斷出這個病竈，並提出解决良方：單一地租的「沒收性」徵稅！講座結束時，我們都得到Henry George的免費著作《進步與貧窮》（Progress and Poverty，1879）。這本書我讀得一頭霧水。幾年後，當我讀到Ricardo的差額地租理論時，發現George的理論來源，因而感到一陣興奮。
1馬剋思主義的影響
《進步與貧窮》引發我的興趣，但並未讓我信服。不久後在紐約大學讀大一時，我結交幾個左翼同學，他們先介紹我看 Lenin與Stalin的小册子，之後是Marx與Engels的大部頭。我深深被這些文章折服，幾個月內成為馬剋思主義者，Marx的虔誠追隨者。
我現在試圖回想，馬剋思主義的文章到底是怎麽回事，可以那麽快就改變我。我想那是一些特質的組合，這些特質可以充分說明我這個人，以及馬剋思主義。首先，主要是馬剋思主義者的文章中，閃耀着那種絶對擁有真理的氛圍。特別是集大成的 Lenin與Stalin，以執拗辛辣的語調，對付敵營的知識分子。第二，馬剋思理論百科全書式的觸角，感覺這是個社會的普世科學，的確是一種哲學史以及自然的哲學。無論是最近的選舉結果，或是法國大革命的成因，或是古希臘王朝的傾覆，或是Rembrandt為何對光影對比（chiaroscuro）情有獨鐘，或是Beethoven最後的鋼琴協奏麯第102號為何衹有兩個樂章，或是Gothe在《浮世德》（Faust）最後要表達的是什麽，都有可能在馬剋思主義中解釋。年輕的我頗好發高論，馬剋思主義就像為我量身定做：它可以讓我大言不慚地，對所有題材發表自以為是的議論。
馬剋思主義教我經濟决定論。根據經濟决定論，經濟利益與經濟力量，是所有社會與政治衝突的基礎。進一步推論，所有事物最終都可簡化為經濟學，經濟學因而可以稱為社會科學之母。成為馬剋思主義者六個月內，我决定必須讀通經濟學。大二那年我修了第一門經濟學，我清楚地記得這是很重的學科。我很高興還能記取自己念經濟學的睏難，因為這使我成為更好的老師。
這些還不足以完全說明，馬剋思主義對我的吸引力。對我來說，馬剋思主義引人入勝之處，在於它的概念工具、專有名詞與各類的精緻術語；以及無數的（古猶太法統）區分，如「底層」與「上層結構」、「生産模式」與「生産關係」、社會行為的「策略」與「方法」、社會經濟體係的「矛盾衝突」與「對立整合」等等。一旦掌握技術性語言，服膺馬剋思主義，就可以創造一個論述的次文化。在這個次文化中，不誇張地說，衹有馬剋思主義者能瞭解你。簡言之，馬剋思主義讓我初窺，知識社群自我哺育的學術文化。
我並不衹是個純知性的馬剋思主義者。加入美國共産黨、出席政治會議、參與政黨示威，這些我都做得意興闌珊，因為我不太熱衷參與組織活動，然而卻也短暫地經歷一段真實的政治活動。過程簡短，是因為我天生反骨，很快就被逐出共産黨。1945年當大戰接近尾聲，同盟國占領德國的問題浮上臺面，成為政治議題。為了讓美軍永久駐在德國，美國總統Roosevelt提出戰後軍事召集建議案，得到美國共産黨主席Earl Browder的背書。Browder因而被若幹黨員視為異端。Stalin出面反對羅斯福的政策，Browder的命運也就此底定：主席的職位被拔除並逐出共黨，瞬間成為「不受歡迎人物」。幾個共黨大學生，替Browder收集陳情書，經過一番考慮我簽署了。之後我被傳出席共黨審判庭，由於應訊時未表悔意，旋即被開除黨籍。從那時起，許多黨內友人與舊識，不衹不跟我講話，甚至在街上相遇也裝作不認識。從未加入陰謀（或準陰謀）組織的人，很難相信黨內同志相煎的速度既快又急。1945年時，美國共産黨在政治上無足輕重，我的經驗顯得荒謬，但對當時的我來說，這是對左翼政治現實的痛苦覺醒。
雖然在1945年時，我已非搖旗吶喊的共産黨員，之後卻要用了至少七、八年的時間，來擺脫馬剋思主義餘緒的桎梏。1945-52年間，我頭也不回地與共産主義漸行漸遠。我清楚記得，The God That Failed: Six Studies in Communism （1950）這本書對我的影響。Arthur Koestler、Ignazio Silone、André Gide、Richard Wright、Louise Fischer、Stephen Spender這六位作者，都是出走共産主義的「旅伴」。事隔多年，我還記得與知名共黨叛黨份子，一起幻滅的那種糟糕感覺。捐棄先前的信仰，而沒有踏上「完全不信」這一步，是很玄妙的。對我來說，這一步的動力來自1952年夏天，胎死腹中的東德「革命」：東柏林人幾乎推翻蘇聯扶植的東德政府。1952年 5月我去柏林旅遊，見證了反東德政權的強烈憎恨。回到倫敦後，我從共黨的平面媒體，看到革命爆發與蘇聯坦剋鎮壓的報導。我一直知道，共黨報章能睜眼說瞎話，但我之前閉着眼睛，讓謊言持續上演。像我這種「真正信仰者」所經歷的幻滅，就像泡過熱水澡後的當頭冷水淋浴。
當年身為共産主義者，所相信的、剴切力陳的、全然信服的事，現在想來讓我羞紅耳根。例如我記得如何為「莫斯科大審」的斯大林版辯護。這個版本指出，住在巴黎和墨西哥城的Trotsky，籌劃在蘇聯境內進行大規模破壞，甚至要危及蘇聯軍事高層。儘管讀了Arthur Koestler的Darkness at Noon，我把它斥為資産階級的文宣。這讓我從此以後，對強烈主張的信仰存疑，也讓我比原來的自己更能容忍。現在每當我聲稱某件事絶對真實，總會悄悄對自己說：「是的，就像莫斯科大審。」
我棄共産主義如敝屣，但揚棄馬剋思主義則還要更多時間。從某個意義而言，壓榨、異化、不平等這些大主題，依然揮之不去。當然，經濟學念得越多，我就越不相信馬剋思經濟學。我很快就看出，馬剋思對社會主義經濟難題的掌握，程度是可笑的。他真的認為，社會就像大街角的雜貨店，出現的事情頂多是會計問題 。此外，馬剋思的經濟預測，絶大部份都錯得離譜。在他死前，對無産階級未能推翻資本主義，顯然深感失望。但我還是花了很多年，看出馬剋思主義經濟學的核心深層謬誤。即使在今天，馬剋思主義者，甚或前馬剋思主義者，還是看不出這個謬誤。這是個非常有趣的謬誤，很聰明地被隱藏在《資本論》裏，千分之一不到的讀者曾註意到。這個想法是：經濟體中每個産業，都有相同的剩餘價值率。簡言之，資本傢每支付一元工資，就可以得到若幹元的利潤，不管是在農業中挖溝渠，還是在石油業煉油的所得。這是個非常不可能的假說，但卻無法證明這是錯的，因為在資本主義經濟體中，剩餘價值率不是一個可觀察的變量，也不是一個行為的變量。 Marx深知這個問題，但急於偽裝這個假說的武斷性，他將價值與剩餘價值具體化，並反復提及，資本主義體係在全力增加剩餘價值率。這是個體資本主義者做不到，也沒有誘因去做的事。然而，Marx必須假設有一個固定的剩餘價值率，否則他所宣稱的「勞動本身創造剩餘價值」，這個說法會一敗塗地。
至少在西方國傢，許多當代馬剋思主義經濟學家，不再相信勞動價值理論，以及剩餘價值勞動理論。儘管如此，身為馬剋思主義者，他們繼續相信，資本主義奠基於對勞動的剝削。他們指的剝削，就是工人未擁有自己的生産工具，因此得不到雇用勞動所産生的利潤。他們的說法是，資本主義有個基本的不正義，存在於「工人沒擁有，老闆不工作」這個事實中。我覺得很有意思，去觀察這些自稱「分析派馬剋思主義者」能做到什麽程度：放棄各種結果論，贊許資本主義，轉嚮更多的道德判斷。這些道德判斷的基礎，是資本主義體係內，社會關係的倫理意義。換言之，他們問的是：我們都要工作維生，而少數人可以不做而活，公平嗎？（當然，對此唯一的答案，是非常不公平）。但他們不問：如果沒有不平均且不公平的私人財富分配，資本主義還會創造出前所未有的經濟成長嗎？換句話說，我們可以同意，資本主義並非教化人心的體係，它是粗暴、殘忍、道德淪喪的，但它卻可以産出貨品，而我們要的就是貨品。
