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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司馬遷在历史大观的作品!!! | |||
司马迁司馬遷生卒年代，史無明文。近人王國維《太史公行年考》認為司馬遷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大約卒於漢昭帝始元元年（前86年），享年60歲。據說司馬遷傢自唐虞至周，都是世代相傳的歷史傢和天文傢。司馬錯是秦惠王時伐蜀的名將，司馬昌是秦始皇的鐵官，到了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又做漢武帝的太史令，恢復了祖傳的史官恆業。
司馬遷的少年時代，“耕牧河山之陽”。司馬遷在這“山環水帶，嵌鑲蜿蜒”（《韓城縣志序》）的自然環境裏成長，既被山川的清淑之氣所陶冶，又對民間生活有一定體驗。
十歲，司馬遷隨父親至京師長安，得嚮老博士伏生、大儒孔安國學習；傢學淵源既深，復從名師受業，啓發誘導，獲益不淺。這個時候，正當漢王朝國勢強大，經濟繁榮，文化興盛的時候，張騫奉使通西域，衛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漢武帝設立樂府……；也是司馬遷在京城裏豐富見聞，熱情迸發的時候。
大約二十歲，司馬遷開始外出遊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睏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回到長安以後，做了皇帝的近侍郎中，隨漢武帝到過平涼、崆峒，又奉使巴蜀，他到得最南邊是昆明。
元封元年（前110年），漢武帝舉行大規模的巡行封禪，步騎十八萬，旌旗千餘裏，浩浩蕩蕩。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是史官，本應從行，但病死在洛陽。司馬遷接受了父親的遺志，趕到泰山，參加封禪，隨後沿着東海，繞道長城塞外回到長安。
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馬遷三十八歲時，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機會閱覽漢朝宮廷所藏的一切圖書、檔案以及各種史料的機會，他一邊整理史料，一邊參加改歷。等到太初元年（前104年），我國第一部歷書《太初歷》完成，他就動手編寫《史記》。
天漢二年（前99年），李陵出塞攻打匈奴戰敗被俘，司馬遷替李陵說了幾句解釋的話，觸怒了漢武帝，把他投下監獄，第二年漢武帝殺了李陵全家，處司馬遷以宮刑。宮刑是個大辱，污及先人，見笑親友。司馬遷在獄中，又備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棰，幽於圜墻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司馬遷《報任安書》）幾乎斷送了性命。他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多年搜集資料，要寫部有關歷史書的夙願，因此為了完成《史記》的寫作，忍辱負重，苟且偷生，希圖出現一綫轉機。
太始元年（前96年）漢武帝改元大赦天下。這時司馬遷五十歲，出獄後當了中書令，在別人看來，也許是“尊寵任職”，但是，他還是專心緻志寫他的書。直到徵和二年（前91年）全書完成，共得130篇，52萬餘言。
生平
直言受宮刑
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正當司馬遷全身心地撰寫《史記》之時，卻因李陵事件，而受到宮刑。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寵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師將軍李廣利領兵討伐匈奴，另派李廣的孫子、別將李陵隨從李廣利押運輜重。李陵帶領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軍深入瀎稽山，與單於遭遇。匈奴以八萬騎兵圍攻李陵。經過八晝夜的戰鬥，李陵斬殺了一萬多匈奴，但由於他得不到主力部隊的後援，結果彈盡糧絶，不幸被俘。
