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字： | 仲珊 | ||||||
| 籍貫： | 天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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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錕幼年曾入私塾數年，16歲時推車下鄉零售布匹，因喜玩樂，終至虧纍歇業。1881年適逢袁世凱在小站招募新兵，遂應募入伍。不久即被選送天津武備學堂學習。1890年（清光緒十六年）畢業於天津北洋武備學堂，任毅軍哨官。1894年隨毅軍赴朝鮮參加中日甲午戰爭。1895年袁世凱在天津小站訓練新軍，曹錕被任為右翼步兵幫帶。1907年升任新軍第三鎮統製，使北洋勢力伸展到吉林、黑竜江。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後，奉袁世凱之命，由長春移駐直隸娘子關，鎮壓革命。1912年2月在北京縱兵嘩變，為袁世凱拒赴南京就職製造藉口。1912年3月，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第三鎮改為第三師，他任師長。
1914年4月，又任長江上遊警備司令，率第三師進駐湖南嶽州，監視南方革命勢力。1915年10月，曹錕因積極支持袁世凱闢帝，被授予虎威將軍稱號。袁世凱稱帝後，又被封為一等伯。1916年1月奉袁世凱之命率部入川，鎮壓護國運動。6月袁世凱死後，曹錕又以其重要的軍事力量，仍為北洋政府所倚重，9月任直隸督軍，駐防保定。
1919年五四運動中，段祺瑞及其安福係聲名狼藉，直係軍閥乘機策動反皖係軍閥活動。12月，馮國璋病死，曹錕被推為北洋直係軍閥首領。7月，直皖戰爭爆發，皖係軍隊戰敗，段祺瑞下臺，此後，直奉兩係軍閥共同控製北京政府。9月曹錕任直魯豫巡閱使。
直奉兩係軍閥因分贓不均及爭奪中央和地方的權力，又發生了激烈的衝突。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張作霖戰敗，退回東北，直係獨霸北方後，黎元洪再次拉出來復位，用所謂法統的名義，抵製南方成立的護法政府。
黎元洪雖然復職，但軍政大權操於曹、吳手中。為使曹錕早日爬上總統寶座，揚言黎到1923年10月任期已滿，應行另選。1923年6月直係軍閥把黎元洪逼下臺。曹錕采納收買議員的辦法，在北京甘石橋設立議員俱樂部，為進行選舉的活動機關，規定選舉時出席議員每人賄以五千元支票。為了籌集賄選經費，他以藉軍餉為名，通令直隸所屬170縣分大中小級，每縣籌藉1萬元到3萬元不等。他用搜刮來的1300萬餘元，收買了一批國會議員。1923年10月5日，選為中華民國第五任大總統。10月10日，曹錕由保定入京，粉墨登場。這是中國現代史上罕見的醜聞之一。 1926年4月，馮玉祥軍鹿鐘麟不滿臨時執政段祺瑞與奉係軍閥勾結，發動驅段兵變，將曹錕釋放。5月1日因病辭職，由總理攝政。
1927年2月，在國民革命軍北伐即將抵達河南時，曹錕逃往天津，此後，長期寓居天津。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曾多次請曹錕出任偽組織頭目，但曹錕始終予以拒絶，保持了民族氣節。1938年5月曹錕病死於天津，終年76歲。6月被國民政府追贈為陸軍一級上將。
生平
一、賣布郎憤而從戎
曹錕字仲珊，1862年（同治元年）農歷十月二十一日，出生於天津大沽一個貧窮造船工曹本生傢裏。曹錕的父親曹本生，在大沽的一個船行當排工，成年纍月給人傢造木船，以維持這個10口人之傢的生活。儘管曹傢經濟拮据，但曹本生性子憨直，為人要強，他寧願自己勒着腰帶，也要供孩子們識幾個字。因此，曹錕兄弟幾個，多在幼年讀過幾年私塾。
曹錕16歲時，父親讓他學造木船，曹錕不肯，叫他學做農活，他也不依，曹本生衹好讓他去賣布。因傢中貧窮，買不起一輛手推車，曹錕便把布匹搭在肩上四處叫賣。曹錕性情豪爽，愛交朋友，喜歡武術，好酒貪杯，喝醉了便席地而臥，有時街上一些頑童就趁機把他錢袋裏的錢偷走。當曹錕酒醒後發現錢沒有了，衹是一笑了之，從不追問。所以大沽一帶的人們給他起了個“曹三傻子”的綽號。
父母見曹錕不成器，便在他17歲那年托人說媒，將西大沽一傢姓鄭的姑娘娶過來。鄭氏長於曹錕兩歲，相貌平平，但為人通情達理，過門後上敬公婆，下疼小叔小姑，對曹錕更是十分體貼，小兩口和和睦睦，很少口角。
一日，曹錕販布到保定城門，被兩個守城的士兵攔住，不但沒讓進城，反而被他們謾駡嘲笑一番。曹錕無端受辱，窩了一肚子火兒。他想起自己寒來暑去，歷盡艱辛，也未能改變自己吃苦受纍的命運，於是他暗下决心，立志從戎。
1882年，20歲的曹錕應募入伍，開始了他的軍事生涯。曹錕丟了推車賣布的小買賣後，先是在天津武備學堂學習，畢業後做了毅軍的一名哨官，1894年還曾隨部赴朝鮮作戰。翌年，赴小站投袁世凱的新建陸軍，為右翼步隊第一營幫帶。他既無背景，又老實巴交，時常受人欺負。但他的一大特點，憨厚，喜怒不形於色，好處都讓給別人，自己則吃苦耐勞，千依百順，不管心中怎麽想，面上從無怨言。久而久之，相對於周圍那些渾身毛病的兵哥來說，竟頗有些出淤泥而不染的嫵媚，於是漸漸地也就聞達於上司，甚至袁世凱都知道了有這麽一個與衆不同的人物。
曹錕聽說袁世凱的叔祖父袁甲三有個拜把子兄弟叫曹剋忠，在當地很有權勢，人稱“大帥”，於是備下厚禮前去拜謁。常言道：“禮多人不怪”。這曹剋忠也是天津人，曾任廣東水師提督，一看來了個姓曹的小老鄉，很是開心。接着一查族譜，發現曹錕竟是自己的孫輩，自然更加高興，便正式認曹錕為族孫，並派自己的姨太太去袁世凱那兒為他通融，自此打開了曹錕扶搖直上的康莊大道，由幫帶而幫統，由幫統而統領，由統領而統製。
曹錕曾到朝鮮參加中日戰爭，後被送天津北洋武備學堂學習，成為袁世凱小站練兵的骨幹，此後，日益得到袁的器重，1907年被袁世凱任命為北洋軍第三鎮統製官。民國成立後，曹任陸軍第三師師長，曾於護國戰爭時率軍南下四川，與護國軍作戰。
