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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德 Liu Shide黄霖 Huang Lin戴敦邦 Dai Duibang
杨志军
作者  (1955年5月)
籍贯: 河南孟津

网络小说 Net novels《藏獒2》
《藏獒》
魔幻 mysterious《藏獒3》

阅读杨志军在小说之家的作品!!!
  杨志军,1955年5月出生于青海西宁,祖籍河南孟津,现定居青岛。当过兵,务过农,上过大学,做过记者,著有长篇小说《环湖崩溃》、《海昨天退去》、《大悲原》、《失去男根的亚当》、《江河源隐秘春秋》、《天荒》、《大祈祷》、《远去的藏獒》、《敲响人头鼓》、《藏獒》、《藏獒二》、《藏獒三》、《伏藏》等。另出版有文集《杨志军荒原系列》(七卷)。作品曾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
  长篇小说《海昨天退去》获全国文学新人奖;
  长篇小说《环湖崩溃》获《当代》文学奖;
  长篇小说《藏獒》获:《当代》文学拉力赛年度总冠军;第二届长篇小说年度最佳入围奖;第二届长篇小说年度最佳读者奖;新浪最佳文学类图书奖;中国最佳风云榜读者最喜爱的作品奖;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第一名;香港“红楼梦文学奖”入围奖;入选台湾十大畅销书排行榜;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向青少年推荐的一百本优秀图书”;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科学家协会向青少年联合推荐的“优秀长篇小说”;荣获全国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图书奖;入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藏獒三》(终结版)获:《当代》长篇小说2008年读者最佳奖;2008年中国•沈阳年度十大好书奖;山东省精品工程奖。
  
  杨志军-个人经历
  
  
  杨志军写作分期
  
  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是写作的积累和崛起期。这个时期的重要作品是1987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环湖崩溃》,1988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海昨天退去》。
  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是写作的沉实和喷发期。这个时期有“荒原系列七卷本”,重要作品是长篇小说《大悲原》、《失去男根的亚当》、《江河源隐秘春秋》、《天荒》、《大祈祷》等;纪实文学《无人部落》、《亡命行迹》。
  三、2005年起,是写作的转型和延伸期。这个时期的重要作品是《藏獒》、《藏獒2》、《藏獒3》、《敲响人头鼓》、《远去的藏獒》、《伏藏》。
  1982年春天,杨志军大学毕业进入《青海日报》社当记者,有六年时间常驻草原,与草原藏族牧民、草原灵犬藏獒共同经历荒蛮而温暖的草原生活,获得深厚真实的荒原体验,成为与荒原休戚相关、血脉相连的生命共同体。
  从这时候开始,直到1995年离开青海定居青岛,杨志军多次深入青藏高原腹地,完成了一个荒原作家最为重要的经历、经验和宗教顿悟,写出了创作早期的代表作品《环湖崩溃》、《大湖断裂》、《海昨天退去》,出版了文集《杨志军荒原系列七卷本》,被誉为中国荒原作家第一人。
  1995年,杨志军调到青岛。从这时起,杨志军沉潜于创作,出版了纪实与虚构的多部作品,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的《大祈祷》、《无人部落》,其后由《环湖崩溃》《混昨天退去》组成的“公民文本”《高原大劫史》出版,作家汪曾祺曾在小说最初发表时称其为“一部震撼人心的罕见杰作”,被台湾的评论文章誉为“华语世界一流精品”。编辑亦称“汉语殿堂终于有了回归汉语天性、天赋和天良的自由叙述,浑融、恣肆、嶙峋、恢廓、精微,尽展自然荒原和精神荒原辉煌的黑暗。”
