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山崎朋子在小说之家的作品!!! | |||
山崎朋子稚園協會奬）。
《望鄉）或它的日文原名《山打根8號妓院》，有個副標題叫做“下層女性史序單”。它的原作者山崎朋子，曾經糾正別人給她的“作”頭銜，而稱自己是“女性史研究者”，因為她的作品都不是虛構和藝加工的産物，而是真實歷史的掘和記錄；她掘的，不是歷史上曾經榮華富貴或chi咤風過的女性精英的故事，而是被侮辱和被損害、也被視為骯下賤的妓女的經。阿崎婆的血淚人生，山打根那些背對故國的“南洋姐”之墳，七十年代末曾給中國電影觀衆留下揪心的記憶。
看到藝重現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忍辱求生的日本“南洋姐”，今天的中國觀衆會聯想到臭名昭著的二戰中日軍的慰安婦制度，以及那些慘遭蹂躪的同胞姐妹。而今，關於慰安婦的書籍開始多起來，但其中很多是輾轉引用史料，而慰安婦們的心聲，仍然沒有傳遞出來。
的確，像阿崎婆那樣最終敞開緊閉的心扉，頂住壓力，把“南洋姐”的秘密公諸於世，是需要非凡的勇氣的。1972年，《山打根8號妓院—下層女性史序單》初版轟動8本，成最暢銷書。兩年，它被拍為電影。阿崎婆一旦開口，不營是於無聲處的一聲霹靂，把那數萬乃至十多萬為日本資本主義原始積的“國利益”而遠走他鄉賣身為業、當日本躋身世界強國不再需要她們創造的外而視她們有辱國格的“南洋姐”們，從歷史的塵封中凸現出來，成為一個逼人正視、催人反思的巨大存在。而阿崎婆的終於開口，是因為山崎朋子這個女性史研究者“同吃同住同勞動”的精誠所至的結果。山崎朋子1932年出生在一個“精英”之，父親是日本海軍的艦長；讓她從小就學鋼琴、繪畫、舞蹈，把她當做未來的“精英婦女”培養。突然，她父親及其軍艦在太平洋戰爭爆前失蹤，“精英之”從社會上層一步跌落為大逆不道的“非國民之女”：兩周之，報紙、新聞、電視又180度大轉彎，把她父親渲染成為效忠天皇捐軀的烈士，同學、老師、鄰居又對她們禮貌有加……8歲的山崎朋子從此領略世態炎涼，也切身感受戰爭機器中人是怎樣作為軍國主義宣傳工具的。推己及人，她想一定還有比自己更不幸的人，她衹有一個念頭：“趕快長大，做一個對別人有利的人，為更不幸的人做點什麽”。此，作為長女，她離謀生，農活做務，寄人籬下。
戰，她身來到東京，半工半讀，完成高中和大學學業。她認識一個以優異成績從日本最著名的東京大學法學部畢業的朝鮮青年。如果是日本人，等待他的是最好的工作，如果是中國人，他也能找到飯碗;因是地位最低的朝鮮人，即使從第一流的大學和科畢業，他最終能以揀垃圾和打鋼球贏點小錢為生。山崎朋子和他相戀，她進入一個雖然貧窮但是友愛開朗的朝鮮人圈子，有一個朝鮮名字和一群朝鮮朋友，她打兩份工，來維持兩個年輕戀人和一群朋友的大鍋飯……這一段經，使山崎朋子的眼光超越國界，註意到還有更不幸的民族、更不幸的青年；她開始思考，日本和韓國、中國、馬來西亞、菲律賓，還有其他亞洲國，到底是什麽關係？
她開始調查，到處看書，參加研究會，聽講座……但是，在那時的日本，書中沒有她的答案，專學者們不能答她的問題，人們反覺得她奇怪。衹有一個自學成、以文為生的青年理解她，認為她的思考很重要。來，他成她的丈夫。他們成立一個亞洲和日本女性史研究會。
這時，她已經35歲，又有孩子。為維持計，她兼照看別人的孩子，還為中的房客做飯。忙得自己常常吃不上飯，還要學習、研究、寫作。
在多重角色的衝突中，在全身心投入的付出中，她也有耗之時，幾乎要擲筆罷寫，是丈夫的鼓勵，更是阿崎婆的鞭策，使她不停地行進在為那些沒有話語權的置身於社會底層的文盲婦女代言的道路上。因為寫那些死在南洋的妓女們背對日本的墳墓，寫“南洋姐”現象這一令同胞感到恥辱的一頁歷史，她曾被扔石頭、受非議。她像阿崎婆一樣頂住。
山崎朋子說：“今，我仍將以掘掙紮在社會生活的底層的婦女們的生活歷史為己任。”所以，儘管她也寫《亞洲的女性領袖》，但是，她關註的焦點，仍是無名之輩。《山打根8號妓院》的出版，使早年結識的一些韓國朋友找到她，也給她帶來新的寫作綫索：中日韓三國的少女的交流史。為撰寫這一段歷史，她已經備20年，訪若次，前年還在北京天橋住茶几個星期。
（摘自7月8日《中國婦女報）馮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