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乡 前言在日本軍隊當時犯下暴行的紡織廠裏，我找到了當年在紗廠工作的女工，詢問日軍入侵時的事情。當年年輕的女工現已垂垂老矣。她們對我的采訪並不太積極配合。我的確是日本人的一員，但我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我是為了批判日本軍國主義纔想得到女工們的證詞。儘管如此，當女工們知道我是日本人時，還是面無表情，衹是出於禮貌適可而止地談了當時的感受。
可是有一天當我的女翻譯嚮那些女工們介紹說“這位就是電影《望鄉》的原作者”時，滿座皆驚。此後我的采訪便變得十分順利了。通過這件事我得知在八十年代的中國，日本電影《望鄉》是有一定影響力的。
日本電影《望鄉》由熊井啓導演，田中絹代、慄原小捲主演，在日本電影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想到這部電影在中國有那麽多現衆，並為衆人所熟知，我覺得萬分高興！
這次翻譯出版的《望鄉》是電影《望鄉》的原型報告文學作品《山打根八號娼館（底層女性文序章）》（一九七二年築摩書房）和其續篇《山打糧的墓》（一九七四年文藝春秋）的合集。《山打根八號娼館》是海外日本妓女的典型的紀實文學，《山打根的墓》則是與《望鄉》有關的記述。
回想起來，在我寫這些報告文學時還是一個無名小輩。當我把好不容易纔完成的書稿拿給兩三傢出版社看時，他們回絶了我並說沒有人想看有關過去海外日本妓女的書。後來，一傢大出版社終於點頭，可是編輯卻提出一個條件，把《序章》和《尾聲》刪掉，再把女主人公賣身的生活充實一下。《序章》談了我為什麽研究海外日本妓女，涉及了研究的動機並闡述了其意義，《尾聲》則探討了婦女問題的本質，做出理論方面的結論。如果把這兩個章節都刪去，再增加女主人公賣身生涯的內容的話就成了黃色報道了。因此，我决定不在這傢大出版社出我的書。
書稿又回到我傢的壁櫃裏閑置了好幾年。有一次我將有關女性史的善本書藉給文藝評論傢白井吉尼先生，此後和他慢慢熟悉起來。《山打根八號娼館》得到了他的肯定，由於他的幫助，終於在一九七二年由築摩書房出版了這本書。序章被全文保留了。
書的內容並不輕鬆，描寫的都是苦難的事件和令人悲傷的內容。出版社認為銷路不大，故而不但印數很少，也沒有做廣告、宣傳。可是讀者信手取來閱讀之後卻說：“止不住地流淚，但即便流淚也還是一口氣讀完了它。”他們又嚮自己的親朋好友宣傳。這樣，這本書在短時間內又再版了好多次。第二年春天獲得了大宅壯一報告文學奬項。該書受到好評，成為暢銷書。
今年距該書第一版發行的日子已有二十五年了。其間《山打根八號娼館》與《山打根的墓》在日本國內不但作為文庫版（小型本）出版，並由熊井啓導演搬上銀幕，文化座劇團還把它改編成了話劇。電影《望鄉》除在中國上映外還在東南亞、美國上演，聽說獲得了廣泛好評。文化座劇團這個劇目曾兩度在日本國內上演，今年六月即將在中國演出。
由於讀者的喜愛，《山打根八號娼館》於八十年代被譯成泰國語和韓語。英譯本也即將在美國出版。這次中文譯本的出版對於喜愛中國文化的我來說是件大喜事，心中十分愉快。
在此我感謝日本城西國際大學校長水田宗子女士，是她促成了這本書的翻譯出版。去年九月水田女士請我到她的學校參加“日中女性學研討會”並做基調報告。在招待會上她介紹我認識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研究所所長張藴嶺先生，陳暉、呂莉、張玉蘭等女士，北京大學文學博士生林祁，女作傢徐坤等。如沒有陳女士的大力幫助交涉出版事宜的書信來往，本書的出版就不會如此順利。
我青年時代努力拼搏寫出的這本《望鄉》即將在中國出版了，希望有更多的人讀到它，喜歡它。
山崎朋子
一九九七年四月
日本 東京
當我坐在桌前打算寫一群被稱作“南洋姐”的海外日本妓女時，我眼前浮現出一幅塗抹不去的圖畫。那是四年前的一個秋日，我在天草下島的南部崎津叮天主堂前見到的。那時我為尋找“南洋姐”第二次到天草旅行。我擔心這次旅行還是一無所獲。可能是為了驅除這種不安，一下公共汽車我立刻走嚮比老百姓平屋頂高出一截的高聳的暗灰色尖塔，站立在天主堂的前面。
秋季天黑得早。日薄西山，餘光橫照。天主堂附近，不用說見不到大人，連遊戲的孩子們的影子都見不到。崎津小鎮死一樣的寂靜。天主堂的後邊是大海，尖塔上的十字架映在像鏡子一樣平靜的海灣裏。
好一派天青水碧的景色。我如果衹作為一個單純的旅遊者，真該感謝這幅美景，心情會很舒暢。但我遠道來訪的目的，是親自探訪曾經流浪海外被迫賣身的天草的同性們，傾聽她們真實的聲音，會見她們真實的面容。這幅靜穆而瑰麗的風景，不知為什麽使我感到一種難以訴說的悲涼。
