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籍贯： | 山西襄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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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一覽
生於1915年，山西襄汾人。中國現當代文學著名學者、比較文學學科奠基人之一。1932年到北平上高中，因參加“一二·九”學生運動被捕關押。 1936年出獄，流亡日本，入東京日本大學社會科。抗戰爆皇后棄學國參加抗戰工作。1945年被日偽徐州警察局逮捕。日本投降出獄。1946年任上海時事新報副刊《青光》主編。1947年被中統特務機關逮捕，1948年出獄以著譯為生。1952年調入旦大學任中文教授。1955年因風案入獄，達11年。1966年3月，被法院定罪為“風反革命集骨分子”，判處有期徒刑12年。1980年平反。 早年主要從事文藝創作和翻譯。建國，任旦大學教授、圖書館館長。專於中國現代文學和比較文學。著有《外來思潮和理論對中國現代文學影響》、《獄獄外》、《劫文存》、《雕雜技》、《年筆墨》等。
四進監獄
賈植芳曾經說過：“我覺得既然生而為人，又是個知書達理的知識分子，畢生的責任和追求，就是把‘人’這個字寫得端正些。”他自己也委實“寫”得夠端正的，以至於一生似乎“像《西遊記》的唐僧取經一樣，命中註定要經九九八十一難”。知名學者錢融說：“我和賈植芳在1950年就認識，他是我的朋友，是我最欣賞的朋友之一。在我看來，他是一個真率、風趣的人，這樣的人不多。”他的學生、旦大學中文主任陳思和則說：“賈老師對我們的影響太大，三言兩語實在無法說清。
由於天生傲骨，賈植芳一生曾經四進監獄，加上改造時間，前達25年之久。
第一次進監獄是因為參加1935年那場著名的“一二·九”學生運動，當時的審判是“危害民國、就地正法”。賈植芳來憶說，那是他第一次“很氣派”地坐小汽車、旁邊還有“保鏢”前呼擁；在監獄他也一直是個“刺頭”，獄監給他吃跟刑事犯一樣的伙食，他竟然怒砸飯碗，大叫“我沒犯罪，不吃這個，我要吃好飯”，硬是讓看守所所長給他換伙食伙房食。這件事情來甚至傳到“蔣委員長”耳朵，引起 “蔣委員長”的“關心”，他的伯父嚇得趕緊用1000銀元、50兩鴉片煙的代價把他保出來，還花錢為他買一張大學法科經濟文憑，送他赴日本留學。
在日本期間的賈植芳，與達夫、郭沫若、李春潮、覃子豪等人交往，思想依然激進。到日本還不到一個月，就有警察登門“拜訪”說：“您以在日本的生活就由我來照料，請多多關照！”來日本警察甚至由對他暗中監視變為明目張膽的搜房。在日本呆不下去之，賈植芳就國參加當時國民政府的留日同學訓練班，來在徐州搞策反時，終於被抓進日偽的牢房。1947年，他又因為給進步學生刊物寫文章，被國民政府以“煽動學潮”的罪名關押一年多。
當賈植芳第三次走出監獄大門的時候，外已經換天空，“人民已經翻身做主人”，賈植芳拒絶仕途的誘惑，選擇復查旦大學教書，擔任中文主任、專職教授，被譽為“革命作”，那個時候，他沒有想到，自己還會第四次走進監獄。
第四次進監獄，是因為風。
賈植芳最早是在日本通過書信與風結交的。他在神田的內山書屋，看見上海生活書店出版的《工人與學習叢刊》，賈植芳就將小說《人的悲哀》投給叢刊，不久，他收到30日元的稿費和主編風的來信，從此跟風有書信往來。國，賈植芳輾轉各地，跟風始終緣慳一面，但書信從未斷過。直到1939年，賈植芳到重慶一報館謀事時，風跑遍重慶大大小小的報館，終於找上門來，帶來賈植芳在抗戰前綫時所寫文章的稿費，兩人從此建立友誼。