袁世凱死後，北洋軍閥分列為直皖兩係，曹在兩係暗鬥中，腳踩兩衹船。在馮國璋死後，曹成為直係首領，相繼取得了直皖戰爭、第一次直奉戰爭的勝利，成為主宰中央大權的實力派人物。
二、駐保定大逞其威
在曹的生日這天，光園內外張燈結彩，門前車水馬竜，各省軍政要員紛紛奉承巴結，大送壽禮自1916年9月曹錕任直隸督軍，到1923年10月他賄選中華民國總統期間，曹主要駐在保定，保定成了直係軍閥的大本營。直皖之戰、第一次直奉戰爭及許多重大政治事件，都是在保定謀劃决策的。現擇其在保定的一些所作所為，從側面反映曹的面貌。
鎮壓愛國學生的進步活動--曹錕駐保期間，禁止學生們閱讀進步書籍，反對學生的愛國運動。1919年5月4日北京爆發了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消息當天傍晚就傳到了保定。一些進步的愛國學生爭相傳告，憤怒譴責北洋政府喪權辱國的賣國行徑，譴責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強烈要求中國政府拒絶在巴黎和約上簽字。保定高等師範、政法學校、農業專科、第二師範、私立育德中學的學生們紛紛罷課，到直隸督軍署門前遊行示威，散發傳單，張貼標語。面對學生的愛國運動，曹錕躲在督署府裏十分害怕。5月7日，直隸省教育廳派督察員王琛來保定會晤曹錕。曹錕下令禁止學生集會遊行，阻止學生罷課，並派出大批軍警監視各校學生的活動。
1922年，在廣州召開了第一次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全國代表大會，育德中學學生王錫疆等人代表保定團組織出席了會議。回保定後，王錫疆主持保定市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工作，同年，王錫疆在給第六中學學生楊景山的信中郵寄了《社會問題研究會章程》，被軍閥當局查獲。因其中涉及“布爾什維”等內容，曹錕便下令通緝逮捕王錫疆。王在校長郝仲青幫助下，脫身到北京，後與鄧中夏一起從事革命工作，並由鄧中夏介紹加入中國共産黨，成為保定的第一個共産黨員。
1923年5月康有為從洛陽到易州謁清西陵，順路到保定。曹錕在保定光園為其接風洗塵。康有為特為在建的曹錕花園提名“老農別墅”。康有為還在河北大學發表演說，進行反對新文化的宣傳，深得曹錕歡心。一天，曹在與康有為的談話中講到王森然在第二女師學校增設白話文課程，宣傳新文學時，康有為十分氣惱。他對曹錕說：“他本來是個小桐城，我知道他是桐城派倒戈的，不能讓他在保定呆下去。”恰值保定召開直奉戰爭直軍全體陣亡將士追悼大會，王森然寫了兩篇痛斥曹錕的文章，在保定各界産生了很大影響，使曹錕十分憤恨。他以防“赤化”為名，於5月18日晚派人去學校抓王森然。王事先聽到風聲，當夜化裝逃到北京，在李大釗、林語堂、鬍適等幾位教授的掩護下，纔躲過了通緝。
大興土木修建大本營——曹錕駐保定後，就開始着手修建大本營。他先在保定東郊徵購土地，修建飛機場，拆通西關新開路，拓寬南大街，又將原清代直隸按察使司衙署改建為賓館。因他仰慕明朝薊遼總督戚繼光的英名，所以把賓館命名為“光園”。曹錕平日在原直隸總督署辦公，下榻在光園。
曹錕愛看戲，他將關帝廟改建為戲園，人稱“曹錕戲園”。他常常邀請當時戲劇界名角來保定演出。張勳復闢失敗後，曹錕兼署直隸省長。曹錕在此春風得意之時，特邀京劇名角梅蘭芳來保定演出，並親自率領親信坐馬車到保定城北迎接。
不料，梅蘭芳是乘私人汽車來的。汽車在當時很少見，一般的達官貴人有汽車的也不多。曹錕見梅有自己的汽車很是羨慕，心想我一個堂堂的直隸省長竟不如一個唱戲的排場，真是枉為人生。梅下車後，改乘曹的馬車進城。曹錕對梅熱情備至，並邀請梅同住光園。不久，曹錕便派人買來４輛汽車。自此，保定街頭出現了汽車。
1921年，曹錕欲將大清河兩岸600餘畝地興建為規模宏大的花園。剛剛經受了大旱之苦的保定勞動人民，聽說曹要建花園，扶老攜幼前來參加修建，為的是討口飯吃。1923年秋季，花園終於建成了，裏面有樓臺軒館，水榭麯廊，花徑亭石，蒼鬆翠竹，匯集了南北園林之精華。曹十分喜愛這個花園，幾乎每天早上都到此散步打拳，同時，也允許普通老百姓進園遊覽。可能是因為曹錕前半生無兒的緣故，他十分喜歡男孩子，曾在園中遊玩時認過五六個幹兒子，有的幹兒子還依仗着曹的勢力發了跡。
六十壽慶排場空前——1922年農歷十月二十一日，是曹錕的60大壽。此時，直係在直奉戰爭後，控製了北京政權，北方儼然是直係天下。作為直係首領的曹錕躊躇滿志，决定大慶60大壽，藉以擴大自己的政治影響。
在曹的生日這天，光園內外張燈結彩，門前車水馬竜，各省軍政要員紛紛奉承巴結，大送壽禮。吳佩孚從湖南趕到保定，做總招待員。曹錕見吳佩孚如此恭順，十分高興。他對幕僚們說：“子玉（吳佩孚字）生性古怪，卻獨能推崇老夫，這也算是前生的緣分咧！”衆人聽了爭着奉承說：“吳帥無論怎樣威望，怎比得上老帥勳高望重，震古鑠今？此中不但有緣，也是老帥德業所感召啊！”曹聽了十分開心。
為了助興，曹錕還特地以重金請來梅蘭芳、餘叔岩、楊小樓、程硯秋、尚小雲、荀慧生、筱翠花等戲劇界名流來保參加堂會。演戲7天，犒賞達30萬元。
曹錕過生日如此鋪張奢侈，揮金如土，但對軍隊卻常拖欠軍餉，以致引起兵變。
保定東門外駐有一個炮隊，曹錕每星期都要檢閱一次。一次，炮隊因欠發軍餉發生嘩變，駕起大炮嚮市內督軍署方向開炮。曹錕即派人前去抓捕肇事者，並斬其首級，懸挂在城門樓上示衆。
三、買選票賄選總統
歷史無法掩蓋，後來揭露的幕後的真相是：共有480名參會議員收受了曹錕的賄賂曹錕在歷史上最出名的一點，就是他賄選總統。一個曾經叱咤風雲的人物，最終卻被定格在了恥辱點上，十分有趣。這次賄選在歷史上也是一出有趣的喜劇或鬧劇，把貌似莊嚴的政治大大調侃了一番。曹錕本是個戲迷，喜歡點戲、看戲、捧戲子，不想自己卻主演了這出歷史喜劇。
1923年，政治野心急劇膨脹的曹錕不顧自己依賴的直係支柱吳佩孚的反對，策劃了賄選總統的醜劇。他以每張選票5000元的價格，收買了許多無恥議員，於1923年10月，坐上了中華民國大總統的寶座，成為備受國人唾駡的“賄選總統”。
