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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覺溟具有獨特的歷史視角和敘事策略。他糅多文學元素書寫歷史，卻聲明他拒絶虛構；他恪守史實，卻否認存在着一個絶對客觀的歷史真實；他用日常性和平民化的視角，思考的卻是古代中國政治架構中固有的問題和缺陷；他着眼於歷史變局中的那些血腥故事，卻往一種“悲憫”的歷史觀。他說：“我現，歷史其實就是人性在各種不同境遇中的掙紮和演出。”
為此，我稱他為顛覆傳統敘事的歷史寫作者。
歷史是人性的掙紮和演出
記者：成君憶為你的新作《喋血的權杖》作序，當面表面反面方面正面迎面滿面封面地面路面世面平面斜面前面下面四面十面一面洗心革面方方面面面貌面容面色面目面面俱到有一句話說：“我很驚訝於他的寫作風格，居然可以把歷史寫得像散文一樣優美而富有哲理，像小說一樣麯而感動人心。”我讀完也有類似的感觸。我想知道，你是有意識用這寫法的嗎？
王覺溟：是的。我一直認為歷史與文學的分離是一種錯誤。司馬遷的《史記》之所以被譽為“史之絶唱，無韻之離騷”，正是得益於史實與文學性的完美結。兩年來，無論是在史學領域還是在文學領域，《史記》都是最具有典意義的文本。遺憾的是，這樣一種典性逐漸被人所遺忘。時至今日，歷史似乎成枯燥乏味的代名詞。事實上，在我整個閱讀生涯的早期，也就是二十歲左右的時候，歷史在我眼中也是面目可憎、令人望而卻步的。
記者：那是什麽原因讓你走進歷史史？
王覺溟：因為黃仁宇。大概在九十年代中期的時候，我讀到《萬十五年》。我當時唯一的感覺就是震驚——歷史居然這麽好看，而且居然可以這麽寫！
記者：當下的歷史寫作者，似乎都繞不開黃仁宇。
王覺溟：他是一塊界碑。他的文本對來的歷史寫作者有一種啓蒙的意義。起碼對我來講是這樣。當我獲得一種新的眼光，歷史在我眼中不再是生産力和生産關係，不再是地名和年號，不再是農民起義和階級爭，不再是道德標簽和政治臉譜，而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和你我一樣有着喜怒哀樂的人。我現，歷史其實就是人性在各種不同境遇中的掙紮和演出。
我的文本是與古人對話的結果
記者：用文學手法會不會傷害到歷史的真實？我現成君憶在序言中也達相同的疑慮。
王覺溟：對此我可以負責任地說：不會。因為我絶不虛構。無論是時間、地點、人物、對話，還是事件和情節，我都嚴格地遵循史實。我衹不過是用多文學裁的現元素，然“情境化”地再現歷史而已。我的敘事始終面對的是固有的歷史文本，而不是任想象力毫無節制地馳騁。但有一點不可否認，我的寫作也是個人閱讀驗的一種達和還原。它不可避免地帶有我個人的價值立場、思想觀點、感情色彩和審美趣味。然而這也正是我寫作本書的意義所在。倘若讀者僅僅是要取歷史知識，那他大可以直接去閱讀歷史原典，或者去看白話本。英國歷史學家卡爾說，歷史是現在與過去之間永無止境的問答交談。我認為我的文本正是與古人對話的結果。
記者：可是，你如何把握個人創作與歷史真實之間的界限？
王覺溟：我的標其實也是中國史學一直以來的一個傳統，那就是“文惟恐其不出於己，史惟恐其不出於人”。也就是說，在敘事策略、語言風格、所用的視角、所傳達的理念上，我肯定是以我自己的方式去把握的，可一旦涉及史實，那就要對史籍進行細緻嚴謹的爬梳考辨，不敢說字字有來，但絶大部分應該是經得起檢驗的。
換句話說，倘若“文不出於己”，那就變成白話翻譯；倘若“史不出於人”，那就變成戲說歷史，這都不符我的本意。
絶對的歷史真實在“炮彈坑”
