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中國 人物列錶
劉半農 Liu Bannong(現代中國)佚名 Yi Ming(現代中國)郭沫若 Guo MoRuo(現代中國)
周天遊 Zhou Tianyou(現代中國)方詩銘 Fang Shiming(現代中國)柯劭忞 Ke Shaomin(現代中國)
連橫 Lian Heng(現代中國)陳尚君 Chen Shangjun(現代中國)吳樹平 Wu Shuping(現代中國)
吳則虞 Wu Zeyu(現代中國)趙超 Zhao Chao(現代中國)張惠誠 Zhang Huicheng(現代中國)
火焰塔 Huo Yanta(現代中國)呂思勉 Lv Simian(現代中國)費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現代中國)
錢穆 Qian Mu(現代中國)黃仁宇 Ray Huang(現代中國)舒敏 Shu Min(現代中國)
王覺溟 Wang Jiaoming(現代中國)梅毅 Mei Yi(現代中國)陳羨 Chen Xian(現代中國)
樊樹志 Fan Shuzhi(現代中國)何茲全 He Ciquan(現代中國)柏楊 Bai Yang(現代中國)
羅璽綱 Luo Xigang(現代中國)葛劍雄 Ge Jianxiong(現代中國)瀟水 Xiao Shui(現代中國)
嶽南 Yue Na(現代中國)魏昌 Wei Chang(現代中國)顧誠 Gu Cheng(現代中國)
文韜 Wen Tao(現代中國)易中天 Yi Zhongtian(現代中國)周膺 Zhou Ying(現代中國)
劉江華 Liu Jianghua(現代中國)林洛 Lin Luo(現代中國)屈維英 Qu Weiying(現代中國)
茅十七 Mao Shiqi(現代中國)蔣勝男 Jiang Shengnan(現代中國)唐博 Tang Bo(現代中國)
孫傑 Sun Jie(現代中國)許志竜 Xu Zhilong(現代中國)嚮斯 Xiang Si(現代中國)
張鳴 Zhang Ming(現代中國)河邊 He Bian(現代中國)落榜生5 La Bangsheng(現代中國)
林語堂 Lin Yutang(現代中國)趙柏田 Zhao Baitian(現代中國)陳舜臣 Chin Shunshin(現代中國)
倪政興 Ni Zhengxing(現代中國)王春瑜 Wang Chunyu(現代中國)吳晗 Wu Han(現代中國)
子金山 Zi Jinshan(現代中國)朱岩 Zhu Yan(現代中國)孫立群 Sun Liqun(現代中國)
趙焰 Zhao Yan(現代中國)牛貫傑 Niu Guanjie(現代中國)張研 Zhang Yan(現代中國)
郭燕紅 Guo Yangong(現代中國)二月河 Eryuehe(現代中國)閻崇年 Yan Chongnian(現代中國)
汪增祺
現代中國  (1920年三月5日)
籍貫: 江蘇高郵城鎮

散文集 leisurely corpus《汪增祺文集》

閱讀汪增祺在散文天地的作品!!!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農歷正月十五,元宵節)傍晚出生於江蘇高郵城鎮的一個舊式地主家庭。
  
  汪增祺生於1920年,阿城生於1949年,不是一代人,但他們不約而同在同一個年代,寫一種文字意境上相對講究的小說。
  
   汪增祺畢業於西南聯大,寫作初始受歐美現代主義小說以及瀋從文的雙重影響。但由於天性溫和,以及一生屢屢遭逢社會的劇變,汪的小說並沒有承襲瀋從文作品中反抗性的一面,而是更多地放大了對和諧一面的追求,可視為廢名、瀋從文等人開創的現代鄉俗小說傳統在當代的最新發展,代表作有《受戒》、《大淖記事》、《陳小手》等。由於創作巔峰橫亙1980年代,汪增祺往往被視為“1980年代的小說傢”。
  
   也許是因為晚年纔進入寫作的成熟、收穫期,汪增祺的小說不像一般的中青年作傢,在面對社會、理想這類話題,甚至對文體的變革上表現得那麽急切;同時,他也不像那些少年成名,現在“歸來”的老作傢,對許多事物懷了滿腔控訴的怨氣。汪增祺寫的大多是與世無爭的小人物,他們在大時代面前的懵懂,和逆來順受時的小哀怨、小婉約。這樣的作品,起初衹會因為它們異於文壇“主潮”之外的特點而小獲關註;可一旦當那些“主潮”作品由於歲月和時代的飛速變幻,時效價值開始衰褪,並紛紛顯露其文字上的簡陋和思想上的幼稚時,汪的小說便會因其工於意境的營造,和對簡約敘事風格的追求,顯示出其在語言上藝術、高級的一面,從而獲得讀者更廣泛的認同。所以汪增祺雖然從未像王蒙、劉心武、張賢亮,甚至高曉聲、陸文夫那樣,憑一兩篇作品大紅大紫,卻終於在十多年間,成為一位聲譽日隆的小說傢。
  
   相對於汪增祺的文名,1984年纔開始寫作的阿城則顯得要更勝一籌。以“三王”(《棋王》、《樹王》、《孩子王》)係列中篇崛起於文壇的阿城,出道不久,便已被海峽兩岸儼然共視為未來的小說大傢。與汪的選材趣味相近,阿城在小說中也着力去寫那些動蕩時代中的普通人,他們卑微、浮萍般的命運,以及這生存中悄然存在的瀟灑或個性,這使他的小說與那些同齡新銳作傢的作品相比,要更加老道,暗合於人生的復雜與復調。
  
   阿城的小說重練句,這一點和汪增祺近似。不過阿城的故事背後,往往存了一定成分的“道傢情結”,這又跟更重“舊文人情結”的汪增祺相異了。兩人筆下的主人公在精神方面的追求都不是特主動,卻又各有其“癡”。相對而言,阿城的人物在“無為”的表象背後,倒好像更“貪”些。這大約也正是兩個作傢在“出世者的隱忍”(阿城)和“入世者的隱忍”(汪增祺)美學趣味上的不同吧。阿城的小說創作在氣象上更大,卻終未能走得像汪增祺那樣持久,我想這也是一個原因。衹是當時的人們看不出這層分別。一些評論傢因為小說背後的藴含與傳統文化都頗接近,把他們視為了更廣義的“尋根文學”。
  
   漢語小說傢立足於傳統平臺,註重對字句在敘事功能上的錘煉,在汪增祺、阿城這裏達到了一個極緻,鼎盛時期的賈平凹、山西的李銳,大抵也屬於這一脈。小說在汪增祺和阿城手裏,語言上的美學意義,要大於所謂“社會意義”。“文學家的創作應該作用於社會”這句話,對於汪增祺和阿城的作品,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失效的。從本質上講,他們衹是語言藝術傢、文體傢,而不是那種在文體建樹外,尚追求作品社會或終極追問功能的文學家。這對漢語小說多元化的發展並沒什麽不好。但對他們的才華和閱歷,有一點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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