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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元佑早年居錢塘（今杭州市），錢塘為故宋首都，“是時，鹹淳諸老猶在，元佑遍遊其門，質疑稽隱，剋然有得，以奇氣自負”，這種經歷使他對自南宋以來江南的故傢文獻，以及社會隱憂有較深刻的理解。元佑兒時傷右臂，及長，能左手作楷書，規矩備至，世稱一絶，遂號“尚左生”（顧嗣立《元詩選》），因此，在錢塘期間，鄭元佑還在文苑中樹立了名聲。
元泰定帝年間（１３２４—１３２８），鄭元佑移居平江（今蘇州市），以後近四十年，都僑居於吳中，在此期間，他的聲望更高了。元佑“素不喜著書”，曾經對學者說：“經則經也，史則緯也，義理淵藪在焉。學者能盡得古人之意鮮矣，況敢私有所論述乎！”表明他重視經史反對空談、義理的學術思想，時人稱其為有識見（蘇大年《遂昌先生鄭君墓志銘》，《僑吳集》附錄）。平江為路治所在地，物産豐富，寓公霧會，學者雲集，元佑“富貴聲利一不動其心，浙省臺憲爭以潛德薦之，臂疾不願仕”（顧嗣立《元詩選》），直到順帝至正十七年（１３５７），平江路授官為儒學教授，元佑欣然而往，說：“講學，吾素志也。”但是，他在這個職位上衹有一年時間，就稱疾而去。
鄭元佑的文章頗負盛名，“為文章滂沛豪宕，有古作者風，詩亦清峻蒼古”（顧嗣立《元詩選》）。當時，昆山富豪顧仲瑛輕財結客，築別墅，名曰玉山佳處，取杜甫詩語，匾其讀書之處曰玉山草堂（《僑吳集》捲１０《玉山草堂記》），成為四方文人名士文會之勝處，“良辰美景，士友群集，四方之士與朝士之能為文辭者，凡過蘇必至焉。至則歡意濃浹，隨興所至，羅尊俎陳硯席，列坐而賦……仙翁釋子，亦往往而在，歌行比興，長短雜體，靡所不有”（《雲陽集》捲６《草堂名勝集序》）。當時參加文會的有楊維楨、柯九思、李孝光、鄭元佑、陳基等，這些人都以文章儒學擅名當代，《元史》、《明史》都有他們的傳記。但鄭元佑堪稱玉山草堂坐上賓，“玉山主人草堂文酒之會，名輩畢集，記序之作多推屬焉。東吳碑碣有不貴館閣而貴所著者”（顧嗣立《元詩選》）。這裏所說的館閣是一種文體，館閣是指翰林院、集賢院、奎章閣學士院等館閣文臣應詔撰寫的製書詔命以及其他朝廷應用文字，文體、書法均力求典雅、工整，都有固定格式。但是鄭元佑所作碑碣，文章書法皆絶妙，其影響勝過館閣體，更為東吳士人所推重，從這個方面說，鄭元佑堪稱東吳士人領袖。他所做的一些碑碣等文字，在敘述碑碣主人的行事中，往往反映了元朝吳中的社會風俗及情況，也反映出作者的思想情緒。
元朝統一全國後，江南成為朝廷財賦源藪，但是江南賦稅繁重導致許多富民紛紛破産，蘇、鬆尤其嚴重。鄭元佑表達了對賦重民睏的看法。後至元年（１３３５— １３４０）間，他說：“長洲舊為平望縣，其以裏計者未必數倍子男封邑也，其以財計未必男盡田、女盡蠶也。其秋輸糧夏輸絲也，糧以石至三十有萬，絲以兩計至八萬四千有奇，餘皆略之也。使錢鎛盡翻其町疃，桑植盡植其垣滕，然後輸公上者，可以無闕也。奈之何閑田惰農與水旱更相病，然則其民力如之何而不瘁哉！