國會和議員是總統選舉的機器，因此在總統選舉前，議員便奇貨可居，自高身價。議員本該是一國中德纔兼備之士，但經過此次選舉，在道德上已被完全擊潰。
自民初以來，民主數遭摧殘，國會歷經喪亂，議員大多窮睏潦倒，且出於對時局的失望，早已時荒志廢，自暴自棄，與民國初年早已大為不同。此時曹錕使的手段，卻正是棉花蘸糖，溫柔甜膩，恰好擊中了他們的軟肋。人常說“好漢吃軟不吃硬”，所以當時從外地返京參會的議員絡繹不絶，大多數議員抱定了一拿錢便走人的心理，所以賄選纔得以有驚無險地大功告成。議員們衹想占這個現成便宜，而不願承擔任何責任，由此也導致議會政治在中國前途渺茫了。
擁曹派為了要完成選舉曹錕為大總統，自然需要拉攏國會，於是衆議院議長吳景濂就成為當時的關鍵人物。吳景濂有他個人的打算，他有意包辦大選，同時爭取在曹錕政府中任國務總理；退一步說，做不到國務總理，曹錕也會給予相當的酬報。不過擁曹派認為吳有藉機勒索的企圖，所提條件是瞞天喊價，難於答應，可是又不能完全置之不理，因為在大選工作上非依賴吳不可。
在大選問題短兵相接時，有許多議員醜態畢露。自從所謂議員任期延長後，加上大選又逼於眉睫，因此個個興高采烈，眉飛色舞。而當時所註意和關心的問題就集中於選票的票價。和票價有連帶關係的是付款的辦法，因為賣票的怕投了票拿不到錢，買票的則怕付了錢議員們不投曹錕的票；而票價的多寡也因人因事而異，同樣是一個議員，同樣是一張票，可是喊價不同，賣價不同，成交也不同。至於付款是現款抑支票，支票是即期還是遠期，出票人是誰，銀行是哪一傢，都是爭論的問題。
1919年9月12日第一次選舉會召開，由於人數不足而流産。因此為曹錕選舉服務的津派、保派和國會中的大選派都慌了手腳，忙做一團，不知如何是好。9月13日晚在小麻綫鬍同一所講究的住宅中，大選派議員召開了緊急會議，討論如何促成大選問題，當時商訂了幾個辦法：（一）遣人分頭疏通議員，由常會再定選舉日期；（二）電請各省督長，推定各該省國會議員一二人為代表，負責拉攏各該省代表出席；（三）决定出席纔發給出席費；（四）津保兩派所分別接洽的各政團，應采取剛柔相濟的手腕；（五）分派代表秘密南下，運動反直派中堅人物，予以特別待遇之條件，除了金錢上的承諾外，還答應政治上的優缺；（六）如果以上各點進行無效，則準備出最後一途，修改《大總統選舉法》。
同時，津派、保派還在甘石橋114號俱樂部舉行秘密會議，討論投票議員付給票價方法。大多數主張在出席大選會的上午付款，議員收到票款後即聚集在一處，午後同乘汽車直接赴國會投票。
1923年10月5日，由於國會議員們刻意拖沓，原定於上午10點召開的總統選舉會延至12點左右纔得開始。簽到參議員152人，衆議員441人，共593人，實際出席者585人，剛剛達到法定出席人數（583人）。當時參議院院長王傢襄剛剛辭職，故由衆議院院長吳景濂主持大會，並公推16人為檢票員，從下午2時開始投票，至4時完畢。隨即當衆點票，結果總投票數為590張，曹錕得480票，第二名孫文33票，之下有唐繼堯20票，岑春煊8票，段祺瑞7票，吳佩孚5票，王傢襄、陳炯明、陸榮廷各2票，吳景濂、陳三立、張紹曾、張作霖、陳遐齡、唐紹儀、汪兆銘、王士珍、𠔌鐘秀、譚延闓、盧永祥、李烈鈞、高錫、符鼐升、姚桐豫、鬍景翼、歐陽武、嚴修各1票，另有廢票12張，含孫美瑤1票，“五千元”1票，“三立齋”3票。
這28人中，陳三立、嚴修是名流，孫美瑤是大盜，高錫、符鼐升是地方民意代表，此外22人皆是舉國知名的政治實力派。論軍政才華，比曹錕適合做總統者不下一打；就算軍事實力暫時不如曹錕，但得票差距也决不會如此懸殊。因此，無論有無賄選，這都是不折不扣的舞弊選舉。
歷史無法掩蓋，後來揭露的幕後的真相是：共有480名參會議員收受了曹錕的賄賂，原則為每人5000元，但實際上根據人物地位或作用的不同，高的可達到1萬元，低的還不足2000元，都在10月1日以支票形式發出。整個賄選共花費1356萬元，包括給各政黨的補助費3242萬元、特別票價141萬元、普通票價3045萬元、憲法會議出席費572萬元、常會出席費20餘萬元、特別酬勞費324萬元、“冰敬”、“炭敬”及夫馬費190餘萬元、招待所臨時費120餘萬元，秘密費70餘萬元。
1923年10月6日的《北京報》對此有詳細報導：諺雲“有錢能使鬼推磨”，矧在見金，夫不有躬之議員，派人南下拉人，又加以蘇督之協助，當然議員多有北上者。票價名為5000元，然實為起碼數，有8000者，有1萬者，所簽支票，自邵瑞彭舉發之大有銀行以外，有????業、有勸業，並聞有特別者則為匯業麥加利之支票。所簽之字，潔記（邊潔卿）以外，尚有蘭記（王蘭亭）、秋記（吳秋舫）、效記（王效伯）等。本月二三兩日，頗有議員持票至銀行對照者，然自邵瑞彭舉發，而三四兩日之夜，甘石橋（賄選的總辦事處）大着忙，將前發支票收回，另換其他式樣之票，以不示人不漏泄為條件，且聞已書明日期。
至於昨日上午，直派議員四出拉人，亦有付現者，又有5000元以外增價者，並聞對於前拆臺而昨出席之議員，許以投票自由，票價照付。而兩院員役，由秘書長以至打掃夫，各另給薪工兩月，由吳景濂發出，共8萬元，以為犒賞，此賄選之大概情形也。
曹錕出身小商人，發跡之後尤重斂財。1926年10月10日成都《民視日報五周年匯刊》登載，曹錕傢産為5000萬元，列北洋軍政人物之首。但此次賄選，卻並非出自他的私囊。直隸省長王承斌為籌集大選用款，逮捕了一批製毒販毒的姦商，勒令他們以錢贖身，得款數百萬，又嚮直隸170個縣強迫性藉款共數百萬元。此外，各省督軍、省長多有“報效”，數目最多的為山西督軍閻錫山、湖北督軍蕭耀南、江蘇督軍齊燮元，每人50萬元。
賄選過程十分熱鬧，花邊新聞層出不窮，據史書所載和當時見證者記述，曾有諸多賄選趣事--密佈軍警。1923年10月5日清早，國會街一帶就出現了很多荷槍實彈的軍警，城墻上則有許多瞭望兵，另外還有五六百名便衣遊弋於群衆當中，負責警務的官員如王懷慶、聶憲藩、薛之珩、車慶雲等都親自在現場指揮，嚴陣以待。其目的之一在於監視群衆，一在防止議員偷偷離京。東西車站及各緊要通道，都佈置有軍警防阻議員出逃。遇到有議員出逃的情況，便衣都是一把揪住，大聲誣賴其逃債，接着軍警就會過來干涉，聲稱帶回去盤問，事實上則是帶回會場。
