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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元佑早年居钱塘（今杭州市），钱塘为故宋首都，“是时，咸淳诸老犹在，元佑遍游其门，质疑稽隐，克然有得，以奇气自负”，这种经历使他对自南宋以来江南的故家文献，以及社会隐忧有较深刻的理解。元佑儿时伤右臂，及长，能左手作楷书，规矩备至，世称一绝，遂号“尚左生”（顾嗣立《元诗选》），因此，在钱塘期间，郑元佑还在文苑中树立了名声。
元泰定帝年间（１３２４—１３２８），郑元佑移居平江（今苏州市），以后近四十年，都侨居于吴中，在此期间，他的声望更高了。元佑“素不喜著书”，曾经对学者说：“经则经也，史则纬也，义理渊薮在焉。学者能尽得古人之意鲜矣，况敢私有所论述乎！”表明他重视经史反对空谈、义理的学术思想，时人称其为有识见（苏大年《遂昌先生郑君墓志铭》，《侨吴集》附录）。平江为路治所在地，物产丰富，寓公雾会，学者云集，元佑“富贵声利一不动其心，浙省台宪争以潜德荐之，臂疾不愿仕”（顾嗣立《元诗选》），直到顺帝至正十七年（１３５７），平江路授官为儒学教授，元佑欣然而往，说：“讲学，吾素志也。”但是，他在这个职位上只有一年时间，就称疾而去。
郑元佑的文章颇负盛名，“为文章滂沛豪宕，有古作者风，诗亦清峻苍古”（顾嗣立《元诗选》）。当时，昆山富豪顾仲瑛轻财结客，筑别墅，名曰玉山佳处，取杜甫诗语，匾其读书之处曰玉山草堂（《侨吴集》卷１０《玉山草堂记》），成为四方文人名士文会之胜处，“良辰美景，士友群集，四方之士与朝士之能为文辞者，凡过苏必至焉。至则欢意浓浃，随兴所至，罗尊俎陈砚席，列坐而赋……仙翁释子，亦往往而在，歌行比兴，长短杂体，靡所不有”（《云阳集》卷６《草堂名胜集序》）。当时参加文会的有杨维桢、柯九思、李孝光、郑元佑、陈基等，这些人都以文章儒学擅名当代，《元史》、《明史》都有他们的传记。但郑元佑堪称玉山草堂坐上宾，“玉山主人草堂文酒之会，名辈毕集，记序之作多推属焉。东吴碑碣有不贵馆阁而贵所著者”（顾嗣立《元诗选》）。这里所说的馆阁是一种文体，馆阁是指翰林院、集贤院、奎章阁学士院等馆阁文臣应诏撰写的制书诏命以及其他朝廷应用文字，文体、书法均力求典雅、工整，都有固定格式。但是郑元佑所作碑碣，文章书法皆绝妙，其影响胜过馆阁体，更为东吴士人所推重，从这个方面说，郑元佑堪称东吴士人领袖。他所做的一些碑碣等文字，在叙述碑碣主人的行事中，往往反映了元朝吴中的社会风俗及情况，也反映出作者的思想情绪。
元朝统一全国后，江南成为朝廷财赋源薮，但是江南赋税繁重导致许多富民纷纷破产，苏、松尤其严重。郑元佑表达了对赋重民困的看法。后至元年（１３３５— １３４０）间，他说：“长洲旧为平望县，其以里计者未必数倍子男封邑也，其以财计未必男尽田、女尽蚕也。其秋输粮夏输丝也，粮以石至三十有万，丝以两计至八万四千有奇，余皆略之也。使钱镈尽翻其町疃，桑植尽植其垣滕，然后输公上者，可以无阙也。奈之何闲田惰农与水旱更相病，然则其民力如之何而不瘁哉！故自昔号为兼并，及今无块壤以卓锥，无片瓦以覆首者矣，其困疲之极如此。”