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山崎朋子在小说之家的作品!!! | |||
山崎朋子稚园协会奖）。
《望乡）或它的日文原名《山打根8号妓院》，有个副标题叫做“下层女性史序单”。它的原作者山崎朋子，曾经纠正别人给她的“作家”头衔，而称自己是“女性史研究者”，因为她的作品都不是虚构和艺术加工的产物，而是真实历史的发掘和记录；她发掘的，不是历史上曾经荣华富贵或chi咤风云过的女性精英的故事，而是被侮辱和被损害、也被视为肮脏下贱的妓女的经历。阿崎婆的血泪人生，山打根那些背对故国的“南洋姐”之坟，七十年代末曾给中国电影观众留下揪心的记忆。
看到艺术重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忍辱求生的日本“南洋姐”，今天的中国观众会联想到臭名昭著的二战中日军的慰安妇制度，以及那些惨遭蹂躏的同胞姐妹。而今，关于慰安妇的书籍开始多了起来，但其中很多是辗转引用史料，而慰安妇们的心声，仍然没有传递出来。
的确，像阿崎婆那样最终敞开了紧闭的心扉，顶住压力，把“南洋姐”的秘密公诸于世，是需要非凡的勇气的。1972年，《山打根8号妓院—下层女性史序单》初版轰动8本，成了最畅销书。两年后，它被拍为电影。阿崎婆一旦开口，不营是于无声处的一声霹雳，把那数万乃至十多万为了日本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国家利益”而远走他乡卖身为业、当日本跻身世界强国不再需要她们创造的外汇而视她们有辱国格的“南洋姐”们，从历史的尘封中凸现了出来，成为一个逼人正视、催人反思的巨大存在。而阿崎婆的终于开口，是因为山崎朋子这个女性史研究者“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精诚所至的结果。山崎朋子1932年出生在一个“精英”之家，父亲是日本海军的舰长；让她从小就学钢琴、绘画、舞蹈，把她当做未来的“精英妇女”培养。突然，她父亲及其军舰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失踪了，“精英之后”从社会上层一步跌落为大逆不道的“非国民之女”：两周之后，报纸、新闻、电视又180度大转弯，把她父亲渲染成为效忠天皇捐躯的烈士，同学、老师、邻居又对她们礼貌有加……8岁的山崎朋子从此领略了世态炎凉，也切身感受了战争机器中人是怎样作为军国主义宣传工具的。推己及人，她想一定还有比自己更不幸的人，她只有一个念头：“赶快长大，做一个对别人有利的人，为更不幸的人做点什么”。此后，作为长女，她离家谋生，干农活做家务，寄人篱下。
战后，她只身来到东京，半工半读，完成高中和大学学业。她认识了一个以优异成绩从日本最著名的东京大学法学部毕业的朝鲜青年。如果是日本人，等待他的是最好的工作，如果是中国人，他也能找到饭碗;只因是地位最低的朝鲜人，即使从第一流的大学和系科毕业，他最终只能以拣垃圾和打钢球赢点小钱为生。山崎朋子和他相恋了，她进入了一个虽然贫穷但是友爱开朗的朝鲜人圈子，有了一个朝鲜名字和一群朝鲜朋友，她打两份工，来维持两个年轻恋人和一群朋友的大锅饭……这一段经历，使山崎朋子的眼光超越了国界，注意到还有更不幸的民族、更不幸的青年；她开始思考，日本和韩国、中国、马来西亚、菲律宾，还有其他亚洲国家，到底是什么关系？
她开始调查，到处看书，参加研究会，听讲座……但是，在那时的日本，书中没有她的答案，专家学者们不能回答她的问题，人们反觉得她奇怪。只有一个自学成才、以文为生的青年理解她，认为她的思考很重要。后来，他成了她的丈夫。他们成立了一个亚洲和日本女性史研究会。
这时，她已经35岁了，又有了孩子。为维持家计，她兼照看别人的孩子，还为家中的房客做饭。忙得自己常常吃不上饭，还要学习、研究、写作。
在多重角色的冲突中，在全身心投入的付出中，她也有耗尽之时，几乎要掷笔罢写，是丈夫的鼓励，更是阿崎婆的鞭策，使她不停地行进在为那些没有话语权的置身于社会底层的文盲妇女代言的道路上。因为写了那些死在南洋的妓女们背对日本的坟墓，写了“南洋姐”现象这一令同胞感到耻辱的一页历史，她曾被扔石头、受非议。她像阿崎婆一样顶住了。
山崎朋子说：“今后，我仍将以发掘挣扎在社会生活的底层的妇女们的生活历史为己任。”所以，尽管她也写了《亚洲的女性领袖》，但是，她关注的焦点，仍是无名之辈。《山打根8号妓院》的出版，使早年结识的一些韩国朋友找到了她，也给她带来了新的写作线索：中日韩三国的少女的交流史。为撰写这一段历史，她已经准备了20年，采访了若干次，前几年还在北京天桥住了几个星期。
（摘自7月8日《中国妇女报）冯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