這種悲涼之感，隨着時間的流逝越發深邃。正在這個時候，我見到了一位專心祈禱的老農婦。
我從打開的門走進天主堂，用習慣了外部光綫的眼睛去看內部的情形，有如進人無人之境。當我感知祭壇前有一蹲着的人影時，我確信它是一尊與人等身大的祈禱姿勢的石像。一個正襟危坐在席面上、挂着玫瑰念珠，兩手合十的老婦人，長久地不出一聲，身體也一動不動。當我習慣了天主堂內部昏暗的光綫，我的目光緩緩移嚮正面的基督受難像、馬利亞像、祭壇的蠟燭、兩側窗的彩色玻璃時，我纔確認了那個被我當作石像的東西實際上是一個活生生的老農婦。我對自己的遷感到吃驚。我被那位長時間虔誠地祈禱的農婦深深感動了。看上去，農婦的年齡在七十歲到七十五歲之間，在天草兩島和島原半島無聲無息地度過餘年的“南洋姐”們現在的年齡都應是七十歲以上啦。這位像石像一樣祈禱的老農婦也許是過去去海外謀生的妓女——這麽想當然是十分武斷的，不近情理的。可是，她嚮自己的主祈念的究竟是什麽呢？
雖然事隔四年，她的臉依然活生生地顯現在我眼前，幾條粗糙的皺紋刻在臉上，手指短而骨節突出，衣服的肘部和膝部都有補丁。若服裝顯示了她生活的貧睏，臉上的皺紋顯示了她人生的坎坷的話，那麽她虔誠祈禱的真正目的並不是出於消滅人的原罪的那種觀念上的希求，而是赤貧之中切望上蒼能幫她擺脫貧睏。
“南洋姐”這個稱呼，用漢字寫出來可以寫成“唐國行”。“唐國行”是指從幕府末年經過明治期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大正中期，①背井離鄉到外國去賣身的日本妓女。她們北至西伯利亞、中國大陸，南到東南亞各國，甚至有人到印度、非洲。她們的故鄉遍及日本全國，以九州的天草島、島原半島為最多。天草島原地方自然的、社會的貧睏使得這地方産生了那麽多妓女。崎律天主堂祭壇前像石像一般祈禱的老農婦對人生苦難的無聲控訴恰是“南洋姐”們的心聲！
①本書中多用日本天皇年號紀年，明治期為公元1868-1912，大正期為912-1926，昭和期為1926-1989——譯者註。
紅日西沉，天主堂內逐漸暗了下去，我在心中發誓——一定要聽懂這位老農婦的祈願，這是立志做女性史研究的我應做的工作。直至那位老農婦結束了祈禱，收拾了玫瑰念珠，嚮我點了點頭，離開天主堂後，我還呆站在那裏。
讀者一定會想，關於女性問題方方面面有許多可研究的，你為什麽那麽執拗於人們已淡忘的“南洋姐”呢？可以直截了當地說，過去從天草、島原的鄉村被賣出去的當妓女的女孩子，集中地代表了在階級和性的壓迫下長期受苦受難的日本女性。我相信，她們象徵日本女性的地位。
日本的歷史文獻從奈良時代的《日本書紀》到今天的歷史全集，多出自占統治地位的男性之手。昭和初年馬剋思主義的思想與方法傳入日本後，歷史纔開始了工人農民的書寫，但是仍固執地站在男性的立場上。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國主義崩潰，日本戰敗，女性在政治上社會上的各種權利纔有了保障，纔有了女性史。但我認為那些女性史除少數例外，全都是精英人物的女性史。如：明治五年津田梅子等五人赴美留學的事跡，還有自由民權運動的鬥士岸田湘煙、福田英子的活動，在感情上自我覺醒的謝野晶子的文學表達以及代表日本婦女運動的平塚雷鳥的“藍襪子社”運動。它們都反映了資産階級或小資産階級的女性精英的思想與活動，從這些女性史中讀不到無數活着或死去的底層女性的生活和苦悶心態。
我並不否定女性精英的歷史，因為她們有專門的技術和學問，在推動歷史發展上她們有着別人替代不了的作用，把它比喻成北極的冰山，女性精英就是那浮在海面上的部分，而工農女性則是深深地埋在下面的巨大的冰塊。瞭解這些底層女性的實際生活，書寫她們悲歡的歷史，纔是一部真正的女性歷史。
為了更具體、更有效地對過去的女性史進行批判，就必須寫出一本女性通史來。但對我來說現在還力不從心。我想至少先寫出底層婦女來與精英女性做對照。於是，在我腦海裏浮現出的正是那些“南洋姐”們。
近代日本社會的資本主義是依靠絲織業紡織業等輕工業逐步發展起來的，也就是靠勞動女性的犧牲繁榮起來的。農村的姑娘們為了傢裏少一個人吃飯，從全國各地來到東京、大阪、長野等紡織中心。對她們的打工生活，據明治三十年的調查，大正末期細井和喜藏寫的《女工哀史》、近期山本茂實寫的《啊，野麥嶺》都曾有過描寫。那些種稻穀卻吃不上白米飯、在赤日炎炎下勞作的農婦，那些根本談不上是煤礦工人、靠手提油燈下到幾千米以下的煤礦坑道幹活的女採煤工，當然有資格控訴日本近代的繁榮的真相。此外，還有童工和小保姆，她們也是在底層呻吟的女性們。
她們雖然勞動時間長，工資低，生活水平低，但她們還有戀愛結婚的自由。如果說戀愛是一種反映人類內心感情的自由的話，她們至少在這個方面還是自由的。也就是說，她們雖然出賣勞動力，但是不賣其他的東西。
