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 | 劉東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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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朗是瀋陽人。1912年8月20日生於城裏小西關，原名劉東蘭。羅烽（1909．1 2．13—1991．10．23）是她的姨表兄，比她大三歲。祖父劉子揚是瀋陽有名的中醫，後來當了黑竜江省督軍吳俊升的軍醫處長，羅烽父親則在軍醫處擔任擬稿員。這時，白朗和羅烽兩傢先後搬至齊齊哈爾，住在同一個院子裏，他們二人青梅竹馬，度過童年和少年生活。白朗十一歲時喪父，不久祖父失業，患病去世。這使家庭生活發生了更大的變化。
白朗的母親善良忠厚，非常喜歡羅烽，將大女兒許給了他。但不久，大女兒因患肺病死去，她又將白朗許給了羅烽。1929年十七歲的白朗同羅烽結婚，他們一直過着清貧的生活。
年輕的白朗，因受新思潮和已加入中國共産黨的羅烽的影響，十分厭倦舊式家庭生活，她像樊籠裏的雲雀渴望藍天一樣的渴望着新的天地。
經歷
1929年羅烽加入中國共産黨後，擔任黑竜江省呼蘭縣至北安的“呼海”鐵路特別支部（北滿最早的産業工人支部）的宣傳幹事，他一面工作，一面秘密從事編印地下刊物工作。他常常早出晚歸，曾引起婚後不久的白朗對他的懷疑，以為哈爾濱有他的“情人”。1931年，當東北被強盜攫取，白朗的愛國主義感情在痛苦裏輾轉的時候，羅烽把自己的隱秘嚮她公開了。那長方形的油印小册子上的蠅頭小字，像希望之火在跳躍，像旗幟在飄揚，那上面，除了拯救失土的策略和步驟外，對未來新社會的建立也有周密的計劃和理論。刊物上的每句話，都是白朗的心裏話，她找到了新的世界，政治上有了寄托。以後，她讀了不少新書和文件，眼界開闊了。白朗回憶說：“從此，我的智慧開了，我開始踏上了真正人生的道路，追求着真理， 追求着光明，追求着我所不懂的一切……”不久，白朗加入了“反日同盟”。她，開始了新的生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兼中共哈爾濱市委書記楊靖宇，親自指派巴來 （金劍嘯）和白朗助羅烽工作，白朗從此成了羅烽的得力助手：幫助他保存文件、 資料，刻寫蠟板，印刷刊物；她還變賣了結婚首飾，以支持抗日宣傳經費的不足。此後，白朗的傢，成了一個反滿抗日的中心，編印小報的印刷機關。反日同盟會開會，也常在她傢召開。
1933年初，羅烽擔任北滿省委候補委員和哈爾濱東區區委宣委，同巴來一起負責北滿文藝宣傳工作。4月，白朗考取了進步報紙《國際協報》，先任記者，後主編每天半版的該報副刊《國際公園》和《兒童》、《婦女》、《體育》等周刊。在羅烽的具體幫助下，白朗不怕苦、不怕纍，夜以繼日地工作着。同年，又主編新創刊的大型周刊《文藝》，得到蕭軍、蕭紅、舒群、金人、林珏、梁艹倩等作傢的支持，成為與長春《大同報》創刊的《夜哨》齊名的反滿抗日文藝陣地。這兩個刊物，在 大城市知識界和抗日聯軍、遊擊隊裏都有廣大的讀者。白朗團结了一批進步文藝工作者，結識了蕭軍、蕭紅和金人等東北作傢。這期間，她還參加了星星劇團，並從 事文藝創作，這是她文學生涯的開始，她以劉莉、弋白等筆名發表了不少散文和小 說。她的第一篇創作，是描寫兩代人的隔膜、歌頌青年人叛逆精神、暴露老年人的 保守與落後的中篇小說《叛逆的兒子》，在《夜哨》上連載了十一期，在《國際協 報·文藝》上連載了小說《悚慄的光圈》、《四年間》、《逃亡日記》及《琴音》、 《她一直望到黎明》等。這些作品，無不有着濃厚的反封建色彩和強烈的愛國主義熱情，字裏行間透露着理想之光，是白朗跋涉文學道路最早的足跡，是她在東北淪 陷時期留下的寶貴財富。
