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字： | 彥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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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梁書.劉勰傳》記載，劉勰早年傢境貧寒，篤志好學，終生未娶，曾寄居江蘇鎮江，在鐘山的南定林寺裏，跟隨僧佑研讀佛書及儒傢經典，32歲時開始寫《文心雕竜》，歷時五年，終於書成我國最早的文學評論巨著，該書共計三萬七千餘字，分十捲五十篇，書超前人，體大而慮周，風格迥異，獨樹一幟，對後世影響頗大。
劉勰與《文心雕竜》
1.文章修辭方面
傳統修辭學分為消極修辭和積極修辭兩大方面：消極修辭包括語音修辭——講究平上去入、陰陽清濁、音節對應、疊字雙聲、合轍押韻；語匯修辭——在同義近義詞語中，作適合語境的意義選擇與搭配選擇、作適合感情和語體的色彩諧調選擇；語法修辭——在同義表達中，對句式的長短整散、主動被動、肯定否定、常式變式、陳疑祈嘆等作最適合語境的恰當選擇；篇章修辭——文章的醖釀構思、選材佈局、情感事理、風格詳略、修改評析等。積極修辭——特指經過長期修辭實踐而形成的固定而公認的修辭格。
劉勰在《文心雕竜》中，對這兩方面都有精當而深刻的論述，尤其對消極修辭的論述，不僅論及文章技巧，而且深入到心理活動和思維規律與語言生成關係的層面，不僅當時直至今天也仍有重要指導意義。
漢字以建築式方形結構為獨立個體單位，一個個體單位為一個音節，音節又多具備陰陽上去不同調值，這種特點，為漢語語音修辭提供了有利條件。
在語音修辭方面，劉勰沒有沿習名人瀋約的“八病說”，而着重提出了“飛沉”問題、“雙聲疊韻”問題。
在《神思》中，劉勰就提出了“尋聲律而定墨”的主張，在《聲律》中又說：“凡聲有飛沉，響有雙疊。雙聲隔字而每舛，疊韻雜句而必睽；沉則響發而斷，飛則聲颺不還。”意思是字調有陰陽清濁平聲仄聲之分，詞之聲韻之中有雙聲疊韻之別。（當時平仄之說，故以飛沉言之。此前藉用音樂術語宮商角徵羽指稱聲調高低。《文鏡秘府論》講到調聲三術：指出宮商是平聲，徵是上聲，羽是去聲，角是入聲，上去入是仄聲。此處飛指陰清，平聲；沉指陽濁，仄聲）陰陽清濁之字，應平仄穿插交替，若連用仄聲，就有聲氣沉沉欲斷之覺，若連用平聲，又有聲氣升颺飄飄不降之感。（如曹植《美女篇》：羅衣何飄飄，輕裾隨風還，潘嶽《悼亡詩》：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而雙聲疊韻之詞，必須連用，若兩詞之間插入他字，或將一詞分用於相鄰兩句，則會造成“吃文”——拗口的毛病。這確為卓見，諸多繞口令不都是故意運用這種穿插而造成“必睽”之“吃文”嘛。一旦産生了這種毛病，則須“左礙而尋右，末滯而討前”，“則聲轉於吻，玲玲如振玉，辭靡於耳，纍纍如貫珠矣。”劉勰認為，作韻易而選和難——異音相從謂之和——平仄聲調配合得當叫和諧，同聲相應謂之韻——相應位置上同韻字遙相呼應叫押韻。足見劉勰不但非常重視而且準確把握了漢字漢語的語音特點，對語音修辭在理論上作出了可貴貢獻。如何用韻，《章句》有論：“若乃改韻從調，所以節文辭氣，……然兩韻輒易，則聲韻微躁，百句不遷，則唇吻告勞妙纔激揚，雖觸思利貞，曷若折之中和，庶保無咎。”折中的主張，是符合聲韻運用美學的。
2.語匯修辭方面
在語匯修辭方面，劉勰提倡慎重遴選詞語。
《指瑕》凡舉用詞四疵，皆礙美文。——陳思之文，群才之俊也，而《武帝誄》雲：‘尊靈永蟄’；《明帝頌》雲：‘聖體浮輕’，浮輕有似於蝴蝶，永蟄頗疑於昆蟲，施之尊極，豈有當乎！——以指稱微小蟲豸之詞而施於尊長，確屬搭配對象失誤。
潘嶽為纔，善於哀文，然悲內兄，則雲感口澤，傷幼子，則雲心如疑。禮文在尊極，而施之下流，辭雖足哀，義斯替矣。——感口澤衹能用來唁念辭世的母親，心如疑衹能用來悲悼故去的父親，——潘嶽用其哀輓同輩和小輩，分屬詞義運用錯誤、搭配對象錯誤，又是感情色彩分配失當。
所舉另兩種瑕疵，有左思反對孝道的思想錯誤和崔瑗把虞舜誤比不出名的李公，雖屬思想和比類之誤，然畢竟要通過遣辭用語表現出來，歸為語匯修辭亦非不當。