可是，妓女們把本應屬於人的內在自由的性出賣，換取金錢。將以低工資出賣勞動的人和不得不出賣性的人相比，哪一種人更悲慘些？
當然，都是妓女，其生存與境遇卻不一樣。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取消了公娼，一提起妓女就想到在街頭拉客的暗娼。而戰前妓女的內容卻要復雜一些。藝妓為最上層，她們唱俗謠跳日本舞，在宴會上助興、賣藝；下層有吉原、洲崎、新宿的妓院的官妓和偏僻街道上的暗娼；再下層有背井離鄉被賣到海外，以外國人為對象的“南洋姐”。這幾種妓女哪種生活更悲慘？提出這個問題似乎毫無意義，但是如果追問的話，人們都會回答是海外的日本妓女吧！藝妓、官妓、暗娼等日本國內的妓女接的客是本國人，講同一種語言，有同種的生活感覺。當然，明治初期在開放的港灣城市還有以俄國人為對象的妓女，以及二戰後以美國兵為對象的伴伴兒女郎。但她們的對象是外國人裏的歐美人，作為追趕歐美的日本人，接這些國傢的男人為客，在意識上還沒什麽屈辱感。可是“南洋姐”被賣到東南亞，那地方既不是歐洲也不是美國。那裏比日本文明落後，所以纔成了西歐各國的殖民地，日本妓女在那裏接的客主要是中國人和各種族的土著居民。當時日本人對這些地區的民族是瞧不起，有民族偏見的。這些妓女們又怎能從民族偏見中解放出來呢？把語言不通、肌膚發黑、動作笨手笨腳的土著居民作為賣淫的對象，她們肯定感到一種屈辱。如果我的看法不錯的話，近代日本妓女中“南洋姐”不僅現實生活悲慘，其心理壓力也是巨大的。
我以為，近代日本百年歷史上作為資本與男性的附屬物被損害的是民衆女性。民衆女性中處境最慘的是妓女，妓女中特別悲慘的是“南洋姐”，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她們可以作為日本女性的“原點”。這就是我選中她們，而不是選絲織業紡織業女工、農婦、女礦工、保姆來做考察而書寫底層婦女史的原因。
當然，以前也並非沒有這方面的研究。如森剋己的《人身買賣》是就天草島的歷史人口問題從外出打工的角度研究“南洋姐”的全貌的珍貴資料。宮岡謙二的《娼婦海外流浪記》是從數千種遊記中收集了旅遊者什麽時候在什麽地方見到日本妓女的重要文獻。此外宮本常一編的《日本殘酷物語》、折口民俗學派寫的《日本人物語》、村上一郎、鶴見俊輔的《紀實日本人》、𠔌川健一的《女性殘酷物語》中也收錄了有關海外的日本妓女的論述和見聞。編者們獨具慧眼，使讀者受益。關於這些海外日本妓女研究的深度和局限以後再談。現在再談另一本不可忽略的文獻《村岡伊平治自傳》。這本書昭和三十五年由南方社出版，約二百四十頁。村岡伊平治是一名誘拐婦女到海外賣淫的人口販子。他直率地回憶了從明治中期到昭和十年在新加坡、馬尼拉等地開設妓院的經歷。可能因為沒有這方面當事人寫的其它資料，而且內容好像很有趣，所以這本書成了上述一係列參考書中最重要的資料。更準確地說，有了《村岡伊平治自傳》纔有了上述海外日本妓女的研究。
可是據我現在的調查和從其它途徑得到的依據證實，《村岡伊平治自傳》的內容與事實出人甚多，不能當作歷史資料。這樣的話，森剋己等人的海外日本妓女研究全面聽信了這本特異的杜撰的自傳，所以那些研究也不得不從根基上動搖了。
我對這本自傳的可信度表示懷疑，有兩條理由，第一，有關東南亞開發的文獻很多，過去去過東南亞現今還活着的人，沒有人認識自傳中所講的那個伊平治；第二，自傳的記述往往與客觀資料所顯示的事實不一致。
第一點，東南亞開發的文獻中除了明治、大正時期外務省、農工商務省的官廳資料有調查文件外，民間團體還出版開拓史以及個人寫回憶錄、旅行記等，數量非常之多。如在現今住有一億人口的日本列島，從常識上講，從文件裏找不到一個人的名字就懷疑這個人是否存在，那就太過分了。可是在明治、大正時期的東南亞，日本人的居住方式不是“平面”和“綫”，而是集中在新加坡、馬尼拉等“點”上的。因此，雖然東南亞地區很廣阔，那裏的日本人社會則很狹窄，不論是做了好事還是壞事，衹要涉及任何出名的事情或做過一件出頭露面的工作，所有在東南亞的日本人就一定知道他的名字，而且會被記載在某個文獻上。比如後邊提到的娼館老闆木下邦、仁木多賀次郎、澀𠔌銀治等人的名字就記載在入江寅治《日本人海外發展史》等值得信賴的史籍上。
這樣一來，在任何文獻上都查不到村岡伊平治的名字又意味着什麽呢？據伊平治自稱他是明治二十二年至二十八年在新加坡設立前科者收容所並成為婦女誘拐業的頭目。明治二十九年至三十三年在西裏伯斯島，被任命為泗水（印度尼西亞）的名譽領事，明治三十四年至昭和十八年住在菲律賓，被稱做“老爺子”和“南洋的阿金”。無論在什麽地方，不但日本人知道他，外國人也沒有不認識他的。這麽活躍的一個人物在東南亞開發的任何記錄上都沒留下名字，我們不禁懷疑，即使存在過這麽個人，他也沒有自己所吹噓的那麽神，他那三頭六臂的活動也該打折扣。
