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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爸爸曹禺
現在，我的爸爸是一個老人了。幾乎在不知不覺之中，他變成了老人。這也就是在他生病住院這一年裏發生的事。
他坐在醫院的陽臺上，陽臺很寬大，也很長，空無一人。他坐在一張藤椅裏，太陽光照在他的頭頂上。稀疏的灰白的頭髮在陽光裏顯得幹枯而脆弱。而他臉上的神色是那樣安詳。有時候我走到他面前，他並不知道，因為他曬太陽的時候閉着眼睛。於是我註視着他，同時我能夠感覺到他的夢。他的一生在這一刻就像夢一樣，又真實又虛幻。他確實坐在那兒，但是他在他的夢裏。那是一個他自己也說不出是什麽樣的夢。總之很有分量，在他看見了我，微笑起來，和我談話……在這一切活動的後面都能感覺到那夢的分量。我說不清，但這就是我的感覺。我的爸爸老了，他因為生病而沒有力氣思想了，這樣一種夢就成了他的思想，帶着他，帶着他缺乏力氣的身體，靜悄悄地漫遊。
他坐在那兒，看見了許許多多他說不出的事物、人和事件……他有願望把這些景象告訴我們，可是很睏難。也許是他抓不住它們，也許是它們過於模糊，或過於強烈，使他不敢多望一眼。他說出的話都是極其簡單平常的。從這個意義上講他是那麽孤獨。他常常說“人真孤獨”，我想就是這個原因。
去年9月，我爸爸過生日，我們照了相片。我把相片寄給我在國外讀書的妹妹。她來信說，爸爸怎麽變得這麽黑呀？她不知道，他一夏天都坐在那空空的走廊上曬太陽。我明白了，真正的安詳其實是一種極深的疲乏，從精力到精神，從思想到體力。
今年9月我爸爸就八十歲了。他在二十三歲的時候寫出了話劇《雷雨》。最近北京人藝的第四代演員又一次把它搬上舞臺。我爸爸嚮醫院請了假，去看這出戲的演出。這是他一年多來唯一的一次看戲。事後他問我們：“你們覺得怎麽樣？還能看得下去嗎？”他並不想聽到評論式的話，他衹想聽到最普通觀衆嘴裏說的話，比如“挺有意思”，“好玩兒”，“真夠復雜的”，“挺來勁兒”。聽到這樣的話他心裏最快活。他屬於為觀衆寫戲的那類劇作傢。他成功了，這就對了。
我回答他說：“還行。”他笑了，說：“你總是這句話。不過你說還行就是不錯。”我說：“劇本是棒。”他又問：“真的嗎？真的還站得住？”我說：“確實還站得住，因為劇場裏很安靜，有不少看過的人還來看，主要是來看演員。還有很多從未看過的人來看，他們在每一處該有反應時都有反應。”他說：“能有人買票看這出戲，那就不錯。”
一種不自信現在時常睏擾他。他總覺得自己寫的東西並不真的好，懷疑它們的價值。我說這不是你的事，你寫出了劇本，盡了你的力，費了心血，以後就由時間去衡量了。“那我的劇本是不是還算能經受住時間考驗的？”他問。“你說呢？”我反問。“你說呢？”他不回答。他心裏有答案，但是那答案已經模糊了，太遙遠了。
記得他對我講過，一些評論他創作的書裏也寫到，他寫出了《雷雨》後，把劇本交給他的朋友章靳以。章靳以把劇本放在抽屜裏，放了一年，沒有看，也沒有提起過。我問：“你怎麽不問問他？”他說：“我沒想過要問，那時候我真是不在乎，我知道那是個好東西。”“那靳以叔叔怎麽會一直沒看？”“他可能是忘了。他沒把這件事當成一回事，他就是那樣一種人。”後來許多書上都寫過，是巴金伯伯發現了抽屜裏的劇本，看了，然後就發表了。
我永遠忘不了我爸爸痛哭的樣子和聲音。那是一種完全無法控製的男人的嚎啕大哭。那時我很小，七八歲，也許更小，看他撲在桌子上哭，站起來後，用手捂住臉，然後控製不住又大哭起來。我很害怕。但是我知道發生的事情，靳以叔叔因病在上海逝世了。他愛他的這位朋友。我沒有看過他再這樣哭過。
以後的很多年裏，發生了許多事情的時候，我想起了他的那次慟哭，我心裏總感到溫暖。同時我覺得那也是他的溫暖。在他今日的夢裏，那一定是他和靳以叔叔相聚的溫暖場景。
我剛纔想說的是，當他年輕的時候，他是非常自信的人。我不知道那時候他是不是說話口氣很大，如果要用一個詞那就是“狂妄”。我想他不會。他從來不是一個狂妄的人。但是我相信他那時感覺很輕鬆很快活，也很沉着，因為他知道自己想寫的，就能寫出來。他寫作不快，不是那類“快手”。他反復琢磨，常常是朗讀寫出的句子，直到自己很欣賞自己為止。我小時候聽他朗讀過《膽劍篇》。我記得“美，美麗的大火啊”！還有“玉人，我正要去找你，你卻來了”。
他的朗讀與衆不同，甚至可以說不同凡響。它們打動我，使我不忘。因為他根本不知道聲音的存在，他用感覺讀。如果說讀得有味兒，那衹是他思想的韻律。
這些都是我所目睹的生命的光華閃亮的景象。他給我講寫《傢》的時候，在四川長江邊的一條小船上，天熱極了，他又是特別愛出汗的人，汗流不止。從早上到天黑，他一句句，一幕幕地寫下去，夜晚時就點上油燈……於是我想像出江水拍打着木船的船底的聲音，想像出投在紙上的昏黃的燈影子，想像出那悶熱粘濕的空氣，想像出他的酣暢的筆追趕着他的思路。他會夢見這些時刻嗎？奇怪的是他很少提到。那些遙遠而又遙遠的極樂時光竟真的逝去了嗎？
如果我說它們沒有逝去，我是有根據的。
不管他曾經做了些什麽，忙碌的日子，玩的時候，投入於感情生活的時候，都有一種感覺是占統治地位的，那是另一個他，一個隱身人，藏在他的身體裏，那個人名字叫作痛苦。他一生都沒有逃脫它的掌握。這也許是他為什麽會寫作的一個重要原因。既然痛苦長存，那麽就是說對於美好時光的嚮住也就長存。這是一對不分離的生命，共同生成共同死亡。有時它們會溶化成一個生命。我看見過它們那種形態。我想我經常看見。
