籍贯: | 山东黄县 | ||
阅读高玉宝在小说之家的作品!!! |
他9岁当童工、15岁做劳工、17岁学木匠,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辽沈、平津、衡宝战役中立大功6次。1962年保送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习。历任战士、通讯员、文艺干事,师职创作员,共青团第二届中央委员,中德友好协会理事,辽宁省民间文学协会理事,沈阳军区创作室名誉主任。辽宁省第八、九届人大代表,全国关心下一代委员会名誉主任、顾问、高级讲师、德育教育导师,教授。曾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代表大会及第四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并多次参加全国全军英模、先进工作者大会,还多次到天安门参加国庆观礼,曾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23次接见,曾受到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朱镕基3次接见,曾作传统教育报告3300余场、340余万人次,是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中国少年儿童校外教育先进工作者、全国劳动模范、全军优秀共产党员、沈阳军区学雷锋标兵(获金质奖章)。1955年开始发表作品。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他仅上过一个月的学,却先后写出了总计200多万字的几部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我要读书》和《半夜鸡叫》曾被选入小学语文课本;《半夜鸡叫》被拍成木偶电影,1995年被选入《共和国文学作品经典丛书》。长篇小说《高玉宝》在国内用7种民族文字出版,并被10多个国家和地区用15种外文翻译出版,仅汉文出版的就达450多万册,并被改编为24种连环画。他,就是被周恩来总理称为“战士作家”的高玉宝。
高玉宝 - 主要作品
自传体长篇小说《高玉宝》,长篇小说《春艳》、《我是一个兵》、《高玉宝续集》,并发表100多篇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作品。
高玉宝 - 获奖荣誉
《高玉宝》在国内有7种民族文字出版发行,在国外有12个国家和地区用15种文字翻译出版。报告文学《家乡处处换新颜》发表于1973年5月,中国5种对外刊物用6种文字向世界发行。1992年《高玉宝续集》获东北三省文学奖。
高玉宝是一位从文盲战士成长起来的作家,他六十年如一日坚持用写书、作报告等方式,对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人民日报曾以《英雄的文艺战士高玉宝》为题,对他的事迹进行报道。
《半夜鸡叫》太无耻,无中生有地诬陷,搞得周家这一家,家破人亡,背井离乡!高玉宝这种人良心在哪里?
高玉宝 - 人物生平
辽宁复县人。自幼家境贫寒,只读过一个多月的书。曾为地主当长工,替父亲出劳工。1947年11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通讯员、警卫员、军邮员。1949年8月开始创作,在文化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克服种种困难,于1951年写成一部长篇自转体小说《高玉宝》。作品以自身遭遇为主线,描写了东北沦陷期间贫苦人民在日伪压迫下的生活和反抗。文字朴实生动,充满生活气息。后经荒草帮助整理出版,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先后被译成15种文字。1954年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进修。1962年毕业后重反部队。曾参加过第二、三次全国文代会和全国文教群英会。曾任旅大警备区大连军人俱乐部主任。现离休。
高玉宝 - 著作
短篇小说
《我要读书》
《半夜鸡叫》
长篇小说
《高玉宝》