2麥卡錫經驗
要不是在1952年遭遇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的幽魂，我懷疑那時我會用這麽多年，來擺脫馬剋思主義的影響力。在冷戰的高峰，美國陷入反共的恐慌中，參議員Joseph McCarthy的聲勢如日中天。從以下的故事可以看出，這是一陣恐慌。1950年我已經從紐約市立大學皇后學院畢業，在哥倫比亞大學念博士班一年級。當時皇后學院經濟係主任Arthur Gay因車禍喪生，係上找人在學期中接他的課。我曾是他的研究助理，因此被徵詢是否要一試。突然間我發現自己課程滿檔，教授個體經濟學、消費經濟學，以及從沒念過的營銷學。我還記得每門課第一次上課前，緊張到前一晚真的把內容全部背下來。
正當我的教學開始上手時，由McCarthy主持的「反美國活動委員會」（th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到紐約調查市立大學係統內的共産主義。他們要求三位知名教授出席，毫無疑問地，是為了問熟悉的問題：「你現在或曾經是共産黨員嗎？」三位教授都援引憲法第一與第五修正案（禁止證人自我入罪），拒絶與委員會合作。儘管三人都是終身職教授，但還是迅速被解職。其中一位是皇后學院的勞動經濟學教授Vera Shlakman。她是我先前的老師，也是當時的同事。「教師工會」（Teacher’s Union），是紐約地區大學教師的左翼職業工會，她左傾也是會長，就我所知，她可能也是對共産主義幻滅的出走者。我上過她的課，知道她小心地保持中立，極力避免灌輸意識形態給學生。幾個學生發動聯署陳情書，要求校長讓Shlakman復職。但根據學院章程，請願書至少要有一位院內教師簽署。學生找遍經濟係四十名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以及像我這樣的低階助教，沒有人願意簽署陳情書。走投無路之際，他們找上我。出於我對Shlakman教授的尊崇，也因為無法忍受自己的怯懦，我簽了陳情書。二十四小時內，我收到Thatcher院長（奇怪的是，四十年後竟然還記得他的姓名）下的字條，知會我若不立即主動辭職，將會被免職，並列入未來就業的黑名單。
接下來一兩天，我考慮發動大規模抗爭，並發表強力要求個人自由的聲明。這項聲明將傳諸後世，會被美國高中生閱讀、引述。然後，我靜靜地遞出辭呈。
我當時已經走投無路。為了開始寫博士論文，我之前已申請一項奬學金，並仰賴在皇后學院的授課薪水，維持這段期間的生活。在我口袋空空，且因這件事深受打擊之際，突然接獲一通電話，告知我已經得到「社會科學研究會」（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的奬助金，讓我到國外撰寫博士論文。顯然有人暗中對麥卡錫主義的受害者伸出援手。
我生命中的每個災難，總是以奇妙的方式適時轉化為助力。我很快就瞭解，生命中最美好的兩年自此展開。我選定「David Ricardo學派在十九世紀經濟觀點的起伏」為題目，最後的豐碩成果，超乎我先前的想象。我也發現，學術研究是自己真正的強項。我在大英博物館附近找個房間，過着中古時代僧侶般的生活，一周七天，每天閱讀、寫作長達十八小時。我將初期的研究成果，寄給博士指導教授，當時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的 George Stigler，他辛辣但中肯的評語，正是我所需要的前進動力。兩年後我帶着完成的論文回到紐約，真心歡喜地在電視上，目睹McCarthy參議員最後的傾覆。
1954年夏天，我參加耶魯大學助理教授的面試。日後成為我導師之一的William Fellner是主考委員。我覺得有必要解釋，辭去皇后學院教職的原因。我一直記得Fellner當時打斷我，說：「這是一所私立大學，我們不在意幾年前在公立大學發生的事。」這印證了Milton Friedman的論點：可能的雇主激增後，一個自由的市場，較一個以國傢機關為獨買者的社會主義體係，更能確保個人的自由。
今日很難描繪，麥卡錫年代的詭異氛圍。當時在背後捅你一刀的，可能是最好的朋友。人們真的會每天晚上，搜索「床下的共黨份子」。年輕時我曾天真地相信，知識分子會捍衛對抗當權者的想法，但受到麥卡錫經驗的影響，我失去對知識分子與學者的所有尊敬。衹要有足夠的壓力，他們會嚮McCarthy、Hitler（希特勒）、 Stalin、Sadam Hussein，或任何背後有軍警力量的人低頭。
1954年在耶魯執教前，我幾乎已擺脫對共産主義的舊信仰。Kruschev在 1956年發表著名的反Stalin演說，我從他親口所說的話，確認自己的新信仰，因而有一種靜靜的滿足感。隨後幾年，我穩定地嚮右移動，但不像許多前共産主義者，我從未瘋狂地反共産主義。無論是當時，或許直到現在，我依然保持政治上左右擺蕩。對私有化、鬆綁、工會立法等政策議題，我相當右派。但對社福支出、失業給付、女性的平權措施、黑人與同志、墮胎權、軟性毒品的合法化等議題，我則是強烈的左派。我嚮右的旅程，被Reagan與Thatcher阻斷。 1980年代居住在英格蘭時，我對政府明目張膽地，用大規模失業來對抗通貨膨脹，愈發感到不齒；也對英國選民十多年來，持續容忍二位數的失業率感到驚訝。 Thatcher夫人能用「通膨成本總是大於失業成本」這種說辭，來說服選民、財金記者，甚至許多經濟學家，令我大開眼界。個位數通膨伴隨兩位數的失業率，的確是1980年代的大部分情況，但我相信這是明顯的錯誤。福剋蘭戰爭（The Falklands War）已經夠糟了，但她無能力對抗失業問題，或甚至承認這是個問題，讓我面對總體經濟問題時，采取長久以來面對社會問題的左傾立場。正是由於 Thatcher夫人，我回到對資本主義有一種近乎穩定的信仰。但這是經過「凱因斯式需求管理」與「準社會主義式福利主義」調和過的資本主義。
3與佛洛伊德的糾纏
深受Marx影響的同時，我也無法拒絶Freud（佛洛伊德）的召喚。1944、 1945、1946三年的夏天，我在紐約州北部，幾傢以接待猶太客人為主的飯店做服務生。我的客人中，許多是精神科醫師與心理分析師。不久後我就埋首閱讀，Freud及其信徒的作品。佛洛伊德理論解釋所有事物的力量，令我熱血沸騰，這種力量當然也讓我想起Marx的風格。我還清楚記得，目眩神迷於《夢的解析》（Interpretation of Dreams），有感於像夢這般的內在神秘，也可以用理性的方式來解釋。我也折服於Freud的強大文字渲染力，或許人們視他為科學家，但他更是偉大的文學藝術傢。弗羅伊德主義對我的深層影響，較馬剋思主義更長遠。然而漸漸地，這些年來我愈發瞭解，許多心理分析理論的重要概念，是如何地自我驗證與自我合理化；以及（精神）分析師抗拒以實證測試，來檢視弗羅伊德思想的特性。我現在認為，幾乎整個弗羅伊德理論，都是鬍說八道。再說，作為一種治療技術，心理分析與中國式的洗腦，並無太大差異。但這個觀點的建立，是個緩慢的過程，與我自己的心理分析經驗有關。