李陵兵敗的消息傳到長安後，武帝本希望他能戰死，後聽說他卻投了降，憤怒萬分，滿朝文武官員察言觀色，趨炎附勢，幾天前還紛紛稱贊李陵的英勇，現在卻附和漢武帝，指責李陵的罪過。漢武帝詢問太史令司馬遷的看法，司馬遷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見風使舵的大臣，盡力為李陵辯護。他認為李陵平時孝順母親，對朋友講信義，對人謙虛禮讓，對士兵有恩信，常常奮不顧身地急國傢之所急，有國士的風範。司馬遷痛恨那些衹知道保全自己和傢人的大臣，他們如今見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誇大其罪名。他對漢武帝說:"李陵衹率領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軍奮戰，殺傷了許多敵人，立下了赫赫功勞。在救兵不至、彈盡糧絶、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仍然奮勇殺敵。就是古代名將也不過如此。李陵自己雖陷於失敗之中，而他殺傷匈奴之多，也足以顯赫於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尋找適當的機會再報答漢室。"
司馬遷的意思似乎是二師將軍李廣利沒有盡到他的責任。他的直言觸怒了漢武帝，漢武帝認為他是在為李陵辯護，貶低勞師遠征、戰敗而歸的漢武帝李夫人的哥哥李廣利，於是下令將司馬遷打入大牢。
據漢朝的刑法，死刑有兩種減免辦法:一是拿五十萬錢贖罪，二是受"腐刑"。司馬遷官小傢貧，當然拿不出這麽多錢贖罪。腐刑既殘酷地摧殘人體和精神，也極大地侮辱人格。司馬遷當然不願意忍受這樣的刑罰，悲痛欲絶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殺。可後來他想到，人總有一死，但"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死的輕重意義是不同的。他覺得自己如果就這樣 "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無價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孫臏等人，想到了他們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驕人成果。司馬遷頓時覺得自己渾身充滿了力氣，他毅然選擇了腐刑。面對最殘酷的刑罰，司馬遷痛苦到了極點，但他此時沒有怨恨，也沒有害怕。他衹有一個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史記寫完，"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正因為還沒有完成史記，他纔忍辱負重地活了下來。
發憤著《史記》
司馬遷從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為太史令後開始閱讀、整理史料，準備寫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1年)基本完成全部寫作計劃，共經過十六年。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艱苦的勞動，並忍受了肉體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個生命寫成的一部永遠閃耀着光輝的偉大著作。
《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司馬遷撰。全書包括十二"本紀"，三十"世傢"，七十"列傳"，十""，八 "書"，共五個部分，約五十二萬六千多字。記述了從傳說中的黃帝至漢武帝太初年間上下三千年的歷史。它同時也是一部文學名著，是中國傳記文學的開創性著作。它的主體部分是本紀、世傢和列傳，其中列傳是全書的精華。
司馬遷撰寫史記，態度嚴謹認真，實錄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寫的每一個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都經過了大量的調查研究，並對史實反復作了核對。司馬遷早在二十歲時，便離開首都長安遍踏名山大川，實地考察歷史遺跡，瞭解到許多歷史人物的遺聞鐵事以及許多地方的民情風俗和經濟生活，開擴了眼界，擴大了胸襟。漢朝的歷史學家班固說，司馬遷 "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也就是說，他的文章公正，史實可靠，不空講好話，不隱瞞壞事。這便高度評價了司馬遷的科學態度和史記的記事翔實。