《高玉宝续集》
《春艳》
《我是一个兵》
高玉宝 - 《高宝玉》内容介绍
高玉宝不仅把他在新旧社会的不同命运写成书给读者看,还亲自到学校、工厂、机关讲给大家听,讲旧社会旧中国普通百姓的苦难生活,讲新社会新中国的巨大变化,讲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几十年来,他先后作报告5000多场,听众达500多万人次。从20多岁的第一场报告到如今的80多岁,高玉宝的足迹走遍大半个中国。听他报告的人既有工人、农民、教师、学生,还有劳教人员、失足青少年等等,大家对他的报告表示由衷的佩服。他作报告有“三不”规矩:不收酬金,不收礼品,不吃请。他作报告只收三样“礼物”:一条红领巾,一束鲜花,一张聘书。他把鲜花转送给勤奋育人的优秀教师,红领巾签名后转送给品学兼优的学生,只有聘书他留下,作为青少年教育的联系物。
在近60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实践中,高玉宝为人们树立了“学得来”的榜样。他帮助老百姓扫院子、挑水、种地、修理门窗,先后几次冒着生命危险参加救火,顶着大雪步行20里路把患重病的小女孩背到医院抢救。他被人们誉为“新时期当之无愧的活雷锋”。
解放战争中,高玉宝在20多次大小战斗中,立过6次大功、2次小功。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荣获全国社会主义建设青年积极分子、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全国老有所为奉献奖、学雷锋标兵、全军优秀共产党员等多项荣誉,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黄店屯村的孔庆祥回忆,“有一年我在到黑龙江的火车上,正好遇见高玉宝,我问,大舅,有半夜鸡叫这回事吗?他没吭声,说是这是文学创作的艺术性问题。然后又说,咱们这儿没有,不代表全国其它地方就没有。”
由于高玉宝同志创作的《半夜鸡叫》将农民周春富作为周扒皮原型,导致其家人受到了非常恶劣的影响。为了宣传的需要使一家人的名誉收到了玷污。最后不得不背井离乡。
高玉宝 - 《高玉宝和半夜鸡叫》
(作者:顾玉如)
“咱们这儿没有,不代表全国其它地方就没有。” 周扒皮本名叫做周春富,祖上从山东闯关东来到辽东半岛瓦房店(原复县)市黄店屯村。当时的辽东半岛地广人稀,闯关东过来的周家人,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在黄店屯村开垦了大片的荒地。后来闯关东过来的移民越来越多,在开垦不到好地的情况下,许多人就干脆靠租种先来的移民们的土地为生。如此几代下来,勤劳的周家,自然成了当地的大户。
但世事无常,兵荒马乱、天灾人祸加上家道中落,周家传到周富春这一代时,已是不复当年了。按照当地现仍健在的老人的说法,周富春当时是继承了一些土地,但并不多。
但周富春这个精明能干的农家子弟,天生就是个做地主的料。
从周富春当家作主后,攒钱置地成了他的最大爱好。而更让黄店屯人羡慕的是,他的五个儿子,个个都被他调教成了务农置家的行家好手。
原本日渐衰落的周家,就这样在周富春手上得以起死回生,再次成为黄店屯村的大户。而勤俭节约的周富春,为了攒钱置地,节省得连裤腰带都舍不得买,自己的腰带都是用破布条搓的。
而就是对自己这样苛刻的周富春,对待长工和伙计却不差。文革时,在周富春被活活打死近二十年后,批斗周家的闹剧却从没停止。当革委会主任孔庆祥找到在周家做过长工的孔兆明,要他上台给大家讲周富春是如何残酷剥削长工的丑恶事迹时。孔兆明讲着讲着却不由夸起了来,“我们当时在周家吃的是啥?吃的都是饼子,苞米粥,还有豆腐,比现在吃的好多了。” 干部们一听,急了,赶快把孔兆明拉了下台。
黄店屯村民孔宪丞在周家做过多年的长工,据他说:“当时在周家一年能挣8石粮食,可养活全家。”看来当时在周家做长工可比现在的农民工强多了。
周家的老长工王义帧说:“周老头狠,那是对自己的儿女狠,对伙计还行。从没说过我什么,我人生得单薄,但会干。老头说,伙计会使锄,能扛粮就行。”
可见,现实生活中的周富春,不但精明能干,而且能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可算是宅心仁厚啊。就这样一个宅心仁厚的老东家,怎么就在高玉宝的笔下变成了奸诈的恶霸呢?
