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地: | 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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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创作小说,同时创作舞台剧、电影及电视剧本。主要长篇小说有《明明白白》《幸福派》《香气迷人》等。主要电影作品有改编自其父的话剧《日出》,并获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黑眼睛》获中国优秀电影“华表奖”。主要电视作品有《牛玉琴的树》,获中国优秀电视剧“飞天奖”;电视连续剧《空镜子》获中国优秀电视剧“金鹰奖”。还有电视剧《空房子》《走过幸福》《你是苹果我是梨》《女人心事》等也广受观众喜欢。
2008 年,第二届中国戏剧奖·曹禺剧本奖在杭州颁奖,8部作品获曹禺剧本奖,万方创作的话剧剧本《有一种毒药》首次获曹禺剧本奖。万方的成名作品却是从电视剧和小说开始的。她创作的《空镜子》、《空房子》、《走过幸福》等剧本,拍成电视剧后都获得了很高的收视率。直到50岁以后,万方才开始尝试写话剧。这次的获奖作品《有一种毒药》,就是她的话剧处女作。2006年,《有一种毒药》由北京人艺推出,连演30场,观众反响热烈。该剧讲述了一家四口人的恩怨情仇,现实生活的巨大压力将梦想摧毁,梦想又成为了现实生活的毒药,人要在残酷的现实中挣扎求生,又要拼命揪住梦想这根救命稻草不放。
万方 - 成长
万方万方
万方十几岁开始创作,真正为大众熟知,却是因几年前的那部《空镜子》。“当时只是想描述一种最平实的生活状态,没想到它会如此受欢迎。”其实,从小到大,总是有些“意想不到”的事发生在万方身上。比如,她从没想过受人尊重的父亲,会在某天变成“反动文人”;更没想到自己会和父亲 一样,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万方14岁时,父亲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在学校她成了“黑五类”,没资格进教室,只能蹲在台阶上看“毛选”。即便如此,万方从没怀疑过父亲,批判他是坏人。“我和他从没有过对立,一丝一毫都没有,他一直是我崇拜的人。”
16岁时,万方到东北“插队”,前所未有的自由让她觉得快乐,然而前途的渺茫却又让她焦虑。“父亲23岁就写出了《雷雨》,而我呢,与他相近的年纪,仍旧像个傻子。” 浑浑噩噩过了两年之后,沈阳军区前进歌剧团来地方招兵,一个司令员是曹禺的崇拜者,他听说万方是曹禺的女儿,马上认定她肯定也是写作好手,二话不说就把18岁的万方招进了部队。“当时写的都是工农兵,完全是政治行为。”直到1978年万方转业,到了《剧本月刊》做编辑,才写起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
其实当初,曹禺是反对子女们走文艺道路的。“他更希望我们搞自然科学。父亲觉得自然科学是扎实的、有形的、非黑即白的,不存在假象与欺骗。”但是,当万方开始了文学创作,曹禺便转而支持她。“父亲经常给我写信,鼓励我,告诉我一定要有股‘牛’劲,即便被退稿,也要再写再改,直到作品发表。”
万方 - 写作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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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写作都是从自己写起,万方也不例外,第一篇小说《星星离我们并不遥远》,就很有自传体的味道。看到女儿的“处女作”,曹禺并没多说华。“他从不批评人。不表扬,就证明他是不满意的。”之后,曹禺在写给女儿的信中提到,写作时要把眼光放得再远些,看得再深入些。从那之后,万方的开始把创作刻意和自身保持距离。她甚至有种极端的想法:“完全不同,才能证明我的能力。”