現今還活着的與村岡伊平治幾乎同時代在東南亞各地從事各種工作的老人中，有沒有人知道伊平治的呢？沒有。後邊將提到我在天草下島的旅行，我在那裏訪問過十幾個“南洋姐”，她們都已八、九十歲高齡，曾去過新加坡、馬尼拉、黎牙實比，在她們的記憶之中既沒有村岡伊平治這個人，也沒有綽號為“南洋的阿金”這麽個人。我用在《村岡伊平治自傳》中得來的知識，問這些老太太，說伊平治對有前科的人或妓女是很溫情的時候，老人們用一種嘲笑我的口氣說：“妓院老闆的要求都是有條件的，衹想吸我們的血，我們還不知道竟然有過這樣有溫情的老闆。這種光吹不幹的男人在南洋是要多少有多少。”
我還訪問了去過東南亞的僑民，同樣使我失望。其中有新加坡的日僑先驅者笠田直次郎的長女笠田朝香，她生長在新加坡，想必她一定從她父親那裏聽到過許多包括妓院老闆在內的日僑人名，可她也是第一次聽到這個村岡伊平治。唯一的例外是現在住在福島郡山市曾在《達沃日報》擔任副主編的星篤比古。據他講，他死去的夫人、結婚前姓西岡的繁子認識伊平治。可她對伊平治的評價是“一個會撒謊的人”。
說到這裏，既然從文獻從人們那裏得不到證據，衹能對《村岡伊平治自傳》做批判，確認其內容的真偽。可是連試一下這方法也成問題。這就牽涉我剛纔講的懷疑《村岡伊平治自傳》的可靠性的第二個理由——伊平治的敘述與客觀資料顯示的事實往往不符。
舉幾個例子說明，伊平治說他於明治二十年六月至十一月隨上原勇作中尉到西伯利亞內地旅行。上原後來當上了陸軍元帥。伊平治見到那裏有許多日本妓女，以此為契機使他産生以後開妓院的想法。可是根據《元帥上原勇作傳》，那段時間上原在對馬海峽出差，與伊平治的書對不上號。
伊平治寫道，明治二十三年十二月在新加坡見到板垣退助，第二年十月見到伊藤博文，而且還以對話形式口語體記下了談話的情況。可根據當時的報紙報道，板垣與伊藤當時奔走於國內搞政治活動，根本沒去東南亞。另根據東南亞及日本人會昭和十三年出版的《南洋五十年》（以新加坡為中心的日本人活動）中收有從明治二十二年至大正十年的《新加坡領事館日記抄》，凡到新加坡訪問的，連商社雇員的人名都沒有遺漏，可在哪兒也找不到板垣退助和伊藤博文。
到此，我好像論據十分充分了，下邊再舉一個例子。伊平治好像是立了多大功勞似地吹噓他在明治二十三年十月率先在新加坡設立了日本人會，並兼任會計和顧問。可是據《南洋五十年》和作為開業醫生橋居新加坡四十年的西村竹四郎寫的《在南三十五年》記述，在那裏設日本人會和因設日本人墓地立下功勞的是妓院老闆兼雜貨店主仁木多賀次郎，而村岡伊平治這個名字不論在日本人會會員名册還是在墓地募捐者的名册中都找不到。仁木多賀次郎像是明治時期新加坡日本人妓院最大的頭目，他除了把自己的四英畝土地捐出做日本人墓地外，還在其它方面為日本僑民辦事，在日中甲午戰爭、日俄戰爭時還讓妓院妓女捐錢給日本政府，《村岡伊平治自傳》也記載伊平治在日俄、日中戰爭中搜集了妓女募金之事，結合日本人會和墓地的事考慮，恐怕伊平治把仁木多賀次郎的事算在自己帳上了。
人們常有對不知自己底細的人美化、誇張過去的心理傾嚮。這種被美化、誇張的過去也會被作為事實認知。根據心理置換反應，越是現在的境遇大不如從前的人，談起從前的事時，越容易強烈地加以渲染。從《村岡伊平治自傳》後記中可得知，晚年他的長子先他逝世，工作也不順心，由於聽從偶爾相識的旅行者的勸告，纔寫下了這本書。如果這樣，自傳中的美化與誇張就不奇怪了。
也許我過分地拘泥於這本《村岡伊平治自傳》了。可是作為海外妓女研究最具權威被人註目的這本書，其內容不可信到如此程度，那麽我們上邊舉的一係列海外妓女研究怎麽叫人相信？衹要這些研究大都依據《村岡伊平治自傳》，我就把它們與《村岡伊平治自傳》同樣對待。
當然，上述的幾種海外妓女研究不僅報告了歷史的事實，還通過了“南洋姐”的存在指責日本的國傢主義。這樣的研究可能不受事實的真假、誤差的致命影響。可是，即便如此我也不認為這樣對海外妓女的研究就充分了。
說研究不充分的理由，還有它們全是出自男性的手，《紀實日本人》中收的一篇森崎和江的《某南洋姐的生涯》紀實文章除外。我並不主張女性史衹能由女性來寫，對此，我沒有任何偏見，我希望男性參加女性史的研究或作為讀者積極參加。可是，妓女或海外妓女的研究如不通過女性去發掘，就不會搞清楚。