W.H. Auden的絶妙好詩〈紀念Sigmund Freud〉，每行都值得引述。Auden的結論是：
如果，他時常錯誤，有時荒謬
對我們而言，他衹是個凡人
現在，衹是整個意見氣候
在他化身的氣候下，我們過着各自不同的生活
他就像天氣，衹可以阻礙或幫助
其實不然，他衹能阻礙、也確實在阻礙。
4為什麽要研究經濟思想史？
從小到現在，我一直是個求知若渴的讀者。年輕時用閱讀來逃避，後來養成每天讀一本的習慣。在經濟思想史的領域裏，不斷地閱讀具有比較利益。從這個角度來看，至少對我而言，思想史是一種自我放縱的形式。1954年時，我到耶魯大學任教還不到一年，就被要求接替William Fellner的經濟思想史研究所班，理由很簡單：係上老師衹有我躍躍欲試。於是我意識到，二十七歲的我，正在一所頂尖的學府，教一門研究生的思想史必修課。耶魯經濟係那幾年約錄取二、三十位精心挑選的研究生，往後幾年間至少有十二位成為知名的經濟學者。教這門課讓我緊張到過度準備，我在幾年內纍積了數千頁筆記，這些筆記後來成為我唯一知名的書《經濟理論的回顧》（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1962）。
我在這本書的導論指出，思想史學者若非「相對主義者」，就是「絶對主義者」。相對主義者認為，所有過去的學說，大致上忠實反映學說生成的歷史情境。絶對主義者認為，思想的變遷是這門學問內部邏輯發展的成果；以日後的眼光來看，早先的思想幾乎都是錯的。我宣稱自己是個擡頭挺胸的絶對主義者，並在書中消遣相對主義者。然而，這已不是我現在的觀點，原因是這些年來，強勢的「輝格歷史詮釋」（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已經搶盡風頭。近年來我目睹許多論述者，嘗試以現代的外衣包裝（特別是某種數學模型），來重現過去的偉大思想。我於是理解到，過度的絶對主義邏輯，將會抽去思想史的根本。絶對主義完全不懂得珍視過去，而且不合理地要求，歷代的思想傢必須活在今天，並以我們的方式思考。這種做法會摧毀對歷史的認知。
我年輕時期的絶對主義，是三股力量作用的結果。第一，1950年代末期與1960年代初期，經濟學這個領域的信心達到頂峰。我們「當時」知道：就理論而言，一般均衡理論的簡潔已經達到極緻；投入産出分析與綫性規劃，很快就會讓一般均衡理論不衹簡潔，並具有可操作性；「新古典綜合」已經成功地將凱恩斯總體經濟學，加進華爾拉斯派的個體經濟學。簡言之，真正的經濟學是個教會，所有的真理隨時會展現在我們面前。就經濟思想史而言，如果有人要采取絶對主義的觀點，1960年正是絶佳的行動時間點。第二，我深受Schumpeter的《經濟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1954）影響。Schumpeter當然是個奇特的絶對主義者，然而他也是個執着的絶對主義者。我之所以強調Schumpeter，是受到博士論文指導教授George Stigler的作品與人格影響。當時Stigler打擊學生的惡名在外，但我們的關係始終良好。我喜歡強勢自信的人。當他說你寫的東西是鬍扯，提出許多尖銳的批評，來支持他的判斷，讓你不得不感激，他竟然紆尊降貴地批評你。他也是我認識的人當中，極少數真正有趣的人。他的幽默感戲謔甚至惡毒，但我喜歡。我發現自己在模仿他的授課風格，當然還有他的寫作風格，但是我總寫不出像他那般犀利的腳註。
往後每當我遇到他，立刻變成屈膝的年輕研究生。其實我有點怕他，特別是我們的政治觀點相差十萬八千裏，有好幾次我還不經意地，表達讓他深惡痛絶的意見。他最令我感動的回憶，是1960年在芝加哥時，把我介紹給他在1930年代的指導教授 Frank Knight。我看他跟Knight講話時的恭謹，與我面對他時的態度若出一轍。我忽然瞭解，就像我無法把Stigler當成平輩一樣，Stigler也無法與Knight平起平坐。這種師生之間「知識明燈」的傳遞不息，有極其動人之處。
先不論絶對主義有什麽知性上的長處，除了Schumpeter與Stigler，我在耶魯的學生，也是將我推嚮絶對主義的動力。經濟思想史在1950年代，是研究所的必修課，這些典型的美國研究生，衹想學現代經濟學的工具與技法，完全不在乎經濟史和思想史這類學術性的科目。我從一開始就知道，要說服這些熱血青年接受思想史，就必須讓他們感受到，在某種程度上思想史與他們相關。所以我教這門課時，不僅強調純粹分析的概念一脈相承，不斷強調過去思想的現代性，同時也坦承過去的思想有時缺乏現代性。
我非常用力鼓吹，經濟學史是追求知識的合理學科，但這項努力也消磨了我對經濟學史的興趣。1962年我離開美國之前，我已大致决定轉攻應用經濟學。但在離開思想史十年後，我在1970年代重新擁抱這個最初也是最後的戀人。總而言之，我發現思想史在知性上所帶來的滿足感無可匹敵。我一直不能明白，如果我不知道某個思想的來竜去脈，我怎麽可能真正瞭解這個思想？我開始學微積分時，就必須探究牛頓是怎麽發明它的？Leibniz是如何獨立發明它的？雙方如何論辯正確的微積分符號，以及導數這個概念的意涵究竟為何？儘管一再努力，我一直無法真正瞭解，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原因是十九世紀末的物理學對我太難，因此我無法像理解Leibniz一樣地瞭解愛因斯坦。經濟學和其他學科的偉大理論一樣，套用經濟史最近流行的術語來說，都是路徑依賴（path-dependent）的。也就是說，要解釋為什麽會産生這些偉大的思想，就必須先理解過去的文獻，如何導出新的理論發展。如果當初的思想主體不同，就會發展出不同的理論。換句話說，沒有經濟思想史，新的經濟理論怎麽可能從天而降。除非你願意無條件地接受新經濟理論，否則你一旦想評斷它，就必須問它是從哪來的，而這個問題衹有思想史才能回答。
我很瞭解，在經濟學家論資排輩的行列中，思想史學者為何寥若晨星。但這確實意謂，對大多數經濟學家而言，這是幾乎非知識性的學科。許多經濟學家面對思想時，簡直不知人文為何物，就像山頂洞人聽貝多芬四重奏麯時，還問為什麽這四個演奏者，似乎無法齊一拉弓。
5教育經濟學
1962年我拿到研究奬學金，從美國到巴黎一年，繼續十九世紀的棉業研究。那年年底是耶魯升等的年限。在美國的大學擔任助理教授六年後，學校必須擢升你為終身職副教授，或是請你離開。耶魯不讓我升等的原因，是他們不需要專攻經濟思想史的資深教授，我覺得有必要另尋出路。現在想到回美國這件事，就讓我感到灰心。我瞭解到，即使在美國生活二十年，我始終認為自己是歐洲人。對我來說，美國人太粗綫條、太市儈。面對那些粗鄙的美國人，我還存有些許身為文化歐洲人的優越感。如John Stuart Mill所言，在美國「男人全心搶錢，女人全心喂飽男人。」；或者如Oscar Wilde所描述，美國「這個國傢，從野蠻直接跳到墮落，缺少中間的文明階段。」我决定搬回英國，那個我在二次大戰期間渡過男孩歲月，與之後寫博士論文的地方。