高玉宝本是帮周富春家放猪的猪娃子,周家被打倒后,高玉宝没有猪放了。于是在周富春被打死两年后,高玉宝参了军,参军竟成了他人生最大的转折点,使他由一个文盲猪娃子挤身为知名战士作家、演讲家,并在部队由一个通讯员升到团级职称,当然,这都是后话。
文盲高玉宝不但能说会道,挺能吹牛,并且还识几个字。在当时普遍是文盲的部队里,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了一名通讯员。
成为通讯员后的猪娃子,竟激情四射,梦想成为作家,打算写小说。于是今天书店里还在摆卖的《高玉宝》的刍形诞生了。
虽然有了题材,但高玉宝毕竟是个文盲,识字不多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高玉宝在写小说时,凡是有不会写的,就用画图来代替。比如杀人,高玉宝就画一个人头,再在脖子上画一把刀,用这样的图案来代替。
在相关媒体上发表过一些豆腐块后,高玉宝的特殊经历引起了相关领导的注意。在那个阶级斗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期,高玉宝这样的“活教材”的出现,让领导如获至宝,也让猪娃子高玉宝的人生从此改变。
领导安排当时在部队体验的职业作家荒山去帮高玉宝。由高玉宝讲述,荒山主笔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三易其稿才通过了领导的审批。但为了突出事件的特殊性和真实性,《高玉宝》在被《解放军文艺》连载和正式出版时,一律挂的高玉宝的名,而不是作家荒山。
《高玉宝》在国内外出版发行多达二十多个版本,仅汉语版就印了450多万册,并改编成了二十四种连环画及十二种文艺演唱形式和戏曲书籍,其中尤其以上海电影制片厂1964年拍的同名木偶片影响最为深远。
高玉宝不仅因此名利双收,由一个文盲猪娃子一跃成为著名战士作家,并登上了全国各地的讲台,为当地百姓和学生作演讲。更是为他带来官运亨通,连升数级,由一个小小通讯员到团级干部职称的大翻身就此水到渠成。
对周家来说,真是世事无常。随着《高玉宝》的出版和高玉宝的四处演讲,黄店屯周家从此臭名满天下。可怜宅心仁厚的周富春老爷子,不但自己被活活打死了,死后更是身败名裂,为天下人所仇恨和唾骂,为天下人所不耻。
从此,黄店周家成了重点关照对象,每次上面来人批斗地主,便指名道姓要斗周家。而周富春的儿子孙子也成了被人任意打骂的劣等公民。可怜的老周家,靠周富春的勤劳节俭而置办起来的偌大家业,竟成了他们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祸根。
如黄店屯一位阎姓老人对顾玉如先生的惊诧:“半夜鸡叫?我这一辈都没离开过黄店,我怎么就没听说过?从古到今,谁听说过农民深更半夜去种庄稼的?人有长猫眼睛的吗?那不是去祸害庄稼去了吗?”
是的,从常识上来讲,半夜鸡叫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但明明就是子乌虚有的事,怎么一时之间天下人都相信了呢?怎么就没有人怀疑呢?
问题是在那么一个没有是非与黑白的年代,很多人都杀红了眼,停不了手了。能给“地主恶霸”们找多一条罪状就行了,谁还去管它真假呢?谁又有胆儿去辨是非与真假呢?正如记者问黄店老阎是否参与打周富春时,老阎所说那样:“谁敢不打呀?阶级一划分那就是敌人,你不去打就说明你的阶级立场有问题。”阶级立场一有问题,说不定明天你就成了敌人,就该轮到你上台挨批斗了。
在当时这样的疯狂环境和疯狂逻辑下,哪里还有是非与黑白呢?哪里还有人敢去辨别是非与黑白呢?于是像周扒皮这样的谎言,也就能顺理成章地像真理一样得以广泛传播了。
据黄店屯村的孔庆祥回忆,“有一年我在到黑龙江的火车上,正好遇见高玉宝,我问:大舅,有半夜鸡叫这回事吗?他没吭声,说是这是文学创作的艺术性问题。然后又说,咱们这儿没有,不代表全国其它地方就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