在重慶期間，賈植芳寫一列短篇小說和雜文，矛頭大多指國民政府。1947年，賈植芳被國民政府關押時，在獄中就有特務以“提供風地址”為釋放條件引誘賈植芳屈服，但賈植芳堅持說他根本不認識風。在“該”認識風的時候他說不認識，而到1955年“不該”認識風的時候，他又偏偏死不改口，一口咬定自己跟風是朋友，還吟詩說是“滄溟何遼闊，竜性豈易馴？” 那時正是全國批判“風反革命集”的時候，一天，當時的上海高教局局長兼委書記和市委秘書長把賈植芳叫到辦公室，問他對風的思想作何態？賈植芳答說，風是為文藝事業的繁榮，党氏党姓党家提意見。局長大怒說，“你還為風辯護！你跟風是什麽關係？”賈植芳針鋒相對地說：“我跟風是寫文章的朋友，在舊社會共過患難，他在我最難的時候幫助過我，就是這麽個關係！”高教局長最終宣佈:“賈植芳停職檢查，到公安局去交代。”
此10年，賈植芳一直被關押在上海的第二看守所。直到1966年，形勢有所變化，賈植芳的問題被當作“人民內部矛盾”，但賈植芳自己並不知道。一天，賈植芳忽然被帶上警車駛法院，在法院他聽到法院宣判說“首犯風罪大惡極，已經伏法”，他不知道自己會被判年，也不想知道，甚至一個字都沒看，就在自己的判决書上簽字。此，賈植芳終於走出監獄的大門，但還要在旦的印刷改造，一改造就是13年。
賈植芳晚年憶起這段經時說，當年的“風分子”都是些理想主義者，他們正直、真誠、善良，為理想而活，“我是風的朋友，我覺得非常光榮。”
關於妻子
賈植芳說，他這輩子最得意的是他跟妻子任敏的結，“我們那個時候，就直接同居！”當時，知識分子反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舊式婚禮，任敏常在《七月》上讀到賈植芳的文章，傾慕他的才華，相識之，這個商賈人的女兒，就自己跑到黃河邊上的民房與他住在一起。上世紀80年代末，夫婦倆都是70 開外的老公婆，一次同到中山大學開會，招待所的服務員提出要看結婚證明，否則就不能開同一個房間，來還是中山大學的吳宏聰教授“打圓場”說：“你們對老先生這麽不禮貌。”啼笑皆非之，賈植芳突然想到，他和任敏之間，確實沒有任何義務和法律的約束力，婚姻關係散到連一紙婚書都無法出具。但任敏卻結結實實跟着他顛沛流離大半生，這中間，還包括5年獨自流放青海、11年音訊隔絶、12年南北分居和大大小小的牢獄之災。
經受不了半世飄零，總算過十多年安穩、幸福的生活之，1997年，任敏突然患病，醫院診斷為腦中風。在任敏生病的5年，昂貴的醫藥費幾乎將賈植芳拖得山窮水，但這位老人沒有吐露過一句怨言，而是一聲不響地整理起自己的舊稿、日記、書信、憶錄以及各類散文，每天伏案，著述不已。出版社來的稿酬，看也不看就交給學生說，趕快，送到醫院去。
2008年的春天，賈植芳追隨任敏而去。“真正的知識分子往往是悲劇命運的承擔者，他們要提前預言一個時代的真理，就必須承擔時代落差造成的悲劇命運。”賈植芳的一生，也許就是對學者學勤這句話的最好註腳。
名言軼事
檢點一生，出入於黑黑白白之間，周旋於人人鬼鬼之中，但心所往、所追求的理想之光，從未熄止。所以則留、不則去，雖漂泊四方，心卻一念之，問心無愧。
現在顧起來，我有時覺得奇怪。我的一生像《西遊記》的唐僧取經一樣，命中註定要經過九九八十一難。