（《侨吴集》卷１１《长洲县达鲁花齐元童君遗爱碑》）他还说：“国家疆理际天地，粮穰之富，吴独赋天下十之五，而长洲县又独擅吴赋四之一。”（《侨吴集》卷９《长洲县儒学记》）他批评了国家只重视赋税征收而轻视东南水利的经济政策：“内附后，务田租岁入之多，而其所以忧水为民害者寝不复讲。国初尝立都水监，近又立庸田司，岁预勒首令状秋收有成数，而水旱不恤也。于是农始告病焉。”（《侨吴集》卷８《祈晴有应序》）江南赋重的结果就是江南经济的凋弊和富民的破产：“江南归职方，浙西为故宋内地，豪宗巨党以自附丽，于昔者不可谓不多也。六七十年之久，太平之泽涵煦而生植者，岂异于昔哉！然其间衰荣代谢，何有于今日人事之亏成，天运之更迭，非惟文献故家牢落殆尽，下逮民旧尝脱编户齿士籍者，稍觉衣食优裕者，并消歇而靡有孑遗。若夫继兴而突起之家，争推长于陇亩之间，彼衰而此盛，不为少矣。”（《侨吴集》卷８《鸿山杨氏族谱序》）郑元佑的诗生动形象地表达重赋之下的吴中社会经济凋弊残破景象：“中吴号沃壤，壮县推长洲。秋粮四十万，民力疲诛求。昔时兼并家，夜宴弹箜篌。今乃呻吟声，未语泪先流。委肉饿虎蹊，于今三十秋。亩田昔百金，争买奋智谋。安知征敛急，田祸死不休。膏腴不论值，低洼宁望酬。卖田复有献，惟恐不见收。日觉乡胥肥，吏台起高楼。坐令力本农，命轻波上沤。”（《侨吴集》卷１《送刘长洲》）他对江南富民的破产感触良多，说“江南乔木几家存”（《侨吴集》卷２《送范子方掌故》）。这些，既反映了元朝中后期吴中经济社会凋零残破的情况，又反映了郑元佑不满意国家过分掠夺吴中财赋的思想。
自至元十九年（１２８２）实行海运，江南三省赋税秋粮都通过海运运往大都，朝廷在平江设海道万户府，每年分春运和夏运，把江南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往大都。郑元佑身为东吴文人领袖，参加东吴文人之聚会，接触许多海运大员，耳濡目染，了解到海运粮食的漂没失陷，以及运夫在海上生命无保障，对海运中死难的运夫充满同情：“有家国天下者无不役之民，得其民而驱之以涉天下之至险，则无有甚于漕民者”（《侨吴集》卷１１《亚中大夫海道副万户燕只哥公政绩碑》）；“今夫海，天下之至险也，而国家岁漕东南粟，由海达直沽，自非天佑休显，渊神川后效职致命，则何以必其无虞也哉！”（《侨吴集》卷１１《前海道都漕万户大名边公遗爱碑》）他了解到大都的粮食供应，不满意大都仰食海运粮，说：“钦惟世皇，东征西伐，岂知东南之稻米，然既定鼎于燕，有海民朱、张氏设策通海运，用海艘趠顺不浃旬而至于京畿。其初不过若干万，兴利之臣岁增年益，今乃至若千万，于是畿甸之民开口待哺以讫于【今】”（《侨吴集》卷８《送徐元度序》）；“京畿之大，臣民之众，梯山航海，云涌雾合，辏聚辇毂之下，开口待哺以仰海运，于今六七十年矣”（《侨吴集》卷１１《前海道都漕万户大名边公遗爱碑》）；“京畿，天下人所聚，岂皆裹粮以给朝暮，概仰食于海运明矣”（《侨吴集》卷１１《亚中大夫海道副万户燕只哥公政绩碑》）。这些文字，对大都仰食海运并且使江南赋重民贫的不满之情溢于言表。