語匯修辭中，還涉及用字，劉勰在《煉字》提出用字“四要則”：……是以綴字屬篇，必須揀擇：一避詭異，二省聯邊，三權重出，四調單復。詭異，生闢險怪之字，如洶呶；聯邊，相同偏旁之字，如崢嶸；重出，同字相犯即同一個字在句中重複使用；單復，字形肥瘠筆畫多寡。——仔細想來，均有道理：讀文時遇詭異之字，猶赤足行於怪石每現之途，必耗神費力壞心緒；聯邊相集，如寄寓客傢牢守寒窗空寂寞，迷途遠避退還蓮逕返逍遙之類，也會呆板乏目；重出之弊，字之音形無不單調乏味；字形肥瘠筆畫多寡如若不加調配，則會或失之於纖疏，或失之於壘重。無怪劉勰嘆曰：故善為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一字非少，相避為難也。
語法修辭部分，劉勰在《章句》中提出了要按內容安排章句和按情韻安排章句的主張。按內容，要“控引情理，送迎際會”即根據表達的情理，有時枝蔓扶疏旁徵博引，有時緊扣題旨不蔓不枝；據情韻，則“若夫章句無常，而字有枚數，四字密而不促，六字裕而非緩，或變之以三五，蓋應機之權節也。”劉勰主張，句式的選擇上，用長用短，或長短穿插，整散結合，完全要符合情韻需要，情韻急，少音節短詞句，情韻緩，可用舒曼之長句，情韻起伏跌宕，則可長短並用整散結合，以收蕩氣回腸之效。
3.篇章修辭方面
劉勰修辭美學最為璀璨的部分，在篇章修辭。
重涵養，立風格。《體性》之體，文章體貌，《體性》之性，人之性情，《體性》即論文章風格和作者個性的關係。文有“八風之議”即窮列文章八種風格——一曰典雅、二曰遠奧、三曰精約、四曰顯附、五曰繁縟、六曰壯麗、七曰新奇、八曰輕靡。又據不同標準分為四組：思想內容——雅與奇反，情理義藴——奧與顯殊，題材表達——繁與約舛，體象氣韻——壯與輕乖。凡為文者，均望盡快形成自己獨特風格，劉勰指出文章風格和作者涵養有密不可分的聯繫——“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而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然纔有庸俊，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並性情所爍，陶染所凝，是以筆區雲譎，文苑波詭有矣。故辭理庸俊，莫能翻其纔，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事義淺深，未聞乖其學，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各師成心，其異如面。”由是觀之，文如其人，理應不錯。作者的內心情理外化為語言文章，作者的才學、氣質、性情、習慣所陶染而成的個性，必然盈溢為文章風格。因此，要熔鑄自己獨特文風，必須註重修養才學，涵性怡情完善個性品質。無怪劉勰在《神思》中提倡“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瀹五髒，澡雪精神；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纔，研閱以窮照，馴緻以繹辭。”也衹有如是，纔有助於文章風格的形成。
文章有風格，更有風骨，纔煽情動人，辭采煥然。什麽是風骨呢？“《詩》總六義，風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氣之符契也。是以怊（cho悲憤）悵述情，必始乎風，沉吟鋪辭，莫先於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簡言之，風就是充盈於作品中的情志和才氣，是感化的根本力量。骨則是切中肯綮、言簡意賅、恰如其分、流暢和諧的語言。風骨指嚮了感人才情和生動語言的修辭美學。要使文章含風樹骨，則須“練於骨者，析辭必精，深乎風者，述情必顯。”劉勰還進一步指出有無風骨對文章的不同效果：“捶字堅而難移，結響凝而不滯，此風骨之力也。若瘠義肥辭，繁雜失統，則無骨之徵也。思不環周，索莫乏氣，則無風之驗也。相如賦仙，（作《大人賦》）氣號凌雲，蔚為辭宗，乃其風力遒也。”如是觀之，白居易“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之論，與劉勰風骨之議，均為至言也！