1934年，鬆花江蜷臥在北國漫漫黑夜裏，白色恐怖籠罩着哈爾濱的每條大街每條小巷。3月，北滿省委遭到大破壞；6月，羅烽因叛徒出賣而被捕。白朗受着敵人的嚴密監視，生活上感情上都負擔沉重：一方面她要東奔西走營救羅烽，照顧老人、承擔傢務；一方面還得堅持編好副刊，繼續與敵人作戰。年輕的白朗，沉着、冷靜，以頑強的毅力，像中流砥柱一樣，承受了巨大的苦難和考驗。白朗說：“那時，我完全忘記了自己的存在，也忽略了一切痛苦……我準備用頭顱去迎接野獸的爪牙。 當一個人把生命决心歸依於患難和死亡的時候，還有什麽足以使他畏懼呢？”在危險的環境裏，她編發了四十八期《文藝》周刊，曾纍得昏厥過去、流了産。她每夜都伴着不眠的燈，聽着雞鳴、犬吠、梆聲，盼着黎明。這一段苦難的生活，為她一生投奔光明、參加革命打下了基礎，其中，楊靖宇對她的教育和影響最大。
白朗作品
1935年初，羅烽被判為共産黨嫌疑犯，經過黨的活動、白朗的奔走、呼海鐵路二百多職工、同事捐款營救，以重金賄賂了日本領事館的高級人員，方保釋出獄。出獄不久即由金人和一位同事掩護白朗夫婦和老人上了火車，逃離腥風血雨的哈爾濱。在瀋陽一個小店裏，白朗和母親、弟弟匆匆見了一面，便告別了故鄉的骨肉和田園；當黑夜吞沒了大海的時候，他們登上了從大連開往上海的日本船，投奔已在上海的蕭軍和蕭紅。
在上海法租界的一位律師傢裏，白朗夫婦和蕭軍、蕭紅共同生活了三個月。當時二蕭發表文章還不算多，正在為《八月的鄉村》和《生死場》的出版而奔走，生活上也很狼狽；如果他們長期住在一起，互相影響，就很難寫出東西，於是白朗夫婦搬到舒群、塞剋住的美華裏亭子間。在那裏，大傢過着極為艱苦的生活。舒群、塞剋、沙蒙等人更苦，沒有正常的收入，經常沒有飯吃。白朗夫婦剛到上海，身上還有點錢，包一個客飯，為大傢都能吃一點，經常同這些窮朋友分而食之。
到了上海，白朗已經懷孕；動亂的生活使她無法動筆創作。1935年底至1936年初，正是上海文藝界“兩個口號”之爭激烈的時候，羅烽參與了這場論爭，而白朗卻在極壞的條件下，潛心寫作，《月夜到黎明》第一輯裏的絶大部分散文，就是這個時期寫的。這些散文多是“從個人的角度抒發個人的感受和心情的，但作為某一時代的青年的一種思想動態，也許還不失它的典型性。”同時，從那些描述中，“有關東北淪陷後敵寇的殘暴、狡獪以及對革命力量的瘋狂迫害，也許不無一點跡象可尋的。”（《月夜到黎明·前記》）這些散文，反映了作者所走過的一段路程，那許多鬥爭和往事構成了她的思想軌跡，“可以窺見一個小知識分子在這個急劇變化的時代裏，是怎樣從無知趨嚮覺醒，由單純的愛國主義走進無産階級的陣營中……”
1936年在上海第三次搬傢後，白朗結識了她所仰慕的著名女作傢白薇，當時她們是鄰居。這一年，她加入上海文藝傢協會，和金人合編了《夜哨小叢書》，寫了《伊瓦魯河畔》、《輪下》、《生與死》、《一個奇怪的吻》、《珍貴的紀念》等短篇小說，後來編入題為《伊瓦魯河畔》（1948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這本集子裏。這些小說，描寫了在偽滿、日寇的魔爪下，那些不甘作奴隸、有血氣的最普通的中國人所昭示的中華民族的偉大民族意識和愛國主義精神。
1937年9月，在敵人的狂轟濫炸中，白朗夫婦和沙汀、任白戈、舒群、麗尼、杜談等幾十個文藝界的人（包括傢眷），第一批撤離上海，來到武漢。當時，武漢、長沙是大批文化界人士的集中地，也是他們去重慶、桂林等地的中轉站。白朗在那裏生活了一年多，參加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一些活動，參與了羅烽、聶紺弩、麗尼編的《哨崗》的編務和丁玲、舒群編的《戰地》的組稿、發行工作，還招待南來北往的文藝界朋友，楊朔、呂熒等人便常住在他們傢裏。羅烽衹身投軍山西臨汾，白朗獨自承受着一傢老幼的生活和感情上的折磨；在文壇她不甘寂寞，以 《西行散記》為題，發表了十幾篇記述她的生活、思想和感情的文章，留下了時代的真實的影子。這些散文於1941年結集出版，1944年重慶商務印書館再版。