  2005年——2008年,杨志军出版《藏獒》系列三部曲,迄今发行一百多万册。《藏獒》出版后,立刻引起了狼文化与獒文化的争论。有记者在问到杨志军是如何看待狼文化的泛滥的时,杨志军回答:我是一个道德至上主义者,我认为无论你干什么,无德即是可恶。而狼文化完全无视人之为人的基本行为准则,公开提倡弱肉强食、贪得无厌、损人利己、无信无义的强盗哲学、市侩哲学,把狼子野心当作人的正常之心,视弱者为草芥,置弱势人群于不顾,是极端利己主义的恶性膨胀。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所谓“狼文化”与狼这个物种毫无关系,很多坏提倡、坏主意、坏思想都是人强加给狼的。比如,狼的贪婪只针对食物,是生存的需要,它要活下去就必须这样。人的贪婪则表现为骄奢淫逸、损公肥私等。狼在现实中越来越少,几近绝迹,是自然中的悲剧角色,“狼文化”却大行其道,是社会中制造悲剧的角色。“狼文化”首先是对狼这个物种的侮辱、强奸和歪曲,其次才是对人类社会和道德标准的践踏和戕害。所以我在《藏獒2》中用很多笔墨写到了狼,既写了狼的荒野原则:凶狠残暴,也写了狼温情脉脉、义气多情的一面。草原上的人都说,狼是“千恶一义”的动物,也就是一千匹恶狼中必有一匹义狼,或者说,狼做了千件恶事之后,必有一次义举,这匹义狼在哪里?这种义举是什么?我想有所表现和挖掘,以便多层面、多角度地表现狼。作为自然的代表,藏獒和狼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它们相辅相成,互为依存,对立而统一,既是大草原上的一对永恒的冤家,也是在维持生态平衡中缺一不可的双方。针对记者问到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曾说姜戎的小说《狼图腾》“对我们德国人来说是法西斯主义,这本书让中国丢脸。”的言论,杨志军表达了他的看法:其实《狼图腾》里有很深刻的悲悯,里面对狼的描写完全是人道主义的,尤其是作者对草原生态一天天被破坏的忧患,令人感动。一个从苦难岁月中走来的中国作家,是不会宣扬法西斯主义的。也就是说“法西斯主义”跟姜戎没关系,有关系的是“狼文化”,这个獠牙狰狞的所谓“文化”,绝对是法西斯主义的。而“狼文化”并不是起源于《狼图腾》,它起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腐朽的那一部分。鲁迅的《狂人日记》就是对“吃人”的“狼文化”的批判,“救救孩子”也是从狼性十足的腐朽文化中拯救民族灵魂的呐喊。
  2010年,杨志军出版悬疑小说《伏藏》,这是一部探索西藏精神的作品,也是一部追寻信仰的作品。
  
  杨志军-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写作
  
  
  纵观杨志军出版的重要作品书目,我们就能大致了然杨志军的创作轨迹与关注视点,他的所有已出版作品,几乎都打上了鲜明的荒原烙印,可以称之为一座荒原雕刻。在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杨志军就以独立边缘的姿态选择了他的书写方向,他一开始进入的就是荒原,而不是社会普遍趋同的主流话语的表述;他自觉地认同了自然,而没有把自己汇入喧嚣沸腾的群体性写作潮流。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他似乎一出场就表明了此后一生的创作轨迹,而且目标明确,信念坚定,仿佛是荒原天然择定的不二人选,要为荒原发出它们静默的声音。回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氛围,杨志军的写作不啻是一个异数,一个神秘而独特的文化存在。他一样被社会大潮所裹挟,但在潮流中他汲取的是个体所需的养分,于是在潮流中他第一次清醒自觉地选择了自我,而这个第一次他奇迹般的保持至今。他极少跟随某个文学派别,纵使受到一些大师的影响,也不会沉迷其中,亦步亦趋,他一直让自己游离于派别之外,也没有一个圈子限定他,他的思考和书写从一开始就具有了边缘的气息。这使得评论界在面对杨志军时不知所措,无法用既知的评论语言和评论思维去评论他,也无法把他归入任何一个流派范畴。实际上,杨志军是极为典型的八十年代人,他的八十年代特征非常鲜明,可以说他保留了八十年代最引人注目的知识分子特点:激情、理想、对终极意义和终极价值的探索、终极关怀、人文精神的持续燃烧和恒久绽放。从这样的责任和使命出发,杨志军最终抵达的是自然的荒原,他在荒原找到了他的精神家园,他一切写作的根柢。