明治時代初期到大正時代流落到東南亞的日本海外妓女恐怕其中百分之九十的人連平假名都寫不出，是文盲，當然她們不可能拿筆寫出其生活實態，訴說苦惱。即使她們會寫文章，也可能保持沉默。作為女性來講關於賣淫的細節，寫出來是有抵觸的。坦白賣淫生活對家庭傢族都是羞恥的，這就足以作為最大障礙。研究者衹能通過殘存的妓女的生活與思想，找出海外日本妓女的真正的狀態。根據這種方法進行研究的時候，她們緊閉的心扉會嚮站在購買她們的性的男性立場上的男性研究者敞開，還是會嚮同一性別的女性研究者敞開？誰更會聽到她們真實的聲音？其答案是，男性研究者更擅長於調查拐誘婦女的方法與經濟組織。但沒有人研究她們的性交實態和心理結構，這對妓女研究來講是極不完全的。
民俗學者柳田國男的著作《木綿以前的事》中收有一篇《女性史學》文章。文章講女性的智慧與力量應在男子想做而力不能及的領域內發揮，這纔是真正的女人的學問。因此，女性進行海外妓女的調研恰好符合這一觀點。
立志搞海外妓女研究的我，從東京到九州找到老年妓女，衹能從聽取她們的自白開始我的工作，別無他法。我雖然是她們的同性，但是衹是一個旅行者。對於那些想忘記自己的過去來生活下去的人來講，她們不可能告訴我她們過去的娼婦生活。這樣的話，我衹能考慮到有“南洋姐”的鄉村或家庭，與她們共同生活共同哀樂，等待她們打開關閉已久的心扉。
可是，雖然我這樣考慮，但在她們分佈最多的九州的島原和天草，我一點兒關係門路都沒有。我的朋友中有住在福岡縣中間市寫《某南洋姐的生涯》的詩人森崎和江、天草出身的農民小說傢島一春。能不能托他們介紹他們認識的老年妓女呢？
但是我不能光想靠這些人的關係。訪問別人已采訪過的老妓不會引起人註目，而且那些有記載的“南洋姐”現在的生活都比較富裕，屬於老年妓女中比較發跡的人。
我想找那些研究者記者誰都沒造訪過、真正隱姓埋名生活下來的海外妓女。為此，我不要人介紹，作為沒有任何背景的女人進入島原或天草的農村去。於是四年前的夏天，我就試探性地到天草下島旅行。雖然我第一次到天草來，但我意想不到如願以償地邂逅了我所想見的老年妓女。這本書，雖稱不上是海外妓女研究，也稱不上是遊記，但它是我與這位老年妓女三周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記錄。我們兩人的偶然相遇成為决定的契機。這還得從第一次天草之行談起。
秋季天黑得早。日薄西山，餘光橫照。天主堂附近，不用說見不到大人，連遊戲的孩子們的影子都見不到。崎津小鎮死一樣的寂靜。天主堂的後邊是大海，尖塔上的十字架映在像鏡子一樣平靜的海灣裏。
好一派天青水碧的景色。我如果衹作為一個單純的旅遊者，真該感謝這幅美景，心情會很舒暢。但我遠道來訪的目的，是親自探訪曾經流浪海外被迫賣身的天草的同性們，傾聽她們真實的聲音，會見她們真實的面容。這幅靜穆而瑰麗的風景，不知為什麽使我感到一種難以訴說的悲涼。
這種悲涼之感，隨着時間的流逝越發深邃。正在這個時候，我見到了一位專心祈禱的老農婦。
我從打開的門走進天主堂，用習慣了外部光綫的眼睛去看內部的情形，有如進人無人之境。當我感知祭壇前有一蹲着的人影時，我確信它是一尊與人等身大的祈禱姿勢的石像。一個正襟危坐在席面上、挂着玫瑰念珠，兩手合十的老婦人，長久地不出一聲，身體也一動不動。當我習慣了天主堂內部昏暗的光綫，我的目光緩緩移嚮正面的基督受難像、馬利亞像、祭壇的蠟燭、兩側窗的彩色玻璃時，我纔確認了那個被我當作石像的東西實際上是一個活生生的老農婦。我對自己的遷感到吃驚。我被那位長時間虔誠地祈禱的農婦深深感動了。看上去，農婦的年齡在七十歲到七十五歲之間，在天草兩島和島原半島無聲無息地度過餘年的“南洋姐”們現在的年齡都應是七十歲以上啦。這位像石像一樣祈禱的老農婦也許是過去去海外謀生的妓女——這麽想當然是十分武斷的，不近情理的。可是，她嚮自己的主祈念的究竟是什麽呢？
雖然事隔四年，她的臉依然活生生地顯現在我眼前，幾條粗糙的皺紋刻在臉上，手指短而骨節突出，衣服的肘部和膝部都有補丁。若服裝顯示了她生活的貧睏，臉上的皺紋顯示了她人生的坎坷的話，那麽她虔誠祈禱的真正目的並不是出於消滅人的原罪的那種觀念上的希求，而是赤貧之中切望上蒼能幫她擺脫貧睏。
“南洋姐”這個稱呼，用漢字寫出來可以寫成“唐國行”。“唐國行”是指從幕府末年經過明治期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大正中期，①背井離鄉到外國去賣身的日本妓女。她們北至西伯利亞、中國大陸，南到東南亞各國，甚至有人到印度、非洲。她們的故鄉遍及日本全國，以九州的天草島、島原半島為最多。天草島原地方自然的、社會的貧睏使得這地方産生了那麽多妓女。崎律天主堂祭壇前像石像一般祈禱的老農婦對人生苦難的無聲控訴恰是“南洋姐”們的心聲！
①本書中多用日本天皇年號紀年，明治期為公元1868-1912，大正期為912-1926，昭和期為1926-1989——譯者註。