司馬遷要堅持"實錄"精神，就必須面對現實、記錄現實，這就不可避免地會發生"忌諱"的問題。可是他在給人物作傳記時，並不為傳統歷史記載的成規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對歷史事實的思想感情記錄。從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貴族，到將相大臣，再到地方長官等等，司馬遷當然不會抹殺他們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們的腐朽、醜惡以及對人民的剝削和壓迫。尤其揭露了漢代統治階級的罪惡。他雖是漢武帝的臣子，但對於他的過失，司馬遷絲毫沒有加以隱瞞，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當時盛行的封禪祭祖、祈求神仙活動的虛妄。在《封禪書》中，他把漢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計祈求不死之藥的荒謬無聊行為淋漓盡致地描繪了出來。
司馬遷想為封建統治者提供歷史的藉鑒作用，反映的是真實的歷史，這是非常可貴的。本着實錄的精神，司馬遷在選取人物時，並不是根據其官職或社會地位，而是以其實際行為表現為標準。比如，他寫了許多諸如遊俠、商人、醫生、倡優等下層人物的傳記。在司馬遷心目中，這些人都有可取之處。司馬遷首創了以人載事，始終敘述一個人生平事跡的寫法。着重寫其"為人"，並註意其"為人"的復雜性，是司馬遷的筆法。他在作傳時，把自己的看法寓於客觀的事實敘述之中，來表示自己對人物的愛憎態度。比如項羽這個人物，司馬遷同情他，以非常飽滿的熱情來寫這位失敗英雄。他既稱贊項羽的驍勇，又對他的胸無大志、殘暴自恃作出批評。可是，在《項羽本紀》中，司馬遷並沒有發議論，但是他對項羽的愛憎態度卻於敘事之中明顯地表現了出來。這便是司馬遷作傳的最大特點，即真實性和傾嚮性的統一。
愛憎分明
司馬遷愛憎分明的感情在史記當中表現得非常充分。他高度評價了秦末農民大起義。陳涉出身貧農，是農民起義的領導者，可司馬遷卻將他和諸侯並列，放在"世傢"當中來敘述。對於一個封建史學家來說，能做到這一點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將陳涉和古代有名的帝王--商湯和周武王相提並論，同時明確地指出，衹要封建帝王暴虐無道，人民就有權利起來推翻他。陳涉領導的這支農民軍雖然沒有取得成功，但卻掀起了波瀾壯闊的秦末農民戰爭，最後終於推翻了秦朝的無道統治。對陳涉首先起義、推翻秦朝的歷史功績，司馬遷是完全持肯定態度的。
對於歷史上許多忠於祖國、熱愛人民的英雄人物，司馬遷也大加贊賞。他當年遊歷時，曾到過湖南長沙北面的汨羅江，並在江畔憑吊了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這次憑吊極大地影響了司馬遷，他的心靈中深深地印入了屈原的詩篇和一生的遭遇。在給屈原作傳時，他認為屈原可以同日月爭輝，並憤怒地譴責了楚國貴族統治者不辨忠姦的醜惡行徑。當年，司馬遷還曾到湖南零陵郡瞻仰舜的葬地，對舜的事跡作了實地考查。後來在寫史記時，他便把舜的事情寫在《五帝本紀》裏，贊揚他憂國憂民的高貴品質。司馬遷也非常推崇"完璧歸趙"和"將相和"故事中的主人公--藺相如和廉頗，對他們的愛國行為大加贊賞。
在《史記》中，司馬遷還歌頌了那些為了反抗強暴，置自身性命於不顧的刺客以及救人急難、見義勇為的遊俠。比如"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荊軻，為報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不惜衹身刺秦王，最終血濺秦廷。司馬遷對這些人物進行大膽的歌頌，實際上便是對勞動人民的同情，贊賞人民反抗強暴的願望。司馬遷對名醫扁鵲、諄於意等有益於人民的人，用很長的篇幅記錄了他們的生動事跡和醫學理論。這些人在當時都沒有社會地位，可在司馬遷的心目中，他們遠比某些王侯將相高貴。