  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文化现象,杨志军既没有去反思政治历史,也没有去寻找传统文化之根,更没有在各种外来思潮中确定一条书写快捷方式,而是直接把他的触角探进了自然,探进了人与自然惊心动魄的断裂。时至今日,我们再来反观八十年代的创作,可以确证的是,杨志军的意识是超前的,他的思考和写作由于超越了许多同时代人的视野,而与八十年代有了相当的距离,甚至隔膜。如果文学史要讨论这一现象,恐怕也难以界定他的写作出处,他就像是一个突兀的建筑,令人愕然地置身于我们所熟知的文学楼宇之间,沉默而坚韧地持久散发着他的独有的气息,固执而倔强地把他关于自然的生命信息传达出来,他的急迫和坚定,他的耐力和忧患,构成了他的庞大的荒原体系。
  杨志军所书写的荒原有一个实指的地域,那就是青藏高原。他清晰准确地阐释了以往被我误读的一些概念:在地理位置上,青藏高原被称之为“世界屋脊”,耸立在地球最高处,是真正意义上离天最近的地方。这种自然所呈现的形态与世界上其它地方的“原”是不同的,青藏高原虽然名为高原,但实际上山与原不分,行走在茫无际涯的原野上,也就是行走在高入云天的山顶上,大山大到极限就是原,高原高到绝处就是山,山原一体,浑融一片,是对“山”、“原”词语概念的模糊,也便有了混沌中清晰的高原面貌。青藏高原创造的是逆光式的深邃,静默无语的大美。而青藏高原的水更是源头的水,长江、黄河、雅砻江、澜沧江、怒江、雅鲁藏布江都发源于山峰极顶,那些水源之山都是在人文经典和社会意识中取得了崇高地位的山,都是人类精神的制高点。正因为如此,“山水”的意义在青藏高原就非同一般,它涵盖了全部自然的生命魅力,有着至高至纯的精神向度,成为人类关于生老病死的思考的源头。
  杨志军详述了他所熟知的荒原,他的声音回荡在那块地球第三极的高大陆上。也许有很多身处其中至今仍生活于斯的人比杨志军更熟悉那片地方,但恐怕很少有人像他这样了解和悲悯那个自然意义的高原,他是一个深入内里又出乎其外的荒原倾听者和倾诉者,两者兼而有之的身份让他比他者更敏锐更深沉地看到了荒原的灵魂,看到了荒原自然形态表像之下的生命呼吸。他展示那一条亘古以来的漫长荒原路途,在行走的游吟中洞悉自然的存在和秘密。是一个地理的青藏高原,是一个自然的青藏高原,却成为最为纯粹清澈的神性高地。
  这是一个长长的高原梳理,也是一幅行吟者的醒目地图,在荒原的行走,无疑便是在人类高地的跋涉,其自然的地理路途标记,正是精神漂泊的雕刻记录:中国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分界线也是唐蕃分界线的日月山,盛传水怪出没的中国最大的咸水湖青海湖,柴达木盆地中世界最大最壮观的盐湖盐景,死寂之最的大戈壁,气势磅礴的茫茫大昆仑,羚羊野驴竞相奔逐的可可西里无人区,寥廓无涯的唐古拉山顶荒原,长江源头沱沱河,太阳一样耀眼的格拉丹冬雪山,绿野无极的藏北高原,雪山低头迎远客的念青唐古拉山,地热升腾云蒸霞蔚的羊八井,山岩嵯峨的拉萨峡谷,卧马塘的万山封闭的水边坦地上深藏的大昭寺哲蚌寺,与天接壤的布达拉宫,峰峦奇拔的横断山,凌虚而下的怒江,大水横溢的澜沧江,峻急翻滚的金沙江,险峰耸峙的雀儿山,横穿甘孜草原的雅砻江,雪峰突起的折多山,浪涌如峰的大渡河,峭壁连城的二郎山……
  经历了荒原的数年行走,杨志军对荒原的自然视角已经深入到哲学思考,他清醒而犀利地看到了荒原之于人类的意义,它对人类生活的深刻影响。杨志军进入了他的世界,他的行走的踪迹在荒原渐行渐远,延伸到荒原的腹地,他的心与荒原的心脏一起跳动,荒原抓住了自己最为忠实的代言人。他坦承荒原是一种象征,是一种生命的体验,是他经历过的危险的心理历程,而对一个作家来说,没有什么比这种历程和体验更重要的。他与荒原有一种奇异的彼此认知,因此他能够坦然地接受命运对他的惠顾。他洞彻每个人身上都拥有人类命运的全部形式,所以他庆幸自己生在西部而荒原给了他自然演变的全部启示,自然的苦难和人文的苦难成全了一个虽然寂寞却很充实的作家。正是荒原让他深刻地洞悟了作家的终极追求应该是灵魂的再生和精神的永恒。