湊足人數。大選時間雖定在上午10點，實際上到下午1點20分前，尚未湊足法定人數，於是曹錕選舉班子甘石橋俱樂部嚮一些議員秘密承諾：衹須列席會議，哪怕不選曹錕都可領取5000元。這一招果然奏效，到午後，就有袁振黃等十餘議員乘汽車趕到，準備幹淨利索地投票--拿錢--走人。但即便如此，最後仍缺數人，俱樂部便到醫院把一些臥病在床的議員用軟床擡來，如此纔湊足法定人數。
親情攻勢。對於出席會議卻不願賄選的議員，就派其傢人朋友加以勸誘，結果議員由其妻妾或友人陪送來參會的有數十人之多。
權位賄賂。由於有的議員眼光長遠，不願為區區數千元賣身，甘石橋俱樂部乃以實授官職來代替金錢賄賂的，議員甚至有已受官職又反悔，於是回來受賄的。惟有蒙古議員多是王公貴族，蔑視金錢而重視官職，態度最為堅决。
折磨會監。根據選舉法規定，總統選舉必須有一定人數的旁聽者充當會議監督。
但選舉當日對旁聽者的控製特別嚴格，必須由其介紹人（議員）出面證明其身份，且被搜身後方可入門。在院子裏臨時搭蓋的棚子裏，大清早便有旁聽者等候，總共大約100餘，由於人多地窄，幾無立足之地。到了午餐時間又沒有飯吃，後來組織者還算"仁慈"，送來一批面包，沒讓他們餓暈倒。大選開票之前不許旁聽，直到下午3時纔得以入場，但大局早已定了，而會議監督們也早已筋疲力盡，哪裏還有力氣去行使監督權力？冒牌議員。當天簽到雖所近600人，但未必皆為正身。參衆兩院各有一蒙古議員被一真正蒙古議員指出是冒牌貨，而山西、江西也各有一議員被指為濫竽充數。會場“簽到處”的執事職員，都是先期派定的，其餘人等不得靠近；其實“簽到處”被許多支持曹錕的“大選派”議員環繞簇擁着，外人也難以靠近。剛剛散會，吳景濂馬上命令將簽到簿密封在櫃內，嚴令管理人員不得泄漏。
檢票可疑。按規定，檢票員須從議員中抽簽得出。但是，放有議員人名的簽筒早已被吳景濂派專人監護起來，密藏於議場後的圓樓之內。大選當日由衆議院秘書長鄭林臯抽簽，有16人簇擁在旁，他人不得上前。結果抽出者除參議院呂志伊、衆議院李肇甫二人外，皆為"大選派"；而這二人偏又未來赴會，於是馬上以“大選派”二人代之。另有廢票12張，內容不得而知。
當然，曹錕並非真正掌控全局，天下人也不全是5000元能買得動的。大選當日，曹錕親自臨場督選，當他走到北京議員國民黨員呂復席前時，發現他竟未選自己，不禁心癢難禁，竟然附耳輕語：“如何不選曹某？”不料呂復天生有反骨，叉指怒喝道：“你要能做總統，天下人都能做總統了。你要是當了總統，總統也就不是總統了。”說罷，隨手操起桌上的硯臺嚮曹錕擲去。曹錕亦曾公然對議員們說：“誰又有名又有錢，誰就可以當總統。”某議員立刻提議道：“大帥，梅蘭芳既有名又有錢，我看可以當總統。”一座大笑。
另有浙江籍議元邵瑞彭（次公），在大選前即將所得之5000元支票攝影製版公佈，並且嚮北京地方檢察廳檢舉高凌霨、王毓芝、邊守敬、吳景濂行賄，控告曹錕“騷擾京師，詡戴洪憲”、“遙製中樞、連結疆吏”、“不自斂抑，妄希尊位”、“勾通軍警、驅逐元首”、“收買議員，破壞製憲”、“多方搜括、籌集選費”等諸項大罪。輿論一時大嘩，社會各界紛紛抗議選舉結果。
此外，直係的政治對手也紛紛拆臺。如張作霖就勃然大怒道：“媽拉巴子，曹錕是三花臉，是小醜，我們東北人絶不捧他。”並宣稱議員若能不接受曹錕的賄賂，就可以嚮自己領取相同數目，這叫“反賄選”。但由於“大選派”準備得當，佈置周密，終能有驚無險地達到了目的。
曹錕賄選成功後，10月7日，中國國民黨發表宣言，申討曹錕。10月9日，孫中山在廣州大本營主持會議，討論討曹事宜，並致電各國外交團，請否認曹錕為總統，以大元帥名義下令討伐曹錕，通緝賄選議員，並電段祺瑞、張作霖、盧永祥一致行動。
同時以大元帥名義對列強宣言，聲明曹錕為僭竊叛逆，以中國全體人民視曹錕之選舉為僭竊叛逆，請各令其駐京代表，避免任何行動可使僭竊者引為國際承認之藉口。鑒於本次賄選，終有兩會議員意志不堅定的緣故，而議員中又有不少國民黨人，甚至如主持本次賄選的衆議長吳景濂都是國民黨人，因此，孫中山話雖說得慷慨，其實底氣不足。倒是各省爭相聲討本省的參選議員，嚴重的甚至開除其省籍，多少給了議員們一點"無顔見江東父老"的懲戒。
1919年的“雙十節”，吳景濂捧了新總統的當選證書，乘坐專列趕到保定迎接曹錕。當時保定全城慶祝，傢傢懸挂五色旗，歡呼聲不絶於耳。吳景濂見到曹錕，照例說了“衆望所歸，人心所嚮”的鬼話，而曹錕也冠冕堂皇地說了感謝國民的厚愛、敬謝不敏雲雲的客套話，隨後，曹錕踏上專列，駛嚮北京的宮殿，也駛嚮了他人生政治生涯的謝幕。
曹錕以賄選手段，使自己登上了夢寐以求的大總統“寶座”。就職後他發表文告雲：“錕軍人，於政治初無經驗，今依全國人民付托之重，出而謀一國之福利，深思熟計，不勝兢惕！所私幸者，國傢之成立，以法治為根基；總統之職務，以守法為要義。歷任總統，皆係一時之彥，衹以國傢根本大法未立，無所依據，未剋實施。錕就任之時，適在大法告成之際，此後庶政舉措，一一皆有遵循，私心竊幸遭遇有過於前人也。……當此國事未寧，民生正睏，財政竭蹶，軍事未戢之時，瞻顧前途，誠不敢謂有必達之能力。然不畏艱難，出於素性，所以答我父老昆季者，惟此至誠而已。近年以來，政治潮流，日新月異，臂之醫者，不願泥古，自囿於方書，不敢鶩新，以國為試驗。語雲：‘為政不在多言，顧力行如何耳。’謹以服膺，施諸有政。”曹錕就任之日，同時公佈了《中華民國憲法》，當然這個憲法是由中華民國憲法會議頒布的，可是這個憲法並不被人重視，後人稱之為“曹氏憲法”。
曹錕就任總統後，內閣拖了三個月纔組成，在內閣真空狀態中，國務院秘書長張廷鍔成為總統府和內閣中間的忙人。當時，名義上代理國務總理的，是高凌霨。