我爸爸得過嚴重的神經官能癥，所以多少年來他的睡眠必須要靠安眠藥。吃了安眠藥之後，他就大大地放鬆了。他的種種潛在的意識就會變成話語。這時候的他常常是最慈祥的，是軟弱而純潔的。有一次我已經睡下了，聽見他大聲叫我的名字，連聲地叫，我翻身下床，跑進他的屋裏。他說：“你再不來就晚了，我就跳下去了，我什麽也不想了，衹想從窗子裏跳下去！”他說得迷迷糊糊，他的身體軟綿綿的。我是說他根本不可能跳下去，他已經快要進入睡眠狀態了。但我相信，他的靈魂剛纔是站在窗臺上的，感受着外邊巨大的黑夜和冰冷的空氣。他說：“我痛苦，我要寫一個大東西纔死，不然我不幹！我越讀托爾斯泰越難受。”他的枕頭邊上放着托爾斯泰評傳這一類的書，這是他崇拜的作傢。他接着說：“人傢吹捧我，我並不快樂，因為我想得太大了。”
我勸他別想了，那麽多人並沒有幹什麽也過了，“睡吧。”我說。他反駁我，“那他們沒有想像力呀！我不同，我有，我想成托爾斯泰，可我成不了，都七八十歲了，還成什麽呀，我就想死了算了。托爾斯泰，他一輩子要弄清為什麽，他幾十年的痛苦，他想像農民一樣生活……他一天走三四個小時，然後寫作，大吃，能吃極了，八十二歲還要吃一大碗生菜，他每天又快樂又痛苦，真是一個偉大的人！”
有時候，吃過安眠藥，他講敘他生活的經歷，他所見過的一些事，如同陀斯妥也夫斯基筆下的事，他反復地說他要寫，要寫真實的人。有時候是講他的夢。我說的是真正的夢。他的夢是重複的，有的夢做了一輩子，同樣的場景，同樣的事件……他的話內容繁雜，跳躍極大。
大都是在這樣的時候，我尤其感覺到自己是他的女兒。因為他把我當成他自己生命延續出的另一部分。他所面對的其實不是我，而是一個他能夠進行自我傾訴的對象。他說了許多，讓自己瞭解自己的種種苦悶，他感到了安慰，平靜下來，就睡着了。
當然，他也面對我，他希望得到人的理解。我想在這點上我沒有叫他失望。我提到的那一次，他大聲把我喊去，說了一番話，第二天早上他對我說，跳樓，衹是那麽一想，你不要說啊！可我並不認為這有什麽稀奇，誰都有陷入絶望的瞬間，誰都想到過死。但是在他的生活中確有這樣一個陰影，或者說是一股壓力；或遠或近，或輕或重地跟着……他甩不掉它，因為他已久缺乏力量了。長江邊那衹篷船上的青年是有力量的。
他羨慕青年人，有時他在街上散步，他會盯住某個過路的人，當人走過他身邊，走開了，他會轉回身去盯着看。我問，“你看什麽呢？”他說，“沒有比青春再好的東西了。”他能感到生之氣息拂面吹來，他非常敏感。我甚至想說，他就是從他的敏感中汲取生命的。
平日，即使在他進入老年後，他仍然是個活靈活現的愛鬧的人。記得小時候，不管他晚上幾點回傢，即使我們已經睡了，他也非要把我們鬧醒。他興奮就要讓我們也都跟着他興奮。他相信這一瞬間的歡樂的高潮，他看重這份真實的感覺，睡覺則有的是時間。以後我們大了，他上年紀了，如果他遇到了什麽滿意的事，心裏生出美滋滋的感覺，他會突然扭動胖肚子，兩支胳膊舉起來伸直，小而柔軟的手靈活地上下翻動，跳起舞來。他的眼睛閃閃發亮，說他跳的是新疆舞，有時是日本舞，後來也有過是“迪斯科”的時候。實在那不能算是什麽舞，可是很有感染力。這真是一個老人嚮你襢露內心喜悅的最美妙的方式了。
然而來得容易去的快，片刻他就氣喘噓噓，癱坐下來。而且連歡悅的心情也隨着一陣巨烈喧鬧的動作發泄出去了，消失了。
在他情緒高漲，神采飛揚地和你講話時，一切會突然間停頓，隨即坍塌下來。他依然坐在那裏，但變了一個人，已被疲倦、被恍惚，被其它什麽帶走了的人。可也有的時候他會使出所有的力氣聊啊，聊啊，甚至是和不甚相幹的人，第一次來訪的陌生客人，他要聊到最後一口氣纔停止。他原來並不是一個能說的人，所以我有許多感觸。我時常想，他不停地說話，超出他精神與體力的支付能力，他想得到什麽呢？我心裏有很多答案，可沒有一個準確的。我記得小時候，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三樓的小禮堂裏，舉行春節聯歡會，也許是院慶，我記不清了，人們請院長講話，他就走到前面去。他的樣子就像不會說話的人那樣，總出錯。下面不斷有人笑，因為他又講錯了。他說得很短，然後就結束了，人們給他鼓掌。我雖然很小，可是我能理解這掌聲中有一層就有為了他的不會講話而鼓的。這樣的講話給人們帶來發自內心的歡喜。
我爸爸的語言十分精彩。我指的不是“語言大師”那一類的語言，是一些恰恰沒經過思維的、冒出來的話。比如，他的鋼筆沒水了，他需要人給他找墨水，可他冒出的一句話是：“這燈兒，不亮了！”我看見了他手上的鋼筆，我就懂了，當然，是鋼筆不亮了。當他想讓人幫他關掉燈時，他就指着燈說：“把這個，取消！” 很多東西都經常在他的取消之列。比如取消襪子，取消褲子，取消電視，他說：“取消！”我們就都明白了。後來我們也學會取消了。有許多事情他是絶不用腦子的。他寫完毛筆字，用我的洗臉巾擦毛筆。沒有別的緣故，衹因為很順手，而且那時他想，毛巾就是擦毛筆用的。傢裏來了個客人，說：“您還記得我嗎？我給您刻過圖章。”他熱情地說：“哎呀，那太好了！你刻的章叫什麽名字呀？”人傢就告訴他，是曹禺兩個字。
這樣的事情很多，都是些很可愛的事兒。
我妹妹的一個同學，他的爸爸是我爸爸的學生，他跟我妹妹說，你的爸爸，在國立劇專給我們講課的時候，就像個小太陽。我妹妹那時候衹是個小學生。她把這句話告訴了我。我就記住了，一直沒忘。
我很難真實地想像出他像小太陽的樣子。可是我相信他是有光的，因為我有感覺。
我琢磨過，那是什麽呢？很久了，我成熟起來，更成熟起來，我漸漸感覺到那種光是一種真誠之光。我所說的絶不是人們說到真誠這個詞時的那種含義。我說的這個真誠，可能更徹底些。
一次我得了感冒一類的病，躺在床上。他走到我床邊，看着我，然後說：“你不知道，我真擔心啊！我就擔心你死在我前頭。你要是死了，那你可讓我太沒法兒受了。”我所說的就是這種真誠。我還記得有一回，我看他坐在沙發上沉着臉，大不高興的樣子，我走過去關心他一下的意思，問：“爸，你怎麽了？”他回答： “不高興。”我說怎麽不高興，有什麽不高興？他說：“不高興就是不高興，覺得活着多餘，你說有什麽道理可講！”我就沒說什麽了，可又聽他自言自語，“覺得活着多餘就沒道理啦，不然，這裏有哲理。咳。”他嘆一口氣，“就是這麽一回事唄！”在很多類似的時刻，我就會想到，在他劇本裏的許多人物身上都有他的影子，是他的某一部分分離、繁衍出來的。