  这样的思考成为杨志军关于自然与人命题的基石,也是他一生精神漫游的依凭。这个在黑夜徒步走过荒原的独行侠,在完成了他的自然淘洗之后,终于获得了最可宝贵的荒原启示。他知道人类在浩阔的荒原面前只是一粒浮尘,人们所能做的就是谨守生活的激情,保有对自然的尊崇,与自然和谐共处,——杨志军的方式是把自然赋予他的责任进行到底,他以言说的方式让自然的生命到达永恒:“文学是马拉松赛跑,如同生活。生活是赛耐力,而不是赛速度。我希望我的耐力好一些,希望自己有很久远更充沛的投入——目的不算什么,过程就是一切。”他在书写的过程中感知到了神性的光辉在照临人类的那一刻所产生的巨大喜乐,从而感恩于由自然女神的导引而使文字有了朴素华美的纹理,并进而为自己是自然的宠儿喜极而狂。他把自己当作荒原的任何一个生命物种,与它们同在,与它们同悲喜,敏感、依赖、奉献于荒原,与荒原结成结实的联盟,为对方显现彼此特殊的慷慨。
  由此,杨志军比他人更早更深地写出了荒原的痛与哀歌,他在和荒原的对话,和藏地牧人的交流碰撞中,看到了荒原雄浑的文化长河里沉淀的金块。杨志军之所以把青藏高原作为一生书写的坐标,源于荒原给他的启示。这是最为本真纯粹的自然,是承载人类精神的荒原,是地理意义和灵魂意义上的神性高地。由此出发,杨志军在独立的行走中,完成了自然与人的生命探索。他书写的是自然,内在的文化肌理是生命,而人、动物、荒原正是自然的所有内涵。
  因此杨志军明确指出,人类在荒原的生存体现着本能的精神张扬与先天自觉,因为自然生存条件的艰难,物质生存条件的匮乏,所以在荒原就必然要凭借一种本能与自觉才能活下来,而人类在长久的荒原生活中,已经把精神演化成了一种文化景观,一种文化人格,人在自然和文化状态中所持有的信仰和敬畏,也就成为一种精神本能与先天自觉。由是他也有着鲜明的立场认知,知道自然与人只有和谐相处才可以共生共存,人与自然与人才可以表现出非常强大的亲和力。他启示人类,人只有与自然融为一体,其绵延不断的繁衍生息才有了可能,荒原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内核是人类对土地无条件的眷恋,生命对自然绝对的依赖,也因此,所有的现实存在都是具有生命的物体,包括人、动物、荒原本身。
  生命意识是杨志军荒原行走的巨大收获,也是他作品的核心内容与价值指向。因着对生命的虔诚与悲悯,杨志军洞悉了荒原的本质,那一种没有欲望和功利,超越了世俗与卑微的,对自然无条件的亲近,是荒原精神最可宝贵的内涵。所以杨志军认为,一个人一生所能做的最有价值的,就是虔诚地热恋,对自然,对灵魂,对生命。一个社会,不管有什么样的政治秩序和经济体制,都同时必须有一个健康优良的道德标准成为人们的内心依恃。荒原精神是关于人类和自然荣夭与共的精神,是关于生命强韧不息的呐喊,是灵魂得以栖居的高大陆。他曾经发出这样的呼喊:“它让你在走出绝地之后发现你的存在形式依然是一个血肉丰盈的躯体而不是一堆白花花的骨殖,让你在越过死亡线之后发现你的生命境界正在接近该海拔的明亮,从此你将不甘心仅仅盘根于潮湿的洼地在弥漫不散的阴暗中蝇营狗苟。”正是由于这样的思考,杨志军的作品显现了极为丰富壮观的生命景象,生命成为至高无上的信仰,他给生命以温暖,让生命穿越历史穿越自然,在向神性高地攀缘的路途完善生命。
  于是,青藏高原所沉淀的荒原意识植入杨志军的骨髓,荒原成为他的精神归宿,负载了他的完整的精神意义:回归自然的前卫思想,返本还原的先锋意识,崇尚光明的净土理想,生命永恒的终极关怀。
  杨志军-主要作品介绍
  
  
  青海湖是我国最大的咸水湖,也是国际七大湿地保护区之一,是鸟的天堂。但是今天的青海湖已经越来越小,湖中的鸟岛也已与陆地连在一起,成为一个袖珍的小岛,鸟类远徙,风景不再。青海湖也在杨志军写过中篇小说《大湖断裂》以后的若干年,断裂成好几个子湖。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天灾和人祸的连手摧毁,终于使“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的心脏”青海湖成为破损的现实:湛蓝的湖体堆积出沙山,荒漠代替了草野,沙漠的吞噬让浩瀚的环湖草原绿色荡然,满目疮痍。
  《环湖崩溃》:是杨志军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杨志军的成名作,它发表于1987年1月号的《当代》杂志,再版时又经过了修订。《环湖崩溃》以青海湖为依托,充满了对青藏高原自然生态走向失衡和衰退的忧虑,它预言了草场的沙化、河流的干涸、湖水的下降、动物的减少,不幸的是,它的预言在二十年后的今天,全部变成了现实,所以它的出版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警醒人们要千倍万倍地保护生态,保护野生动物。从杨志军的创作来说,《环湖崩溃》闯入了藏区文学的禁区,它表达了他最初形成的自然崇拜和女性崇拜,是人与自然、女人与男人、灵魂与肉体的一次尖锐冲突。
