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羅銀勝先生接受出版社朋友的委托，花了很大的力氣，為我編選了這本回憶錄總集，其中除《人的證據》一書寫於我的壯年時代以外，其他的各篇大小文章——既有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寫的長篇自傳體回憶錄《獄裏獄外》及我在人生的暮年從各個方面和角度審視自我的文章，也包括在我的漫長的人生旅途中的各個不同時期交遊的朋友們的回憶。它們不僅是我個人的檔案和人生史料，作為歷史的經驗與教訓，也可以為認識與思考歷史和時代提供值得參考的民間資料。
　　作為這部文稿的原作者，為了感謝大傢的辛勞和盛情，我僅抄錄上世紀八十年代為自己在由鬼變成人以後出版的第一本書《解凍時節》寫的序文中的主要段落作為本書的獻辭：
　　一九三七年，當時我作為一個二十歲的青年，在日本東京日本大學社會科留學，同時參加中國留學生的進步文藝活動，在出國前，我從三十年代初期，就作為一個文藝學徒，先後在家乡太原以及北平、天津、上海各報上寫文藝作品。衹是一九三五年鼕天因在北平參加了“一二·九”學生愛國民主運動，被當地的地方政權以“危害民國”罪投入監牢，罪名為“共産黨嫌疑犯”。坐了兩個多月，由我那個富裕的家庭輾轉托了一位在官場上有權勢的人物，以銀洋一千元和五十兩鴉片煙的高價保釋出獄，但因為還留着一個“隨傳隨到”的政治尾巴，即是說，我隨時有“二進宮”的可能，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因此，一九三六年出獄後，跑到日本，亡命兼留學，踏上了戊戌政變失敗後康梁亡命日本的老路子。當時在東京的內山書店看到上海生活書店出版的《工作與學習》叢刊第一、二本，第一本書名《二三事》，是以魯迅先生的遺文為書名，第二本題名為《原野》，是以艾青譯的比利時現代派詩人凡爾哈倫的詩作為書名。我從這個叢刊的撰稿人員陣容和編輯風格上感受到這是繼承魯迅先生開創的戰鬥的文學傳統的嚴肅的左翼文學刊物，因此把自己來東京以後寫的一篇以我的第一次監獄生活的人生感受為題材的小說《人的悲哀》投了稿，我當時並不知道這個刊物是什麽人負責編輯的。過了兩個月，即一九三七年初夏，我收到這個叢刊的第四本《黎明》，它刊出了我的小說並三十元的日元稿費和編輯鬍風的熱情來信。一九三七年秋天抗戰爆發以後，我棄學回國參加抗戰活動，並繼續為鬍風主編的《七月》和後來的《希望》投稿。我與鬍風是在歷史的風雨中結成友誼的，但想不到的是我在青年時代由文學結緣與鬍風的結識與交遊，等於拿到了一九五五年長期坐牢和勞改的通行證，我們一塊被投入地獄。
　　解放初，即一九五年秋，我就插隊落戶到大學當教授，雖然我生平未參加過任何黨派，我們這一代在五四精神培育下走上人生道路的知識分子，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既繼承了傳統儒傢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歷史使命感，投入救亡和社會改造的政治運動，同時也堅持了自己的獨立人格和思想自由，我們這一代人的思想意識和生命追求是在當時開放性的歷史文化環境裏，在中外文化交流、碰撞與融會的時代潮流下形成的。而我們這代知識分子的主流思想是要使中國走嚮現代化的道路，就必須首先反對專製主義的傳統政治體製，這也是五四運動的一面思想旗幟。因此，我在舊社會是一個反叛者，在各個歷史時期都作為“政治犯”在監牢裏進進出出，前後有三次之多。萬萬想不到，我們為之追求與奮鬥並為之付出沉重的生命代價，夢寐以求的新社會來臨以後，在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運動中，竟成為被改造與再教育的對象。到了一九五五年，又大禍從天而降，作為所謂“鬍風反革命骨幹分子”與我的在傢操持傢務的妻子任敏先後被捕，被掃地出門，收監關押。我在監獄裏坐了十一年，“文革”前夕又被上海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法庭宣佈這個所謂“鬍風反革命集團”罪行是：“妄圖篡奪中國共産黨的文化領導權。”後來我在勞改中，我看到在“文革”後期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五捲收錄的毛澤東對這個所謂“鬍風反革命集團”材料所寫的序言和按語，在該書的第一百六十三頁上看到毛澤東對這個所謂的“反革命集團”的定性和定罪的批示：“這個反革命集團和地下王國，是以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恢復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為任務的！”