紅日西沉，天主堂內逐漸暗了下去，我在心中發誓——一定要聽懂這位老農婦的祈願，這是立志做女性史研究的我應做的工作。直至那位老農婦結束了祈禱，收拾了玫瑰念珠，嚮我點了點頭，離開天主堂後，我還呆站在那裏。
讀者一定會想，關於女性問題方方面面有許多可研究的，你為什麽那麽執拗於人們已淡忘的“南洋姐”呢？可以直截了當地說，過去從天草、島原的鄉村被賣出去的當妓女的女孩子，集中地代表了在階級和性的壓迫下長期受苦受難的日本女性。我相信，她們象徵日本女性的地位。
日本的歷史文獻從奈良時代的《日本書紀》到今天的歷史全集，多出自占統治地位的男性之手。昭和初年馬剋思主義的思想與方法傳入日本後，歷史纔開始了工人農民的書寫，但是仍固執地站在男性的立場上。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國主義崩潰，日本戰敗，女性在政治上社會上的各種權利纔有了保障，纔有了女性史。但我認為那些女性史除少數例外，全都是精英人物的女性史。如：明治五年津田梅子等五人赴美留學的事跡，還有自由民權運動的鬥士岸田湘煙、福田英子的活動，在感情上自我覺醒的謝野晶子的文學表達以及代表日本婦女運動的平塚雷鳥的“藍襪子社”運動。它們都反映了資産階級或小資産階級的女性精英的思想與活動，從這些女性史中讀不到無數活着或死去的底層女性的生活和苦悶心態。
我並不否定女性精英的歷史，因為她們有專門的技術和學問，在推動歷史發展上她們有着別人替代不了的作用，把它比喻成北極的冰山，女性精英就是那浮在海面上的部分，而工農女性則是深深地埋在下面的巨大的冰塊。瞭解這些底層女性的實際生活，書寫她們悲歡的歷史，纔是一部真正的女性歷史。
為了更具體、更有效地對過去的女性史進行批判，就必須寫出一本女性通史來。但對我來說現在還力不從心。我想至少先寫出底層婦女來與精英女性做對照。於是，在我腦海裏浮現出的正是那些“南洋姐”們。
近代日本社會的資本主義是依靠絲織業紡織業等輕工業逐步發展起來的，也就是靠勞動女性的犧牲繁榮起來的。農村的姑娘們為了傢裏少一個人吃飯，從全國各地來到東京、大阪、長野等紡織中心。對她們的打工生活，據明治三十年的調查，大正末期細井和喜藏寫的《女工哀史》、近期山本茂實寫的《啊，野麥嶺》都曾有過描寫。那些種稻穀卻吃不上白米飯、在赤日炎炎下勞作的農婦，那些根本談不上是煤礦工人、靠手提油燈下到幾千米以下的煤礦坑道幹活的女採煤工，當然有資格控訴日本近代的繁榮的真相。此外，還有童工和小保姆，她們也是在底層呻吟的女性們。
她們雖然勞動時間長，工資低，生活水平低，但她們還有戀愛結婚的自由。如果說戀愛是一種反映人類內心感情的自由的話，她們至少在這個方面還是自由的。也就是說，她們雖然出賣勞動力，但是不賣其他的東西。
可是，妓女們把本應屬於人的內在自由的性出賣，換取金錢。將以低工資出賣勞動的人和不得不出賣性的人相比，哪一種人更悲慘些？
當然，都是妓女，其生存與境遇卻不一樣。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取消了公娼，一提起妓女就想到在街頭拉客的暗娼。而戰前妓女的內容卻要復雜一些。藝妓為最上層，她們唱俗謠跳日本舞，在宴會上助興、賣藝；下層有吉原、洲崎、新宿的妓院的官妓和偏僻街道上的暗娼；再下層有背井離鄉被賣到海外，以外國人為對象的“南洋姐”。這幾種妓女哪種生活更悲慘？提出這個問題似乎毫無意義，但是如果追問的話，人們都會回答是海外的日本妓女吧！藝妓、官妓、暗娼等日本國內的妓女接的客是本國人，講同一種語言，有同種的生活感覺。當然，明治初期在開放的港灣城市還有以俄國人為對象的妓女，以及二戰後以美國兵為對象的伴伴兒女郎。但她們的對象是外國人裏的歐美人，作為追趕歐美的日本人，接這些國傢的男人為客，在意識上還沒什麽屈辱感。可是“南洋姐”被賣到東南亞，那地方既不是歐洲也不是美國。那裏比日本文明落後，所以纔成了西歐各國的殖民地，日本妓女在那裏接的客主要是中國人和各種族的土著居民。當時日本人對這些地區的民族是瞧不起，有民族偏見的。這些妓女們又怎能從民族偏見中解放出來呢？把語言不通、肌膚發黑、動作笨手笨腳的土著居民作為賣淫的對象，她們肯定感到一種屈辱。如果我的看法不錯的話，近代日本妓女中“南洋姐”不僅現實生活悲慘，其心理壓力也是巨大的。
我以為，近代日本百年歷史上作為資本與男性的附屬物被損害的是民衆女性。民衆女性中處境最慘的是妓女，妓女中特別悲慘的是“南洋姐”，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她們可以作為日本女性的“原點”。這就是我選中她們，而不是選絲織業紡織業女工、農婦、女礦工、保姆來做考察而書寫底層婦女史的原因。
