籍贯: | 重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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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文革”的开始扭曲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也直接影响了吕大渝的个人命运,她被以“炮打中央文革”的罪名定为“现行反革命”,之后等待她的命运便是“牛棚”、“干校”,历经磨难与艰辛;1978年,已获平反的吕大渝随邓小平访日,以一袭全白的西服和皮鞋风靡日本,被日本人称为“白衣天使”、“北京恋人”和“邓小平一行中的第二号人物”。
吕大渝 - 童年生活
吕大渝
吕大渝出生在抗战时期的“大后方”——重庆,所以取名大渝。父亲吕吟声先生曾任职于电台、航空公司和银行,辗转于东南亚诸国。母亲是一位杰出的幼教工作者,又是极有音乐天赋的基督徒。
8岁时,父亲被派往国外工作,母亲独自带着一大群孩子投靠了北京的叔叔。后来母亲用父亲的稿费积蓄,买下了交道口南大街马将军胡同甲十八号的小院。大渝被送进了北京汇文小学寄读。她的美术老师是孙敬修——在电台讲故事而伴随几代人成长的“故事大王”。
童年经历的坎坷和沧桑,令大渝懂得如何尽力去回报社会,去施爱于需要帮助的人。有着金子般童心的她,刚入学就表现突出,戴上了红领巾。因有着良好的气质,几次被学校推荐去完成“历史使命”——给毛主席、周总理和外国元首献花,大照片被刊登在《人民日报》上,小小年龄的她在当时已小有名气。
1954年7月的一个星期天,她去北海公园和同学们正在打羽毛球,一个有点胖的大人背着照相机站在旁边看了半天,并给她拍了张照片,他就是导演过王隆基主演的《三毛流浪记》的严恭。两天后,苏里导演拿着照片到她的学校来了。原来,长影拍儿童片《祖国的花朵》,严恭和苏里当“星探”,到处寻找儿童演员。在大约四五十个孩子当中,最终挑选中了十九名,那年大渝刚十岁。
在拍摄完了《祖国的花朵》后,上中学不久,又拍了另一部儿童片《罗小林的决心》,这部儿童片的副导演是王家乙。
吕大渝 - 成长经历
吕大渝
1960年春末的一天,16岁的她被指名当领队去参观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没想到这却改变了她的整个人生命运。他们被要求轮流在镜头面前说几句话,简单回答问题,她还背了一首“烟花三月下扬州”的诗,就让回家了。
回校后,总复习开始了,大渝几乎把这件事情忘到了脑后,但学校领导找她谈话,终于揭开了去参观电视台的谜底——她被选中电视台的播音员了。在广播学院学了一年后重返电视台,开始了自己在中央电视台长达27年之久的电视播音、主持、制作生涯——她和比她大十一岁的沈力,和比她大两岁才18岁的赵忠祥,成了中央电视台最早的电视节目播音员。
“我是扎着两条辫子走上电视荧屏的。电视播音员当时并不播报姓名,日子久了,成年观众叫我‘小辫儿’,孩子们叫我‘小辫儿阿姨’。”
直到1978年,“小辫儿阿姨”才真正亮出了自己美丽的“风采”——陪同邓小平访问日本,采访报道很成功。她气质优雅、举止端庄,代表了当时中国女性的新形象。当人们通过电视屏幕,看到这样一位“东方美人”惊呼“天女下凡”!她因此被日本人称之为“北京恋人”、“白衣天使”。
吕大渝 - 人物现状
吕大渝
1985年,美籍华裔科学家王赣骏博士,拾乘“挑战者”号航天飞机进行了太空实验室三号科学实验,成了第一个华裔太空人。王赣骏访华,吕大渝拍摄制作电视片《故乡行》时,结识了同行来华的王赣骏在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同事,也就是后来成为她丈夫的“白马王子”太空物理科学家李杰信博士。
1987年的7月31日,吕大渝获得了美国B-1签证,离开了生活35年的北京。1987年移居美国,所以现在国内的年轻人对她知之不多。年近六旬的吕大渝现在担任“大鲸鱼工作室”总干事。
吕大渝 - 与赵忠祥恩怨
赵忠祥
“赵忠祥和我本来可以是很好的朋友,我难得回国的时候,也应该像拜访沈力等老朋友一样去看望一下他。但是我没有,从来没有。”吕大渝最近在内地一家报纸上披露了她与赵忠祥在“文革”时期的恩怨,“并不是‘造反派赵忠祥把吕大渝打成了反革命’这么简单。”吕大渝是共和国第一代女播音员,16岁进央视,和当时18岁的赵忠祥一起工作、一起学习、一起苦练基本功。“文革”一开始,吕大渝跟不上形势,成了“保守派”。
1967年底,吕大渝不满江青的作为,一时年轻气盛,点着江青的名字写了张纸条,批评她不调查研究,“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纸条没有能传到江青手中。她的室友发现了字条在稿纸上留下的痕迹,把那张稿纸交给了赵忠祥。1968年初夏,赵忠祥在电视台前厅召开文艺播出部全体大会,在这次会上,吕大渝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列入最具危险性的“内定一类反革命”。一时间,广播局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专场批斗会上“打倒吕大渝”的口号叫得很响。以后,每当批斗广播局和电视台的“走资派”时,一大串老人后面就跟着这么一个小“牛鬼蛇神”。
军宣队和工宣队进驻以后,吕大渝“落实政策”,赵忠祥反成了“阶下囚”。在那个风云莫测的年代,吕大渝感觉到赵忠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无奈。吕大渝写道:“我被‘揪出’来到‘一零一牛棚’后,赵忠祥曾和颜悦色地安慰过我。以他当年文艺播出部主任身份,在当时的狂潮下,有人交出一张对江青不恭的纸条,也确实无法处理。”
30年过后,尽管对历史的捉弄已经谅解,但感情上的芥蒂仍无法完全消除。吕大渝无奈地感叹:我们在中国社会尚且正常的年代里,在中国电视事业初创的岁月中并肩走过一段充满朝气的时光,其实是真正的“老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