……當時法庭宣判後，法警給我帶上了手銬，送上警車，押回看守所。不旋踵又被押回原單位復旦大學保衛科，被發配到校印刷廠“監督勞動”，並宣佈了改造紀律：“不準亂說亂動，在勞動中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我到印刷廠報到以後，在“監督小組”（“文革”爆發後，“監督小組”改名為“專政小組”，我被稱為“專政對象”）專人監視下，白天除幹各種苦活、重活外，在革命群衆的不斷批鬥中，在拳打腳踢中過日子。古人說：“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我雖然身被奴役，但精神上是清醒和獨立的，在心理上並沒有被奴役，衹留下了鬍風說的“精神奴役的創傷”。我牢記魯迅先生的提示：“可悲的是，不是身為奴者，而是心為奴者。”一直到一九八年，鬍案作為冤假錯案平反。其間十三年，在苦海中浮沉，前後共二十五年。我走完了自己的苦難歷程。值得安慰的是，我並沒有失掉自我，我還是我，苦難反而深化了我對中國歷史和現實的認識與思考，淨化了我的靈魂。

　　再說說我的妻子任敏的故事。她被關押了一年多被釋放後，被分配到一個學院工作，她到該院報到時，該學院一位人事幹部對她進行了革命教育——要她照他們的指示辦事並和賈植芳劃清界限，回到人民隊伍來。她沒有執行這個指示，為此，她又被流放到青海，並美其名曰“支援青海社會主義建設”。她到了青海後，先是在一個多民族聚居的山村做小學教師，不到半年，又以為“鬍風集團”翻案罪，被收監關押四年，直到一九六三年再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提前釋放。但指定她不準回上海，衹準到農村，“在貧下中農監督下，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為此，雖然她是一個在城市長大成人的從未在農村生活過的女性，但她還是選定了到我的家乡——山西襄汾縣南侯村落戶、改造，作了十八年在歧視下自食其力的農民。直到七十年代末，鬍風冤案得到初步平反，我開始離開勞改工地——校印刷廠回到中文係做資料員時，她纔回到了相別二十多年的上海。但因為過了二十多年的缺吃少喝的苦難日子，所以回到上海重新建立了我們一九五五年被政治風浪摧毀的家庭後，在一九九七年患了腦血栓病，臥床五年後，在二二年十一月二十日離開了這個世界。正如一位老朋友在她去世後所說的“如非往昔遭那種迫害，她晚年又何至於患此絶癥，悠悠蒼天，人間何世！”為此，我再抄錄我在原版《獄裏獄外》書中的序文中的一段話作為本書的收尾：
　　老年人喜歡憶舊，喜歡回頭看，因為人到了七老八十的年紀，隨着體力與精力的日趨衰退，做事情越來越感到“心有餘而力不足”，這是自然規律。人老了和生活的接觸面就越來越縮小了，和復雜紛紜的廣大世界的距離越拉越遠，而和自己的主體世界的距離越來越近了。在這種窄小的生活氣氛裏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沉湎在記憶中，從記憶裏尋找自己，認識自己，即是“我來到這個復雜的世界裏，這麽幾十個春秋，是怎麽活過來的，是為什麽而活，幹了些什麽，是否活得像個人的樣子”之類。這倒不是要學時髦做深刻狀，而是我們這一代人生活的時代實在太復雜了。近百年來，在這種歷史的震蕩中，絶大多數知識分子以自己不同的人生理想和價值追求，走着各自不同內容和形式的生命之路。我常這麽想：我們這一代吃文化飯的人，如果都潛下心來，寫一本直面歷史的真實的個人生活回憶錄，對歷史來說，實在是功莫大焉。
　　有了這份想頭，這幾年一直斷斷續續地寫着關於我自己的回憶錄。我生於袁世凱稱帝的那年，年輕時曾自號“洪憲生人”，以後又經過了軍閥混戰、國民黨專製、抗日戰爭等時代，一直到高唱“東方紅，太陽升”的新社會。有緣的是我每經過一個朝代就坐一回牢，罪名是千篇一律的政治犯，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我是認真地付出過沉重的生命代價的。我在這個世界裏的追求、愛憎、信念以及種種個人遭遇，都可以作為歷史的見證，為青年及後代提供一些比正史、官書更加豐富和實在的東西。
　　就抄到這裏，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