對封建統治者的醜惡面貌，司馬遷也有比較深刻的認識，並無情地揭露了統治階級的罪惡。比如《酷吏列傳》一共為十個殘暴冷酷的官吏作傳，其中漢武帝的臣子就有九人。漢武帝當時重用張湯，而"湯為人多詐，舞智以禦人。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王屬交私"。所謂"乾沒"，即空手得到的意思。這裏描寫的是張湯為小吏時好用計謀以製服人的情況。張湯得勢後，與趙禹一起製定了各種殘的法令，其中有一條叫"腹誹之法"，即不管有罪與否，衹要被指控為對朝廷心存不滿，就可以據此治罪。張湯不僅善於巧立法令名目，而且還會迎合漢武帝的心意去處置"犯人"。在他的主持下，往往一個案件會使無數人傢受到牽連，以致殺人如麻，視人命如草芥。這些人的罪惡活動都被司馬遷記錄了下來，他便是通過這些對漢武帝時期專製統治的殘酷和黑暗加以暴露和控訴的。
司馬遷的進步歷史觀和敢於揭露帝王過失的大膽作風值得肯定。對於歷史的演進過程，他的思想也比較完整。他在給予歷史正確的評價後，又充分肯定了歷史是不斷發展進化的這一結論。
史傢絶唱
魯迅先生曾說，＂《史記》是史傢之絶唱，無韻之《離騷》＂。也就是說，作為一部規模宏大、體製完備的中國通史的《史記》，同時也是一部非常優秀的文學作品。
在司馬遷的筆下，篇幅不多的文字就能非常生動地刻畫出一個歷史事件或一個歷史人物。例如，對《田單列傳》中田單防守即墨城的描寫。田單用了六條妙計大勝燕國，使齊國得以恢復。"火牛陣"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條計策。晚上，田單將紫紅色的帶有竜紋的布帛披在一千多頭大牛身上，又在其角上綁上鋒利的刀劍，用油浸透它們的尾巴，再用火點着。於是，一千多頭牛帶着熊熊火焰，像怪獸一樣衝進了燕兵的陣地。而齊國士兵也拿着武器衝嚮了敵人，還有一些人敲鑼打鼓，高聲喊叫，以壯聲勢。摸不着頭腦的燕兵嚇得爭相而逃，結果被殺得丟盔棄甲，燕兵的屍體遍布於戰場上，齊國大獲全勝。司馬遷雖着墨不多，可"火牛陣"就如一幅圖畫一般出現於讀者的腦海中。
司馬遷還栩栩如生地刻畫了不同類型的歷史人物。他對西楚霸王項羽的描寫非常精彩。巨鹿戰役中，項羽率領大軍渡河，然後沉掉所有的船衹，並下令衹允許帶三天的糧食，這便形象而又具體地刻畫了項羽破釜沉舟、與秦軍决一死戰的决心和氣概。項羽的軍隊一個抵十個，消滅了數量上遠遠超過自己的秦軍，在推翻強秦統治的戰爭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項羽在戰鬥結束之後，召見各路將領，當他們進入項羽的轅門時，沒有一個人敢擡起頭走路。這是對項羽威風的描寫。對項羽被圍的場景，司馬遷描繪得更是感人。項羽慷慨而歌:"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司馬遷通過這歌聲，完全刻畫出了這位英雄在失敗以後時慷慨悲壯，而又無力輓回失敗命運的復雜心情。接下來，司馬遷又對項羽突圍後，在東城决戰時的勇猛作了描繪。當時項羽衹剩下二十八個騎兵，當幾千名追兵迫近時，項羽圓睜雙目，怒喝一聲，把漢軍嚇得後退了好幾裏。看到這樣的描寫，不禁使人覺得這位失敗的英雄似乎就在眼前。
再如，司馬遷描寫漢高祖入關時與民衆約法三章，充分表現出了一個政治傢的風度。而漢高祖也具有好謾駡的流氓習氣和隨機應變的性格。有一回，韓信給漢高祖寫信，要求封自己為假齊王。漢高祖非常生氣，剛想發作，張良卻在一旁暗示他別發作，他立即轉過口風說:"大丈夫平定諸侯，要做就做真王，做什麽假王呢？"這裏用字也不多，卻活靈活現地刻畫出了漢高祖善於隨機應變和玩弄權術的性格。
司馬遷在書中的敘述語言非常生動，人物形象鮮明。他廣泛采用口頭流傳的諺語、成語、歌謠，而且不回避方言土語。他的語言是一種接近口語的"方言"，通常敘述和人物對話和諧一致，雖明快但含蓄，話外有音，值得玩味;繁復而簡潔，不拘一格，各得其所，一般都為人物特徵的描寫服務。他刻畫人物說話口吻的描寫最令人玩味，充分表現了人物的精神態度。為了突出人物形象，他還常常適當地強調、誇張。比如，《高祖本紀》:"(五年)正月，諸侯及將相共請尊漢王為皇帝。...... 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為便，便國傢。，"這一段漢高祖讓帝位的話，是直接模擬當時的口語，生動形象地反映了漢高祖惺惺作態的樣子，讀完不禁覺得漢高祖說話的情景就在眼前似的。再者，司馬遷使用古史資料時，一般以當時通用語翻譯古語。如《五帝本紀》寫堯舜的事跡，取材於今文《尚書•堯典》，把書中的"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允釐百工，庶績鹹熙"等語，翻譯為"百姓如喪父母，三年四方莫舉樂"、"信傷百官，衆功皆興"等，譯文與原文相比較，就會發現更容易讀懂。史記的人物傳記之所以這麽出色，是與司馬遷駕馭語言的高超能力分不開的。