一般來說他不隱瞞自己，他不會隱瞞。包括他自己認為是不怎麽美的、醜的東西，他的方式是襢露。他會緊接着批判自己，用些極重的話。不過他也常常固執己見，而且他固執起來會像惡魔。有一些時候，他也想隱瞞，可絶少成功。
我當然不是說他在任何人、所有事情面前都如此。
有時候在外人面前，他就用慣常的、虛偽的方式表現他的那種真誠。這種說法不是人人都能明白的。這是我的說法。但，他的喜怒哀樂最後總是遮蓋不了的。
傢裏常來人，邀他做一些沒什麽意思的事，題字或者宴會。他覺得很煩惱。我們說，就說你身體不好。於是在來訪人面前，他真就病得很厲害，連說話的力氣也沒了，也聽不見別人說什麽了，完全不成了。來人走後我開玩笑，“爸，你演得過了。”他說：“我是真的難受、胸悶極了，就這兒。”他指指胸口。奇怪，這是真的。他的真誠表現為自己無法掌握的一種素質，超越他，在控製着他。在任何時候，在各種心情之下，甚至包括恐懼。他對於不必恐懼的事物的恐懼，對於不必憂慮的事情的憂慮，以至在不得不講的情形下講的溢美之詞，他那出名的過分的謙虛，都是真誠的。這種真誠也總是能影響我，使我在該生他氣的時候，變為不生氣。這種真誠自有它的力量。
再次聯想到我妹妹同學的父親的話，我能夠想像出他發光的樣子了。那時他年輕，正在給一群比他還年輕的熱愛戲劇的人講戲劇。那是美麗而真誠的光。穿過逝去的歲月，我感到他的樣子無比清晰地躍然在我眼前。
他在國立劇專時還有這樣的故事。四川的鼕天大傢都穿棉袍，他講課時也穿着棉袍，講着講着他覺得身上什麽地方怪難受的，就撓撓接着講。過了一會兒又覺得難受，又抓一抓，最後是從他的棉袍的窟窿裏竄出一隻耗子。很可惜我沒能碰到這麽好玩的事。事實上，他的生活能力從來很低下，幾乎是零。什麽東西一經他的手就要出問題。一杯茶要灑一半在身上；他自己係的褲子，會走着走着掉下來；臉盆用過後隨手往地上一扔，扔得瀟灑自如，所以後來他用的盆衹能買塑料的，供他摔。鼕天看他穿衣服，我無論如何不能理解，他就不難受嗎？腰部，連衣服帶褲子右一層左一層亂七八糟地糾在一起，鼓鼓囊囊，讓人聯想到不疊的被窩。每次我都問：“你不難受嗎？”他搖搖頭：“不。”——在這些方面他又是很遲鈍的。颳鬍子颳出兩三條口子，出血了，他一點不知道。他對疼痛的感覺也很遲鈍。
他不饞，吃東西非常隨便。給他什麽他就吃什麽，很少提出要求。他當然不會做飯。“文化革命”期間他好像做過飯，做過燒茄子。但我那時當兵在外，所以我不能肯定。但我能肯定我一輩子也不會吃上他做的飯。
但是他哺育我。我的意思不是他有自覺性地有計劃地教育我。他從來不這麽做。也許在我記事以前他做過。我不知道。我還很小，可能四五歲吧，我雙手緊緊趴在遊泳池邊上，水很深。他把我的頭使勁往水裏按，讓我別怕水。我大叫，並且打他。他就大笑。我四年級時他教會我騎車。然後我就騎車上學了。在當時我是獨一份。前面我說過了，他一回傢，衹要他高興就和我們大鬧。我把他的頭當過小山，山上長着草，我越過沙發，從他的肩膀爬到山頂去割草。他放《天鵝湖》的唱片，我們就沒完沒了地跳舞。
我還和爸爸在東湖邊釣過魚。我們坐了一下午，他釣上來一枝枯樹權，我給他講魚的家庭的故事，他愛聽極了。他帶我們看了許多戲。有的戲使我流淚。《雷雨》第三幕的電閃雷鳴把我嚇哭了，他衹得帶我們回傢。他還憑他的想像帶我去聽殷承宗的鋼琴演奏會。我聽不出什麽，衹記得彈鋼琴的人的嘴一直在咀嚼着什麽東西。我問：“他吃什麽呢？”他告訴我，他什麽也沒吃，那衹是一種習慣。而且他不知道自己的嘴在動。我覺得很奇怪。但以後就慢慢能理解這一類事了。
我前面還提到聽他讀自己寫的劇本。可能就在那時候我感覺出了陶醉是一種什麽樣子。他寫東西時常常在屋裏走來走去，表情是陰沉的。他還有劇烈地撓頭的動作，我也記得。他的耳邊有一個不大不小的痞子，他想不出來了就用手去搓那個痞子。他的習慣例不是咀嚼。後來因為怕磨擦太多生癌，就把那個痞子取消了。是一個很小的手術。
關於我爸爸，他年富力強時期的記憶都是零碎的，而且是孩子的觀察。他也有過極少次數的大發脾氣，我記不得原因，可是很嚇人。夏天在傢裏，他總是光着脊梁。汗像一條條小蟲在他背上爬。我觀察過汗珠從毛孔裏溢出來，往下滾，匯進脊背上汗的小溪流裏的全過程。但我一點不記得夏天的酷熱，我也不記得有人抱怨夏天。對了，我爸爸他不是個愛抱怨的人。他確實不抱怨。那時，他的書房是一間平房，前面被一座大房子擋着陽光。他趴在那張又老又大的書桌上，用一隻手支着頭，我媽媽坐在他對面，幫他記。窗子是緑油漆的，窗簾是白色的。我的相册裏有這時期的照片，但用不着拿出來看，因為我現在就已經看見了。
等我長大以後，他能夠和我交談、我也會思考以後，我想我纔真的開始瞭解他的一些品格。
對於他不懂的事情他絶不說知道。字典和百科全書是他必需隨手可取的。有的東西一時查不到，他就一直記着，最後總會在什麽地方查到。他是極端認真的人，不論做什麽事，他要的不是正好，而是超出。在很多事情上，他的這種態度給人以教育，以感動。可我不說這樣的事。我要說寄信這件事。最最普通的信（絶不超重），他一定要貼兩毛至三毛錢郵票。如果去郵局寄的東西，過秤後人傢說：五毛。他非貼上七毛。萬一沒時間去郵局，他就貼上一塊錢的郵票或者再多些。我把這種不可理喻的事歸為極端認真是不是合適呢？但我認為起碼有助於說明他對其它事情的態度。同時這也磨練出我們的耐性，不與他爭，由他想怎麽做就怎麽做。