感人的才情和生動的語言固然重要，但一定要為情而造文，而不要為文而造情。要寫真情實話，不要假意虛言。“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情性。”劉勰之論，對匡正無病呻吟、言不由衷、矯揉造作、空假俗媚之流，不啻當頭棒喝警鐘長鳴。
重熔裁，明隱秀。文章長短、內容詳略、語意顯隱、精警庸凡，亦為文之必慮。《熔裁》指出：“規範本體謂之熔，剪裁浮辭謂之裁。裁則蕪穢不生，熔則綱領昭暢。”簡言之，熔是煉意，提煉中心，裁是煉辭，錘煉語言。因為“凡思緒初發，辭采苦雜，心非權衡，勢必輕重。”所以，劉勰提出了“三準論”——“是以草創鴻筆，先標三準：履端於始，則設情以位體；舉正於中，則酌事以取類；歸賒於終，則撮辭以舉要。然後舒華布實，獻替節文（獻：可，替：否。即根據需要調節文字），繩墨以外，美材既斫，故能首尾圓合，條貫統序。若術不素定，而委心逐辭，異端叢至，駢贅必多。故三準既定，次討字句。句有可削，足見其疏，字不得減，乃知其密。”“三準論”提出了寫好文章的三部麯、三準則：首先根據情理確定文章體裁；其次分析素材遴選典型題材；再次簡言要義提綱挈領。然後加工潤色，處理詳略，條貫首尾，敲定全文。
語意顯隱、精警庸凡，義涉隱秀。《隱秀》雲：“夫心之動遠矣，文情之變深矣，源奧而派生，根盛而穎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隱。隱也者，文外之重（chng）旨也；秀也者，篇中之獨拔者也。隱以復意為工，秀以卓絶為巧。斯乃舊章之懿績，才情之嘉會也。”今日言之，隱即弦外餘音，秀即篇中警語。文章淺白直露固無餘香滿口，通篇俗語庸言亦難振聾發聵。文有餘音，猶“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潤”；篇納秀語，似月依日而夜明，樹沾春而林翠。
文章秀句，或自出錦心，或得益援引。《事類》認為：無論“引古事而莫取舊辭”的化用暗引，也無論“取舊辭萬分之一”的擇要精引，還無論“頗酌詩書傳記”的綜采博引，衹要是為“以其據事類義，援古證今”，則無可指責。而《指瑕》認為：“若掠人美辭，以為己力”，則“寶玉大弓，終飛其有。全寫則揭篋，傍采則探囊。然世遠者太輕，同時者為尤矣。”由是觀之，劉勰並非反對引用，而是反對抄襲。引用乃明藉，旨在助己之文，抄襲是明抄，旨在當己之章。全抄無異開箱搶劫，小抄亦如掏腰綹竊，抄襲前代的賊味稍輕，同代相竊則堪堪緻罪了。
評析
透過鑒賞論的有關內容，也可看出劉勰篇章修辭的觀點。他在《知音》中指出鑒賞作品要從兩大方面六項內容入手，提出了“六觀說”——是以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即體裁情志），二觀置辭（即鋪飾辭采），三觀通變（即通古變今適應時代）四觀奇正（即語言態勢是雅正通暢還是奇詭怪誕），五觀事義（即據事類義，指典型題材）六觀宮商（即調聲協律，安排語調辭氣）。斯術既形，則優劣見矣。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討源，雖幽必顯。”以上六觀，位體、通變、事義屬於作品內容，置辭、奇正、宮商屬於作品形式。從上論看出，衹有從內容到形式作通盤考慮，這六個方面都熨燙妥帖恰到好處，纔可以使文章“譬春臺之熙衆人，樂餌之止過客”。
在積極修辭即辭格的運用方面，劉勰也予以了諸多觀照。《麗辭》專講對偶，將對偶分成相容的兩組四種——以內容分，言對、事對為一組；以意義分，正對、反對為一組。言對事對各有反正，兩組互相包容。在具體運用方面，劉勰指出“碌碌麗辭，則昏睡耳目。必使理圓事密，聯璧其章。迭用奇偶，節以雜佩，乃其貴耳。”
劉勰生活在殊重駢儷的時代，本人又對其青眼有加，一部洋洋大觀的《文心雕竜》，通體駢儷為文，足證其愛。故所倡之法，可謂獨得神髓，深諳三昧——駢散間出，方顯錯綜之美，長短雜用，乃有靈動之活。
《誇飾》專講誇張。劉勰沒有像今天這樣從形式上將誇張分為擴大式、縮小式、串前式等加以研究，而是抓住誇張得是否合乎事義情理這一關鍵，將誇張分為兩類並指出其不同效果：“然飾窮其要，則心聲蜂起，誇過其理，則名實兩乖。”——如果誇張得合情理得神髓，就會引起強烈共鳴，反之，就會違背事實不合情理。