我開始申請幾個英國大學的教職，但1962年的學術就業市場沒什麽擴張。我很快就瞭解，可能過了一年都找不到工作。我幸運地碰到倫敦大學教育學院（University of London Institute of Education）院長Lionel Elvin，他告訴我教育經濟學在英國是個新領域，他們有個員額一直找不到合適的人。我從沒聽過「教育經濟學」，决定先做些功課。我沒花太多時間，因為在 1962年時，這個領域的研究極有限。我勇敢地寫信給Lionel Elvin，坦承是教育經濟學的新手，但想知道教育學院，能否以一或兩年為期約聘我。院方同意，且出乎雙方的意料，這兩年結果變成23年！我提這些事，衹是要強調意外在人生扮演的角色。我讀過幾十種復雜的理由，來解釋人們如何選擇工作或婚姻。經過仔細的研究，我發現經常是純粹的機緣成為化學家或律師，或選擇另一個她或他成為伴侶。
倫敦大學教育學院，是學士後教師進修學院，學生大都是想要升級的老師，我的授課時數不多。教育學院經濟係衹有兩三個成員，我的行政工作負擔也輕，首度可以全心投入寫作與研究。雖然沒有經濟學家可以對話，但倫敦政經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LSE）就在同一條街上，因此也不以為苦。不久後我就到倫敦政經學院兼課，我的時間就平分在兩個學院。
對我來說，教育的世界是個全新的範疇，比經濟學的世界更軟性。極少教育學者重視，以實證結果來支持自己的主張，有許多論證淪為價值判斷的衝突。面對教育學者對經濟學家的切齒敵意，我一開始沒有作好準備。在他們眼中，從好的方面來看，經濟學家是成本的撙節者，從壞的方面來看是法西斯人渣。見風轉舵的情況，在教育學界甚至比經濟學界更嚴重。儘管在政治的光譜上，教育學的重心位置，遠較經濟學偏左，但當教育學者嚮右靠時，他們讓Milton Friedman看起來像是左翼怪咖。
不久後，我就開始強力鼓吹人力資本理論（human capital theory）。我也是對英國的教育投資，進行報酬率計算的第一人。大約在1965-75年間，我為人力資本論陣營廣招信徒並全心投入，至少在文章發表的數量上打敗對手。然而就像先前的弗羅伊德主義與馬剋思主義，人力資本論的神話也宣告幻滅。1976年我發表一長篇檢討報告，其標題「人力資本理論︰不堪回首的記錄」，即可說明一切。這篇文章指出，人力資本理論沒有錯，但立論薄弱且未見成果，無法呼應這個理論早期提出的承諾。也無法與主要的競爭對手（篩選假設理論、文憑主義、文憑熱，隨你怎麽稱它）匹敵。最後我認為，人力資本論大幅誇大認知知識，在教育的經濟價值中，所扮演的角色。教育心理學者說，正規教育能賦予「情緒行為特徵」。也就是說，學校在形塑學生價值與態度過程中的影響，可以解釋現代化的過程中，教育的經濟、甚至社會、政治角色。雇主看重教育的部份，不是在受過教育的職工知道什麽，而是他們如何表現。這個領悟，深遠地影響了職業訓練的議題與教育計劃的面嚮、甚至教育資金的問題。我的「不完全契約」概念，需要監督「人類努力」（human effort），以及職工雇用與晉升所涉及的篩選、傳遞問題。最後，我將這個概念，與我對教育的經濟價值的新觀念相結合。但是在1970年代末期前，我發現自己在不同場合一再重複這些訊息，無論是對教育社群，或經濟學家處理教育議題的方式，皆未産生絲毫影響。結果是我對這整個議題失去興趣。
的確，無論是當時還是現在，我都覺得教育比起絶大多數的議題，更容易淪為一種似曾相似、沒完沒了的連環歹戲。其中的每個問題與論點，每隔十或二十年，恆常以相似的形式重複出現。這種現象的例子不勝枚舉，我衹提一個。1960年末期，我開始倡議高等教育的學生貸款。這種學生貸款的財源，最好來自畢業生就業生涯中，所課徵的畢業稅。儘管在那之前，高等教育的學生貸款在美國已經是老套，但在英國一直到1980年代，這還是個聳人聽聞且極端不受歡迎的想法。我曾經非常接近英國教育的權力中心，首先是1970年代初期的工黨政府，接着是1980年代初期的保守黨政府，但是從未成功地讓有能力執行的人接受這個想法。1982年左右我憎惡地放棄它，但其他英國經濟學家立即接棒，更有力地鼓吹它，到最後還是無力回天。Thatcher夫人的保守黨政府，1988年終於通過一項陽春型的學生貸款計劃，讓學生在十五年內清償個人債務。當時對這個議題二十年來的相關論述完全沒提到，英國經濟學界毫無批判地接受這個提案。直到今日政治人物還普遍認為，高等教育的財務並非經濟學家的強項。
在教育學院任教這些年，我花了許多休假時間，在亞洲與非洲擔任聯合國各種組織的教育顧問。這些組織包括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國亞洲暨遠東經濟委員會、國際勞工組織、世界銀行。我參與經濟代表團，前往赤道非洲、南亞、東南亞等地區的六個低度開發國傢。我在印度待六個月，寫一本關於畢業生失業的書，在泰國與印度為福特基金會工作一年。對發展經濟學，以及提供第三世界國傢經濟咨詢，起初我學到很多東西。然而學習的報酬遞減效應很快就出現，而且發現我一直在重複，幾乎每件在前個國傢工作時所說的話。我開始時滿腔熱血，亟欲拯救第三世界的塗炭生靈。但隨着時間的消逝，我愈發同意Peter Bauer的看法，那就是對第三世界的援助，害之甚於愛之。聯合國的援助使團也好，建議第三世界國傢，哪些經濟政策要做或不做的咨詢也罷，這一切都不過是一出超級大戲。這些相關國傢，衹想得到援助或世界銀行的貸款，但到手前要先證明，他們已經盡力尋求咨詢。除了石油鑽探或水利工程等技術領域，這些國傢不花錢嚮國際顧問業購買咨詢服務。他們找聯合國組織，爭取像我這樣的特約顧問提供服務。我很快就識破他們陽奉陰違的兩面手法，但至少還做了一陣子正事，直到他們高唱的歌麯變調。
我越來越不相信，那些我必須共事的第三世界部長與政客。他們利用我這樣的經濟學家，去得到想要的援助，同時中飽金援的餘款。在每個曾工作的國傢，目睹這些貪污與政治假面，終於讓我反對發展咨詢顧問這件事。要脫身容易，衹要說些第三世界政府不想聽的話，而且說得夠勤快，就保證不被續聘。
我念茲在茲的事很簡單：堅决反對高等教育，強烈支持小學教育。我認為這些國傢，特別是其中的非洲國傢，在免費的高等教育上離譜地透支經費。當然，這些政府的當紅官員，之前都曾因此而受益。同樣離譜的是，這些國傢的偏遠小學經費不足。另一件令我在意的事，是中學階段正規職業教育的浪費，更不要提小中學課程標準的職業化。如果認為學生的知識，造成教育的花費如此昂貴，那真是長久以來的謬誤。以上兩個錯誤政策的成因，是一種稱為「人力需求法」的教育規畫技術。人力需求法是把投入産出分析，不適切地用來媒合受教育職工，以及個別産業的工作職位。我用了十多年的時間，攻擊人力需求法教育規劃，最後還是未竟全功，至少在第三世界是如此。人力需求法完全針對物質量（physical quantity），完全不談價格（有人名之為無價經濟）。這個方法淺顯易懂，在政治上無可阻擋，因此直到今天，還是第三世界教育訓練計劃的主要工具。