  《大湖断裂》:载《现代人》1985年第二期,杨志军用他对自然的全部体恤和关怀,在貌似政治描写的边缘,突出和强化了自然与人无可挽回的断裂,这种断裂,直接导致了人的肉体生命和精神生命的全面崩溃,也就意味着自然与人的同归于尽。大湖断裂,是现实,更是一个隐喻,断裂的是自然意义上的大湖,喻示的却是人的灵魂的断裂。这种断裂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是集体无意识的,对高清阳们这类政治角色来说依旧是愚钝无知。也正是因此而构成了一个庞大恐怖的黑洞,人类已无从修补这个黑洞,只能任其吞噬人类的躯体和灵魂,在坠落黑洞的瞬间,人类甚至来不及发出悲惨的呼叫,迅疾而至的灾难正是自然与人对峙的战争结果。
  《海昨天退去》:是一部获得1988年全国文学新人奖的长篇小说,是当时部队生活最真实的写照。诗性的情绪和理性的力量此时以一种狂暴的混合颠覆了以往人们们对于崇高和英雄的认知,自然与人的撕裂以真实而荒诞的存在,呈现了不可弥合的残酷事实。一个格拉(格尔木至拉萨)输油管线工程团要以最快速度穿越昆仑山、可可西里山、唐古拉山、藏北高原、念青唐古拉山和拉萨谷地,建成一条直通天国的成品油输油管线。部队刚到唐古拉山兵站就有人死于高原反应,而相距兵站只有三百多米远的一处墓地已经排列了五十二座坟堆,地处海拔五千米以上的高地无情地淘汰着人类最为强硬的生命,输油管线工程团在这片鸿蒙大地上边走边送葬,死亡的原因千奇百怪,毛骨悚然。不明原因死亡的,喝毒水死的,腿骨扭曲、肌肉迅速萎缩、筋脉改变走向的疾病,星罗棋布的湖泊中间的倒毙,茫茫大野中的迷途……藏北高原、念青唐古拉山、不冻泉地段、昆仑山腹地、万灵国中的死亡之湖,每一个地域都与生命和死亡紧密相连,坚硬的生命链条注定了在世界最高处的断裂,——自然对生命的神秘而无穷的制约以如此凌厉峻悍的方式刺进人的身体深处,呼吸戛然而止,恐惧和痛苦成为赤裸裸的黑暗。那一群被使命驱使的军人,已不再是个体的人,他们形同蝼蚁的生命在崇高的旗帜下轻如鸿毛,飘然若絮。杨志军写出了许多有名有姓的人,他们见证着更多无名无姓的灵魂在荒原与自然的厮杀和失败。生命在这儿成为最混沌的存在,活着与逝去的边缘模糊不清,每个人的内心都是无法填满的黑洞。而他们在完成任务回到他们的家乡时,却发现自己已经无乡可归。
  1994年杨志军出版的“荒原系列七卷本”在西部卷起“千堆雪”,其影响由西部发散到全国,杨志军被戴上了“荒原作家”的荆冠。其实,荒原作家的称谓远不足以清晰地呈现杨志军的全貌,他的思考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自然荒原,在他的作品里,荒原是一个意象,是他完成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象征载体。
  “荒原系列”第一卷《失去男根的亚当》:描写了在那个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时代,人们被臆想中的战争鼓噪着热情,斗志昂扬地造就山外几千里防御在线的立体长城。然而一个早晨的十五响闷炮终于完成了积石大禹山脉响应人类的灾变:生命的气浪在石破天惊的变化中随风逸去。积石大禹山脉中段的“拔断筋”的半边山体崩落了,它将无数大大小小的岩石盖向人群,远山近草一阵抽搐之后,生命没有了任何声息。战友在瞬间被崩塌的山体掩埋。幸存者“我”和老河、鬼不养兵娃回到了森林,回到了苍家人的原始家园,进而看到了荒原女苍女西乐的天赋自然,而非同一般的荒原猛狗苍狗獒拉,在第一次和“我”碰面时就被一种神秘的力量奠定了互相依存的基础。若干年后,当“我”走出监狱去寻找积石大禹山脉的所有灵命时,蓦然发现积石大禹山脉中盘结的老树、葱茏的嘉木和欣荣的芳草已经从这个地球上消弭,而苍狗獒拉来了,它“一口咬掉了我的雄性的根本、男人的阳具。”
  第二卷《江河源隐秘春秋》:
