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在上海勞動大學讀過書，1928年開始寫作，1934年參加“左聯”，同年加入中國共産黨。抗戰爆發後作為戰地記者走遍華北前綫，1939年到延安，任教於魯迅文學藝術學院，後主編《解放日報》文藝副刊。1942年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1946年去東北參加土改工作。新中國成立後創作了大量描寫農村新人新貌的小說和散文。1979年9月25日因病去世。他的小說清新秀麗，別具一格，擅長描寫農村中的生活，鄉土氣息濃厚，為讀者所喜愛。

1949年，他當選為全國文聯委員。新中國成立後，曾任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作協理事、湖南省文聯主席、第五屆全國政治協商委員會委員等職   。

2019年9月23日，周立波長篇小說《山鄉巨變》入選“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說典藏”。 


 

1908年8月9日，周立波出生於湖南省益陽縣（今益陽市高新區）鄧石橋清溪村（對於家乡，他曾作詩“說是清溪沒有溪，田塍道上草凄凄。山邊大樹迎風嘯，村外機車逐鳥啼”）的一個私塾教師家庭，他原名周紹儀，“立波”是他取“自由”的英文“liberty”給自己起的筆名。

1924年秋考入長沙省立第一中學，在師長王季範、徐特立等影響教育下，思想追求進步，喜愛新文學。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後，輟學回縣在高小任教。

1928年春隨周起應(周揚)到上海，參加革命互濟會活動。

1929年，周立波考入上海勞動大學社會科學院經濟學係。

1930年加入左翼戲劇傢聯盟   。

1930年春因散發傳單，他被校方開除。不久返鄉，開始從事文學寫作和翻譯。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周立波到上海神州國光社當校對員。

1932年因參加工人罷工被捕入獄。

1934年7月被保釋出獄。後在上海參加中國左翼作傢聯盟。

1935年1月加入中國共産黨。負責編輯左聯秘密會刊，任中共左聯黨團成員，並任《時事新報》副刊《每周文學》編輯。他積極從事左翼文藝運動，翻譯了《被開墾的處女地》《秘密的中國》，譯著近百萬字。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赴華北抗日前綫八路軍前方總部和晉察冀邊區參加抗日戰爭工作，任戰地記者，寫出報告文學與散文集。

1938年鼕到湖南沅陵參與地下黨領導工作，並參加編輯《抗戰日報》。

1939年5月被周恩來調到桂林，任《救亡日報》編輯，並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桂林分會籌備委員。同年12月到達延安，任魯迅藝術文學院編譯處處長兼文學係教員，被選為陝甘寧邊區文化界救亡協會執行委員、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理事。

1942年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

1944年任《解放日報》社副刊部副部長並主編文藝副刊，同年鼕任八路軍南下第一支隊司令部秘書，隨軍南徵。

1945年，日本侵略軍投降後，周立波任中原軍區《七七日報》《中原日報》社副社長。

1946年後被調往東北，先後任中共區委宣傳委員、鬆江省委宣傳處處長等職，參加土地改革運動，並編輯《鬆江農民報》。

1947年開始創作其最重要的作品《暴風驟雨》。

1948年調任東北文協《文學戰綫》主編。

1949年7月被選為全國文聯和全國文協委員。

他的長篇小說《暴風驟雨》和參與編劇拍攝的《解放了的中國》影片，先後獲得斯大林文學奬金，《湘江之夜》獲全國短篇小說一等奬；周立波還是一位傑出的社會主義鄉土文學作傢。

1955年至1965年，他回家乡創作了長篇小說《山鄉巨變》和20多篇鄉土短篇小說開創了鄉土文學的新主題、新風格，與同時期的著名鄉土作傢趙樹理享有“南周北趙”之美譽。

1979年9月25日，周立波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1歲。他的作品被編為《周立波短篇小說集》《周立波散文集》《周立波選集》《立波文集》等出版。周立波同志在四十多年的革命文學道路上，集作傢、學者、戰士於一身，一生共創作了300多萬字的著作，創作的作品思想深刻，為人民群衆喜聞樂見；他以真誠的筆調記錄了新中國成立後的社會進步，具有鮮明的時代感。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瀋陽魯迅藝術學院研究室主任、政務院文化部編審處負責人、湖南省文聯主席兼中共黨組書記等職，被選為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會委員，連續被選為全國文聯委員和中國作傢協會理事，並兼《人民文學》編委和《湖南文學》主編。

《暴風驟雨》

《暴風驟雨》是與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幹河上》並駕齊驅的反映土地改革的經典著作。