當然，以前也並非沒有這方面的研究。如森剋己的《人身買賣》是就天草島的歷史人口問題從外出打工的角度研究“南洋姐”的全貌的珍貴資料。宮岡謙二的《娼婦海外流浪記》是從數千種遊記中收集了旅遊者什麽時候在什麽地方見到日本妓女的重要文獻。此外宮本常一編的《日本殘酷物語》、折口民俗學派寫的《日本人物語》、村上一郎、鶴見俊輔的《紀實日本人》、𠔌川健一的《女性殘酷物語》中也收錄了有關海外的日本妓女的論述和見聞。編者們獨具慧眼，使讀者受益。關於這些海外日本妓女研究的深度和局限以後再談。現在再談另一本不可忽略的文獻《村岡伊平治自傳》。這本書昭和三十五年由南方社出版，約二百四十頁。村岡伊平治是一名誘拐婦女到海外賣淫的人口販子。他直率地回憶了從明治中期到昭和十年在新加坡、馬尼拉等地開設妓院的經歷。可能因為沒有這方面當事人寫的其它資料，而且內容好像很有趣，所以這本書成了上述一係列參考書中最重要的資料。更準確地說，有了《村岡伊平治自傳》纔有了上述海外日本妓女的研究。
可是據我現在的調查和從其它途徑得到的依據證實，《村岡伊平治自傳》的內容與事實出人甚多，不能當作歷史資料。這樣的話，森剋己等人的海外日本妓女研究全面聽信了這本特異的杜撰的自傳，所以那些研究也不得不從根基上動搖了。
我對這本自傳的可信度表示懷疑，有兩條理由，第一，有關東南亞開發的文獻很多，過去去過東南亞現今還活着的人，沒有人認識自傳中所講的那個伊平治；第二，自傳的記述往往與客觀資料所顯示的事實不一致。
第一點，東南亞開發的文獻中除了明治、大正時期外務省、農工商務省的官廳資料有調查文件外，民間團體還出版開拓史以及個人寫回憶錄、旅行記等，數量非常之多。如在現今住有一億人口的日本列島，從常識上講，從文件裏找不到一個人的名字就懷疑這個人是否存在，那就太過分了。可是在明治、大正時期的東南亞，日本人的居住方式不是“平面”和“綫”，而是集中在新加坡、馬尼拉等“點”上的。因此，雖然東南亞地區很廣阔，那裏的日本人社會則很狹窄，不論是做了好事還是壞事，衹要涉及任何出名的事情或做過一件出頭露面的工作，所有在東南亞的日本人就一定知道他的名字，而且會被記載在某個文獻上。比如後邊提到的娼館老闆木下邦、仁木多賀次郎、澀𠔌銀治等人的名字就記載在入江寅治《日本人海外發展史》等值得信賴的史籍上。
這樣一來，在任何文獻上都查不到村岡伊平治的名字又意味着什麽呢？據伊平治自稱他是明治二十二年至二十八年在新加坡設立前科者收容所並成為婦女誘拐業的頭目。明治二十九年至三十三年在西裏伯斯島，被任命為泗水（印度尼西亞）的名譽領事，明治三十四年至昭和十八年住在菲律賓，被稱做“老爺子”和“南洋的阿金”。無論在什麽地方，不但日本人知道他，外國人也沒有不認識他的。這麽活躍的一個人物在東南亞開發的任何記錄上都沒留下名字，我們不禁懷疑，即使存在過這麽個人，他也沒有自己所吹噓的那麽神，他那三頭六臂的活動也該打折扣。
現今還活着的與村岡伊平治幾乎同時代在東南亞各地從事各種工作的老人中，有沒有人知道伊平治的呢？沒有。後邊將提到我在天草下島的旅行，我在那裏訪問過十幾個“南洋姐”，她們都已八、九十歲高齡，曾去過新加坡、馬尼拉、黎牙實比，在她們的記憶之中既沒有村岡伊平治這個人，也沒有綽號為“南洋的阿金”這麽個人。我用在《村岡伊平治自傳》中得來的知識，問這些老太太，說伊平治對有前科的人或妓女是很溫情的時候，老人們用一種嘲笑我的口氣說：“妓院老闆的要求都是有條件的，衹想吸我們的血，我們還不知道竟然有過這樣有溫情的老闆。這種光吹不幹的男人在南洋是要多少有多少。”
我還訪問了去過東南亞的僑民，同樣使我失望。其中有新加坡的日僑先驅者笠田直次郎的長女笠田朝香，她生長在新加坡，想必她一定從她父親那裏聽到過許多包括妓院老闆在內的日僑人名，可她也是第一次聽到這個村岡伊平治。唯一的例外是現在住在福島郡山市曾在《達沃日報》擔任副主編的星篤比古。據他講，他死去的夫人、結婚前姓西岡的繁子認識伊平治。可她對伊平治的評價是“一個會撒謊的人”。
說到這裏，既然從文獻從人們那裏得不到證據，衹能對《村岡伊平治自傳》做批判，確認其內容的真偽。可是連試一下這方法也成問題。這就牽涉我剛纔講的懷疑《村岡伊平治自傳》的可靠性的第二個理由——伊平治的敘述與客觀資料顯示的事實往往不符。
舉幾個例子說明，伊平治說他於明治二十年六月至十一月隨上原勇作中尉到西伯利亞內地旅行。上原後來當上了陸軍元帥。伊平治見到那裏有許多日本妓女，以此為契機使他産生以後開妓院的想法。可是根據《元帥上原勇作傳》，那段時間上原在對馬海峽出差，與伊平治的書對不上號。
伊平治寫道，明治二十三年十二月在新加坡見到板垣退助，第二年十月見到伊藤博文，而且還以對話形式口語體記下了談話的情況。可根據當時的報紙報道，板垣與伊藤當時奔走於國內搞政治活動，根本沒去東南亞。另根據東南亞及日本人會昭和十三年出版的《南洋五十年》（以新加坡為中心的日本人活動）中收有從明治二十二年至大正十年的《新加坡領事館日記抄》，凡到新加坡訪問的，連商社雇員的人名都沒有遺漏，可在哪兒也找不到板垣退助和伊藤博文。