故自昔號為兼併，及今無塊壤以卓錐，無片瓦以覆首者矣，其睏疲之極如此。”（《僑吳集》捲１１《長洲縣達魯花齊元童君遺愛碑》）他還說：“國傢疆理際天地，糧穰之富，吳獨賦天下十之五，而長洲縣又獨擅吳賦四之一。”（《僑吳集》捲９《長洲縣儒學記》）他批評了國傢衹重視賦稅徵收而輕視東南水利的經濟政策：“內附後，務田租歲入之多，而其所以憂水為民害者寢不復講。國初嘗立都水監，近又立庸田司，歲預勒首令狀秋收有成數，而水旱不恤也。於是農始告病焉。”（《僑吳集》捲８《祈晴有應序》）江南賦重的結果就是江南經濟的凋弊和富民的破産：“江南歸職方，浙西為故宋內地，豪宗巨黨以自附麗，於昔者不可謂不多也。六七十年之久，太平之澤涵煦而生植者，豈異於昔哉！然其間衰榮代謝，何有於今日人事之虧成，天運之更迭，非惟文獻故傢牢落殆盡，下逮民舊嘗脫編戶齒士籍者，稍覺衣食優裕者，並消歇而靡有孑遺。若夫繼興而突起之傢，爭推長於隴畝之間，彼衰而此盛，不為少矣。”（《僑吳集》捲８《鴻山楊氏族譜序》）鄭元佑的詩生動形象地表達重賦之下的吳中社會經濟凋弊殘破景象：“中吳號沃壤，壯縣推長洲。秋糧四十萬，民力疲誅求。昔時兼併傢，夜宴彈箜篌。今乃呻吟聲，未語淚先流。委肉餓虎蹊，於今三十秋。畝田昔百金，爭買奮智謀。安知徵斂急，田禍死不休。膏腴不論值，低窪寧望酬。賣田復有獻，惟恐不見收。日覺鄉胥肥，吏臺起高樓。坐令力本農，命輕波上漚。”（《僑吳集》捲１《送劉長洲》）他對江南富民的破産感觸良多，說“江南喬木幾傢存”（《僑吳集》捲２《送範子方掌故》）。這些，既反映了元朝中後期吳中經濟社會凋零殘破的情況，又反映了鄭元佑不滿意國傢過分掠奪吳中財賦的思想。
自至元十九年（１２８２）實行海運，江南三省賦稅秋糧都通過海運運往大都，朝廷在平江設海道萬戶府，每年分春運和夏運，把江南糧食源源不斷地運往大都。鄭元佑身為東吳文人領袖，參加東吳文人之聚會，接觸許多海運大員，耳濡目染，瞭解到海運糧食的漂沒失陷，以及運夫在海上生命無保障，對海運中死難的運夫充滿同情：“有傢國天下者無不役之民，得其民而驅之以涉天下之至險，則無有甚於漕民者”（《僑吳集》捲１１《亞中大夫海道副萬戶燕衹哥公政績碑》）；“今夫海，天下之至險也，而國傢歲漕東南粟，由海達直沽，自非天佑休顯，淵神川後效職致命，則何以必其無虞也哉！”（《僑吳集》捲１１《前海道都漕萬戶大名邊公遺愛碑》）他瞭解到大都的糧食供應，不滿意大都仰食海運糧，說：“欽惟世皇，東徵西伐，豈知東南之稻米，然既定鼎於燕，有海民朱、張氏設策通海運，用海艘趠順不浹旬而至於京畿。其初不過若幹萬，興利之臣歲增年益，今乃至若千萬，於是畿甸之民開口待哺以訖於【今】”（《僑吳集》捲８《送徐元度序》）；“京畿之大，臣民之衆，梯山航海，雲涌霧合，輳聚輦轂之下，開口待哺以仰海運，於今六七十年矣”（《僑吳集》捲１１《前海道都漕萬戶大名邊公遺愛碑》）；“京畿，天下人所聚，豈皆裹糧以給朝暮，概仰食於海運明矣”（《僑吳集》捲１１《亞中大夫海道副萬戶燕衹哥公政績碑》）。這些文字，對大都仰食海運並且使江南賦重民貧的不滿之情溢於言表。
