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王覺溟在历史大观的作品!!! 閱讀王覺溟在小说之家的作品!!! | |||||
王覺溟具有獨特的歷史視角和敘事策略。他糅合多種文學元素書寫歷史，卻聲明他拒絶虛構；他恪守史實，卻否認存在着一個絶對客觀的歷史真實；他采用日常性和平民化的視角，思考的卻是古代中國政治架構中固有的問題和缺陷；他着眼於歷史變局中的那些血腥故事，卻嚮往一種“悲憫”的歷史觀。他說：“我發現，歷史其實就是人性在各種不同境遇中的掙紮和演出。”
為此，我稱他為顛覆傳統敘事的歷史寫作者。
歷史是人性的掙紮和演出
記者：成君憶為你的新作《喋血的權杖》作序，裏面有一句話說：“我很驚訝於他的寫作風格，居然可以把歷史寫得像散文一樣優美而富有哲理，像小說一樣麯折而感動人心。”我讀完後也有類似的感觸。我想知道，你是有意識采用這種寫法的嗎？
王覺溟：是的。我一直認為歷史與文學的分離是一種錯誤。司馬遷的《史記》之所以被譽為“史傢之絶唱，無韻之離騷”，正是得益於史實與文學性的完美結合。兩千年來，無論是在史學領域還是在文學領域，《史記》都是最具有典範意義的文本。遺憾的是，這樣一種典範性逐漸被後人所遺忘。時至今日，歷史似乎成了枯燥乏味的代名詞。事實上，在我整個閱讀生涯的早期，也就是二十歲左右的時候，歷史在我眼中也是面目可憎、令人望而卻步的。
記者：那是什麽原因讓你走進了歷史？
王覺溟：因為黃仁宇。大概在九十年代中期的時候，我讀到了《萬歷十五年》。我當時唯一的感覺就是震驚——歷史居然這麽好看，而且居然可以這麽寫！
記者：當下的歷史寫作者，似乎都繞不開黃仁宇。
王覺溟：他是一塊界碑。他的文本對後來的歷史寫作者有一種啓蒙的意義。起碼對我來講是這樣。當我獲得一種新的眼光後，歷史在我眼中不再是生産力和生産關係，不再是地名和年號，不再是農民起義和階級鬥爭，不再是道德標簽和政治臉譜，而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和你我一樣有着喜怒哀樂的人。我發現，歷史其實就是人性在各種不同境遇中的掙紮和演出。
我的文本是與古人對話的結果
記者：采用文學手法會不會傷害到歷史的真實？我發現成君憶在序言中也表達了相同的疑慮。
王覺溟：對此我可以負責任地說：不會。因為我絶不虛構。無論是時間、地點、人物、對話，還是事件和情節，我都嚴格地遵循史實。我衹不過是采用了多種文學體裁的表現元素，然後“情境化”地再現歷史而已。我的敘事始終面對的是固有的歷史文本，而不是任想象力毫無節制地馳騁。但有一點不可否認，我的寫作也是個人閱讀體驗的一種表達和還原。它不可避免地帶有我個人的價值立場、思想觀點、感情色彩和審美趣味。然而這也正是我寫作本書的意義所在。倘若讀者僅僅是要獲取歷史知識，那他大可以直接去閱讀歷史原典，或者去看白話本。英國歷史學家卡爾說，歷史是現在與過去之間永無止境的問答交談。我認為我的文本正是與古人對話的結果。
記者：可是，你如何把握個人創作與歷史真實之間的界限？
王覺溟：我的標準其實也是中國史學一直以來的一個傳統，那就是“文惟恐其不出於己，史惟恐其不出於人”。也就是說，在敘事策略、語言風格、所采用的視角、所傳達的理念上，我肯定是以我自己的方式去把握的，可一旦涉及史實，那就要對史籍進行細緻嚴謹的爬梳考辨，不敢說字字有來歷，但絶大部分應該是經得起檢驗的。
換句話說，倘若“文不出於己”，那就變成了白話翻譯；倘若“史不出於人”，那就變成了戲說歷史，這都不符合我的本意。
絶對的歷史真實在“炮彈坑”