1938年夏，白朗和羅烽先後到達四川重慶，在上遊的江津找了一間房子，住了三個月，蕭紅也曾在她傢小住。在重慶，社會動蕩，物價飛漲，生活是纍人的，一傢老小，生活更是苦上加苦。為了躲避幾十架、上百架日本飛機的空襲，他們不得不多次遷居。
作傢白朗與勞動模範趙桂蘭（1948年）。
1939年夏，白朗下了很大的决心，丟下母親和嗷嗷待哺的孩子，和羅烽、楊朔、宋之的、楊騷、葛一虹、方殷、袁勃等十四位作傢參加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組織的“作傢戰地訪問團”，周恩來親自推舉剛從英國回來的王禮錫任團長。她曾說：“我愛我的孩子，同時，我更愛那偉大的工作。”她渴望着轟轟烈烈的鬥爭！她和其他男同志一樣，發揮着自己的作用，和男同志一起攀華山鐵索，登千尺幢，越百尺峽，跨軍馬馳騁在中條山和太行山上，慰勞抗日將士。祖國如花似錦的河山，人民偉大的鬥爭精神，都深深地激動着她，那顆火熱的愛國之心，又增加了幾分火熱。返回重慶後，在不安定的日子裏，白朗以日記體報告文學的形式，寫出了生動記錄這次難忘的作傢訪問團的戰鬥生活的《我們十四個》，後由上海雜志公司出版。1940年初，她創作的中篇小說《老夫妻》，作為作傢戰地訪問團叢書，由中國文化服務社出版。這部小說，主要刻劃、描寫了自私、吝嗇的守財奴張老財的形象，在日寇姦淫燒殺無惡不作的血的教訓下，他的愛國主義思想從愚昧中醒來，改變了原來的性格，積極支持抗日。張老財的轉變，反映了抗日鬥爭的一個側面。這部中篇的誕生是她這次戰地訪問的直接結果。這時期，白朗還創作了一些以東北淪陷為 題材的《淪陷前後》、《輪下》、《憶故鄉》等短篇小說和文章。
1941年皖南事變後，反動派到處屠殺進步人士。在周恩來的關懷下，白朗以八路軍辦事處傢屬的身分，同草明等人乘車赴延安，途中曾在川北、漢中等地屢遭國民黨軍隊的武裝攔截、檢查。稍後，羅烽化裝為榆林鄧寶珊軍部軍政人員同艾青、張什、嚴辰、速斐等人也到了延安。白朗在延安《解放日報》當副刊編輯，艾思奇為副刊主任，同陳企霞、林默涵一起工作。她曾在中華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工作一個時期，任理事；1942年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在艾青主編的“文抗”延安分會機關刊物《𠔌雨》上發表描寫羅烽於1934年入獄後，她在獄外的遭遇及苦難生活的《獄外記》，還寫了一些其他的文章，如蕭紅在香港病逝後所寫的《遙祭蕭紅》等。
1943年，白朗入中央黨校三部學習一年多，在那裏參加了整風，1945年加入中國共産黨。
“八·一五’舊本投降。白朗和羅烽於9月離延安奔赴東北故鄉開闢工作。一百四十多名的幹部大隊，沿着秋山和長城，行行上止，神出鬼沒地穿過許多封鎖綫，整整走了三個月，在大雪紛飛的12月，這個東北支隊纔到達遼寧阜新，準備進入瀋陽。但這時，國民黨中央軍已經占領了瀋陽。於是東北支隊在西滿挑南一帶建立了吉江軍區，他們住在老百姓傢裏，白朗負責軍區《前進報》副刊和“前進”文工團的建團工作，參加了東北的解放戰爭。那段生活過得艱苦而緊張。當時政治上匪十分猖狂，經常在後方騷擾、打黑槍，前方的仗打得更激烈。