10月30日曹錕嚮衆議院提名孫寶琦組閣，11月5日衆議院開會投孫閣同意票，11月9日通過，12月曹準高凌霨內閣辭職，任孫寶琦為國務總理，孫內閣人事如下：總理：孫寶琦內務總長、程剋財政總長、王剋敏外交總長、顧維鈞陸軍總長、陸錦海軍總長、李鼎新司法總長、王寵惠教育總長、張國淦交通總長、吳敏麟農商總長。事實上，這已經不是曹錕第一次賄選了。1918年，馮國璋代總統任期屆滿，段祺瑞控製下的安福國會選舉總統與副總統。此前，段祺瑞為對抗馮國璋，以未來副總統作餌，極力拉攏曹錕。不料9月4日選出徐世昌為新總統後，次日選舉副總統時，430名議員竟有八成缺席。原因在於，交通係、研究係的議員不堪再度為人驅使，安福係議員則認為選舉副總統無利可圖，總之皆是坐以待賄的姿態。此時，吳佩孚發來電報質疑總統選舉的結果，段祺瑞為安撫直係，於是親嚮國會“力薦”曹錕為副總統，又以支付軍費為名撥給曹150萬元，作為其選副的“運動費”。
但直到每張選票開到2000元的高價，大部分議員仍不買賬，或去萬牲園遊玩，或聚會吃花酒，就是不赴會選舉。後來釐清底細，纔知議員中風傳曹錕花10萬銀元從武漢買了位如夫人，身傢竟然是議員的50倍，可見曹錕目中無人已極，是可忍孰不可忍，選副一事於是徹底流産。曹錕自覺臉上無光，稱病回保定休養去了。
不想５年之後，東山再起，重來賄選一把，真可謂鍥而不捨！曹錕賄選幾乎是公開進行的，一方面他在選舉程序上遵守《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規定，對法定人數等要求都嚴格遵守；另一方面他也沒有采取任何暴力，有的人拿了錢不投票，他也不曾采取報復手段。這對一個大軍閥來說，並不是最壞的表現。因此，曹錕的部下王坦就曾說：花錢買總統當，比之要了錢得貪污之名的人強多了，也比拿槍命令選舉的人強多了。事實上，除京、滬兩地的知識分子筆伐較多之外，此事影響十分有限。倒是當年的西方媒體，如《時代》雜志，出於對“封面人物應是新聞製造者”的標準，頗為投入地跟蹤報道了曹錕的選舉。9月24日，該刊發佈了曹錕賄選的專題，並配有其照片，題目卻是“仍無總統”。
不久，在全國的一致反對下，曹錕及直係的勢力日益削弱，直係內部也四分五裂，終於在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戰爭中下臺，結束了他的政治軍事生涯。稱雄中原的直係也受到致命打擊，從此一蹶不振。
四、遇政變身陷囹圄
這是吳佩孚做夢也想不到的，也是曹錕做夢也想不到的第二次直奉戰爭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就是馮玉祥倒戈，使直軍慘敗，曹錕被趕下臺，並遭到軟禁。
第一次直奉戰爭，馮玉祥有不少的貢獻，因為他率軍從陝西嚮河南急進，有助於解决趙倜，論功行賞，他坐上了河南督軍的寶座。然而他一入開封，就解决了寶德全。寶德全是趙倜下面的師長，暗中接受吳佩孚的命令，維持開封的治安。吳令寶幫辦河南軍務。吳佩孚聽到寶被殺的消息，極為震動，對馮大感不滿，因此撤了馮的河南督軍職務。馮聽到這個消息，就找張紹曾和張廷鍔想辦法，兩張當時對馮印象不錯。很想替馮緩頰，但知道吳在盛怒中極難轉圜，遂聯合拍電嚮曹陳情，曹乃打電報給吳着馮玉祥晉京。馮入京後，曹遂發表馮為陸軍檢閱使，仍兼十一師師長，馮雖失了河南督軍，卻換了一個檢閱使，總算不錯了。
曹錕賄選前，要先迫黎元洪下臺。擁曹派中積極分子遂由馮玉祥打第一陣，嚮黎元洪索討軍餉，陸軍軍官天天包圍總統府，包圍國務院，黎的離去主要是受不了軍隊逼宮，而軍隊的主使者就是馮玉祥。
所以有人說曹錕賄選的三大功臣，一是馮玉祥，二是王承斌，三是吳景濂。曹錕就任總統後，馮以功高漸露不遜的態度。當時國務總理尚未産生，國務院秘書長張廷鍔擔任府院之間聯繫。農歷年後還沒有過元宵節，一天馮玉祥找到張廷鍔，他就：“直卿（張廷鍔的字）大哥，請陪我去見總統。”張廷鍔以為他是禮貌上的晉謁，就陪了去見曹。怎知見到曹後，馮鄭而重之地說：“初一這天，總統府的衛隊把士兵打了，總統知不知道？如果總統知而不辦，是總統護短；如果總統不知道，是被人蒙蔽。”馮這話一說，張廷鍔吃了一驚，這豈是一個軍人對總統講話的態度。曹錕雖是布販出身，究竟幹了不少的重要職務，見過的世面不為不廣，何況現在已是總統，他在馮報告時本是和藹可親，待馮的話說完，他眼睛一睜，端正而坐嚮馮說：“煥章，初一總統衛隊把士兵打了，你們身為高級長官，為何不徹底追究懲辦肇事的不良分子，我是總統，這種小事情還要我來處理嗎？我幾時對你們說情維護過總統府的衛隊？”馮碰了一個大釘子，為之啞口無言，張廷鍔衹好打圓場說“總統的指示我們立刻去辦，煥章是總統的部下，對總統就像對父親一樣，言語可能過激，請總統原宥。”由此可見馮的態度是相當桀驁。
吳佩孚在四照堂點將之後，馮玉祥便另有用心。他要求先發餉後才能開拔，吳聽了大為震怒，吳說：“兵臨城下，難道不發餉就不能打仗？王懋宣（王懷慶，十三師長，討逆軍第二軍總司令）並沒有來要餉呀！”馮部還要求多撥車輛，吳允撥40輛。馮玉祥則采用步步為營的策略，自北京至前綫拉成一條塔形長綫，前方衹有疏疏落落的幾個兵，愈到後方兵力愈厚。
事實上，馮玉祥已暗中和奉張有了秘密聯繫，奉軍因為已暗中搭上馮玉祥，因此軍事上並不如何積極。自9月4日響應浙盧通電“率兵入關”後，至9月15日始嚮朝陽方面進迫，守朝陽這一方面的直軍是王懷慶部，還有毅軍的米振標部為輔。奉軍攻入朝陽後亦未疾進。
至於直軍方面，第一路出山海關的，為直軍主力，彭壽莘、董政國、王維城都是吳佩孚手下的大將。第二路王懷慶部是三路中最弱一環。第三路出古北口，由馮部張之江、李鳴鐘、鹿鐘麟等擔任。孫嶽代理京畿警備總司令，曹銳為軍需總監。
第二次直奉戰爭，雖然雙方各出動20餘萬大軍，可是戰場上的戰鬥並不激烈，因為奉張已和馮玉祥暗通聲氣，而馮玉祥則拖延軍機，坐待時間。當吳佩孚在北京坐鎮時，馮玉祥自然不敢動手，衹派劉汝明等暗中調查吳軍開赴前綫的確實數字，以待吳軍全部調往前綫，吳佩孚離開北京。
吳佩孚對馮玉祥有看法，他們之間隱藏着深刻的矛盾。馮玉祥與孫中山的交往，是引起吳佩孚對他仇視的原因。早在1920年馮玉祥駐湖南諶傢磯時，孫中山就派徐謙、鈕惕生帶着他的親筆信來見馮玉祥。徐、鈕二人與馮玉祥是舊識，大傢也都信奉基督教，二人勸馮玉祥和孫中山一致從事革命工作。馮玉祥也認為北方大都受清廷遺毒，誤國害民，全國民衆和有志氣的將領都仰望孫中山。後來馮又派秘書任佑民到廣州拜訪孫中山，表示衹要孫中山用得着他，他無不盡力以赴。