  这是一把开启人类心灵黑箱的钥匙。在这个黑箱里,性爱成了信仰,是惟一的美丽。其中婚姻就像莲花,芬芳得醉人。男人和女人,天各一方,他们之间搭起思念之桥。历经坎坷,缘桥而来,相会片刻,便又是迫不得已的分别:一个西去,一个东留。又是苦恋,爱情成了伤痛和锁链,荒欲时代来到了。爱与哀愁,互为因果,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西去的囚犯拖着被打败的肉体,走进荒原的悲苦惨烈中,等待他们的是死亡与苟活,是人性之恶与人心之丑。囚犯人群成了人类走向堕落的缩影,其经历奇险而怪异。饥饿,死亡,复仇,血的闪光,性的荒芜,畸形而荒诞的同性之恋,可怕的互相残杀,人蜕变为鬼魅,苦难成了独一无二的体验。悲惨的命运让人不禁要问:人是什么?人的作为是什么?禁欲的苦难和纵欲的灾难同样是深渊。主人公——一个上帝的信徒和女囚犯邂逅,爱情不可遏止。而家乡的妻子坚贞于初爱,不惧他人胁迫,苦苦挣扎,终于决定西去寻找亲爱的丈夫。丈夫正在逃亡,如惊弓之鸟。在雪原上,在追兵的包围中,他遇到相爱甚笃的女囚犯,突然觉得应该做一次人了。于是他和她净赤着交合在茫茫大雪中。追兵戛然止步,目瞪口呆。囚犯仿佛胜利了。而这时,远来的妻子却和他错缘而过。她搭上驶往麻疯病院的汽车颠簸而去,到达目的地便意味着失去自由。愤怒至极的她以善良者最微弱的反抗举起了刀子。这是一部好作品,好就好在不同层次的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找到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故事、不同的历史和不同的意义。同时,这部作品在探讨人性的深度和广度上在当代文学中也是鲜有的,甚至可以与西方文学中的同类作品并驾齐驱。性爱与苦难连袂,伴之以忧伤的基调,如同一首永恒的悲歌,唱出了人心最黑暗的隐秘。作者对苦难的描述和体验,使他的作品犹如崛起的大山,始终不为时间所淘汰。任何时代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这也是一部人与自然的大书,人在荒原,与荒原和解,惟有在荒原这样纯净的自然中,人才能还原为真实的人。
  第五卷《大悲原》(又名《圣雄》):是杨志军对自然最彻底和最抒情的歌咏,是关于部落战争和草原民族的浪漫悲情。在这部关于荒原生命迁徙的史诗性的作品中,杨志军与原初自然的生物奇异地相遇,并且想象着他们奔跑的方向。由于神灵对人类的惩罚,草原上突然流行花柳病。当亚敦哥洛,这位草原上最勇武的战士因病被他所忠诚的部落抛弃的时候,是自然收留了他。无论是他孤独的征战,对一百零一个男人阳物的攫取,还是孕育生命的石破天惊,都是自然最昂贵的馈赠。亚敦哥洛的儿子巴思坎得尔在原始剖腹产的血光迸溅中获得了他一生的宿命:自然荒原和人类生命的殊途同归。巴思坎得尔是草原上最伟大的强盗和歌手,而强盗和歌手都是自有人类以来最古老的职业,他们激发着巴思坎得尔的无穷想象,成为巴思坎得尔激情的源泉。自然之子巴思坎得尔在世界第一号强盗和草原最杰出歌手的梦想中,完成了他的自由不羁的一生。
  第七卷《天荒》:应该是杨志军的小说中最具镜象意义的作品。这部小说迄今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很多人误读了此书。实际上,杨志军仍然在他的荒原行走,他借用了石油城这个他所熟悉的容器放置自己的思考结果,正如马尔克斯用他童年的世界(马贡多)对一切巨大然而徒劳的奋斗的拉丁美洲历史的总结。《天荒》中的石油城亦是一座镜子城。《天荒》中的石油城盛产酒鬼,酒催生了人们的情欲,也催生了人类无可挽回的灾难。由此,石油城在酒的导引下,轰轰烈烈地生,也轰轰烈烈地亡,人在酒海里向自然捞取救命稻草,企图医治日渐衰微的雄性,自然的精灵飘风鸟儿则在人类残忍的虐杀中宣告了整个城市的永远阳痿。杨志军把对酒的想象写到了极端,他漫天铺开酒的罗网,让整个城市在酒气氤氲之中演绎历史的进程。这部小说貌似写实,实际却极具隐喻意味,石油城海宁市既是现实的幻象,也是现实的放大,饮食男女的生活表像下是自然与人的激烈厮杀,同归于尽的最终命运。杨志军的描写是漫画式的铺张,他把平常导入深刻,把现实导入未来,让酒成为人类的杀手,又让人类成为自然的杀手,生存链上的每一环都是不可挽回的断裂。