記者：關於“歷史真實”的話題，我想再“糾纏”一下，我覺得這可能也是很多讀者的共同問題。我記得西方一個歷史學家說過這麽一段話：“正因為歷史上的事物是從前的，是不可輓回、不可改變、不可重複的，所以它的客觀真實性是有保證的：它不會因任何意圖而改變”。你如何看待這段話？也就是說，你是否認為存在着一個絶對客觀的歷史真實？
王覺溟：不。不存在這麽一個絶對客觀的歷史真實。因為歷史從來不可能是關於過去一切事物的一幅全息影像，而衹能是人們對過去的事情進行選擇和記錄的結果。打個比方，給你今天一天之內全世界出版的報紙，讓你寫出單獨這一天的歷史，你會怎麽做？你當然不可能把所有的事實全部裝進去。所以，你衹能選擇。你衹能有意識地突出一小部分事實，然後無奈地放棄絶大多數事實。所以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纔會說：“在某種意義上，歷史事實是人為的——它是人們從原始材料中選擇出來的結果。即使是一塊磚頭，也是人們從這個世界的泥土中選擇出來的東西。”
更何況，歷史是代代傳承的，很多歷史的記錄者和編纂者，都不在他們所記錄和編纂的那些歷史事實的現場。即便是在現場，不同的人觀察出來的事實也是不盡相同的。對此，法國歷史學家布洛赫曾經講過他自己的一個親身經歷。二戰時期，法國淪陷，布洛赫參加了地下抵抗組織。有一次夜行軍時，從隊伍的前方傳下來一句話：“註意！嚮左有炮彈坑！”這句話傳到最後一個士兵那裏，變成了“註意！嚮左！”結果那個人就掉進了彈坑。可見所謂的“現場”多麽地靠不住，也可見信息在時空中的傳遞，往往會發生多麽令人意想不到的扭麯和變化。
所以，那些固執地相信存在着絶對客觀的歷史真實的人，其實都無一例外地掉進了“炮彈坑”，衹不過他們不自知罷了。在我看來，無論我們出於怎樣美好的願望，我們所能追求的，也衹是一種“相對”的歷史真實。
因為懂得，所以慈悲
記者：你在《喋血的權杖》後記裏面說：“本書是一部權力的歷史，是一部權力在非常狀態下更迭交替的歷史。”為什麽選擇了這麽一個題材？
王覺溟：我前面說過，我眼中的歷史就是人性的演出。而中國歷史上置身於權力巔峰的那些人，無論是皇帝，還是宗室、大臣、宦官、外戚，幾乎無時無刻不在圍繞着最高權杖進行你死我亡的較量。所以，當每一度重大的政變爆發時，便是人性的假面與真相同時出場的時候，也是人性的隱密和皺褶徹底打開的時候，更是人的力量、膽識、權謀、智略、欲望、夢想、愛與恨、快意與悲情全都聯袂站在聚光燈下的時候……我在《後記》裏面也說過，用當下的目光和語詞，靜靜地考量並呈現它們，會是饒有興味的一件事。
記者：你認為除了表現手法之外，你的歷史寫作與傳統最大的區別是什麽？你希望傳達給讀者什麽？
王覺溟：視角。我采用的是一種日常性和平民化的視角，對筆下的人物寄予一種同情的理解。我盡量把自己置身於他（她）們的境遇中，與他們展開對話，同時進行思考和言說。對於古人，我無意於對他們進行過多的論斷和評價，而是傾嚮於體驗和感受他們的內心世界。成君憶先生在序言裏引用了張愛玲的一句話：因為懂得，所以慈悲。我希望自己能夠走嚮這種“悲憫”的歷史觀。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另外，除了聚焦權力旋渦中的人性，讓讀者更多地理解古人之外，我希望讀者能透過這些歷史人物的命運，看出中國兩千年的政治架構、或者說權力的遊戲規則中固有的那些問題和缺陷——為什麽中國歷史不斷地改朝換代，可那些血腥而殘忍的故事永遠在周而復始的上演？為什麽那麽多不同時代的形形色色的人，一旦介入權力中樞，發生在他（她）們身上的悲劇便如出一轍？為什麽人們始終在關註權力，卻從不關註權力誕生的規則？
我希望與讀者一起，通過這樣的審視，喚醒一些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