由於吳佩孚對馮玉祥的仇視和排擠，馮玉祥對曹、吳十分不滿。加上曹錕賄選醜劇，激起全國反對，馮玉祥自然也十分反感。況且馮玉祥對孫中山十分欽佩，本有相機反曹、吳之心。第二次直奉大戰的爆發，終於給他帶來了反曹、吳的機會。
前方軍情並不利於直軍，加以曹錕左右嬖幸，對於吳佩孚在京，有芒刺在背之感，所以慫恿曹錕催促吳上前綫指揮軍事。曹的左右說：“如果在北京城內做總司令，誰也會做啊！”吳佩孚上前綫的主要原因，並非曹錕下面的反吳派，而是前綫戰況的不利，加上海軍突襲的計劃受了阻礙，吳所料不到的，是渤海司令溫樹德並不太為吳賣力。
於是吳派討逆軍副總司令王承斌於10月3日率後路援軍馳抵古北口，代行總司令職權，以對抗來攻的奉軍李景林部。然而這一遭吳又錯了，因為王承斌實際早和馮玉祥暗中聯結，他已參加倒吳派，自然不會在前綫打硬仗了。
首先倒戈的直軍是把守九門口的第十三混成旅旅長馮玉榮，他所部不戰而退。吳佩孚這纔於10月11日晚9時，乘坐討逆軍總司令專車，由北京正陽門出發，直馳山海關。討逆軍總部人員隨行，還有外國觀戰武官和新聞記者100餘人隨車前往，聲勢之浩大，在民國初年內戰場面中，可以說是空前的。
當吳佩孚上前綫時，也正是北京城內謠言滿天飛的時候，前方戰報多不利於直軍，有傳第一軍司令彭壽莘陣亡，有傳某軍嘩變，可是這都是不可靠的消息。
1924年10月12日上午4時半，吳佩孚的專車抵達山海關，停靠於長城墻傍，吳佩孚即率幕僚和衛兵急馳前綫，登長城視察戰況。這時直奉兩軍激烈鏖戰，隆隆大炮震動大地，硝煙冉冉上升。
吳佩孚上前綫的消息，遍傳直軍，對軍心士氣有極大的鼓舞，而通奉的馮玉榮聽說吳已到達前綫，遂畏罪自殺。吳遂直接調遣十三混成旅，另築陣地穩住了陣腳。
討逆軍總部在吳親赴前綫後，遂設於吳的專車上。吳總部的直屬部隊則張營帳於車站內。吳每天早起偕同參謀長以下僚屬四出視察，有時則乘坐渤海艦隊司令官溫樹德所率領之旗艦遊弋海上，指揮海軍炮擊葫蘆島。衹是因為海軍不夠配合，所以不能收奇襲之效。於是改變作戰計劃，傾其全力對付奉軍右翼，令後援軍總司令張福來率重兵恢復狹隘的九門口，張福來軍經過激烈戰爭，使榆關的戰況漸趨有利。
奉軍在秦皇島上空展開空襲，奉軍飛機四架、七架的編隊，不斷盤旋轟炸，但損害並不嚴重。奉軍之所以嚮秦皇島空襲，因為秦皇島是直方的海軍集中地，當時在秦皇島海面停泊了不少艦隊，計有直軍的渤海艦隊六艘及運送海陸軍的運輸船20餘艘，此外還有外國軍艦20餘艘，舷舵相望，桅檣林立。岸上則大軍雲集，往來緊張。
吳在前綫督戰時，對於馮玉祥的行動頗為註意。馮本人在懷柔按兵不動，有坐觀成敗之勢，吳命參謀長張方嚴電催各軍急赴前綫，張給馮玉祥一電，為了加強語氣所以在電文後加了一句：“大局轉危為安賴斯一舉。”這本來是普通的加強語氣句子，可是在微妙的時候，這句話就有了問題。馮玉祥雖然已和奉張暗通款麯，但他確有坐觀成敗之意，他要看直軍有了敗兆纔敢動手。吳上前綫後，馮是猶豫的，他怕吳在前綫打了勝仗，他一發動，吳率師回京平亂，他就完了。所以他在待機而動，所得情報來自直軍總部的，是勝利在望；來自日方的，則謂直軍不利，前綫危急。當他收到吳的參謀長來電催促進兵時，他認為直軍失敗的可能性增大了，因此乃下了决心"倒戈"。移後方作前方向北京回師，在吳佩孚後方放了一把火。
1924年10月23日傍晚，馮玉祥率軍撤出前綫，回師北京，發動了北京政變，直奉戰場形勢大為改變。在北京的馮部鹿鐘麟、蔣遇鴻與孫嶽裏應外合，打開城門。
鹿鐘麟率部率先入城，與孫嶽的第十五混成旅在城中的部隊會合。士兵們一律佩戴藍布白字的臂章，上寫“誓死救國，不擾民，真愛民”。政變軍隊分兵把守各重要路口，並戒嚴斷絶交通，迅速占領各部、署衙門。
這次“北京政變”真可謂迅雷不及掩耳，一舉獲得成功，曹錕在事先一點不知情的情況下被抓住幽禁了起來。
1924年10月24日，馮玉祥在北苑召開會議，商討如何應付北方時局。出席會議的有孫嶽、鬍景翼、黃郛、王正廷等人。這次會上，馮玉祥被推為國民軍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鬍景翼、孫嶽分別任副總司令兼第二、第三軍軍長。鑒於孫中山是否北上尚無確切消息、吳佩孚率軍攻擊楊村等情況，孫嶽提出請段祺瑞出山，以聯絡皖係的山東督軍鄭士琦，以阻止直係援軍北上。會上還决定成立攝政內閣，為表示歡迎孫中山北上的誠意，所定閣員多為南方的老革命黨員，如國務總理黃郛，外交兼財政總長王正廷，國民軍總長李書城，參謀總長李烈鈞等。會議决定讓曹錕下令停戰，免去吳佩孚本兼各職，並宣佈自動退位。
鹿鐘麟入城有功，升任師長，並任北京警備司令，駐紮在東單帥府園。馮玉祥派鹿鐘麟和警察局長張璧率警察和衛士進神武門到故宮與溥儀談判，迫溥儀及其妃嬪遷出故宮，退居攝政王府。
10月24日晨，吳佩孚尚不知後方突變，他率僚屬赴九門口督戰，直軍前綫士氣轉旺，奉軍攻勢曾受阻遏，戰局頗有轉機。中午時分，吳佩孚的日籍顧問岡野增次郎先後接到來自北京和天津打來的最緊急電報，內容大同小異，均言“討逆軍第三軍司令馮玉祥等於二十三日下午六時退出戰場，未經槍戰即攻入北京，發動政變，曹錕總統已失自由，北京情況不明，醖釀巨變。”電報中所列參加政變人士均為直係巨頭，包括馮玉祥、王承斌、王懷慶、鬍景翼、孫嶽等。
當吳佩孚看到岡野的電報，他立刻相信有這種可能，因為他對馮玉祥並不信任。
據說，他當時對岡野和他的幕僚說：“這件事也可以說是在我意料之中，因為這次出兵前老馮曾嚮我要求，待平定奉係後，派他為東三省巡閱使以繼張作霖之缺，我告訴他：東北和日本有特殊關係，我們對日外交很微妙，所以東三省巡閱使的任命，不能漠視日本的動嚮。你一嚮被認為親美派，最招日人之忌，因此去東北很不相宜，不過對酬答足下的戰功，國傢有的是名位，我一定會考慮其他職務的，而且必令你滿意。我這番話也是腑肺之言，可能馮因未達目的，遂暗通敵人。其實他嚮我索軍費，我已發十萬，後來又增至十五萬元，他纔勉強奉命，率開赴古北口。很多人嚮我建議，免除馮的第三路軍司令以除後患，總統居中替馮說情，免馮計劃遂沒有進行。當馮到古北口前綫，又藉口敵人優勢，要求增撥步槍彈百萬發，我對馮更不放心，所以不發給他。近數日我在總部中，晚晚不能入睡，輾轉反側，右轉則思及處置張作霖之法，左轉則念及馮玉祥之可能背叛，現在不幸而料中，想到當日撥馮戰費十五萬元，實在太劃不來了。”吳感喟地把岡野的三通電報扔在公案上，他當時還很鎮靜，要求大傢對這個事變保守秘密，以免前綫軍心搖動。