  《大祈祷》:2002年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植根于民间记忆,具有文学史价值。是对中国知青最真实、最本色的探索,是忠实于原生状态、袒呈个人与集体灵魂世界的文本。一群心性纯真而又有理想有抱负的男女知青,因为一次平常的小型聚会,遭到逮捕,被判处15至20年徒刑,并且流放于莽莽昆仑山下的荒酷深处。从此,他们被监禁、游斗,被驯化、畸化、兽化。从此,他们屡逃屡囚,屡囚屡逃,人生的全部作为乃至活下去的目的在于逃亡、申诉、寻找无罪见证人。从此,他们自焚抗争,割腕自杀,精神失常,惨遭轮奸。从此,他们始于荒诞胜似传奇的真实经历,惊天动地而又绝痛绝耻莫解。从此,他们跋涉于穷荒绝漠,漂泊于那陵格勒河,挣扎于食人土匪巢穴,混迹于移民原始部落,蓬头垢面,身裹兽皮,甚至茹毛饮血。从此,他们性饥渴、性野蛮、性放纵,连最纯洁的爱情也沉陷于原始的荒诞的兽欲的深渊。他们依然还在申诉、逃亡,精神却先于肉体崩毁了,一如行尸。当主人公们依然没有逃出披着人皮和神皮的丑类们制造的辽阔深远而又无所不在的荒诞时,已经成了勤于庸俗和善于麻木的白发老翁、老妪。作者曾以浮雕般力度,撰写过长篇纪实文学《无人部落》,现在又以坚实的采访,以深刻楔入红色荒诞真相的不懈胆力和时庄时谐、沉劲凝重的行文,完成了这一三部集的长篇作品,读来难禁百感,惊激不已。
  《无人部落》:2000年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编辑推荐说:荒远、冷阔、悲怆、悍烈的青海高原腹地,属于生命的禁区。公元1965年,成千上万的知青奔赴这片类似月球地貌的不毛之地,开始我们这颗行星最独特、最动荡、最痛楚的人生命运,从此,所有的思想都是自我投入,所有的爱情都在劫难逃,所有的青春和生命都肆伏着耻辱、恐怖与杀机,所有的蒙昧、黑暗、荒谬、残酷都是以最革命和神圣的名义,说错一言获罪逮捕,写差一字劳改三年,一句玩笑判刑十载,一次求爱百死一生,情侣出卖情侣,情书如同战书,莫须有的知青地下复仇军,知青流浪反革命集团,知青暴乱,知青成立中华大帝国案件,知青篡改毛主席地位阴谋……五花八门,无止无休的阶级斗争致使哭声盈耳,同类相残敌视。知青们集体的畸化、愚化、奴化、兽化,人人成为最虚弱、最盲目、最卑琐、最无情而又最不堪一击的生物。那出卖灵魂也出卖肉体的乞求,跪向遥远故里的割腕自杀,颠沛流离在中印、西藏边境的流亡、逃亡,无不以原汁原色原意的本真,托起了惊天动地的悲烈与空前绝后的历史的英魂。
  这是中国知青精神行旅不堪卒闻的挽歌。
  这是东方古大陆最荒茫而又苍凉的大唱。
  杨志军以浮雕般力度的行文与切割般锋利的解析,使旷古未闻的历史真相从此具有化石般的巨蕴、品格和意义。
  《藏獒》:故事选定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藏区草原,世代形成的部落恩怨还在,神秘的信仰崇拜还在起作用,“父亲”、白主任、汪政委等一批入藏干部驻扎到草原上,他们必须学会与草原牧民交朋友,同时调合部落恩怨。而书中的“父亲”,在无意间,用一袋天堂果(即花生),将七个上阿妈草原的小男孩与一只雪山藏獒引到西结古草原,引爆了一场深埋在两个部落间的宿怨。七个小男孩,成为西结古草原人复仇的对象,而角斗的双方,则是各卫其主的藏獒。藏獒的身后,还有草原上各种动物角色:藏狗、狼、金钱豹……彼此制约,形成险象环生的生物链,藏獒的角色尤其复杂:在人与狼的冲突中,它们要保护人类的安全;而在人与人的冲突中,它们要捍卫自己的部落;寺庙的喇嘛需要格外尊崇,同时还有自己的獒王……作为狼的天敌,它们不屑于小算计、小花招,却必须具有超人的智慧与计谋。而只有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藏獒,才能成为领地的獒王。藏獒的世界,被杨志军写得有如武侠江湖,有大侠间的比武、有情敌间的较量,一次次的高手过招,小说临近结尾处的两次比武,犹显得逼人魂魄:上阿妈草原的藏獒必须与西结古草原的獒王比武,才能印证自己是传说中的雪山神狮;他必须战胜送鬼人用仇恨养大的饮血王党项罗刹,才能维护领地的安全……而最终征服饮血王党项罗刹的,不是獒王的威力,而是书中父亲的爱心。
  《藏獒2》:西结古草原上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雪灾,牧民和牲畜似乎都瞬间消逝了。肆虐的灾害代替了一切,大草原上到处都是在饥饿中寻找猎物的狼群、豹群和猞猁群。不寻常的是,多狲草原和上阿妈草原的狼群也都悄悄集结到了这里,饥饿的狼群随时准备向受灾的牧民发起攻击。使命催动着藏獒勇敢忠诚的天性,为了保护人类的利益,西结古草原的领地狗群在獒王冈日森格的率领下,扑向了大雪灾中所有的狼群和危难……与前作相比,《藏獒二》的场景更加壮阔宏大,故事情节更加曲折刺激,内涵更加丰富,叙事更加娴熟,基调也更加苍凉悲壮。獒狼之间的战争由小规模的单兵作战式争斗升级成为獒群与狼群之间大规模冲突。在作者笔下,草原上最敌对的两种动物之间的战争与人类战争一样,既讲求战术策略,也注重排兵布阵协同作战。可以说,《藏獒二》中展露的是更为丰富的藏獒精神。