擔任第三世界顧問這些年，領受到一個重要教訓。那就是社會主義的目標，與發展現代化的目標結合時，所産生的嚴重歧異。我曾效力過的每個政府，對社會主義都懷抱某種程度的使命感，但也想要進行現代化，與仿效美、日、英等國傢。這些國傢侈言「在地創業傢精神」之必要，但卻壓製每個賺錢的人，特別是出售黑心貨品給在「非正式部門」的一般人民。簡言之，他們從未能接受「徹底個人主義」，以及快速經濟成長所帶來的不平等，但也無法放棄成長與發展的目標。他們完全搞不清楚「國富的肇因」，不管這些「肇因」為何，絶對不是立即杜絶「非勞動所得」，也不是所得非配的完全均等。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1970年代時，幾乎每份我幫忙撰寫的經濟使團報告，都是由獨裁者統治的國傢委托。這些獨裁者在報告剛發表，或不久之後就被推翻，列舉如下：1964、1976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實驗讀寫能力計劃代表團」，赴巴勒維國王轄下的伊朗；1972年國際勞工組織「世界就業計劃代表團」，赴Haile Selassie轄下的衣索比亞；1973年國際勞工組織「世界就業計劃全面代表團」，赴馬可仕總統轄下的菲律賓；1975年國際勞工組織「世界就業計劃全面代表團」，赴El Nimeiry總統轄下的蘇丹；1976年國際勞工組織「世界就業計劃代表團」，赴Moshoeshoe國王轄下的賴索托；1981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代表團，赴Wanghuk國王轄下的不丹；1983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代表團，赴蘇丹Bolkiah轄下的文萊；1983年世界銀行代表團，赴鄧小平轄下的中國。寫作本文同時，除了不丹、文萊、中國，其他國傢的領導人皆已換人。當年寫報告的對象，常常被現在掌權的人視為仇寇。經濟學家對外國政府的經濟政策具有影響力，這個觀念已經不再成立。
6經濟學方法論
隨着1970年代的展開，我逐漸轉嚮經濟哲學方法論，這也成為我長期的研究興趣。其實這是我一直不自知的興趣，始於我年少時對馬剋思主義的着迷，更確切地說，始於我對馬剋思主義的幻滅。皇后學院大四那年，我修一門Donald Davidson的社會科學哲學討論課（我後來纔知道，Donald Davidson是個望重士林的科學哲學家）。Davidson知道班上有幾個青年馬剋思主義者（別忘了當時是1949年），他處理馬剋思主義的方式就是溫和地戲謔它。當我使出Hegel辯證三法則（量變到質變、對立的統一、否定的否定），作為打開所有門的萬能鑰匙，他提出更好的Herbert Spencer的演化「法則」︰演化是由一個相對地模糊、不連貫的同構型狀態，改變成為一個相對清晰、連貫的異質狀態。Davidson說：「這幹淨利落地幾乎解釋了每件事。」我驚訝地明了到，這跟辯證法則一樣地真實：它們解釋了每一件事，那就等於什麽都沒解釋。
Davidson要我們讀Carl Hempel的論文〈歷史中一般法則的功能〉(“The function of general laws in history，Journal of Philosophy，1942，39(2):35-48)。Hempel指出，要合理解釋歷史現象（例如法國大革命），必然要援引某種普遍的實證假說，且該歷史現象被認為是這個假說的特定例子。若無法做到，那就衹是偽說明（pseudo-explanation）。後來這被稱為「科學說明的涵蓋模型」（the covering-law model）：解釋一件事，就是將它「涵蓋」在某種普遍法則之下。四十多年後，我還記得這篇論文如雷轟頂。包括此文在內的十幾篇文章，對我的思想有長遠影響。我忽然瞭解，多年來我一直用這種偽說明，而不瞭解它們站不住腳，因為它們涉及我或其他人，都一無所知的那種涵蓋法則。一個革命性的涵蓋法則？是的，我們都讀過Crane Brinton的《革命的解析》（Anatomy of Revolution，1938），這本書以三個革命為樣本，歸納出革命的通性。但這些通性幾乎不等同普遍法則，或甚至普遍可應用的特性。簡言之，除了以隨機的方式，沒有人真正解釋過法國大革命或俄國革命。
我寫博士論文之前沒讀過Popper，但已經多少吸收過他的否證主義（falsificationism）。這個概念有些來自Milton Friedman的經典論文〈實證經濟學方法論〉（“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1953）。雖然這篇文章沒提到Popper，卻是一種粗糙、迷你版的Popper主義。這個概念也有些來自Stigler論經濟思想史的文章。1954 年我在耶魯任教後，很快就與Tjalling Koopmans交好，一方面因為他是業餘作麯傢，我也開始拉大提琴，我們可以談音樂；另一方面因為我們都來自荷蘭，喜歡一起講荷語，但我們對經濟學的興趣完全不同。他開始寫《三論經濟科學的狀態》（Three Essays on the State of Economic Science，1957）的第二論時，內容全都是關於方法論。我們談到Friedman的論文，我第一次完全被預測主義說服。預測主義指的是，理論的有效性，必須以它的預測正確性來評斷。1956年我發表第一篇專業論文〈李嘉圖經濟學的實證內容〉（“The empirical content of Ricardian economics”），內容充滿預測主義，然而我還是沒念過Popper。我能恍如昨日般，記得最後决定念Popper的那一刻。
1962年住在巴黎時，一個周五下午我逛進書店，看到Karl Popper的《開放的社會及其敵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1945）。衆所周知，這本書是研究Plato、Hegel、Marx這三位開放社會的大敵。我回傢吃過晚飯馬上開始看，整個晚上加上周六整天都看，滿心不願意地睡着，周日把它看完。我敢說在那之前，或之後直到現在，沒有一本書讓我更熱血。讀它就像是暢飲一瓶香檳。這本書右打 Plato和Hegel（我一直將兩人視為右派怪物），左批Marx犯下「啓示錄型的謬誤」（預測在未知的將來某一天，世界末日將到來的遊戲）。它也提供科學哲學、否證主義以及反對政治革命的有力論述。反政治革命的原因是，整體來說，我們缺乏改變社會的知識，但我們可以也應該，以漸進的方式來改革社會。
於是我坐下來，閱讀Popper寫的所有東西。我成為徹底的Popper主義者，雖然我現在覺得Popper有下列誇大之處：(1)沒有歸納法這回事；(2)檢證法（verification）與否證法（falsification）之間，有根本的不對稱性；(3)方法論是規範性的，且與科學史無涉。直到今天，我還是個不再生（unregenerative）的Popper主義者。我在 Popper身上學到，怎麽用清晰素樸的正統英式英文，來論述復雜的議題，也發現自己幾乎是逐字模仿他的風格。1952年去倫敦寫博士論文時，我興奮地得知Popper在倫敦政經學院，每周一次開科學史的討論課。我獲準列席旁聽，但很快就瞭解Popper是個舊派普魯士風格的老師。他在著作中苦口婆心反對傲慢的偏執，然而他自己就是活生生的反證。倫敦政經學院流傳着一則笑話，顯然是Popper學生想出來的。那就是Popper應該將他的書定名為《一個開放社會的敵人的開放社會》（The Open Society by One of Its Enemies），較好的書名是《一個封閉心靈的開放社會》（The Open Society by a Closed Mind）。唉！最偉大的作麯傢Beethoven，是個糟糕的人，Wagner、Goethe、Tolstoy亦然，我自己也好不到哪裏。