他送客人從來是自己一個人跑在最前面。上年紀了，他的腿的功能退化的最快，可走路時你最後總是不得不拽住他，因為他控製不住自己要往前衝。即便在醫院的走廊上走走，也是這樣。我問他，你急着去哪兒？他笑笑，說：“好好，緩下勁兒來。”可走不了幾步就又上勁兒了。
衹有寫毛筆字、看字帖能使他的心靜下來。所以他常看帖，能看很長時間。寫字也很好，但消耗體力。一次他給我讀一首詩：“水目不真，唯有虛影，人亦如是，終莫之領，為之驅驅，背此真淨，若能悟之，超然獨醒。”人老了，大約對那種徹悟之後的寧靜很嚮往吧。尤其當他不能做到的時候。
我爸爸喜歡聽贊揚的話，當然不是任何贊揚都喜歡，總是高級一點的吧。但是他又清清楚楚地知道這樣很沒意思。有時他因為什麽事而沾沾自喜，正得意的時候，我看着他，笑眯眯的，他立刻就說：“你別笑話爸爸啊！”他要一下把事情點透。衹要他稍一閑下來，他的頭腦就不停地轉，就像被鞭子抽着的陀蠃。這根鞭子經常是：自己剖析。我至今弄不清在他的思想深處是否定自己多，還是肯定多。或許更多的是對自己的憐憫。他永遠不能領悟“知足長樂”和“隨遇而安”的欣然。
幸虧他的性格是好動、好熱鬧的。衹要有適當的場合和朋友，他就會是其中最鬧的一個，像孩子一樣放縱自己，“人來瘋”。他的朋友都瞭解他這點。當他全副精神地投入歡鬧時，看上去有點像舞臺上的人物。因為他大歡樂了，不是人人都能這麽歡樂的。
長時間的寂寞會使他煩躁。他坐在桌前翻手邊的雜志，毫不相幹的雜志，又走到書櫃前漫無目的地找書，讀出書的名字。他在屋子裏東走西走。這些都是煩躁的表現。有時我懷念從前在屋裏走來走去的爸爸。那是一個腳步沉重、有目的地的人。而後來這個走來走去的人，仿佛飄浮在空氣裏，不出聲音地問：“我到底要幹什麽？”
我堅信我爸爸的才華。我所指的不是他的劇本。劇本就不用說了。我是想說我知道他心裏是有真寶貝的。他對事物的理解從來是他自己獨特的。他會洞察。但他不常把洞察的結果講出來。於是這些結果就留在他心裏，越積越多、越豐富，發酵或蒸餾成了很棒的東西，很過硬的一些想法。這個積纍的過程看上去是從濃重到透明的過程。他有許多筆記本，都沒有寫滿。從上面幾乎看不出什麽。但他還是時常記上幾筆。後來我想到了，他記下來的衹是一些符號而已，衹有經過他的目光，那些符號纔顯出真正的意思來。世間一切事物都可能是有另一番意思的。平時他評敘事物，抒發內心用的都是沒法再普通的語言。然而又是極準確的，一拳拳都能打中的語言。
有時他表現出煩躁，在屋子裏走來走去，臉綳得緊緊的，我走過去摸摸他的臉。他站住了，鬆弛下來，對我說：“不行了，孩子，不知道什麽時候再出來那個勁兒，那個勁兒好像還有，可是像是不大行了。”我看着他。有那麽一會兒，我們互相看着。我是多麽地理解他因而可憐他。事情是多麽清楚啊！我本想安慰他的，纔摸了他的臉，可是我什麽也沒能做到。
一次我的兒子來看外公，他拉着他的手說：“多好、多好啊！什麽時候我要能回到你那樣，就是一個幹幹淨淨的小孩。多快樂！”我兒子太小，他覺得幹幹淨淨是歸媽媽管的事，就跑去玩他的了。可我喜歡他的這個“幹幹淨淨”，它像是一下為你換了一副眼光，當然，比這還要復雜些。
我和爸爸一起回過一次天津，是為南開大學的一個活動去的。我們到他從小長大的傢——小白樓去了。遠遠看見那所房子。說老實話我現在一點記不得是什麽樣了。但他記得，記得很清楚。他說：“就是它，就在這兒，不錯，絶對不會錯。這一傢姓肖，那一傢姓陳，”他指着旁邊兩幢房子，“我真是像在做夢啊！”
“就在這地方，”他指着街口，“我小時候這裏排着一溜人力車，那時叫‘膠皮’，不要問價錢，上去就走。”他記起另一幢房子是周金子的傢。
我們進了小樓，我就有印象了。小樓裏黑乎乎的，裏面住了好幾傢人。我爸爸指着樓下的一間：“這是我的書房，還有一個小書僮伴着我讀書。真是奇怪呀，我就住在這兒！讀易卜生，讀《紅樓夢》，翻譯莫泊桑，看閑書；上高中時也在這裏溫習功課。”他還想起了教過他的一個大方先生，還教過袁世凱的兒子，好玩古錢，有幾個姨太太，鼕天是永遠不生火的。他指出那裏原來放着沙發，那兒是書桌，那兒是床。他一再驚奇過去的事記得這麽清楚，他的思緒在他舊時的家庭裏遊蕩。有很多人與他同在。也許其中也有一個幹幹淨淨的孩子。他漸漸長大了，生活在大千世界裏，成了一個劇作傢。但是我不能想像。這樣的環境，周圍這樣的人，永不消散的大煙的氣味，下午3點鐘孩子放學回傢，仍然是死寂的傢……如果能夠試試，我也許想試一下，看那樣的生活會造成什麽，不過誰能保證我的安然無損呢？然而我又想，我爸爸並不想失去什麽，一切都在他心裏留下了應有的痕跡與重量。在那間彌漫着鴉片煙氣味的屋子裏，有一種東西一點點滲透到了他的身體裏。那就是憤怒。一個幹幹淨淨的孩子所一點點體味出的憤悶之情。他後來寫出的劇本就是他不能選擇的命運的果實。
我記得我曾經問過我爸爸，他寫東西的感覺。他說：“生活中往往有許多印象，許多憧憬，總是等寫到節骨眼兒就冒出來了。要我說明白是不可能的，現在不可能，寫的時候也不可能。”在他這樣說之前，其實我已經知道答案了。但是人對許多事情都需要反復證實。
就這樣，他在醫院已經住了一年多了。我媽媽李玉茹一直陪着他。我也常去看他。我們說他是個“有福之人”，他自己也承認。他沒有精神的時候就一句話也不說，這種時候現在比較多。不過衹要有精神他就立刻又像平日那樣，興奮而又敏感，說話聲音很大，眼睛生動地爍爍發亮。有的時候他的腦子裏可能出現了白朦朦的一片，分辨不出什麽，所以他就迷糊一會兒，打個盹兒。我離開醫院回傢，他送我到走廊上，站在那兒嚮我招手的樣子已經像個孩子了。
現在我想我已經證實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我爸爸是極豐富的人，極復雜的一個人。他一生不追求享樂，他很真誠。他有很多缺陷與弱點，但是他沒有罪孽。關於我的爸爸，我還有很多很多可寫的，但這裏已經寫不下了。