今天，我們如果面對這樣的誇張——“麥稭粗粗像大缸，麥芒尖尖到天上。一片麥殼一片瓦，一粒麥子三天糧。稭當柱，芒當梁，麥殼當瓦蓋樓房，樓房頂上寫大字，社會主義大天堂。”“玉米稻子密又濃，遮天蓋地不透風。就是衛星掉下來，也要彈回半空中。”——誰能不深切地感到劉勰所論，切中要害而又至關重要呢！
此外《比興》講到比喻，《事類》講到引用，都有不刊之論。茲不贅述。
劉勰能在距今1500餘年之遙，提出這如許之多的至今難超其苑囿的精闢修辭理論實為難能可貴。其修辭之論，既有理性的闡釋，又有言證、事證，既涉文章內容形式，又關作者思維、氣質、涵養、才情。他能從美纔、美德、美情與美辭美文的關係方面，闡釋情動而辭發、因內而符外的修辭美學觀，他承認“物色之動，心亦搖焉”，“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睹，故辭必巧麗”，儘管當時還沒有堂皇的辯證唯物主義之說，然而在今天看來，這完全符合這種觀點。在這種觀點指導之下，他從內容决定形式的認識出發，建立了係統的剖情析采理論，他從歷史唯物主義和現實唯物主義的認識出發，提出了“時運交移，質文代變”，“文變染乎世情，興廢係乎時序”，這種選擇繼承、據時創新的修辭觀，這種服務於時代的“時文”修辭觀，時至今日，也是必須遵循的一條修辭美學原理。《文心雕竜》體大思精，深文周納，拙文僅就修辭而蜻蜓點水，掠影浮光。若成引玉之磚，亦幸遂微願矣。
《文心雕竜》
《文心雕竜》共十捲，五十篇，分上、下部，各二十五篇，包括總論、文體論、創作論、批評論四個主要部分。上部，從《原道》至《辨騷》的五篇，論“文之樞紐”，闡述了作者對文學的基本觀點，是全書的綱領和理論基礎。從《明詩》到《書記》的二十篇，以“論文序筆”為中心，每篇分論一種或兩三種文體，可稱是文體論。下部，從《神思》到《物色》的二十篇，以“剖情析采”為中心，重點研究有關創作過程中各個方面的問題，是創作論。《時序》、《才略》、《知音》、《程器》等四篇，從不同角度對過去時代的文風，作傢的成就提出批評，並對批評方法進行專門探討，可稱是文學史論和批評鑒賞論。下部的這兩個部分，是全書的精華所在。最後一篇《序志》說明自己的創作目的和全書的部署意圖。《文心雕竜》從內容上說雖然分為四個方面，但理論觀點首尾一貫，各部分之間又互相照應，體大思精，具有嚴密的體係，在古代文學批評中是空前絶後的著作，是我國文學理論遺産的瑰寶，對於我們現在從事於文學創作、文藝批評等都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對於研究由上古至南齊以前我國文學的發展，更是不可或缺的依據，值得我們重視和好好研究。其成就是傑出的、空前的、是舉世公認的。
然而，由於劉勰身名未顯，當時的學術界還不大知道他，《文心雕竜》問世後，這部心血的結晶卻得不到文壇的重視，名流的首肯。當時瀋約名高位顯，在政界和文化界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劉勰想首先取得他的承認，卻沒有機會接近他。一次，劉勰把書背着，像一個賣書的小販似的，在大路邊等着瀋約。當瀋約坐車經過時，便攔住了他。瀋約好奇地把《文心雕竜》拿來閱讀，立即被吸引，認為此書“深得文理”（《南史·劉勰傳》），大加稱賞。後來又常常把《文心雕竜》放在幾案上隨時閱讀。經過瀋約的稱揚，劉勰的名氣纔大起來，《文心雕竜》終於在士林中傳播開來。同時，三十八歲的劉勰，也告別了居留十多年的定林寺，“起傢奉朝請”，踏上了仕途。
著作
除《文心雕竜》外，劉勰還寫過不少有關佛理方面的著作，在梁代還有文集行世。據《梁書》捲十五劉勰本傳記載，“勰為文長於佛理，京師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請勰製文”。然其文集在唐初已失傳。今尚存《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和《滅惑論》兩篇散文。（本文史料主要引自《南史》、《資治通鑒》、《梁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