7經濟學之前是哲學
我從不後悔年輕時立志成為經濟學家，但有些時候我但願當年念的是哲學。我可以說是始於哲學，也似乎是終於哲學。我的開端並非一般性的哲學，而是一種特定的哲學：神學。「神是否存在」是我第一個問與答的哲學問題，至今我仍感到興趣。我被養育為正統猶太人，十二歲前信泛神論，十五歲前信不可知論，十七歲前信激進無神論，自此未曾片刻動搖。的確，年紀愈長，我的無神論似乎愈激進。現在當我舌戰超級信徒（不得不說，我愛、超愛這麽做）時，要同時維持有禮合宜的談吐，簡直是對我容忍力的一大考驗。
這一切的開始是我十二歲那年，叔叔給我一本《聖經》，我沒留意裏面有新約與舊約。我是個停不下來的讀者，一書在手就全心投入。我從來不知道新約的存在，很自然地就讀起來。我立刻被耶穌的故事深深吸引，再輔以閱讀Ernest Renan的《耶穌的一生》（一本十九世紀美化的耶穌傳記，將他描繪為人性化的遠古先知）。我認為這個說法必定為真，但親戚都告訴我這個說法是假。我與他們爭辯，然後被送到拉比（猶太教經師）處接受矯正。他很快地說服我，指出耶穌不可能是神的兒子，因為創造宇宙的至高智能，既不能有子嗣也不能是彌賽亞，原因是當彌賽亞降世時，羔羊將與獅子並臥，放下刀劍，民族間不再兵戎相見。刀劍放下了嗎？民族間的戰爭停止了嗎？於是我發現，那是個具有徹底說服力的論證。
也許在福音故事裏，記載的耶穌美麗故事是假，但是佛陀的故事呢？佛陀是耶穌之後的下一個閱讀，我覺得兩個故事同等美麗。然而親戚友人再一次告訴我，佛陀的故事不可能為真。所有這些美麗的故事，包括舊約中摩西、約瑟、戴維的故事、新約中耶穌的故事、以及大乘佛教經典中的佛陀，我想必然都是真，因為它們這麽優美。然而同樣地也必然為假，因為它們彼此的矛盾。我茅塞頓開，不再相信任何權威性的宗教，而成為Spinoza式的泛神論者（我當然從未聽過Spinoza）。1940年德國入侵後，我們倉皇離開荷蘭，父母把哥哥跟我送到英國寄宿學校。校長是個基督教科學會信徒，試圖要我改信基督教科學會，這件事讓我接觸權威式異議教派。往後幾年，我是大人眼裏經常性的小搗蛋鬼，因為我從不停止問他們宗教信仰的問題。我發問的目的不在學習，而在說服他們放棄，證明神存在的設計論證（argument of design）、第一因（first cause）論證、或終極目的論證等謬誤。至於耶穌的歷史性，我有很多聰明的理由，來說明耶穌存在的可信度，比不上阿瑟王或羅賓漢的可信度。我必須說，這是我永遠無法真正學會剋服的弱點。直到今天，我忍不住要跟基本教義派份子辯論，無論其背景是基督教、猶太教、伊斯蘭教、或印度教，儘管我知道這是無望的白費力氣。我是個地獄的（infernal）樂觀主義者，總是相信理性的論證最終會勝出。
我喜歡把自己描述為一個宗教的人，意思是說，我每天都在思索以下的大哉問：宇宙間有秩序嗎？這個秩序意義何在？我們活在世上是為了一個目的嗎？這些都是好問題，但是由神或教會來回答，對這些問題的深度而言是一種污衊。我十幾歲時熱切擁抱馬剋思主義，其中一個原因是他的無神論正是我所要的。我閱讀Popper，想要親近Popper作品的原因，並非Popper主義等同無神論，而是 Popper的謬誤法完全適合無神論。請讓我看看有哪些事件，可以推論神不存在？沒有，當然，神的存在是信仰的問題。我們相不相信神的存在並不重要。不會造成區別的區別，是無意義的區別（A difference that makes no difference is no difference）！故此理得證。
8從Popper到Lakato
1960年代後期，當我固定在倫敦政經學院授課時，認識了Imre Lakatos。他繼Popper之後，在倫敦政經學院擔任邏輯與科學哲學教授。在這短短幾年間，我很喜歡他（他1974年去世）。1968年的學潮期間，他成為無懼卻具同情心的批判者，毫不憐憫地取笑學生的激進虛矯行徑。他有資格這麽做，因為在1956年逃往西方世界之前，他曾經因「右派偏離份子」的罪名，在匈牙利監獄服刑數年。他有極佳的幽默感，我們一見如故十分投緣。Lakatos不懂經濟學，但他的博士生Spiro Latsis給他靈感，想把他的方法論見解應用到經濟學領域。Latsis的確是首位將Lakatos思想應用在經濟學的人。1974年 Lakatos在希臘辦一場學術會議，讓物理學者、經濟學者、科學哲學學者，發展一些「科學研究方法論計劃」的個案研究。他在會議召開前一個月猝逝，Latsis如期舉辦這次會議來紀念Lakatos。對我和其他許多人來說，這次會議是一生難得的際會。經濟學領域有Lionel Robbins、John Hicks、Terence Huchinson、Herbert Simon與Alex Leijonhfvud等大傢。哲學領域有Carl Hempel、Adolf Grunbaum、與Paul Feyerabend等碩儒。充滿知性的火花。會議召開的地點，是希臘境內美麗的Nafplion。Spiro Latsis的父親John Latsis，豪邁地提供金援，讓我們見識一種心嚮往之的風格。
Popper與Lakatos兩人之間關係的爭議，自1974年起延燒至今。在我眼中，Lakatos是80%的Popper，加上20%的Kuhn。Lakatos強調不同的東西，但傳達的方法論本質上與Popper相同。1989年 Neil de Marchi和我在Capri籌辦第二次Nafplion會議，與會的衆多經濟學者，對Lakatos與Popper思想的敵意讓我深深訝異。大部分的敵意，是針對Lakatos堅持，說對科學研究的最終評判，應該以能否創造出嶄新的預測為指標。這個標準終究難以被與會者所接受，他們瞭解這個指標會讓今日通行的新古典經濟學，幾乎全部都會被質疑。
逐漸地，經濟學自1950年代以來，近年來更是以加快的速度，變得愈來愈數學形式化。也就是說，幾乎都衹關切分析的精準，而不惜犧牲政策的相關性。經濟學所展現的，是一種前所未有的社會數學，而非實證的社會科學。經濟學家有時被指控為物理羨妒癥（physics-envy），但這是完全誤導性的指控。任何瞭解當代物理的人都會證實，物理學重視實驗證據，力求理論與實驗證據一致，不太重視嚴謹的定理與分析的引理（lemmas）。經濟學家的真正問題，是數學羨妒癥（mathematics-envy）。一般均衡理論是經濟理論中最尊貴的類型，衹有這個領域的頂尖專傢在運用。這個理論完全不具實證內容。證明多重市場與一般均衡的存在、獨特性、以及局部的穩定性，能幫助我們對經濟體增進多少瞭解？完全沒有。沒有物理學家會認為，一般均衡理論提出有趣的問題，但數學家當然會發現這是一展身手的機會。一些當代的一般均衡理論學者，甚至將之合理化，說它實現了Adam Smith的古老承諾，證明「看不見的手」有調和私人與社會利益的傾嚮。這種說法不僅歪麯知識史，也完全誤解競爭作為社會過程的重要性。這個社會過程發生在現在，在一個以私人企業為基礎的經濟體係，這個社會過程也確保科技動能和成本極小化。Walras式的一般均衡理論，或是最終狀態（end- state）理論，與上述的說法根本不相幹。