（選自《生命從80歲開始》，珠海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他坐在醫院的陽臺上，陽臺很寬大，也很長，空無一人。他坐在一張藤椅裏，太陽光照在他的頭頂上。稀疏的灰白的頭髮在陽光裏顯得幹枯而脆弱。而他臉上的神色是那樣安詳。有時候我走到他面前，他並不知道，因為他曬太陽的時候閉着眼睛。於是我註視着他，同時我能夠感覺到他的夢。他的一生在這一刻就像夢一樣，又真實又虛幻。他確實坐在那兒，但是他在他的夢裏。那是一個他自己也說不出是什麽樣的夢。總之很有分量，在他看見了我，微笑起來，和我談話……在這一切活動的後面都能感覺到那夢的分量。我說不清，但這就是我的感覺。我的爸爸老了，他因為生病而沒有力氣思想了，這樣一種夢就成了他的思想，帶着他，帶着他缺乏力氣的身體，靜悄悄地漫遊。
他坐在那兒，看見了許許多多他說不出的事物、人和事件……他有願望把這些景象告訴我們，可是很睏難。也許是他抓不住它們，也許是它們過於模糊，或過於強烈，使他不敢多望一眼。他說出的話都是極其簡單平常的。從這個意義上講他是那麽孤獨。他常常說“人真孤獨”，我想就是這個原因。
去年9月，我爸爸過生日，我們照了相片。我把相片寄給我在國外讀書的妹妹。她來信說，爸爸怎麽變得這麽黑呀？她不知道，他一夏天都坐在那空空的走廊上曬太陽。我明白了，真正的安詳其實是一種極深的疲乏，從精力到精神，從思想到體力。
今年9月我爸爸就八十歲了。他在二十三歲的時候寫出了話劇《雷雨》。最近北京人藝的第四代演員又一次把它搬上舞臺。我爸爸嚮醫院請了假，去看這出戲的演出。這是他一年多來唯一的一次看戲。事後他問我們：“你們覺得怎麽樣？還能看得下去嗎？”他並不想聽到評論式的話，他衹想聽到最普通觀衆嘴裏說的話，比如“挺有意思”，“好玩兒”，“真夠復雜的”，“挺來勁兒”。聽到這樣的話他心裏最快活。他屬於為觀衆寫戲的那類劇作傢。他成功了，這就對了。
我回答他說：“還行。”他笑了，說：“你總是這句話。不過你說還行就是不錯。”我說：“劇本是棒。”他又問：“真的嗎？真的還站得住？”我說：“確實還站得住，因為劇場裏很安靜，有不少看過的人還來看，主要是來看演員。還有很多從未看過的人來看，他們在每一處該有反應時都有反應。”他說：“能有人買票看這出戲，那就不錯。”
一種不自信現在時常睏擾他。他總覺得自己寫的東西並不真的好，懷疑它們的價值。我說這不是你的事，你寫出了劇本，盡了你的力，費了心血，以後就由時間去衡量了。“那我的劇本是不是還算能經受住時間考驗的？”他問。“你說呢？”我反問。“你說呢？”他不回答。他心裏有答案，但是那答案已經模糊了，太遙遠了。
記得他對我講過，一些評論他創作的書裏也寫到，他寫出了《雷雨》後，把劇本交給他的朋友章靳以。章靳以把劇本放在抽屜裏，放了一年，沒有看，也沒有提起過。我問：“你怎麽不問問他？”他說：“我沒想過要問，那時候我真是不在乎，我知道那是個好東西。”“那靳以叔叔怎麽會一直沒看？”“他可能是忘了。他沒把這件事當成一回事，他就是那樣一種人。”後來許多書上都寫過，是巴金伯伯發現了抽屜裏的劇本，看了，然後就發表了。
我永遠忘不了我爸爸痛哭的樣子和聲音。那是一種完全無法控製的男人的嚎啕大哭。那時我很小，七八歲，也許更小，看他撲在桌子上哭，站起來後，用手捂住臉，然後控製不住又大哭起來。我很害怕。但是我知道發生的事情，靳以叔叔因病在上海逝世了。他愛他的這位朋友。我沒有看過他再這樣哭過。
以後的很多年裏，發生了許多事情的時候，我想起了他的那次慟哭，我心裏總感到溫暖。同時我覺得那也是他的溫暖。在他今日的夢裏，那一定是他和靳以叔叔相聚的溫暖場景。
我剛纔想說的是，當他年輕的時候，他是非常自信的人。我不知道那時候他是不是說話口氣很大，如果要用一個詞那就是“狂妄”。我想他不會。他從來不是一個狂妄的人。但是我相信他那時感覺很輕鬆很快活，也很沉着，因為他知道自己想寫的，就能寫出來。他寫作不快，不是那類“快手”。他反復琢磨，常常是朗讀寫出的句子，直到自己很欣賞自己為止。我小時候聽他朗讀過《膽劍篇》。我記得“美，美麗的大火啊”！還有“玉人，我正要去找你，你卻來了”。
他的朗讀與衆不同，甚至可以說不同凡響。它們打動我，使我不忘。因為他根本不知道聲音的存在，他用感覺讀。如果說讀得有味兒，那衹是他思想的韻律。
這些都是我所目睹的生命的光華閃亮的景象。他給我講寫《傢》的時候，在四川長江邊的一條小船上，天熱極了，他又是特別愛出汗的人，汗流不止。從早上到天黑，他一句句，一幕幕地寫下去，夜晚時就點上油燈……於是我想像出江水拍打着木船的船底的聲音，想像出投在紙上的昏黃的燈影子，想像出那悶熱粘濕的空氣，想像出他的酣暢的筆追趕着他的思路。他會夢見這些時刻嗎？奇怪的是他很少提到。那些遙遠而又遙遠的極樂時光竟真的逝去了嗎？
如果我說它們沒有逝去，我是有根據的。
不管他曾經做了些什麽，忙碌的日子，玩的時候，投入於感情生活的時候，都有一種感覺是占統治地位的，那是另一個他，一個隱身人，藏在他的身體裏，那個人名字叫作痛苦。他一生都沒有逃脫它的掌握。這也許是他為什麽會寫作的一個重要原因。既然痛苦長存，那麽就是說對於美好時光的嚮住也就長存。這是一對不分離的生命，共同生成共同死亡。有時它們會溶化成一個生命。我看見過它們那種形態。我想我經常看見。
我爸爸得過嚴重的神經官能癥，所以多少年來他的睡眠必須要靠安眠藥。吃了安眠藥之後，他就大大地放鬆了。他的種種潛在的意識就會變成話語。這時候的他常常是最慈祥的，是軟弱而純潔的。有一次我已經睡下了，聽見他大聲叫我的名字，連聲地叫，我翻身下床，跑進他的屋裏。他說：“你再不來就晚了，我就跳下去了，我什麽也不想了，衹想從窗子裏跳下去！”他說得迷迷糊糊，他的身體軟綿綿的。我是說他根本不可能跳下去，他已經快要進入睡眠狀態了。但我相信，他的靈魂剛纔是站在窗臺上的，感受着外邊巨大的黑夜和冰冷的空氣。他說：“我痛苦，我要寫一個大東西纔死，不然我不幹！我越讀托爾斯泰越難受。”他的枕頭邊上放着托爾斯泰評傳這一類的書，這是他崇拜的作傢。他接着說：“人傢吹捧我，我並不快樂，因為我想得太大了。”