1946年，白朗來到第二故鄉哈爾濱，被選為哈爾濱臨時參議會參議員、擔任《東北日報》副刊部長、《東北文藝》月刊副主編、東北文藝傢協會出版部副部長、東北作傢協會輪執主席在人手極少的情況下，開拓着解放區的文藝工作，為其繁榮和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其間，她曾深入農村，參加土改。這段生活，後來她寫成六個短篇小說，輯為《牛四的故事》，於1949年由香港新中國書局出版。她在《前記》裏說：“這些作品的産生，是由自己開始進入農村，……與農民接觸，嚮農民學習的結果。從而認識了自己，改進了自己，同時呢，也正是改變創作風格的開端，這是與過去作品完全不同的地方。”這個集子描寫了東北解放前農民在黑暗制度統治下所受的折磨和苦難，也描寫了農民分得土地的歡樂。故事都是普通的故事，但都有其生活的典型性。在白朗看來，這本極為通俗的集子表現了她新的藝術思想，創作又嚮前跨進了一步。
瀋陽解放後，白朗回到了久別十餘年的家乡。那塊曾是沒有春天的土地生了她，她愛那遍野的紅高粱和苣蕒菜。但她的寡母和弟弟都未能熬過十餘年亡國奴的人間地獄生活，而早已離開了人世。這在她的感情裏留下不少悲凄。
1949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她參加了在北京召開的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工作者代表大會（即第一次文代會），同年12月又參加東北文聯和東北文藝工作者協會的成立大會。
多年的流浪和戰鬥生活，使得白朗沒有更多的時間進行創作，東北作傢協會成立後，她便立即從事專業寫作。
1950年，白朗用了三十個晝夜，一氣呵成著名的優秀中篇小說《為了幸福的明天》。這個中篇先後印行了十四版，二十餘萬册。被譯成日文和朝鮮文，還出版了縮寫本《真正的老師》，198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又重排印行。
《為了幸福的明天》是一部有血有肉的作品，反映了一個偉大的時代。作品的主人公邵玉梅是一個貧苦人傢揀回來的苦孩子，從小受盡了虐待，但也養成了她的 吃苦耐勞、樸實善良的性格。新中國的建立，給她帶來了光明，她入了軍工廠，得到了徹底解放，過上真正的人的生活。在共産黨的教育下，她不斷提高覺悟，從一個無知識的普通人，成長為工人階級的一員。為了愛護工廠，幾次光榮負傷，以致殘廢。但她從不灰心，總是奮力自勉，决心把自己的全部心力都貢獻給人民的事業。
作品的故事是以最後一次搶救邵玉梅為綫索展開的，結構新穎，不落俗套，有倒敘、插敘、回憶及人物細膩的心理描寫，藝術成就是很高的。這部中篇小說不僅生動地描寫了英雄人物，同時還表現了建國初期東北社會生活的新風貌，新風氣，人與人之間的新型關係，中蘇友誼，組織對邵玉梅的關心、愛護，人民對她的愛戴。篇中有許多對純潔女性心靈美的成功描寫，感人至深，催人淚下。這部作品是一部成功之作，是當代文學史上較早地描寫工人生活、塑造英雄人物的成功嘗試，是文學史上的優秀作品。
1950年至1955年，是白朗工作最緊張、創作最多的五年。解放初期，工人、農民、幹部的精神面貌都非常好，白朗更是信心百倍地工作着、寫作着。朝鮮戰爭爆發後，她便往返於中國——朝鮮的衛生列車上接送傷員，那些難忘的日日夜夜，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不斷激動着她，於是創作了描寫衛生工作者在抗美援朝醫療戰綫上鬥爭的長篇小說《在軌道上前進》。書中生動、細膩地描寫了那些來自全國各地的年輕醫務工作者、乘務員的忘我犧牲和救死扶傷的革命人道主義及高度的愛國主義、國際主義精神。
1951年，白朗以國際婦聯調查成員的身分赴朝鮮戰場，參加了調查美國和李承晚暴行的活動，參加起草《告世界人民書》，揭發、控訴反動派的滔天罪行；同年秋，奉命代表蔡暢、鄧穎超兩位領導到索非亞參加國際婦聯執委會。1952年隨巴金等人到朝鮮戰地訪問；9月，奉周恩來總理委派，陪同英國朋友、作傢、工黨議員費爾頓夫人再次赴朝鮮訪問；12月，出席維也納世界和平大會。