到此，我好像論據十分充分了，下邊再舉一個例子。伊平治好像是立了多大功勞似地吹噓他在明治二十三年十月率先在新加坡設立了日本人會，並兼任會計和顧問。可是據《南洋五十年》和作為開業醫生橋居新加坡四十年的西村竹四郎寫的《在南三十五年》記述，在那裏設日本人會和因設日本人墓地立下功勞的是妓院老闆兼雜貨店主仁木多賀次郎，而村岡伊平治這個名字不論在日本人會會員名册還是在墓地募捐者的名册中都找不到。仁木多賀次郎像是明治時期新加坡日本人妓院最大的頭目，他除了把自己的四英畝土地捐出做日本人墓地外，還在其它方面為日本僑民辦事，在日中甲午戰爭、日俄戰爭時還讓妓院妓女捐錢給日本政府，《村岡伊平治自傳》也記載伊平治在日俄、日中戰爭中搜集了妓女募金之事，結合日本人會和墓地的事考慮，恐怕伊平治把仁木多賀次郎的事算在自己帳上了。
人們常有對不知自己底細的人美化、誇張過去的心理傾嚮。這種被美化、誇張的過去也會被作為事實認知。根據心理置換反應，越是現在的境遇大不如從前的人，談起從前的事時，越容易強烈地加以渲染。從《村岡伊平治自傳》後記中可得知，晚年他的長子先他逝世，工作也不順心，由於聽從偶爾相識的旅行者的勸告，纔寫下了這本書。如果這樣，自傳中的美化與誇張就不奇怪了。
也許我過分地拘泥於這本《村岡伊平治自傳》了。可是作為海外妓女研究最具權威被人註目的這本書，其內容不可信到如此程度，那麽我們上邊舉的一係列海外妓女研究怎麽叫人相信？衹要這些研究大都依據《村岡伊平治自傳》，我就把它們與《村岡伊平治自傳》同樣對待。
當然，上述的幾種海外妓女研究不僅報告了歷史的事實，還通過了“南洋姐”的存在指責日本的國傢主義。這樣的研究可能不受事實的真假、誤差的致命影響。可是，即便如此我也不認為這樣對海外妓女的研究就充分了。
說研究不充分的理由，還有它們全是出自男性的手，《紀實日本人》中收的一篇森崎和江的《某南洋姐的生涯》紀實文章除外。我並不主張女性史衹能由女性來寫，對此，我沒有任何偏見，我希望男性參加女性史的研究或作為讀者積極參加。可是，妓女或海外妓女的研究如不通過女性去發掘，就不會搞清楚。
明治時代初期到大正時代流落到東南亞的日本海外妓女恐怕其中百分之九十的人連平假名都寫不出，是文盲，當然她們不可能拿筆寫出其生活實態，訴說苦惱。即使她們會寫文章，也可能保持沉默。作為女性來講關於賣淫的細節，寫出來是有抵觸的。坦白賣淫生活對家庭傢族都是羞恥的，這就足以作為最大障礙。研究者衹能通過殘存的妓女的生活與思想，找出海外日本妓女的真正的狀態。根據這種方法進行研究的時候，她們緊閉的心扉會嚮站在購買她們的性的男性立場上的男性研究者敞開，還是會嚮同一性別的女性研究者敞開？誰更會聽到她們真實的聲音？其答案是，男性研究者更擅長於調查拐誘婦女的方法與經濟組織。但沒有人研究她們的性交實態和心理結構，這對妓女研究來講是極不完全的。
民俗學者柳田國男的著作《木綿以前的事》中收有一篇《女性史學》文章。文章講女性的智慧與力量應在男子想做而力不能及的領域內發揮，這纔是真正的女人的學問。因此，女性進行海外妓女的調研恰好符合這一觀點。
立志搞海外妓女研究的我，從東京到九州找到老年妓女，衹能從聽取她們的自白開始我的工作，別無他法。我雖然是她們的同性，但是衹是一個旅行者。對於那些想忘記自己的過去來生活下去的人來講，她們不可能告訴我她們過去的娼婦生活。這樣的話，我衹能考慮到有“南洋姐”的鄉村或家庭，與她們共同生活共同哀樂，等待她們打開關閉已久的心扉。
可是，雖然我這樣考慮，但在她們分佈最多的九州的島原和天草，我一點兒關係門路都沒有。我的朋友中有住在福岡縣中間市寫《某南洋姐的生涯》的詩人森崎和江、天草出身的農民小說傢島一春。能不能托他們介紹他們認識的老年妓女呢？
但是我不能光想靠這些人的關係。訪問別人已采訪過的老妓不會引起人註目，而且那些有記載的“南洋姐”現在的生活都比較富裕，屬於老年妓女中比較發跡的人。
我想找那些研究者記者誰都沒造訪過、真正隱姓埋名生活下來的海外妓女。為此，我不要人介紹，作為沒有任何背景的女人進入島原或天草的農村去。於是四年前的夏天，我就試探性地到天草下島旅行。雖然我第一次到天草來，但我意想不到如願以償地邂逅了我所想見的老年妓女。這本書，雖稱不上是海外妓女研究，也稱不上是遊記，但它是我與這位老年妓女三周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記錄。我們兩人的偶然相遇成為决定的契機。這還得從第一次天草之行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