我勸他別想了，那麽多人並沒有幹什麽也過了，“睡吧。”我說。他反駁我，“那他們沒有想像力呀！我不同，我有，我想成托爾斯泰，可我成不了，都七八十歲了，還成什麽呀，我就想死了算了。托爾斯泰，他一輩子要弄清為什麽，他幾十年的痛苦，他想像農民一樣生活……他一天走三四個小時，然後寫作，大吃，能吃極了，八十二歲還要吃一大碗生菜，他每天又快樂又痛苦，真是一個偉大的人！”
有時候，吃過安眠藥，他講敘他生活的經歷，他所見過的一些事，如同陀斯妥也夫斯基筆下的事，他反復地說他要寫，要寫真實的人。有時候是講他的夢。我說的是真正的夢。他的夢是重複的，有的夢做了一輩子，同樣的場景，同樣的事件……他的話內容繁雜，跳躍極大。
大都是在這樣的時候，我尤其感覺到自己是他的女兒。因為他把我當成他自己生命延續出的另一部分。他所面對的其實不是我，而是一個他能夠進行自我傾訴的對象。他說了許多，讓自己瞭解自己的種種苦悶，他感到了安慰，平靜下來，就睡着了。
當然，他也面對我，他希望得到人的理解。我想在這點上我沒有叫他失望。我提到的那一次，他大聲把我喊去，說了一番話，第二天早上他對我說，跳樓，衹是那麽一想，你不要說啊！可我並不認為這有什麽稀奇，誰都有陷入絶望的瞬間，誰都想到過死。但是在他的生活中確有這樣一個陰影，或者說是一股壓力；或遠或近，或輕或重地跟着……他甩不掉它，因為他已久缺乏力量了。長江邊那衹篷船上的青年是有力量的。
他羨慕青年人，有時他在街上散步，他會盯住某個過路的人，當人走過他身邊，走開了，他會轉回身去盯着看。我問，“你看什麽呢？”他說，“沒有比青春再好的東西了。”他能感到生之氣息拂面吹來，他非常敏感。我甚至想說，他就是從他的敏感中汲取生命的。
平日，即使在他進入老年後，他仍然是個活靈活現的愛鬧的人。記得小時候，不管他晚上幾點回傢，即使我們已經睡了，他也非要把我們鬧醒。他興奮就要讓我們也都跟着他興奮。他相信這一瞬間的歡樂的高潮，他看重這份真實的感覺，睡覺則有的是時間。以後我們大了，他上年紀了，如果他遇到了什麽滿意的事，心裏生出美滋滋的感覺，他會突然扭動胖肚子，兩支胳膊舉起來伸直，小而柔軟的手靈活地上下翻動，跳起舞來。他的眼睛閃閃發亮，說他跳的是新疆舞，有時是日本舞，後來也有過是“迪斯科”的時候。實在那不能算是什麽舞，可是很有感染力。這真是一個老人嚮你襢露內心喜悅的最美妙的方式了。
然而來得容易去的快，片刻他就氣喘噓噓，癱坐下來。而且連歡悅的心情也隨着一陣巨烈喧鬧的動作發泄出去了，消失了。
在他情緒高漲，神采飛揚地和你講話時，一切會突然間停頓，隨即坍塌下來。他依然坐在那裏，但變了一個人，已被疲倦、被恍惚，被其它什麽帶走了的人。可也有的時候他會使出所有的力氣聊啊，聊啊，甚至是和不甚相幹的人，第一次來訪的陌生客人，他要聊到最後一口氣纔停止。他原來並不是一個能說的人，所以我有許多感觸。我時常想，他不停地說話，超出他精神與體力的支付能力，他想得到什麽呢？我心裏有很多答案，可沒有一個準確的。我記得小時候，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三樓的小禮堂裏，舉行春節聯歡會，也許是院慶，我記不清了，人們請院長講話，他就走到前面去。他的樣子就像不會說話的人那樣，總出錯。下面不斷有人笑，因為他又講錯了。他說得很短，然後就結束了，人們給他鼓掌。我雖然很小，可是我能理解這掌聲中有一層就有為了他的不會講話而鼓的。這樣的講話給人們帶來發自內心的歡喜。
我爸爸的語言十分精彩。我指的不是“語言大師”那一類的語言，是一些恰恰沒經過思維的、冒出來的話。比如，他的鋼筆沒水了，他需要人給他找墨水，可他冒出的一句話是：“這燈兒，不亮了！”我看見了他手上的鋼筆，我就懂了，當然，是鋼筆不亮了。當他想讓人幫他關掉燈時，他就指着燈說：“把這個，取消！” 很多東西都經常在他的取消之列。比如取消襪子，取消褲子，取消電視，他說：“取消！”我們就都明白了。後來我們也學會取消了。有許多事情他是絶不用腦子的。他寫完毛筆字，用我的洗臉巾擦毛筆。沒有別的緣故，衹因為很順手，而且那時他想，毛巾就是擦毛筆用的。傢裏來了個客人，說：“您還記得我嗎？我給您刻過圖章。”他熱情地說：“哎呀，那太好了！你刻的章叫什麽名字呀？”人傢就告訴他，是曹禺兩個字。
這樣的事情很多，都是些很可愛的事兒。
我妹妹的一個同學，他的爸爸是我爸爸的學生，他跟我妹妹說，你的爸爸，在國立劇專給我們講課的時候，就像個小太陽。我妹妹那時候衹是個小學生。她把這句話告訴了我。我就記住了，一直沒忘。
我很難真實地想像出他像小太陽的樣子。可是我相信他是有光的，因為我有感覺。
我琢磨過，那是什麽呢？很久了，我成熟起來，更成熟起來，我漸漸感覺到那種光是一種真誠之光。我所說的絶不是人們說到真誠這個詞時的那種含義。我說的這個真誠，可能更徹底些。
一次我得了感冒一類的病，躺在床上。他走到我床邊，看着我，然後說：“你不知道，我真擔心啊！我就擔心你死在我前頭。你要是死了，那你可讓我太沒法兒受了。”我所說的就是這種真誠。我還記得有一回，我看他坐在沙發上沉着臉，大不高興的樣子，我走過去關心他一下的意思，問：“爸，你怎麽了？”他回答： “不高興。”我說怎麽不高興，有什麽不高興？他說：“不高興就是不高興，覺得活着多餘，你說有什麽道理可講！”我就沒說什麽了，可又聽他自言自語，“覺得活着多餘就沒道理啦，不然，這裏有哲理。咳。”他嘆一口氣，“就是這麽一回事唄！”在很多類似的時刻，我就會想到，在他劇本裏的許多人物身上都有他的影子，是他的某一部分分離、繁衍出來的。