一個人在遭到無辜的迫害以後，通常有兩種選擇: 要麽悲觀消沉，要麽發憤圖強。而司馬遷選擇了後一條路。他秉着"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傢之言"的目的，將自己心中所有的"憤"全部傾註到史記的創作中去。司馬遷獨創了中國歷史著作的紀傳體裁，開創了史學方法上全新的體例。司馬遷以個人傳、紀為形式，以社會為中心記載歷史，為後人展示了一部規模宏大的社會變遷史。無論在歷史上還是文學上，司馬遷都取得了光輝的成就。
他那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崇高的人格將永遠閃耀着不朽的光芒。
祠墓
司馬遷祠墓坐落在韓城市南 10公裏芝川鎮的韓奕坡懸崖上，始建於西晉永嘉4年。1982年2月，國務院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位。司馬遷祠墓建築自坡下至頂端，依崖就勢，層遞而上。登其巔，可東望滔滔黃河，西眺巍巍梁山，南瞰古魏長城，北觀芝水長流，可謂山環水抱，氣象萬千。壯觀的自然形式和秀麗的風光，映襯出司馬遷的高尚人格和偉大的業績。
祠墓建築群自下至上迭有坊矗立。坡下東北方竪一木牌坊係清代重建，上書“漢太史司馬祠”六個大字。由此沿坡上行，經太公廟至岔道口，坡南有平臺之地，建有新遷的元代建築“禹王廟”、“彰耀寺”、“三聖廟”等，現已闢為展室。自岔道而上，又有一牌坊，係元明建築物，上書“高山仰止”四字，喻司馬遷德高如山，世人至為敬仰，從此迤邐而上，牌坊上書“河山之陽”四字，語出《太史公自序》遷生竜門，耕牧河山之陽。走完99級臺階登道就進入了祠院，祠院大門上書 “太史祠”寢宮，古柏參天，環境幽靜，置身其中，如登青雲，如臨仙境。
憶古思今
中國歷史悠久，史籍浩如煙海，歷史內容豐富多彩，歷史人物風姿萬千。我們中華民族有一部令子子孫孫為之驕傲、為之神往的歷史。當然，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對於每一個人來說，面對悠久而豐富的歷史，究竟怎樣去瞭解它、認識它並從中獲得教益，受到啓迪與鼓舞？這就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了。看來，怎樣讀史，確是值得認真思考、認真研究的。依我的膚淺看法，首先是瞭解和認識最基本的歷史事實和歷史過程，其次是着眼於從歷史中獲得思想上的啓示。這種啓示，一是可以通過對歷史事實和歷史過程的認識而獲得，一是可以從歷代史學家對歷史和史學的評論中去發掘。這兩個方面都很重要，而對於後一個方面我們似乎還有許多事情可做，還有許多問題需要進一步去深入思考。
中國歷史上每一個有責任感的、有成就的史學家，都會以他們的心血凝聚起來的思想，留給後人許多有益的啓示。對此，我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太史公司馬遷。司馬遷寫的《太史公書》--後人稱作《史記》，一方面展示了他那時的一部輝煌的中國通史，一方面凝聚了他對史學和歷史的深刻的理解與認識。2000多年來，贊嘆它、研究它的人不絶於時，證明它有巨大的魅力和不朽的地位。對於這樣一部宏偉的歷史著作所展示的歷史長捲來說，在歷史運動中的個人，都扮演着怎樣的角色呢？這些角色和他們所活動的歷史舞臺及其背景，對今天的人們有些什麽樣的重要啓示呢？對於這樣的問題，不同時代的人都會有他那個時代的思想範圍內的一些認識，而從不同角度看問題的人也會有屬於他那個領域或視角範圍內的一些認識，這是一部說不盡的"史傢之絶唱"。儘管如此，在太史公的深邃的思想領域中，必有一些最根本的、對不同時代的不同的人們來說都是十分重要的思想觀念。
比方說，人們為什麽要學習歷史？人們應該用什麽方法或態度對待歷史和現實的關係？這是有關社會公衆同歷史學之關係的最根本的問題，直至今天，還不斷有人提出類似的問題來。其實，關於這個問題，太史公早已作了精闢的回答。他寫道："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緄乎？"（《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這幾句話是非常深刻、非常重要的。第一，他指出現實中的人們之所以要瞭解歷史、認識歷史，是把歷史作為現實的一面鏡子來看待，加以對照，作為藉鑒，既不是把歷史與現實等同起來，也不是要現實去模仿歷史，二者是不應當混同的。這是明確地指出了古今的聯繫和區別：因有聯繫，故可"自鏡"；因有區別，故"未必盡同"。第二，他指出了以往帝王"各殊禮而異務"，他們的制度、政策往往是不同的，但都是要達到治理國傢的根本目的。可見"自鏡"决不是混同古今。這兩點，很辯證地闡明了"居今之士"何以要"志古之道"。可見，拒絶歷史經驗，是愚昧的；生搬硬套歷史經驗，也是不高明的。
