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
北宋(
1053年~
1114年)
詩歌評論 poetry comment: | 《明道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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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張耒在诗海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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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文潛,號柯山,人稱宛丘先生,楚州淮陰(今屬江蘇)人。幼穎悟能文,遊學陳州,蘇轍時為陳州學官,器重之,遂得從蘇軾遊。熙寧六年進士及第,授臨淮主簿。元豐元年,為壽安尉,遷鹹平丞。哲宗繼位,入為太學錄。范纯仁薦試館閣,遷秘書省正字、秘書丞、著作郎、史館檢討。八年,遷起居捨人。紹聖元年,出知潤州,入黨籍,徙宣州。四年,謫監黃州酒稅礬務。元符二年,徙復州。徽宗即位,起為黃州通判,知兗州。建中靖國元年,召為太常少卿,旋出知潁、汝二州。崇寧元年,復坐黨籍落職,管勾亳州明道宮。在潁州時聞蘇軾訃訊,為蘇軾舉哀行服,至是言者論劾之,復貶房州別駕,黃州安置。五年,得自便。大觀二年,居於陳州。政和四年卒,年六十一。張耒是北宋中晚期重要的文學家,為蘇門四學士之一。其論文學創作淵源於三蘇,提倡文理並重,以為“文以意為車,意以文為馬,理強意乃勝,氣盛文如駕”(《與友人論文因以詩投之》)。在《答李推官書》中他又明確申說學文在於明理, “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在文章風格上,他反對奇簡,提倡平易;反對麯晦,提倡詞達;反對雕琢文辭,力主順應天理之自然,直抒胸臆, “文章之於人,有滿心而發,肆口而成,不待思慮而工,不待雕琢而麗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道也”(《賀方回樂府序》)。張耒的詩文正是其創作理論的具體體現,長短利弊皆本於此。其文風近似蘇轍,蘇軾對他有“汪洋衝澹,有一倡三嘆之聲”的稱譽(《答張文潛書》),張表臣也稱其文“雄深雅健,纖穠瑰麗,無所不有”(《張右史文集序》)。他擅長辭賦,《哀伯牙賦》抒發麯高者孤獨無與,媚衆者身安得志的憤悶,《鳴蛙賦》運用各類比喻形容蛙鳴,《雨望賦》描寫風雨氣勢,在立意遣辭上都有超過唐人辭賦之處(《復小齋賦話》)。議論文立意警闢,文筆高奇,如《論法》、《敦俗論》、《憫刑論》諸篇,均為佳作。張耒的詩歌創作成就卓著,汪藻稱其詩“體製敷腴,音節疏亮,則後之學公者,皆莫能仿佛”(《柯山張文潛集書後》)。《宋史》本傳也說他至晚年,詩風益務平淡,效白居易體,樂府效張籍。詩歌取材廣泛,在很多詩篇中反映了當時下層百姓的生活,像《倉前村民輸麥行》、《勞歌》、《和晁應之憫農》諸篇,無論是題材,還是表現風格,都與唐代新樂府詩極為相近。張耒詩以平易流麗明快見長,很少使用硬語僻典,蘇軾稱贊他“氣韻雄拔,疏通秀明”(《麯洧舊聞》捲五引),晁補之亦謂“君詩容易不著意,忽似春風花自開”(《題文潛詩册後》)。他作詩喜歡學習唐人,在集中有很多模仿杜甫、李白、韋應物的篇章,開北宋詩人學習唐調風氣之先。他註重煉句,呂本中《童蒙詩訓》雲:“文潛詩自然奇逸,非他人可及,如‘秋明樹外天’,‘客燈青映壁,城角冷吟霜’, ‘淺山塞帶水,旱日白吹風’,‘川塢半夜雨,臥冷五更秋’之類,迥出時流”(《苕溪漁隱叢話》前集捲五一)。此類佳句可謂俯拾皆是。但是張耒的詩過分強調 “滿心而發,肆意而成”,因此部分作品顯得粗率質直,朱熹曾批評說“張文潛詩有好底多,但頗率爾”,又云“張文潛詩衹一筆寫去,重意、重字皆不問,然好處亦是絶好”(《朱子語類》捲一四○)。張耒詞作不多,詞風柔情深婉,與秦觀詞相近。其《風流子》(木葉亭臯下)敘寫秋思離愁,鋪景朗倩,烘托愁緒無極(《草堂詩餘》正集捲六瀋際飛評)。張耒的文集,在南宋時即有多種刻本傳世:羅仲洪刊本《柯山集》十捲,汪藻刊本《張竜閣集》
三十捲,張表臣刊本《張右史文集》七十捲,井晦之刊本《譙郡先生集》一百捲(均見周紫芝《書譙郡先生文集後》)。其文集今存主要有四種版本:《宛丘先生文集》七十六捲,存清康熙呂無隱鈔本、《四庫全書》本等。《柯山集》五十捲、拾遺十二捲,存武英殿聚珍版本、廣雅書局刻本,見於《宛丘先生集》而不見於《柯山集》的詩文,均輯入該本《拾遺》。《張右史文集》六十五捲,存明萬歷抄本、清雍正七年謝浦泰抄本等。《張文潛文集》十三捲,存明嘉靖三年郝梁刻本。四種版本文集所收篇目互有差異。中華書局1999年出版有李逸安等校點《張耒集》,較為完備精審。張耒還撰有《明道雜志》一捲,南宋慶元時陳升刻於黃州,現存明刻本、《唐宋叢書》本、《學海類編》本。《全宋詞》第一册收其詞六首。《全宋詩》捲一一五五至一八七錄其詩
三十三捲。《全宋文》捲二七五○至二七七一收其文二十二捲。事跡見《東都事略》捲一一六、《宋史》捲四四四本傳。近人邵祖壽編有《張文潛先生年譜》一捲。
[黃庭堅與江西詩派]
張耒則較多地追溯到白居易、張籍,以平易樸素的語言寫了不少反映民間疾苦、針
砭社會現實的詩篇,如《勞歌》、《八盜》、《田傢》、《和晁應之憫農》等。他曾說:
“文章之於人,有滿心而發,肆口而成,不待思慮而工,不待雕琢而麗者,皆天理之自
然而性情之至道也。”(《東山詞序》)這話好像有些道理,但某種程度上卻與他寫詩
的粗率有關。張耒的那些政治詩,也主要是表達他的政治觀念而非深切的人生感受,所
以他很少把這一類詩寫得富有形象特徵和富有感染力。比較有意思的是一首《有感》:
群兒鞭笞學官府,翁憐癡兒傍笑侮。翁出坐曹鞭復呵,賢於群兒能幾何?兒曹相鞭
以為戲,翁怒鞭人血滿地。等為戲劇誰後先?我笑謂翁兒更賢。
從群兒相鞭為戲引伸到官吏把鞭人出血視為兒戲,角度新穎,諷刺也算得上辛辣。
但進一步說,“群兒鞭笞學官府”這一為作者註意到的生活現象,其實本身可以透視出
非常深刻的社會問題,衹是由於作者急於轉到傳統的政治批評主題上,而把這一現象僅
僅作為兒童的天真遊戲看待了。所以說,即使在這首寫得較有特色的詩中,仍然可以看
出觀念化的寫作態度對詩歌的破壞。
(中國文學史,章培恆 駱玉明,youth掃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