江南富民紛紛破産，昔日的榮華富貴不復存在。同時，北方地區水利失修，土地的生産能力下降，他對此持批評態度。至正十二年（１３５２）海運不通，宰相脫脫建議開展京畿屯田水利，以就近解决大都的糧食供應。至正十三年（１３５３）朝廷派徐元度等人出使江南，“召募江南有貲力者授之官，而俾之率耕者相與北上 ”，鄭元佑參加了吳中士人歡送徐元度的聚會，並且寫了《送徐元度序》，他首先回顧歷史上水利與國傢強盛的關係：“周以後稷興，故其子孫有天下於郊廟，薦享其功烈而被之詩者，一以農事為言。……成周之有天下，豳雅之陳，不惟其他而惟切於有衣食，宜乎登歌雅頌之不敢少忘，故能歷祀八百與夏商比隆也。秦起，號富強，蓋其民不耕則戰。漢以孝悌力田選士，故其得士為多，趙充國平西戎，建置屯田，邊費為省，降是莫不以屯田致富強也”，周秦漢唐之興盛富強，皆以發展西北農功水利。而“我朝起朔漠，百有餘年間，未始不以農桑為急務。……中州提封萬井，要必力耕以供軍國之需，如之何海運既開，而昔之力耕者皆安在？此柄國者因循至於今，而悉仰東南之海運，其為計亦左矣”，批評了國傢實行海運後西北田土不耕水利荒廢的情況。其次，他批評了北方不宜水稻的論調：“水有順逆，土有柔堅。或者謂北方早寒，土不宜稻。然昔蘇珍芝嘗開幽州督亢舊陂矣，嘗收長城左右稻租矣。隋長城以北大興屯田矣，唐開元間河北河東河西左右屯田歲收尤為富贍。由此言之，顧農力勤惰如何，不可以南北限矣”（《僑吳集》捲８《送徐元度序》），駁斥了以南北限水利的說法，認為西北有發展水利的條件。最後，他認為國傢召募江南農師必須解决好他們在北方的生活實際問題：“然吳下力田之民，一旦應召募，捐父母棄妻子去鄉裏羈凄旅，欲其畢志於耕獲，雖歲月不堪久，然亦必使之有廬井室竈，有什器醫藥，略如晁錯屯邊之策，庶乎人有樂生之心，無逆旅之嘆”，此時，鄭元佑已經六十多歲了，他希望西北水利能成功地解决大都的糧食供應問題，但卻無限傷感，說：“餘老矣，尚庶乎其或見之。”（《僑吳集》捲８《送徐元度序》）以他在東吳文人中的地位，和他文章的影響，他對江南賦稅繁重、富民破産、大都仰食海運糧，以及西北水利的態度，實則反映了東南士人的態度。
鄭元佑所代表的東吳士人，關心東吳地方利益甚於國傢利益，他們所提倡的西北水利，其實質是通過發展西北水利，就近解决大都糧食供應，以緩解對東南糧食壓力的一種手段。當元末天下大亂時，東吳士人對朝廷不再抱有希望，紛紛投靠張士誠：“東吳當元季割據之時，智者獻其謀，勇者效其力，學者售其能，惟恐其或後。 ”（天順四年雲間錢溥倪雲林《清閔閣集》序）“東南文士多往依之”，鄭元佑也進入張士誠幕府，而且“最為一時耆宿”（顧嗣立《元詩選·鄭元佑詩序》），這最清楚不過地說明了鄭元佑所代表的東吳士人在對國傢的東南經濟政策的不滿情況下的政治態度。至正二十四年升江浙儒學提舉，元佑欣然不辭，說：“文臺，儒者之職也。”居九月，感微疾而卒（《僑吳集》附錄蘇大年《遂昌先生鄭君墓志銘》）。最後需要指出，鄭元佑所提倡的發展西北水利以就近解决大都糧食供應以及減輕江南賦稅的思想，在元明清時期，實際是代表了江南士人的思想，也因此之故，他雖然衹經歷過兩任短暫的學職，但其詩文為時所重，他自己也被後人視為吳中碩儒，以學人之身登吳中文壇而為領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