江南富民纷纷破产，昔日的荣华富贵不复存在。同时，北方地区水利失修，土地的生产能力下降，他对此持批评态度。至正十二年（１３５２）海运不通，宰相脱脱建议开展京畿屯田水利，以就近解决大都的粮食供应。至正十三年（１３５３）朝廷派徐元度等人出使江南，“召募江南有赀力者授之官，而俾之率耕者相与北上 ”，郑元佑参加了吴中士人欢送徐元度的聚会，并且写了《送徐元度序》，他首先回顾历史上水利与国家强盛的关系：“周以后稷兴，故其子孙有天下于郊庙，荐享其功烈而被之诗者，一以农事为言。……成周之有天下，豳雅之陈，不惟其他而惟切于有衣食，宜乎登歌雅颂之不敢少忘，故能历祀八百与夏商比隆也。秦起，号富强，盖其民不耕则战。汉以孝悌力田选士，故其得士为多，赵充国平西戎，建置屯田，边费为省，降是莫不以屯田致富强也”，周秦汉唐之兴盛富强，皆以发展西北农功水利。而“我朝起朔漠，百有余年间，未始不以农桑为急务。……中州提封万井，要必力耕以供军国之需，如之何海运既开，而昔之力耕者皆安在？此柄国者因循至于今，而悉仰东南之海运，其为计亦左矣”，批评了国家实行海运后西北田土不耕水利荒废的情况。其次，他批评了北方不宜水稻的论调：“水有顺逆，土有柔坚。或者谓北方早寒，土不宜稻。然昔苏珍芝尝开幽州督亢旧陂矣，尝收长城左右稻租矣。隋长城以北大兴屯田矣，唐开元间河北河东河西左右屯田岁收尤为富赡。由此言之，顾农力勤惰如何，不可以南北限矣”（《侨吴集》卷８《送徐元度序》），驳斥了以南北限水利的说法，认为西北有发展水利的条件。最后，他认为国家召募江南农师必须解决好他们在北方的生活实际问题：“然吴下力田之民，一旦应召募，捐父母弃妻子去乡里羁凄旅，欲其毕志于耕获，虽岁月不堪久，然亦必使之有庐井室灶，有什器医药，略如晁错屯边之策，庶乎人有乐生之心，无逆旅之叹”，此时，郑元佑已经六十多岁了，他希望西北水利能成功地解决大都的粮食供应问题，但却无限伤感，说：“余老矣，尚庶乎其或见之。”（《侨吴集》卷８《送徐元度序》）以他在东吴文人中的地位，和他文章的影响，他对江南赋税繁重、富民破产、大都仰食海运粮，以及西北水利的态度，实则反映了东南士人的态度。
郑元佑所代表的东吴士人，关心东吴地方利益甚于国家利益，他们所提倡的西北水利，其实质是通过发展西北水利，就近解决大都粮食供应，以缓解对东南粮食压力的一种手段。当元末天下大乱时，东吴士人对朝廷不再抱有希望，纷纷投靠张士诚：“东吴当元季割据之时，智者献其谋，勇者效其力，学者售其能，惟恐其或后。 ”（天顺四年云间钱溥倪云林《清闵阁集》序）“东南文士多往依之”，郑元佑也进入张士诚幕府，而且“最为一时耆宿”（顾嗣立《元诗选·郑元佑诗序》），这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郑元佑所代表的东吴士人在对国家的东南经济政策的不满情况下的政治态度。至正二十四年升江浙儒学提举，元佑欣然不辞，说：“文台，儒者之职也。”居九月，感微疾而卒（《侨吴集》附录苏大年《遂昌先生郑君墓志铭》）。最后需要指出，郑元佑所提倡的发展西北水利以就近解决大都粮食供应以及减轻江南赋税的思想，在元明清时期，实际是代表了江南士人的思想，也因此之故，他虽然只经历过两任短暂的学职，但其诗文为时所重，他自己也被后人视为吴中硕儒，以学人之身登吴中文坛而为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