1953年又應費爾頓夫人的邀請、奉周總理之命出訪英國並參加在倫敦舉行的“三八”婦女節，因保守黨政府拖延簽證而未能成行；同年出席哥本哈根世界和平大會，會後去赫爾辛基參加芬蘭婦女大會；7月回國，翌日即換上志願軍軍裝參加以羅烽為組長的訪問組奔赴朝鮮開城，同時參加了在板門店舉行的朝鮮停戰簽字儀式；8月，參加全國第二次文代會，又一次當選為全國文聯委員和中國作傢協會理事。1954年被選為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全國婦聯委員，1956年出席在印度新德裏如開的亞洲作傢會議。 她作為中國五十年代的國際風雲人物，還訪問過蘇聯、丹麥、奧地利、緬甸等國，為促進國際文化交流和維護世界和平做出了卓越的成績。
作品內容白朗是一位有成就的著名女作傢、社會活動傢、和平戰士。在解放後最初的幾年中，她以自己的卓識、膽量和才能，為祖國人民與世界和平做了大量既勞心又勞力的工作。在創作上，這時期是她的豐收季節，除以上提到的作品外，還先後出版 了報告文學集《真人真事》（1950年，天下圖書公司出版）、《鍛煉》（1957年，通俗文藝出版社出版）、《十四個女先進生産者》（1956年，中國婦女雜志社出版）， 散文集《斯大林——世界的光明》（1953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和《月夜到黎明》（1955年，作傢出版社）。白朗的散文所涉及的內容相當廣泛：有對敵人的鞭笞、控訴，對革命的嚮往、追求，對鬥爭和往事的回憶，個人感情的抒發，旅歐、赴朝的記錄，對戰爭的憎恨，對和平的熱愛，以及祖國的偉大變革、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交織成的人類的愛。這些散文，是白朗靈魂的鏡子，是她革命一生所留下的閃光的腳印，是她成長的記錄。
人生的道路是坎坷的，像大海，時有不測風雲和狂風惡浪的驟起。正當白朗勤奮寫作和工作的時候，於1958年春，在反右鬥爭中，她被誣為有為“丁(玲)陳(企霞) 反黨集團”通天翻案之“罪”，被錯劃為右派分子。所謂“天”，係指周恩來總理和鄧穎超。1956年，白朗為了潛心創作，避開會多、運動多的北京，躲到北戴河去了。這時，恰恰周總理和鄧穎超也在那裏。他們問白朗：為什麽要批判丁玲。白朗講了從1955年以來對丁玲批判鬥爭的情況，還表示了一點自己的意見。認為這種鬥爭太過了，不同意對所謂“一本書主義”的批判，“在創作上，我自己就是抱着爭取多為黨工作而寫作的，那就是要為人民至少寫出一本像樣的書。”當時，鄧穎超說：“在我們和丁玲的接觸中，無論如何也不能認為她是一個反黨分子！”她還非
常感慨地對白朗說：“老頭兒（指總理）時刻關心運動，他也憂心出現老毛病：上邊要什麽，下邊就給什麽……”這句話，正切中了反右鬥爭錯誤的要害。白朗雖沒有對誰重複鄧穎超的話，但她被定成“通天罪”，劃成右派分子。羅峰被翻出1942年在延安發表的《還是雜文的時代》進行大規模的“再批判”，也被錯劃成右派分子。
白朗 - 蒙冤
1958年4月，他們蒙着奇冤，被趕出北京，送到遼寧阜新煤礦勞動改造。當白朗 離開北京的時候，她滿懷激憤地預言道：“有一天，我會回到革命隊伍中來的，因為我在任何艱難困苦的境遇下，革命一輩子的决心從未動搖過。真正的馬列主義的黨，也决不會拋棄一個真正擁護馬列主義的共産黨員，肯定有那麽一天，我仍然會肅立在黨旗下面盡情高唱《國際歌》，黨需要我的時候，我可以毫不猶豫地獻出我的生命。”這是一位忠心耿耿的革命者在危難中的自白！
白朗，沉默着、勞動着；她沒有吝惜自己每一滴汗水，恨不得自己也變成一塊燃燒的煤，也投入祖國的建設之中。後來，她被調到阜新地毯廠（一所完全用手工操作的作坊）和工人一樣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多年的老病——脊椎增生、肺氣腫和氣管喘息，在這沉重的勞動中加重了。疾病摧殘着她，勞動折磨着她，政治壓迫着她。在三年半的時間裏，她在勞動上花費了勞力，但卻沒有得到半分報酬，連住旅社、治病，都要自己掏錢。