一般來說他不隱瞞自己，他不會隱瞞。包括他自己認為是不怎麽美的、醜的東西，他的方式是襢露。他會緊接着批判自己，用些極重的話。不過他也常常固執己見，而且他固執起來會像惡魔。有一些時候，他也想隱瞞，可絶少成功。
我當然不是說他在任何人、所有事情面前都如此。
有時候在外人面前，他就用慣常的、虛偽的方式表現他的那種真誠。這種說法不是人人都能明白的。這是我的說法。但，他的喜怒哀樂最後總是遮蓋不了的。
傢裏常來人，邀他做一些沒什麽意思的事，題字或者宴會。他覺得很煩惱。我們說，就說你身體不好。於是在來訪人面前，他真就病得很厲害，連說話的力氣也沒了，也聽不見別人說什麽了，完全不成了。來人走後我開玩笑，“爸，你演得過了。”他說：“我是真的難受、胸悶極了，就這兒。”他指指胸口。奇怪，這是真的。他的真誠表現為自己無法掌握的一種素質，超越他，在控製着他。在任何時候，在各種心情之下，甚至包括恐懼。他對於不必恐懼的事物的恐懼，對於不必憂慮的事情的憂慮，以至在不得不講的情形下講的溢美之詞，他那出名的過分的謙虛，都是真誠的。這種真誠也總是能影響我，使我在該生他氣的時候，變為不生氣。這種真誠自有它的力量。
再次聯想到我妹妹同學的父親的話，我能夠想像出他發光的樣子了。那時他年輕，正在給一群比他還年輕的熱愛戲劇的人講戲劇。那是美麗而真誠的光。穿過逝去的歲月，我感到他的樣子無比清晰地躍然在我眼前。
他在國立劇專時還有這樣的故事。四川的鼕天大傢都穿棉袍，他講課時也穿着棉袍，講着講着他覺得身上什麽地方怪難受的，就撓撓接着講。過了一會兒又覺得難受，又抓一抓，最後是從他的棉袍的窟窿裏竄出一隻耗子。很可惜我沒能碰到這麽好玩的事。事實上，他的生活能力從來很低下，幾乎是零。什麽東西一經他的手就要出問題。一杯茶要灑一半在身上；他自己係的褲子，會走着走着掉下來；臉盆用過後隨手往地上一扔，扔得瀟灑自如，所以後來他用的盆衹能買塑料的，供他摔。鼕天看他穿衣服，我無論如何不能理解，他就不難受嗎？腰部，連衣服帶褲子右一層左一層亂七八糟地糾在一起，鼓鼓囊囊，讓人聯想到不疊的被窩。每次我都問：“你不難受嗎？”他搖搖頭：“不。”——在這些方面他又是很遲鈍的。颳鬍子颳出兩三條口子，出血了，他一點不知道。他對疼痛的感覺也很遲鈍。
他不饞，吃東西非常隨便。給他什麽他就吃什麽，很少提出要求。他當然不會做飯。“文化革命”期間他好像做過飯，做過燒茄子。但我那時當兵在外，所以我不能肯定。但我能肯定我一輩子也不會吃上他做的飯。
但是他哺育我。我的意思不是他有自覺性地有計劃地教育我。他從來不這麽做。也許在我記事以前他做過。我不知道。我還很小，可能四五歲吧，我雙手緊緊趴在遊泳池邊上，水很深。他把我的頭使勁往水裏按，讓我別怕水。我大叫，並且打他。他就大笑。我四年級時他教會我騎車。然後我就騎車上學了。在當時我是獨一份。前面我說過了，他一回傢，衹要他高興就和我們大鬧。我把他的頭當過小山，山上長着草，我越過沙發，從他的肩膀爬到山頂去割草。他放《天鵝湖》的唱片，我們就沒完沒了地跳舞。
我還和爸爸在東湖邊釣過魚。我們坐了一下午，他釣上來一枝枯樹權，我給他講魚的家庭的故事，他愛聽極了。他帶我們看了許多戲。有的戲使我流淚。《雷雨》第三幕的電閃雷鳴把我嚇哭了，他衹得帶我們回傢。他還憑他的想像帶我去聽殷承宗的鋼琴演奏會。我聽不出什麽，衹記得彈鋼琴的人的嘴一直在咀嚼着什麽東西。我問：“他吃什麽呢？”他告訴我，他什麽也沒吃，那衹是一種習慣。而且他不知道自己的嘴在動。我覺得很奇怪。但以後就慢慢能理解這一類事了。
我前面還提到聽他讀自己寫的劇本。可能就在那時候我感覺出了陶醉是一種什麽樣子。他寫東西時常常在屋裏走來走去，表情是陰沉的。他還有劇烈地撓頭的動作，我也記得。他的耳邊有一個不大不小的痞子，他想不出來了就用手去搓那個痞子。他的習慣例不是咀嚼。後來因為怕磨擦太多生癌，就把那個痞子取消了。是一個很小的手術。
關於我爸爸，他年富力強時期的記憶都是零碎的，而且是孩子的觀察。他也有過極少次數的大發脾氣，我記不得原因，可是很嚇人。夏天在傢裏，他總是光着脊梁。汗像一條條小蟲在他背上爬。我觀察過汗珠從毛孔裏溢出來，往下滾，匯進脊背上汗的小溪流裏的全過程。但我一點不記得夏天的酷熱，我也不記得有人抱怨夏天。對了，我爸爸他不是個愛抱怨的人。他確實不抱怨。那時，他的書房是一間平房，前面被一座大房子擋着陽光。他趴在那張又老又大的書桌上，用一隻手支着頭，我媽媽坐在他對面，幫他記。窗子是緑油漆的，窗簾是白色的。我的相册裏有這時期的照片，但用不着拿出來看，因為我現在就已經看見了。
等我長大以後，他能夠和我交談、我也會思考以後，我想我纔真的開始瞭解他的一些品格。
對於他不懂的事情他絶不說知道。字典和百科全書是他必需隨手可取的。有的東西一時查不到，他就一直記着，最後總會在什麽地方查到。他是極端認真的人，不論做什麽事，他要的不是正好，而是超出。在很多事情上，他的這種態度給人以教育，以感動。可我不說這樣的事。我要說寄信這件事。最最普通的信（絶不超重），他一定要貼兩毛至三毛錢郵票。如果去郵局寄的東西，過秤後人傢說：五毛。他非貼上七毛。萬一沒時間去郵局，他就貼上一塊錢的郵票或者再多些。我把這種不可理喻的事歸為極端認真是不是合適呢？但我認為起碼有助於說明他對其它事情的態度。同時這也磨練出我們的耐性，不與他爭，由他想怎麽做就怎麽做。
他送客人從來是自己一個人跑在最前面。上年紀了，他的腿的功能退化的最快，可走路時你最後總是不得不拽住他，因為他控製不住自己要往前衝。即便在醫院的走廊上走走，也是這樣。我問他，你急着去哪兒？他笑笑，說：“好好，緩下勁兒來。”可走不了幾步就又上勁兒了。