浸淫在經濟學領域45年後，最令我驚訝的是，儘管一般均衡理論未能實現其目標，且持續將科技進步剔除在經濟研究的題目之外，它依然享有高度評價。近年來，經濟史學者終於開始打開科技變遷的黑盒子，但經濟理論學者持續研究經濟成長，彷佛經濟成長全都是資本與勞動力增加的結果，而且僅是生産要素的量化增量（quantitative increments）。從一位二十世紀經濟學的中心人物身上，可以充分看到這種過分強調Walras式一般均衡理論，而輕忽科技進步的典型。這個人物就是Joseph Schumpeter。奇怪的是，Schumpeter一方面非常推崇Walras式的理論，將它視為經濟學術成就的巔峰。另一方面，Schumpeter對經濟學的原創性貢獻，幾乎未受到Walras式理論的啓發。的確，講實在的，Schumpeter與Walras的貢獻是相互衝突的。當我比較年輕時，對Schumpeter的創業傢精神理論，與對創新學說的處理，並未給予太高評價。但從那時起，Schumpeter在28歲寫的《經濟發展理論》（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1911），就被我視為二十世紀經濟學的巨著之一，足可與Fisher的《利率論》（Theory of Interest）、Keynes的《一般理論》（General Theory）並駕齊驅。Schumpeter有兩項天才的洞見：(1)過程創新衹是創新的一個類型，在經濟成長的重要性，可能還遠不及産品創新或組織創新。(2)他認識到銀行信用，在企業傢精神的推展中，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對由機器驅動的工廠生産來說，銀行信用不衹是財務的附屬品。誠然，Schumpeter頌揚企業傢精神，幾乎將它簡化為傑出個人的英雄主義，但是無論如何，談論資本主義下的經濟進展， Schumpeter比Marx以降的任何經濟學家都更有貢獻（就過去一百年的經濟理論化，這是多麽悲哀的評論！）。Parato最適、完全競爭、靜態效率等等，是受到一般均衡的啓發，也是備受贊譽的福利經濟學第一與第二基礎定理。Schumpeter卻認為這些都不具實際的重要性，因為我們是藉由可行的競爭標準、動態效率、科技動能等，來評估市場的結構：那就是Adam Smith所說，競爭的「看不見的手」的意思，而非消費的邊際替代率，等於生産的邊際轉化率。
令人憂心的是，後現代結構在方法論的概念上，成為一組受歡迎的描述性規範。這證明當代經濟學，充斥着無結果的數學形式主義（sterile formalism)。Donald McColskey已經告訴我們，經濟學衹是強辯硬拗，和文學批評或美學沒什麽不同。經濟學認為，某些「深描」（thick）的方法論規則（輕聲說話、傾聽對手、提出論證），還可以接受；但是Popper與Lakatos的「淺繪」（thin）方法論，就被判定為不合理。McColskey或他的追隨者從未覺得，這是個破綻百出的見解。
我並未把Popper與Lakatos，尊為作品不能被質疑的大師。我確信他們的有效貢獻，核心是以下的概念：經濟學必須處理現實世界的問題，而達到這個目標的最好方法，就是推出具有「實證上可以被推翻的理論」。那並不表示，達不到上述要求的分析概念，就必須立即被丟棄。我們必須努力創造可以被否定的預測，同時不能滿足於未經實證質疑的經濟理論。科技的解謎，若衹是一種為解謎而解謎的遊戲，就不能像現在這樣，成為學生的模範。
在我的專業經濟學家生涯中，我一直欽羨Milton Friedman做學問的風格，卻不齒於他的政治觀點；我欽羨Paul Samuelson的政治觀點，但不欣賞他的經濟分析手法。我似乎註定永遠要陷於兩難之間。
註釋：
我的博士論文Ricardian Economics 出版時(1953)，我認為David Ricardo是嚴謹的理論傢、令人景仰的人物，還以David為我的大兒子取名。這些年來我開始發現，Ricardo有「可伸縮」（telescopic）的傾嚮：將長期縮為短期，之間沒有轉換期。這是正統經濟學的持續之惡。
在哥倫比亞大學念研究所時，我開始對通貨膨脹經濟學感興趣。當時的老師 Arthur Burns教總體經濟學，對Keynes的理論多所質疑。Burns是我博士論文口試的四位委員之一（其他三位是Abram Bergson、John Maurice Clark與Karl Polanyi）。Burns問我通膨問題何在？這是個奇怪的問題，因為當時美國的通貨膨脹率1%。無論我給任何答案（對債主不公平、對薪資員工與年金領取人造成問題、一種儲蓄稅等等），他就以一個反證來駁斥。不到十分鐘，他讓我不知所云，覺得自己像是個兩呎侏儒。意識到必定過不了這部份的口試，我的心涼了半截。最後我被告知通過整體口試，我因通膨問題的差勁表現嚮他緻歉。他親切地拍拍我肩膀，說：「沒關係，年輕人，比你強的人都栽在這個問題上。」我衝回傢，狂讀通膨問題，矢言永不再敗在這個問題上。
我在哥大所有的老師，包括James Angell、Arthur Burns、William Vickrey、John Maurice Clark、Abram Bergson、Ragnar Nurkse與Karl Polanyi，其中我衹清楚記得Karl Polanyi。因為他介紹一般經濟理論，要我念從未聽過的書（例如Malinowski的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並教我如何輕而易舉地杜撰歷史「法則」。Polanyi註重「互惠」與「再分配」，他以這兩個術語，描述歷史上所有市場經濟之前的經濟體係。我不相信The Great Transformation（1944）的中心論點，但它是氣味相投的「中産階級的馬剋思主義」，且非常引人入勝。
「最喜歡的書」。這是我喜歡玩的維多利亞室內遊戲：(1)最喜歡的小說：Homer的Odyssey。(2)最喜歡的詩：Stephen Spender的 ‘I Think Continually of Those Who Were Truly Great’。(3)最喜歡的戲劇：Arnold Strindberg的The Father。(4)最喜歡的軍事史：William Prescott的The Conquest of Mexico。(5)最喜歡的思想史：Arthur Koestler的The Sleepwalkers。(6)最喜歡的哲學作品：Alfred Ayer的Language, Truth and Logic。(7)最喜歡的人類學研究：先前提過的Malinowsky。(8)最喜歡的政治研究︰ Popper 的Open Society；等等、等等；這是無止盡的遊戲，睏難之處在於你不能選第二名。