故事講述的是以東北地區鬆花江畔一個叫元茂屯的村子為背景，描繪出土地改革這場波瀾壯闊的革命鬥爭的畫捲，把中國農村衝破幾千年封建生産關係的束縛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展現在讀者的面前，熱情地歌頌了中國農民在共産黨領導下衝破封建羅網，朝着解放的大道迅跑的革命精神。1948年完成長篇小說《暴風驟雨》的創作，這篇作品曾榮獲1951年度斯大林文學奬三等奬。作品主要人物趙玉林、郭全海、老孫頭。　小說描寫了東北地區一個名叫元茂屯的村子從1946年到1947年土地改革的全過程。全書分兩部分，第一部以趙玉林為中心人物，展現了元茂屯農民對惡霸地主韓老六的鬥爭，後以趙玉林在剿匪中英勇犧牲結束。第二部寫一年後蕭隊長帶領工作隊再進元茂屯，扭轉出現反復的不利形勢。主人公是郭全海，他帶領農民繼續趙玉林等人的未竟事業，進行鋤姦反特和對地主杜善人的鬥爭，最後鞏固了勝利果實，並帶頭參加人民解放軍，南下作戰。小說在廣阔的背景上，深刻地表現瞭解放戰爭時期廣大解放區農村偉大的土地改革運動的真實面貌，熱情地歌頌了在黨的領導下農民奮起推翻封建主義的急風暴雨式的革命鬥爭，從而告訴讀者：土地改革不僅鏟除了幾千年的封建制度，推翻了地主階級的統治，消滅了封建土地所有製，改變了農村的階級關係和社會風貌，而且有力地啓發了各階層農民的階級覺悟，改變了農民的精神面貌，並且其中一些先進農民還成了無産階級的革命戰士，中國農民在共産黨領導下衝决封建羅網，正朝着解放大道迅速奔跑。

《山鄉巨變》

《山鄉巨變》可以說是《暴風驟雨》的續篇，雖然一個寫的是東北地區的土地改革，一個寫的卻是湖南山鄉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它們是中國農村的兩次“暴風驟雨”。

小說集中深入地描寫了一個僻靜的山鄉，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引起的異常深廣的變化——相沿幾午年的私有製的經濟基礎，古舊的社會習俗，家庭生活以及人和人的關係等，在一個短時期中被連根掀翻。作者用細膩的自我批評，帶着親切的鄉士氣息，刻畫了幾個革命幹部和農民的形象，其中鄧秀梅、李月輝、陳在春、盛佑亭等，各有自己鮮明的性格和特徵，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著名連環畫傢賀友直根據這部小說創作的同名連環畫也堪稱經典之作。

孫犁、趙樹理、周立波和柳青四位作傢被譽為描寫農村生活的“四大名旦”和“四桿鐵筆”， 因為在相當長時期內，在作品的深度、廣度、力度上還沒有人能超越他們。

周立波的《暴風驟雨》和柳青的《創業史》為中國農村土地改革和農業合作化時期的代表作，可登農村文學作品的經典殿堂。

普列漢諾夫說過：“愈是大作傢，他的作品的性質由他的時代的性質而定的這種關聯也就愈強烈愈鮮明。”周立波生活在一個“盈滿了憂鬱的酸辛的淚水，也迸發着莊嚴的戰鬥的火花”的時代。這是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前赴後繼，把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然後又在舊社會的廢墟上，用雙手和智慧艱苦而英勇地建設着社會主義新生活的時代。周立波就是由這樣偉大的時代造就的傑出的作傢。他畢生的文學活動有一個非常鮮明的特點，正像周揚所說的：“在各個歷史階段中，都可以看出他的創作步伐始終是和中國革命同一步調的。他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中國革命發展道路的巨大規模及其具有的宏偉氣勢。如果說他的作品還有某些粗獷之處，精雕細刻不夠，但整個作品的氣勢和熱情就足以補償這一切。他的作品中仍然不缺少生動精緻、引人入勝的描繪 。作者和革命本身在情感和精神上好像就是合為一體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立波首先是一個忠誠的無産階級革命戰士，然後纔是一個作傢。立波從來沒有把這個地位擺顛倒過。”（《懷念立波》）

作為一位忠誠的無産階級戰士、傑出的作傢，立波自覺地執行黨的文藝路綫，遵循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引的方向，堅持投身於偉大時代的激流，紮根於人民生活的沃土。他到過烽火連天的抗日前綫，參加過“第二次長徵”——跟隨三五九旅南下抗日；建國初期曾三次到北京石景山鋼鐵廠深入生活；但更多的時間則是泡在農村裏。20世紀40年代中期，他參加了東北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50年代農業合作化運動高潮中，他又舉傢南遷，從北京回到家乡益陽農村，建立長期的生活和創作基地。正因為他畢生同人民群衆保持着血肉般的聯繫，所以他才能夠創作出《暴風驟雨》、《山鄉巨變》那樣的膾炙人口的長篇巨製，《山那面人傢》、《湘江一夜》等一係列優秀短篇，和《韶山的節日》、《戰場三記》等傳世的散文、報告文學作品，為我國現代和當代文學史增添了珍貴的精品力作。他被文學界和讀者公認為描寫農村生活和農民命運的“鐵筆”和“聖手”，素有“南周（立波）北趙（樹理）”之美譽。他的長篇小說《暴風驟雨》曾榮獲前蘇聯國傢奬——1951年度斯大林文學奬。《暴風驟雨》、《山鄉巨變》和《山那面人傢》等作品，曾被譯成俄、日、英、德、捷、匈、法、越等國文字，介紹到國外，在海外擁有廣大讀者。他在“文革”後復出時創作的短篇小說《湘江一夜》獲得1978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一等奬，更標志着其晚年的小說創作已登上一個新的高峰。