衹有寫毛筆字、看字帖能使他的心靜下來。所以他常看帖，能看很長時間。寫字也很好，但消耗體力。一次他給我讀一首詩：“水目不真，唯有虛影，人亦如是，終莫之領，為之驅驅，背此真淨，若能悟之，超然獨醒。”人老了，大約對那種徹悟之後的寧靜很嚮往吧。尤其當他不能做到的時候。
我爸爸喜歡聽贊揚的話，當然不是任何贊揚都喜歡，總是高級一點的吧。但是他又清清楚楚地知道這樣很沒意思。有時他因為什麽事而沾沾自喜，正得意的時候，我看着他，笑眯眯的，他立刻就說：“你別笑話爸爸啊！”他要一下把事情點透。衹要他稍一閑下來，他的頭腦就不停地轉，就像被鞭子抽着的陀蠃。這根鞭子經常是：自己剖析。我至今弄不清在他的思想深處是否定自己多，還是肯定多。或許更多的是對自己的憐憫。他永遠不能領悟“知足長樂”和“隨遇而安”的欣然。
幸虧他的性格是好動、好熱鬧的。衹要有適當的場合和朋友，他就會是其中最鬧的一個，像孩子一樣放縱自己，“人來瘋”。他的朋友都瞭解他這點。當他全副精神地投入歡鬧時，看上去有點像舞臺上的人物。因為他大歡樂了，不是人人都能這麽歡樂的。
長時間的寂寞會使他煩躁。他坐在桌前翻手邊的雜志，毫不相幹的雜志，又走到書櫃前漫無目的地找書，讀出書的名字。他在屋子裏東走西走。這些都是煩躁的表現。有時我懷念從前在屋裏走來走去的爸爸。那是一個腳步沉重、有目的地的人。而後來這個走來走去的人，仿佛飄浮在空氣裏，不出聲音地問：“我到底要幹什麽？”
我堅信我爸爸的才華。我所指的不是他的劇本。劇本就不用說了。我是想說我知道他心裏是有真寶貝的。他對事物的理解從來是他自己獨特的。他會洞察。但他不常把洞察的結果講出來。於是這些結果就留在他心裏，越積越多、越豐富，發酵或蒸餾成了很棒的東西，很過硬的一些想法。這個積纍的過程看上去是從濃重到透明的過程。他有許多筆記本，都沒有寫滿。從上面幾乎看不出什麽。但他還是時常記上幾筆。後來我想到了，他記下來的衹是一些符號而已，衹有經過他的目光，那些符號纔顯出真正的意思來。世間一切事物都可能是有另一番意思的。平時他評敘事物，抒發內心用的都是沒法再普通的語言。然而又是極準確的，一拳拳都能打中的語言。
有時他表現出煩躁，在屋子裏走來走去，臉綳得緊緊的，我走過去摸摸他的臉。他站住了，鬆弛下來，對我說：“不行了，孩子，不知道什麽時候再出來那個勁兒，那個勁兒好像還有，可是像是不大行了。”我看着他。有那麽一會兒，我們互相看着。我是多麽地理解他因而可憐他。事情是多麽清楚啊！我本想安慰他的，纔摸了他的臉，可是我什麽也沒能做到。
一次我的兒子來看外公，他拉着他的手說：“多好、多好啊！什麽時候我要能回到你那樣，就是一個幹幹淨淨的小孩。多快樂！”我兒子太小，他覺得幹幹淨淨是歸媽媽管的事，就跑去玩他的了。可我喜歡他的這個“幹幹淨淨”，它像是一下為你換了一副眼光，當然，比這還要復雜些。
我和爸爸一起回過一次天津，是為南開大學的一個活動去的。我們到他從小長大的傢——小白樓去了。遠遠看見那所房子。說老實話我現在一點記不得是什麽樣了。但他記得，記得很清楚。他說：“就是它，就在這兒，不錯，絶對不會錯。這一傢姓肖，那一傢姓陳，”他指着旁邊兩幢房子，“我真是像在做夢啊！”
“就在這地方，”他指着街口，“我小時候這裏排着一溜人力車，那時叫‘膠皮’，不要問價錢，上去就走。”他記起另一幢房子是周金子的傢。
我們進了小樓，我就有印象了。小樓裏黑乎乎的，裏面住了好幾傢人。我爸爸指着樓下的一間：“這是我的書房，還有一個小書僮伴着我讀書。真是奇怪呀，我就住在這兒！讀易卜生，讀《紅樓夢》，翻譯莫泊桑，看閑書；上高中時也在這裏溫習功課。”他還想起了教過他的一個大方先生，還教過袁世凱的兒子，好玩古錢，有幾個姨太太，鼕天是永遠不生火的。他指出那裏原來放着沙發，那兒是書桌，那兒是床。他一再驚奇過去的事記得這麽清楚，他的思緒在他舊時的家庭裏遊蕩。有很多人與他同在。也許其中也有一個幹幹淨淨的孩子。他漸漸長大了，生活在大千世界裏，成了一個劇作傢。但是我不能想像。這樣的環境，周圍這樣的人，永不消散的大煙的氣味，下午3點鐘孩子放學回傢，仍然是死寂的傢……如果能夠試試，我也許想試一下，看那樣的生活會造成什麽，不過誰能保證我的安然無損呢？然而我又想，我爸爸並不想失去什麽，一切都在他心裏留下了應有的痕跡與重量。在那間彌漫着鴉片煙氣味的屋子裏，有一種東西一點點滲透到了他的身體裏。那就是憤怒。一個幹幹淨淨的孩子所一點點體味出的憤悶之情。他後來寫出的劇本就是他不能選擇的命運的果實。
我記得我曾經問過我爸爸，他寫東西的感覺。他說：“生活中往往有許多印象，許多憧憬，總是等寫到節骨眼兒就冒出來了。要我說明白是不可能的，現在不可能，寫的時候也不可能。”在他這樣說之前，其實我已經知道答案了。但是人對許多事情都需要反復證實。
就這樣，他在醫院已經住了一年多了。我媽媽李玉茹一直陪着他。我也常去看他。我們說他是個“有福之人”，他自己也承認。他沒有精神的時候就一句話也不說，這種時候現在比較多。不過衹要有精神他就立刻又像平日那樣，興奮而又敏感，說話聲音很大，眼睛生動地爍爍發亮。有的時候他的腦子裏可能出現了白朦朦的一片，分辨不出什麽，所以他就迷糊一會兒，打個盹兒。我離開醫院回傢，他送我到走廊上，站在那兒嚮我招手的樣子已經像個孩子了。
現在我想我已經證實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我爸爸是極豐富的人，極復雜的一個人。他一生不追求享樂，他很真誠。他有很多缺陷與弱點，但是他沒有罪孽。關於我的爸爸，我還有很多很多可寫的，但這裏已經寫不下了。
（選自《生命從80歲開始》，珠海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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