更令人尷尬的文字風格啓發者是Joan Robinson。第一次讀她的經濟學著作是在學生時代，多年後我還是深受吸引。我讀過她寫的每個字，她的語言（充滿素樸口語的文字代數），吸引我的程度，跟她政治觀點倒我胃口的程度一樣。我們碰面時，她總是對我極不客氣（在1960年代「劍橋的資本理論爭議」後，她即視我為敵），但我不在意。在經濟學這個由男性主導的專業，要當個聰明的女性已經夠難了；要在劍橋經濟係這種同質氣氛中當個聰明的女性，鐵定令人抓狂。
我最喜歡的Lakatos故事，帶有精采猶太笑話的強烈色彩。Lakatos說他成長在一個匈牙利小村莊。七歲時帶第一張成績單回傢時，所有的科目都得到A，唯有體育是C。他媽媽狠狠揍他一頓以示懲罰。來年的成績單，包括體育在內，通通得A（故事講到這裏，已經夠好笑了，因為他體型瘦小，根本不可能在運動上有傑出表現）。母親總是告訴他，希望有一天他可以成為劍橋大學教授（不知為何，她將劍橋視為學術成就的巔峰）。1956年Lakatos從匈牙利逃到英格蘭，獲得奬學金赴劍橋攻讀數學史。他完成博士學位（論文以Proofs and Refutations為書名出版），並獲聘為臨時講師。他將寫信告知住在匈牙利的母親，她回信說：「好，但他們為什麽不讓你當教授？」
我瞭解産品創新的重要性，是基於個人因素。1930年代我父親在荷蘭做雨衣，材料本來都是人造橡膠。1932年，一個瑞典人發明了府綢（poplin）雨衣，徹底改變了這門生意。來年是荷蘭經濟大蕭條的𠔌底，父親發現手上有好幾千件賣不出去的橡膠雨衣，瀕臨破産。雨衣産業的人都認為風潮不會長久，但父親是個悲觀主義者，他相信橡膠雨衣的需求不復存在。於是將所有存貨，賤價賣給阿姆斯特丹最大的服飾店C&A。C&A對父親的大膽印象深刻，表示若他有能力學會生産府綢雨衣，願意下訂單。父親前往瑞典，挖角一個裁縫師和剪裁師，完成那筆訂單。接下來，訂單一筆接一筆。1935年之前，他已經成為荷蘭的雨衣大王、白手起傢的百萬富豪。他的好運並不長久，1940年代德國人入侵荷蘭，我們失去一切。這個發跡致富的故事開始時，我六歲；故事結束，十二歲。簡言之，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新産品的影響力。
（英文原文發表於The American Economist, 38(2):12-27）
[馬剋•布勞格(Mark Blaug) 英國著名經濟史學家]
[賴建誠 臺灣清華大學教授]
[高景仲 臺灣國立成功大學講師]
本文原載：賴建誠Yilib博客
Mark Blaug has made far reaching contributions to a range of topics in economic thought throughout his career. Apart from valuable contributions to the economics of art and the economics of education, he is best known for his work in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and the methodology of economics. Concerning methodological issue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economic theory to a wide range of subjects from education to human capital,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he sweep of intellectual progress are fitting subjects to accommodate the breadth of Mark Blaug's interest."
Major publication
* Ricardian Economics. A Historical Study, 1958.
*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first edition 1962, 5th revised edition 1997.
* The Methodology of Economics, or How economists Explain, 1980 (revised edition, 2006).
*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Economics, 1986.
* Great Economists Before Keynes: A Introduction to the Lives and Works of 100 Economists of the Past, 1986.
* Economic Theories. True or False?, 1990.
* Appraising Economic Theories: Studies in the Methodology of Research Programs (ed. with Neil de Marchi), 1991.
* Not Only an Economist. Recent Essays, 1997.
Honour
* In 1984 he was made a Foreign Honorary Member of the Royal Netherlands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 (KNAW).
* In 1988 he was made a Distinguished Fellow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s Society.
* In 1989 he became an Elected Fellow of the British Academy.
Reference
* "Mark Blaug". Erasmus Center for History in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http://www.chimes.nl/staff/blaug/. Retrieved February 28, 2007.
* "Mark Blaug" (PDF). Universiteit van Amsterdam, CV. http://www1.fee.uva.nl/pp/bin/mblaugcv.pdf. Retrieved February 29,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