10月25日晨，吳佩孚率領高級參謀人員赴九門口前綫督戰，過了中午回到總部，立即召集緊急軍事會議於總司令室，各高級將領均出席，吳以沉痛的態度，宣佈北京兵變及總部退卻計劃。
當天下午6時，吳佩孚先運兵3000南下，總司令部列車則於下午8時離秦皇島。前綫軍事全部分為三大防禦綫，秦皇島一綫由張福來負責，昌黎一綫由彭壽莘負責，灤州一綫由靳雲鶚負責。吳自己乘總部專車帶了一團衛隊，星夜疾馳南返。拖着沉重的心情和疲纍的身體，一夜未眠。10月26日上午11時，列車到達天津。
吳佩孚素所瞧不起的張宗昌，這時成為戰場上的“驕兒”，他所率領的部隊如果在今天，就很時髦了，可稱之為“外籍兵團”，包括有已改入中國籍的白俄軍，以及日本、朝鮮、法國軍人，據說這些"洋兵"均曾參與歐戰，精嫻新式戰術，善戰而無軍紀。張作霖把張宗昌放在最前綫，本來是讓他作炮灰，想不到卻成全了他。他率領這支遊雜軍共16000人突破直軍防綫，26日吳佩孚率軍回師後，張宗昌即擊破直軍董政國所率的第九、第二十兩師，攻入冷口，27日張軍入建昌營，和倒戈的直軍鬍景翼部聯絡，追董政國於灤州。10月27日張宗昌、鬍景翼部占領灤州，把直軍截成兩段，一面南下和榆關奉軍圍迫秦皇島及山海關的直軍，另分兵追擊董政國潰部之後而攻唐山。切斷榆、津間交通，張福來敗退。
與此同時，奉軍吳光新部據海陽，炮擊秦皇島，張學良又從長城低處衝入，加上張宗昌部由灤州南下，直軍便在奉軍四面炮火包圍中。
10月30日奉軍三路攻占秦皇島、山海關。直軍一部乘輪回塘沽，二萬餘人被繳械。關外直軍紛紛逃離戰綫，麇集車站，這時火車已不能開動，散兵逃嚮秦皇島，秦皇島已失陷，軍械糧食遍地堆集，奉軍一方面收繳直軍軍械，一方面清點戰利品，收穫極為豐碩。
10月31日，自山海關至唐山一帶的直軍已全失抵抗能力，奉軍各路連接，大隊長驅入關，以吳光新的騎兵為先鋒，自古冶而蘆臺，嚮塘沽疾進，和在北京方面的馮玉祥、鬍景翼軍相呼應，直軍幾乎全部陷於奉軍和馮、鬍兩軍的大包圍中。
11月4日奉軍占領塘沽，吳佩孚已於先一天率殘部乘艦駛離塘沽，這時直軍抵抗已全部中止。5日張宗昌、吳光新兩部先入天津，奉軍大隊亦紛紛抵達，在天津的直軍殘餘部隊全被繳械。第二次直奉戰爭遂告結束。
第二次直奉戰爭，由醖釀到接戰到結束，前後兩個月，直軍敗得太慘，這是吳佩孚做夢也想不到的，也是曹錕做夢也想不到的。
天津曹錕舊居五、退天津保持晚節 曹錕本人具有比較強的民族意識，另外，劉夫人亦從中起了一定作用北京政變後，馮玉祥和張作霖主宰了北方，他們一邊電邀孫中山北上共談和平大計，一面又推段祺瑞出來組織北方臨時政府，由於段政府的包庇，曹錕並沒有因"賄選竊位、禍國殃民"而受到製裁。
不久，馮玉祥和張作霖矛盾日益激化。馮部國民軍將領鹿鐘麟不滿於段、張勾結又想聯合吳佩孚共同對抗奉軍，因而發動驅段兵變，並把曹錕釋放。後來，在各方軍閥的壓力下，馮軍不得不撤出了北京。
馮玉祥的國民軍撤出北京後，曹錕當總統的想法又死灰復燃。他通電各省說，馮軍已撤出京畿，北京安靜如常，意思是希望各地擁護他復位，但卻得不到一點反映。曹錕這纔醒悟過來，是大傢在觀望吳佩孚的態度。於是曹趕忙派心腹人去漢口徵求吳的意見。吳態度頗為冷淡地說：“三爺這個人在前臺是唱不好的，我看還是請他在後臺呆呆吧。等我把大局奠定，咱們再商量。”並說“好馬不吃回頭草”、“兵不再役”等語。這一來，曹錕大失所望，衹好放棄幻想。
自從吳佩孚東山再起後，便與張作霖化敵為友，拜為把兄弟，共同以馮玉祥為敵。不久，曹錕又因直魯兩軍爭奪保定，不能安身，衹得去河南投靠吳佩孚，住在開封竜亭（宋朝宮廷舊址）。他每日寫寫字，對軍政各方面仍有書信往來。張作霖常去信，依然稱呼為“親傢”、“三哥”。
1927年2月，奉係軍閥為了組織國民革命軍東進河南，渡河南下，吳佩孚自鄭州撤退而逃。曹錕衹得匆匆離開河南回到天津。曹錕回天津後，住在英租界內的19號路（現在河北路34中學），和鄭夫人及陳夫人住在一起。劉夫人不願同他們一起住，另在英租界的泉山裏自己花錢蓋了幾所小洋樓，帶着一雙兒女及傢人搬了進去。
這時的曹錕因屢遭挫折，心情鬱悶，身體狀況愈來愈差，曹傢的財權牢牢控製在其養子曹少珊手中，連曹錕也奈何不得他。為此，常常引起衆夫人及子女們的不滿和忌恨。鄭夫人生性好靜，對任何事情都不聞不問；再加上有的孩子常在外惹事生非，生活在這樣一個環境中的曹錕，其心情是不會好的。他的糖尿病越來越嚴重。據劉夫人的女兒曹士英回憶，1928年的一天，曹錕給劉夫人去信說：“慶（曹少珊的乳名）的心肝壞了，他們也不管我，我可能不久於人世了，對士英和士嵩我管得少，很覺對不住你，你要照顧好他們。”劉夫人見信寫得悲涼，又心疼又生氣。因為劉與陳夫人有矛盾，本想不管此事，但經不住母親和姐姐的勸說，她衹好找到大哥曹鎮商議。曹鎮建議劉夫人把曹錕接到泉山裏。
劉夫人怕泉山裏人多嘈雜，不利於曹錕養病，便在外面租了一所房子，接曹錕去住，又請來西醫大夫梁寶鑒、德國醫生巴勒弟給予精心治療，自己也終日守候在床邊細心照顧。幾個月後，劉夫人見曹錕的病日益好轉，便把他接回泉山裏。
曹錕的病情好轉後，心情也漸漸好起來。他每天早上起得很早，到院中練練自己編的一套虎拳，然後回到屋裏打坐練氣功。早飯後不是練書法，就是畫畫。曹錕喜愛國畫，尤其擅長畫梅花、山石、螃蟹、一筆虎等。他有一枚麯形章，上刻"一點梅花天地心"，每畫完梅花後，便蓋上這枚圖章。他還有一塊黑石圖章，上刻"萬代一如"。他畫的畫或書寫的條幅有的右上角常常蓋有一枚章，上寫"弱冠從戎服勞國傢四十年歸田年七十以後怡情翰墨之作"，右下方署別號"樂壽老人"或"渤叟"。
曹錕還常常請來一些文人墨客指導自己的書畫。齊白石和曹錕的交情甚厚，曹的圖章多是齊白石所刻，圖章側邊總留有“布衣齊璜”（璜是齊白石的字）四個字。
曹錕不僅擅長書畫，而且頗有文才。據高夫人的後人講，高夫人的女婿李伯夫是曹錕幾個女婿中最得寵的一個。一日，李伯夫請曹錕為自己新佈置的一間書房起個號，曹錕略加思索後便揮筆疾書三個大字“伯雅軒”，並配了“青鬆直上千年餘，紅鵬高翔萬裏心”的對聯一幅。