又如，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是否有自身的法則（即今天我們所說的規律）？如果有的話，人們認識這種法則有什麽意義？這是人們學習歷史、研究歷史一個帶根本性質的問題，而首先是認識歷史之本質屬性的一個帶根本性的問題。應當坦率地承認，這也是千百年來人們為之爭論不休的問題之一。這個問題，太史公司馬遷也觸及到了。他從對社會經濟生活的考察中，得到了如下的認識?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史記·貨殖列傳》序）這是把耕種、開採、加工、交換，以及交換中的貴賤變化等人們的分工及相互關係，視為符合於"道"的自然現象。太史公在講到類似的經濟現象時還說："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又說："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史記-平準書》後論）他認識到：事物發展到極盛就會轉嚮衰落，有利的客觀形勢發展到了頂頭也會轉嚮不利的方面，這是各種事物之間的相互影響、衝突而造成的，是沒有什麽值得奇怪的。顯然，人們能夠認識到這一點，其重要意義不僅在於對過往歷史有一個大致正確的看法，而且還在於對現實的歷史運動和未來的歷史前景，會有比較清醒的認識和比較客觀的態度。
再如，歷史運動主要是由人的活動組成的；離開了人的活動也無從討論人類社會歷史運動的各種問題。那末，作為一個個體的人，究竟應當在歷史活動中扮演什麽角色呢？這不僅涉及到人對自身生命價值的認識，還涉及到作為個體的人在社會生活、歷史運動中所具有的價值。歷史上的思想傢、教育傢們對此有種種說法，都給人以有益的啓迪。他們所論大多是理性的闡說，這無疑能夠提高人們的認識，豐富人們的精神世界。在這方面，太史公從史學家的角度，冷靜地觀察那些經過歷史潮流洶涌澎湃衝刷之後（如大浪淘沙之後），仍然沒有逝去的歷史人物，並對他們的精神世界、社會活動進行分析和綜合，從而提出了撰寫歷史人物的基本原則；這原則既是太史公評價歷史人物的標準，又是他告誡後人如何做人的準則。太史公在綜論他為《史記》作人物列傳時是這樣說的："扶義倜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史記-太史公自序》）" 扶義倜儻"，主要是講德行、風采；"不令己失時"，是講善於把握時機、機遇；"立功名於天下"，是講以天下為己任的事功目標。顯然，在太史公看來，他所要寫進《史記》的歷史人物，一般都是屬於這種類型的人。然而，太史公卻又並不是用絶對的觀點來對待這個準則的；他的史筆之下，也活畫出一些世儈小人，而正因為有這些人的存在，纔更襯托出那些寫入歷史書的傑出人物的真正本色。從這裏，我們也可以看到，所謂"扶義倜儻"等等，這正是太史公所希望於後人的，後人應以為"自鏡"，做一個正派的、適應歷史潮流的、有益於天下的人。
太史公司馬遷的《史記》一書，留給後人許多啓示；這些啓示大多同具體的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結合在一起，這是《史記》之所以受到後人傳誦、崇敬的主要原因。這裏所舉出的三個方面的啓示，着重於人們為什麽要重視歷史、認識歷史、記住歷史上的經驗教訓，歷史演進的法則何在，在歷史演進中人應當有什麽作為等問題。這些問題，不僅在司馬遷時代，在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是帶有根本性質的問題；就是在當今，也仍然是帶有根本性質的問題。總起來說，任何時代的人們，在認識與處理歷史與現實的關係上，在對待史學與社會及人生的關係上，都可以從《史記》中得到必要的啓示。
補充資料
補註1：司馬遷出生年份的爭論
前145取自《太史公自序》的《正義》，所依據的是唐代張守節《正義》註稱：“太初元年，遷年42歲。”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往上推42年，則是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王國維，梁啓超等主此說。前135取自《太史公自序》的《索隱》，依據晉代張華《博物志》稱“大夫司馬遷，28歲古六月乙歲卯，石也”。也就是說，漢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馬遷升為太史令，年28歲，由此上推二十八年，即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應為司馬遷生年。郭沫若等主此說。一般采用前說。