小说《杀人》,是万方写作生涯中第一个转折点。“写的是一对农村婆媳,和我的生活离得很远。”一开始,万方写得并不顺,甚至有点灰心。“父亲常说,‘眼高手低’是艺术创作的必经阶段。”于是,她咬着牙往下写。写到一半,万方觉得越来越对路了。之后,《杀人》在《收获》杂志上发表。曹禺看后说:“你真的行,小方子。你可以写出好东西。”那时,万方才真的确定,自己可以吃写作这碗饭了。
之后一段时间,万方的作品都给人以强烈、沉重之感。《空镜子》当算其创作生涯的第二个转折,那一次她写得平和、放松。故事源自与朋友的一次闲谈,“别人两次给她介绍男友,相隔几年,介绍的却是同一个人。”这让万方有种感觉:生活的表象之下,仿佛有种潜流在轮回。那种虚虚实实的混沌感,让万方记到现在。
《空镜子》后,万方被归为“言情高手”,而她对女性心理的刻画尤为精准细腻。“这和我的生活、婚姻有关”。写《空镜子》时,她已经历了一场离异,正和第二任丈夫共品生活的甘苦。“我的经历就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别人的心门,体会到她们的痛苦。”而做了半辈子的女人,写起女人,她说是种身份的回归,很多地方动用了自身的“宝藏”,写起来尤为过瘾。
万方笔下的女性总不能让你简单地喜欢或是不喜欢,她们身上的可爱与不可爱揉为一体。“我不想在作品中评判什么,这一点算是遗传了我父亲,他对每个人都怀有悲悯之心,哪怕是《雷雨》中的周朴园。父亲常说,每个人做每件事情都有自己的理由。写作者,只是要找出这些理由,而不要恣意评判。生活本就无法评判。” 写了这么多女人,开始时万方总想把她们刻画得不同,但写来写去,更多的是感受到她们的相同。无论柔弱或强势,女人对感情始终充满渴望与依赖。所谓名利都是空的,婚姻失败便是女人最大的失败。因此,在《女人心事》的序言中,她写道:“女人一生最黑暗和最耀眼的,都是婚姻和爱情。”为了守护幸福,女人要更多地学会宽容、理解和珍惜。
“一开始,我也不懂这个道理。”丈夫的去世却让万方顿悟。“他活着时,我们也有很多矛盾,很多不满,甚至想过分开,就像《女人心事》里的罗想和严立达。但是他突然走了,我才发现,原来你那么不在意,甚至想甩掉的,却是你最珍惜的。” 万方说,自己对女性题材关注,一定程度上是受了曹禺的影响。“他的作品中。女性都是值得赞美的,她们经历的种种不易,都会让人心生怜悯。”她的父亲经历了三次婚姻,第二次是离婚,第三次是万方母亲去逝。至今,她手里还有上世纪40年代父亲与母亲的通信,那些情书长长的,纸薄薄的,钢笔字很密。
“在爱情与婚姻中,他经历了痛苦,但却始终真诚。”父亲对待感情的态度,一直影响着万方。到了《女人心事》,她借罗想之口说出了“不要对婚姻期望太高。但是要真诚”。看似消极,实则是抛却浪漫虚幻后,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
万方 - 对父亲的评价
在万方眼中,父亲曹禺的天分和才华都是第一的,然而对于曹禺晚年没有拿得出真正的作品,万方觉得那是父亲最深的痛苦。“文革的那段时期,我爸爸和许多的人,都被告知他们的思想是需要改造的,这种对灵魂的改造像是脑叶切除术,有时是极端的粗暴行动,还有就像输液,把一种恐惧的药液输入身体里。他还怎么能写得出东西?此外,后来他的头衔很多,整天出席各种会议和仪式,不堪重负,这严重影响了创作。不过他一直不甘心。”
万方觉得自己从事文学创作,受父亲的潜移默化是前提,而两年的农村插队生活是积累。“在东北农村插队的那两年,让我可以从最底层的角度去体会人生。文革结束后,我开始真正进入想写的状态。”作为一次重新开始,万方说她从自己出发。“写了若干小说,与自己的经历、情感都有关。实际上我不满意,心里有一阵沮丧。我发表的东西父亲也看过,他知道和他心里真正写作的水平有差距,但他完全从鼓励出发,不会打击批评,他希望我脱离自己,站得更高看得更广一些。”
万方告诉记者,80年代末她发表了《杀人》,那时曹禺已住进医院,这是他看到万方的最后一部作品。“当我去医院看他时,我能感觉到他特别高兴,他说,‘小方子,你还真行啊!曾经担心你会是一个比较专注自己内心的作者,现在我不担心这个了,你能够写完全不是你的东西、极不相同的人和生活,而且是那么回事儿。’ 我听了很高兴,我明白他认可我的这篇作品,认可我有了创作能力。此后我就走上更宽广的道路。”随后,万方的一系列农村和城市题材的小说便接连问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