曹錕脾氣一嚮隨和，對待傢人和侍從們很少發脾氣。據曹的孫女回憶，其保姆戴媽曾對她說：“總統在世時，不管有多少大官等着見他，衹要聽說我來了，就要先召見我。”每到夏日的傍晚，曹錕院子裏常常有些窮鄰居來閑聊。這些人中有拉洋車的，也有賣菜的，還有賣大碗茶的。大夥坐在小板凳上，喝着茶水，聊着天。曹錕不讓傢人給他擺躺椅，也坐在小板凳上，光着膀子，揮動着大蒲扇，和大夥聊年景、聊行市、聊政局，談笑風生，好不自在。此時的曹錕嘗到了無官一身輕的樂趣。
他常獨自回顧自己的一生，感慨萬分。有時，聽到街上賣鳥的吆喝聲，他便命傢人把賣鳥的叫到傢中，把鳥全部買下，仔細端詳着這些圍居在籠中的鳥們，然後把鳥籠放在院子中央，打開鳥籠門，充滿愛憐地看着這些小生命爭先恐後地展翅飛嚮天空，良久地嚮鳥兒飛去的方向註視着。
曹錕晚年信佛，他常常燒香念經，還花重金買了一尊金佛放在天津"大悲院"中，並請人畫了一幅“聖跡圖”，每天朝拜。
曹錕抽大煙，但不“睏燈”，不上癮。愛聽河北梆子，每遇生日做堂會，總要點幾出河北梆子聽聽。
曹錕下野後，身邊無兵，來到泉山裏後，身邊衹有兩個侍從，一個先生（相當於秘書）。劉夫人花錢請了幾個英租界的門崗。傢中有3個老媽子及幾個丫頭，專門伺候夫人和兒女們，收拾屋子等。另外還有兩個夥夫，一個司機，一個當差的。
曹錕傢中一天到晚都有客人，齊燮元、高凌蔚、趙玉珂、吳秋舫、王璧臣、熊炳琦、楊欽山、杜錫鈞、蔡虎臣、宋哲元、肖振瀛、譚慶林、閻治堂、靳雲鵬等人是曹傢的常客。尤其是閻治堂幾乎天天來陪伴曹錕。這些人有時和曹談談政局，有時打打麻將，所以曹錕也不覺寂寞。吳佩孚與曹錕關係最厚，但他曾經宣佈過自己的"三不"（即不藉外債、不進租界、不納妾），所以衹是時常派子女前來探望曹錕。逢年過節，曹錕及劉夫人也派子女去探望吳佩孚。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東北後，矛頭指嚮華北。國民黨當局屈從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壓力，於1935年成立了“冀察政務委員會”。
一天，幾個日本人身着便裝，來到天津英租界，邀請曹錕“出山”。曹錕怕得罪日本人想開門召見，但劉夫人堵着門不許曹錕出去，並指桑駡槐高聲叫駡。日本人討了個沒趣，灰溜溜地走了。事後劉夫人歷數日本人在東北三省犯下的罪行，對曹錕說：“就是每天喝粥，也不能出去為日本人辦事。”曹錕點頭應允，同時也告誡他的一雙兒女。
日本人在曹錕傢碰壁後並不死心，又派了在“冀察政務委員會”做委員的曹錕的好友齊燮元來做說客。一天夜晚，齊燮元叩門求見。曹錕的門衛遵照劉夫人的囑咐，不予開門，從此以後齊沒有再去曹傢。
劉夫人見晚上常有日本人的說客來訪，便立下一條新規定，晚9點鐘鎖大門，不許傢人出去，也不許客人們來訪。大門鑰匙由劉夫人親自掌管。一天，高凌蔚又奉日本人之命來訪。這時曹錕正躺在炕上抽大煙，一見高凌蔚，臉色驟然大變，他把煙槍狠狠一摔，大聲吼到：“你給我滾出去！以後不許你登曹傢的門！”高凌蔚嚇得渾身哆嗦，被幾個侍從架了出去。從此，他再也不敢登曹錕傢的門了。
曹錕晚年之所以能不為金錢、地位所動，堅决不為日本侵略者做事，保持了民族氣節，除了與當時的歷史背景（直係基本上是親美英派，吳佩孚也堅决拒絶為日本侵略者做事）有關外，曹錕本人具有比較強的民族意識，另外，劉夫人亦從中起了一定作用。
在曹錕的晚年，其家庭中有兩件事對他精神上的打擊很大。
一是陳夫人所生的兒子曹士嶽同他的原配夫人袁怙貞（袁世凱的女兒）打架，曹士嶽情急之中開槍打傷了袁怙貞。袁住院後，袁傢不甘罷休。此時雖然袁世凱早已去世，但袁傢仍很有勢力，曹士嶽受控告被拘留，曹、袁兩傢打起了官司，天津各報紙也爭相報道這一"趣聞"。後來曹士嶽被劉夫人保出與袁怙貞離了婚。
這件事曹錕覺得丟了面子，每當傢人提起此事，他臉上都現出一種忿忿之情。
二是曹錕的養子、曹銳之子曹少珊雖在曹錕的兒子曹士嶽出生後不久便認祖歸宗了，但實際上他仍把持着曹錕傢的財産大權。曹錕子女們十分不滿，常為此鬧矛盾。曹錕看在曹銳的面子上，不忍心對曹少珊過於苛刻，所以他也不能左右傢裏這個亂糟糟的局面，這成了他的一塊心病，常常唉聲嘆氣，很是煩惱。
1938年5月的一天，曹錕因感冒轉成肺炎，經醫治無效，於5月17日（農歷四月十八）在天津泉山裏劉夫人寓所病故，終年76歲。
曹錕的葬禮十分隆重。吳佩孚派夫人張佩蘭赴津吊喪，吳本人則在北平身穿重孝舉哀緻悼。日本方面、國民黨方面都派人前來吊喪，並送給劉夫人大筆撫恤金，但遭到劉夫人的拒絶。
曹錕傢眷及舊部幕僚、親朋好友幾百人均披孝參加了葬禮，靈柩暫厝於天津英國公墓。
國民黨政府有感於曹錕拒絶與日本人合作，於6月14日發佈特別訓令，予以表彰，並追授曹錕為陸軍一級上將。
曹錕共有有3個兒子，即曹士嶽（陳夫人所生）、曹士岱、曹士嵩（均為劉夫人所生，士岱9歲夭折）；4個女兒，即曹x（鄭夫人所生，名字不詳）、曹士熙（高夫人所生）、曹士貞（陳夫人所生）、曹士英（劉夫人所生）。
附: 曹錕雖然在歷史上名聲更不好，為了過把總統癮，不惜大把花銀子賄賂選舉者，留下了“賄選總統”的惡名。不過他卻有着最底的底綫，那就是不當漢姦------------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華北淪陷。曹錕的老部下紛紛落水，出任漢姦政權要職。日本侵略者還千方百計地拖曹錕出來當俘虜，年邁的曹錕在劉夫人勸導下，立誓寧肯喝稀粥，也不給日本人辦事。
日本人碰壁後，派出已當上偽“華北治安軍”總司令的齊燮元前來叩門，曹錕夫婦讓傢人把他關在門外。接着河北省省長高凌蔚又奉日寇之命來訪，曹錕一見，臉色陡變，大聲吼道:“你給我滾出去，以後不許你登曹傢的門！”嚇得高凌蔚渾身哆嗦，被幾個侍從架着慌忙溜走。一代有血性的中國軍人，這些軍閥不願當漢姦------就這樣嚮國人和歷史交上了最後的試卷，為自己書寫了最後的光榮。人生有大是大非，賣國不賣國就是大是大非；每個人有做人的底綫，不當漢姦就是一個底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