記者：關於“歷史真實”的話題，我想再“糾纏”一下，我覺得這可能也是很多讀者的共同問題。我記得西方一個歷史學家說過這麽一段話：“正因為歷史上的事物是從前的，是不可輓、不可改變、不可重複的，所以它的客觀真實性是有保證的：它不會因任何意圖而改變”。你如何看待這段話？也就是說，你是否認為存在着一個絶對客觀的歷史真實？
王覺溟：不。不存在這麽一個絶對客觀的歷史真實。因為歷史從來不可能是關於過去一切事物的一幅全息影像，而能是人們對過去的事情進行選擇和記錄的結果。打個比方，給你今天一天之內全世界出版的報紙，讓你寫出單獨這一天的歷史，你會怎麽做？你當然不可能把所有的事實全部裝進去。所以，你能選擇。你能有意識地突出一小部分事實，然無奈地放棄絶大多數事實。所以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會說：“在某意義上，歷史事實是人為的——它是人們從原始材料中選擇出來的結果。即使是一塊磚頭，也是人們從這個世界的泥土中選擇出來的東西。”
更何況，歷史是代代傳承的，很多歷史的記錄者和編纂者，都不在他們所記錄和編纂的那些歷史事實的現場。即便是在現場，不同的人觀察出來的事實也是不相同的。對此，法國歷史學家洛赫曾經講過他自己的一個親身經。二戰時期，法國淪陷，洛赫參加地下抵抗組織。有一次夜行軍時，從隊伍的前方傳下來一句話：“註意！左有炮彈坑！”這句話傳到最一個士兵那，變成“註意！左！”結果那個人就掉進彈坑。可見所謂的“現場”多麽地靠不住，也可見信息在時空中的傳遞，往往會生多麽令人意想不到的扭麯和變化。
所以，那些固執地相信存在着絶對客觀的歷史真實的人，其實都無一例外地掉進“炮彈坑”，衹不過他們不自知罷。在我看來，無論我們出於怎樣美好的願望，我們所能追求的，也是一種“相對”的歷史真實。
因為懂得，所以慈悲
記者：你在《喋血的權杖》記當面表面反面方面正面迎面滿面封面地面路面世面平面斜面前面下面四面十面一面洗心革面方方面面面貌面容面色面目面面俱到說：“本書是一部權力的歷史，是一部權力在非常狀態下更迭交替的歷史。”為什麽選擇這麽一個題材？
王覺溟：我前面說過，我眼中的歷史就是人性的演出。而中國歷史上置身於權力巔峰的那些人，無論是皇帝，還是宗室、大臣、宦官、外戚，幾乎無時無刻不在圍繞着最高權杖進行你死我亡的較量。所以，當每一度重大的政變爆時，便是人性的假與真相同時出場的時候，也是人性的隱密和皺褶徹底打開的時候，更是人的力量、膽識、權謀、智略、欲望、夢想、愛與恨、快意與悲情全都聯袂站在聚光燈下的時候……我在《記》當面表面反面方面正面迎面滿面封面地面路面世面平面斜面前面下面四面十面一面洗心革面方方面面面貌面容面色面目面面俱到也說過，用當下的目光和語詞，靜靜地考量呈現它們，會是饒有興味的一件事。
記者：你認為除外表電表現手法之外，你的歷史寫作與傳統最大的區是什麽？你希望傳達給讀者什麽？
王覺溟：視角。我用的是一種日常性和平民化的視角，對筆下的人物寄予一種同情的理解。我量把自己置身於他（她）們的境遇中，與他們展開對話，同時進行思考和言說。對於古人，我無意於對他們進行過多的論斷和評價，而是傾於驗和感受他們的內心世界。成君憶先生在序言引用張愛玲的一句話：因為懂得，所以慈悲。我希望自己能夠走這“悲憫”的歷史觀。雖不能至，心往之。
另外，除聚焦權力旋渦中的人性，讓讀者更多地理解古人之外，我希望讀者能透過這些歷史人物的命運，看出中國兩年的政治架構、或者說權力的遊戲規則中固有的那些問題和缺陷——為什麽中國歷史不斷地改朝換代，可那些血腥而殘忍的故事永遠在周而始的上演？為什麽那麽多不同時代的形形色色的人，一旦介入權力中樞，生在他（她）們身上的悲劇便如出一轍？為什麽人們始終在關註權力，卻從不關註權力誕生的規則？
我希望與讀者一起，通過這樣的審視，喚醒一些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