小時在家乡讀小學，有一陣子的課本是《語文教科書》第一課課文是：“大狗跳，小狗叫，大狗跳一跳，小狗叫三叫，汪、汪、汪！”我老子雖然每七天趕一集都給我買一本新的《語文教科書》，但我把它拴在褲帶上，買一次，丟一次，又買一次。雖然是跟着嚎叫，卻覺得這些話說得很好玩，引出興趣來，但字還是不識。老師讓我背課文，我背得倒很流利：“大狗跳，小狗叫，大狗跳一跳。小狗叫三叫，汪汪汪汪汪……”明明是叫三叫，我卻一股勁兒地叫下去，不是老師拍桌子，我還會“汪汪”下去，叫得特積極賣力。在“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每每批我時，我就往往想到我那份“‘汪汪汪汪……”的積極性。
（1955年，賈先生入風冤案，被捕入獄）
在一次審訓中，審訊員一上來就問：“你在鄰里里程說些什麽話？”我說：“我是教書的，是吃開口飯的，說的那些教學內容，學生們都有筆記。”他說：“不是指你教書時說的，是日常吹牛時說的。”’我說；“我喜歡說話聊天，說過就忘。”他笑着說：“你忘，我們替你記好！”說着，他拿出厚厚的三本日記本，逐條念茶几段，包括年、月、日、時和談話內容。我那時還年輕，他念過段，我都會馬上對號入座地查找到打小報告的人的姓名，對於他們所記的我的談話內容，有的是我說的，有的是他們添油加醋寫上的。原來，在我周圍有不少當面是人，背是鬼的大小“知識分子”！
又一次提審時，審訓員問我：“賈植芳，你怎麽認識某某人的？”我說：“你說的這個人我不認識。 ”他似笑非笑地說；“你真會狡辯！你不認識他，他怎麽認識你，還給你送書？”說着，他拿出一本書來，上款寫着“賈植芳先生教正”，下款寫着“某某敬贈”。我說：“這是我們學文化界的一種習慣和風氣，認識不認識的同行人總互相贈送著作。”我這麽一解釋。他就惱火，拍着桌子大聲申斥說：“你還在繼續狡辯！這本書定價兩元多。他不認識你，平白無故地把兩元錢的東西送給你，這誰會相信？我們是什麽的？告訴你，騙不人的！他這麽一脾氣’，我好自認晦氣，心衹有衹不過好說，這些同志是農民，上帝原諒他們吧！而因這類問題受審就有好次！
－——摘自賈植芳先生《獄獄外》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指賈植芳先生）經過十多年的監禁和勞改生活的苦日子，反倒沒有過去的文弱的書生氣，變得比過去更壯實，他不像學校那些被揪出來的“有問題”的人（當時稱為“牛鬼”——作者註）那樣的神情沮喪，畏首畏尾。他走起路來挺着胸脯，邁着堅定的步子，像個正常人。他沒有罪，問心無愧，所以雖然長期身處逆境，但能處之泰然，仍然保持着開朗樂觀的性格，面嚮恐怖陰暗的現實，無所畏懼。
——摘自任敏（賈植芳先生之妻）的《流放手記之一—山西》
今人懷勉
又一位大師轉身離去。
2008年4月24日傍晚，文化學者、著名的“七月”派作、翻譯賈植芳，在上海第一人民醫院因病溘然去世，走完自己傳奇般的92年人生。
賈植芳走得很平靜。他的一生，用他自己的說法就是，“出入於黑黑白白之間，周旋於人人鬼鬼之中，但心所往、所追求的理想之光，從未熄止。所以則留、不則去，雖漂泊四方，心卻一念之，問心無愧。”他的朋友風，曾經賦詩贊他說：“能生師俠盜，敢死學哀兵。懶測皇天闊，難疑厚土深。欣誇煤火，恥贊水成冰。大笑嗤姦佞，高聲論古今。”
其實，對於生老病死這事情，賈植芳來都看得很超脫，他說他常常到火葬場參加告別儀式，“每當這時候，一種幽默感就會在我心油然而生：火葬場舊人換新人，唯獨墻上那顆釘子一成不變，今天挂這張像，我們在底下低頭默哀，明天還不知道輪到誰在上誰在下面。”
2002年11月末，他的妻子任敏病故，在妻子任敏的追悼會上，賈植芳突然跪下，朝着妻子的遺照一聲又一聲，“你等着吧，我會來看你的！”讓周圍所有人無不潸然淚下。如今，或許他是在兌現當年對妻子的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