持“建元六年說”者，千方百計證明《博物志》是對的，而認為張守節《正義》的記載是錯誤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幾點：其一，《博物志》該條所錄的是漢代記籍簿，它記載着司馬遷的姓名、年齡、居住地、官爵、拜官年月和俸祿等等。如此詳細而真切，是錄自漢代文書，其真實無疑。這是一種原始材料，它的價值遠遠超過一般史書中的材料。其二，司馬遷《報任安書》中有一句話：“今僕不幸早失二親。”如按《正義》所言司馬遷生於景帝中元五年，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其父司馬談死時，司馬遷應是36歲。按常理，36歲死去父母說不上“早失二親”。如按《博物志》所言，司馬遷生於武帝建元六年，即26歲父死，說早失父母尚說得過去。其三，司馬遷《報任安書》作於徵和二年（公元前91年），如果他生於景帝中元五年，這一年應是55歲，他做郎中是在20歲左右邀遊各地回來後的事，那麽，他應該說待罪輦轂下30餘年了。顯然，司馬遷不會連自己做過的事都記不清楚。衹有晚生10年，即武帝建元六年，纔符合其說。
持“景帝中元五年說”者除依據張守節的《正義》外，還提出以下幾個問題或論據。其一，王國維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認為後人引用《博物志》所以年“二十八” 應是“三十八”之誤。《正義》註稱太初五年，司馬遷“處四十二”是正確的。其二，根據〈史記•遊俠列傳〉所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下令將各地毫強和資財三百萬緡以上的富戶遷往茂陵，郭解財産不多，也被強行遷徙，司馬遷也見到郭解，他說：“吾觀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采者。”若司馬遷生於建元六年，當時年僅九歲，决不可能對人有如此深刻的觀察和心理活動。如果按司馬遷生於景帝中元五年，年齡為十九歲，似更合適。其三，根據《漢書•儒林傳》，司馬遷曾嚮孔安國學習古文，然據《史記•孔子世傢》和《資治通鑒》，孔安國在元朔二年為博士，元朔二年司馬遷年方九歲，一個九歲的孩子是不可能去太學嚮一個經學大師求教和商量問題的；如果生於景帝中元五年，此年十九年，似較合理。司馬遷生平經歷的爭議很多，出生年代是爭論最多的。
司馬遷擔任的太史公是崇天迷信的漢武帝設立的，具體職權不同於西漢漢宣帝以後到東漢時期的太史令集解如淳曰：“漢儀註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漢書》記載：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他的女兒是漢昭帝丞相楊敞夫人，《漢舊儀》、《西京雜記》等記載直到漢宣帝時候，太史公這個職務纔不再由司馬遷子孫擔任，所以也有認為司馬遷沒有被漢武帝判處宮刑，漢武帝這樣迷信的皇帝不會把自己為崇天敬神設立的太史公下蠶室。很多史料也記載李陵衹是司馬遷薦舉任職，而司馬遷可能在李陵投降匈奴以前就去世了。司馬遷在漢武帝時期擔任太史公兼中書令，去世後他的子孫依然以世官擔任太史公，直到漢宣帝時期廢除太史公，降為太史令，取消了司馬氏世官太史的地位。
補註2：司馬遷出生地的爭論
《太史公自序》雲：“遷生竜門，耕牧河山之陽。”此竜門在何處，歷來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說在今陝西韓城，一說在今山西河津縣。
最早持陝西韓城說者是唐代的張守節，他在《史記》“正義”中說：竜門山在夏陽縣(今韓城)。同時，韓城鬼東鄉徐村住有馮、同二姓，均自認為是太史公後裔。他們自稱，原本為司馬姓氏，因為司馬遷受宮刑，後人感到不光彩，改了姓氏：在司馬的“司”字左邊加一竪，成為“同”字；在“馬”字左邊加兩點，成為“ 馮”字，並列陝西韓城芝川鎮司馬遷廟為佐證。
持山西河津縣說者認為，自古以來，竜門(包括竜門山、禹門口)都記載在山西河津縣。黃河自西北而東南出禹門口，急轉彎由北而南流去，正是司馬遷所說的 “耕牧河山之陽”的地方。據悉此處曾有“漢太史司馬故裏”碑，衹可惜此碑興修水利時被毀之。而且現在該村仍有司馬姓氏的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