周立波文學道路一個十分引人註目的閃光點，是他那永不滿足、不斷探索創新的藝術追求精神。他總是緊跟時代前進的步伐，適應人民群衆不斷提高的審美需求，虛心傾聽廣大讀者和評論傢的意見，從題材、語言和風格上尋求自我突破。經過自我選擇和調整，他發現自己的藝術天地是在農村，衹要寫農村，寫農民，他就能獲得最充分的外在和內在自由，進入最佳的創作心境。在藝術風格上，他從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學和外國文學那裏汲取豐富的營養，而把創造“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中國氣派”作為自己追求的目標，使自己的作品呈現出越來越濃郁的民族特色、地域特色和鮮明的時代精神。茅盾在評論周立波的小說創作時，曾經精闢地指出：“從《暴風驟雨》到《山鄉巨變》，周立波的創作沿着兩條綫交錯發展：一條是民族形式，一條是個人風格；確切地說，他在追求民族形式的時候逐步建立起他的個人風格。他善於吸收舊傳統的優點而不受它的拘束。這是一眼就可以看出來的。”茅盾特別贊賞《山鄉巨變》“結構整齊，層次分明，筆墨幹淨，勾勒人物，樸素遒勁”；“他是越來越洗煉了，而且，在緊鑼密鼓之間，以輕鬆愉快的筆調寫一二小事，亦頗幽默可喜”。這些，正是立波個人風格的重要特色。而其短篇傑作藝術上凝煉、淡雅、精美的程度，甚至連他的長篇小說也有所不及。

立波逝世以後，我曾去訪問他的知交、當年尚健在的老作傢嚴文井。文井同志是這樣來認識和評價這位跟自己有將近40年交情的亡友的：“立波是一位在國內外有重要影響的文學家，對他的著作，可以作出各種評價。但無論怎樣評價，都得承認他是一個真正的作傢，其作品的思想藝術成就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否認的。像他這樣的作傢，真正的作傢，在中國並不很多。”文井同志還深情地對筆者說：“我總覺得，像立波這樣一位有理想、有抱負而又有深厚的文學修養的作傢，似乎還未能充分抒展他的才華，他敏於觀察，富有幽默感和表現力，他完全應該而且可能寫出更多的有更高的文學價值，反映我們這個偉大時代的多側面和多種人物的傳世之作。他去世是太早了一點，我總感到他還有些發人深省的話沒有說出來，還有一些叫人一唱三嘆的作品沒有寫出來。”這懇切的言辭裏，該包含着對立波多少尊敬、熱愛、惋惜之情啊！

周立波從青年時代就熱烈地追求真理，嚮往自由，直至將英語“自由”（Liberty）的譯音“立波”取代自己原來的名字。正是基於這種崇高的信念，他纔把自己文學創作的基調定為歌唱“美麗和真誠”，也歌唱“剛強和反叛”。在延安時，他就被認為是“歌頌光明”派。到了人民當傢作主的新中國，“歌唱美麗，歌唱真誠”也就成了他心中的歌的更加鮮明突出的主旋律。周立波對社會主義的神州大地將要遍開美麗的玫瑰是想到了、也看到了，並且是極力加以歌頌的，但是，毋庸諱言，他對前進的道路上還會布滿蒺藜卻是估計不足的。面對嚴酷的現實，他不能不感到有些惶惑、茫然，由於對生活“看不準”，以致不得不保持某種沉默——在那個特定的歲月，就是“看準了”，又何能暢所欲言？！更不用說，“文革”十年浩劫吞噬了他最寶貴的年華，摧殘了他的身體健康，完全剝奪了他為人民寫作的權利！這些，也許就是這位傑出作傢尚未能充分舒展其才華，留下更多叫人一唱三嘆的傳世之作的原因吧？

中國現代、當代文壇燦爛星空中的一顆巨星雖然已經隕落，但它的光輝卻永遠留在人間。周立波留給人們的，不僅有他半個世紀心血和智慧的結晶——300多萬字的文學著作，而且有他為黨和人民的文學事業奮鬥終生的豐富的藝術經驗，和貫穿一生的崇高的革命精神。今天，改革開放已經走過30年的光輝歷程，祖國的前程更加充滿陽光。隨着“雙百”方針的深入貫徹，為文藝傢們提供了自由馳騁的最廣阔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