幾年熬煎後，1961年底，白朗摘掉了“右派”的帽子，被調到阜新市文化館看稿子。這時，她振奮起來，創作激情襲擊着她，她要創作了。白朗從不空發宣言，她是一位肯於實踐的人。作傢、藝術傢也許都有一種習慣：任何時候都不停止自己的藝術構思。那幾年，白朗如同被風暴拋入大海的一葉小舟，但驚濤駭浪終究沒有吞沒這位堅強的戰土，她是那樣執著地愛着我們的祖國、我們的人民！
白朗是一位性格剛強的人，寧肯玉碎，不作瓦全。1969年，在一次批判她的會上，她竟從嘴裏掏出假牙回擊那個誣陷她的傢夥。政治受誣害、精神受折磨、肉體受摧殘的白朗啊，受到重創的靈魂被推到了生命的絶境，於是重犯了1942年在延安搶救運動中得下的精神分裂癥，但這次最重，她變得癲狂得怕人，摔東西，把床單撕成布條，指名道姓地大駡大人物，周圍的同志都為她的命運捏着一把汗……
1971年春，白朗帶着一身還在流血的創傷，被運到在北京工作的女兒傢裏“療養”。
白朗 - 平反
性格堅強，又重感情的白朗啊，一生經歷過許多生離死別的時候，但她沒有流 過淚。然而，在周總理逝世的時候，她的眼角淌出了兩行長長的淚水。1976年“四五”運動爆發的那天，她那布滿陰雲的臉，忽然漾起了三月的春意。1978年，她的精神分裂癥好轉；翌年初，白朗——一個奄奄一息的作傢的生命也復蘇了，二十一 年的冤案得到了徹底平反，給她恢復了政治名譽和文藝一級的待遇。
白朗 - 晚年
1979年，滿頭白發、歷盡苦辛的白朗，坐着手推車參加了全國第四次文代會。不久，她從作協遼寧分會調回中國作傢協會，從事專業創作。
從1978年仲春到1980年金秋，我先後看望白朗四次。我又翻閱了她的全部作品： 三個短篇小說集《伊瓦魯河畔》、《牛四的故事》、《北斗》，兩個中篇小說《老夫妻》、《為了幸福的明天》，長篇小說《在軌道上前進》，散文集《西行散記》、 《月夜到黎明》，報告文學集《真人真事》、《一面光榮的旗幟》、《鍛煉》、《群星》以及《白朗文集》（五捲；1981—1986年，春風文藝出版社），使我對這位著名女作傢、革命傢、社會活動傢有了極深的印象。如果她沒有這二十餘年的遭遇，她能給我們寫出多少佳作？！這位叱咤風雲的人物能為人民多做多少工作？！
1980年秋，那是我最後一次訪問她，我讓她在我的紀念册上題名留念，羅烽遞 給她一支金筆，她順手寫下了“白朗”二字，並說：“這是我十餘年來第一次握筆寫字。”在場的女作傢逯斐說：“白朗同志，您寫得太好啦！”是的，還是那樣瀟灑、挺拔，同她的人、人格一樣。這時，她當年那種英姿和風采，又重現在我的腦 海……我希望，這次相見，能是她的新的開始，揀回早被摔掉的筆來，勾銷“决不動筆再寫一個字”的不幸誓言，用自己全部的愛和僧譜寫出由《搖籃麯》、《流亡麯》、《春光麯》、《進行麯》、《回春麯》組成的大型回憶錄《一麯未終》，作為新長徵的開始……
白朗 - 主要作品
作傢白朗著作
著有散文集《月夜到黎明》，短篇小說集《伊瓦魯河畔》，中篇小說《為了幸福的明天》，長篇小說《在軌道上前進》等。
白朗建國前出過散文《我們十四個》、《西行散記》和《一面光榮的旗幟》；小說則有《老夫妻》、《伊瓦魯河畔》和《牛四的故事》，而以建國後所寫的《為了幸福的明天》最為人稱道。
白朗 - 作品介紹
《牛四的故事》一九四九年二月由哈爾濱光華書店初版，隨即由香港新中國書局在同年六月又印了一版。此書收《牛四的故事》、《顧慮》、《復仇》、《孫賓和群力屯》、《棺》和《老程的自述》六個短篇，寫的都是她一九四六年在東北下鄉，參加土改時所見所聞的故事。白朗在《前記》中，說這是「與農民接觸，嚮農民學習的結果。從而認識了自己，改進了自己，同時呢，也正是改變創作風格的開端，這是與過去作品完全不同的地方。」不過， 我還是比較喜歡她在巴金《文學叢刊》中《伊瓦魯河畔》那類型的小說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