  《藏獒3》:延续了前两部的精彩和悲壮,它讲的是:上世纪1967年,人类驱使藏獒替代自己进行大规模武斗,于是,西结古藏獒和东结古藏獒、上阿妈藏獒和多猕藏獒开始了一场悲壮的自相残杀,于是,鲜血染红了雪山草原,秃鹫覆盖了蓝色的天空,悲伤逆流成奔腾的河。于是,一代獒王雪山狮子冈日森格死去了,饮血王党项罗刹多吉来吧死去了,无数忠勇的藏獒死去了,纯种的喜玛拉雅藏獒遭受灭顶之灾,成了青藏高原不散的魂灵和父亲心中永远的痛。如果说《藏獒》和《藏獒2》写的是藏獒的成长和辉煌,《藏獒3》(终结版)则写的是藏獒的悲剧性终结。读《藏獒3》(终结版),会感受前所未有的情感冲击,那种悲怆,那种凄凉,那种心痛,将是今年来难得的阅读体验。藏獒因为忠诚和无私无畏成了人类的朋友,又因此成为人类的贪婪和愚魅的牺牲品。
  《敲响人头鼓》:200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敲响人头鼓》是一部看似纪实小说的文本,几个关注吐蕃墓群的朋友进藏寻找丢失了的七颗无敌法王石真言人头鼓。人头鼓是藏传密宗的法器,是古代巫圣的象征,是护法神大黑天的标志。是都兰吐蕃墓群出土的稀世之宝。这样的描述太像真实的场景,也许的确是真实的事件,但更是一个理想的象征物,而寻找人头鼓之旅,是人生的理想之旅,漂泊之旅,归乡之旅。杨志军的长篇小说《敲响人头鼓》在他的诸多著作中并不是最重要的,但却是最有归乡意识的。小说起始是出发,意味着有两条线同时启程了:一条是作品人物的出发寻鼓;一条是人头鼓的归乡漂泊。是一部归家之旅的书写。它的源头是《亡命行迹》的出发,而其中的流浪者也在行走的路上转换了角色。《敲响人头鼓》从历史的现实氛围中凝炼出了精神的蒸馏水,在寻找与抵达中呼应了《亡命行迹》。此时,另一条线索渐行渐清晰,那就是宗教的大音。杨志军对藏传佛教有着深切的体悟,他的极深极大的悲悯也与宗教是完全的契合。但他又不惟宗教为宗教,而是信奉信仰。信仰才是他理解的宗教精神,这是他超越一切有形事物的心灵基座,由此他从具象的宗教幻化而出的灵魂才能自由地飞翔。于是,《亡命行迹》两次驼运的源由班禅归乡,就是《敲响人头鼓》的命运召唤。
  《远去的藏獒》:这是一部散文集,2006年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远去的藏獒》呈现了另一种风景,杨志军用非虚构的真实的人和他们活动的场景,在读者的想象之外放映西部陌生或熟悉的生活片段,是默片时代的黑白胶片,散发着苍凉厚重的大美。他对西部的记录是静悟的也是流动的,他的叙说真挚而虔诚,生动而准确,性灵而幽默,沉痛而锐利。他以其厚道和旷达诠释着西部文化和西部精神的生命掌纹,西部人接受了命运确立的方向,像一粒粒平淡的尘土活着而且弥漫着。他们几乎是怀着某种快感地享受着自己生活的味道,连喝酒都喝得让天地动容,西部人的达观与宽容,善意与理所应当,是那片土地上最为质朴的生命状态,生命的过程简单,粗陋,甚至不可理喻,但却张扬出淳厚乐观的底色。他说,“在离天最近的地方,在空气最少的地方,在阳光最多的地方,在河流最密的地方,在地域最广的地方,在寂寞最盛的地方,在生活最难的地方,在死亡最易的地方,一种精神正在生长,一种不屈服于苦难和落后的人格精神正在诗意地生长,一种源于爱情源于自然源于信仰源于崇高的悲剧精神正在艰难地生长。”
  《伏藏》:是百万畅销书作家杨志军继《藏獒》系列之后,第一部呕心沥血之作。
  这是拨开历史迷雾,透视刀光血影,超越爱恨情仇的掘藏故事;这是破译仓央嘉措情歌、藏地精神的慧智故事;这是拯救布达拉宫、拯救灵魂信仰的英雄故事。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边巴被杀,引出古老神秘的暗杀组织,中国藏学研究会藏学家香波王子,从北京逃亡到拉萨,从雍和宫追踪到布达拉宫,用仓央嘉措情歌,在西藏历史和藏地人心的隐秘深处,破译西藏最大悬疑,发掘救世的密钥……这是一部以《达•芬奇密码》的悬疑方式破译神秘的西藏历史藏文化和藏教精神的巨着。作家身为佛教信徒,对西藏信仰有着深刻的研究,所以,作品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丰富的西藏小说。作家是中国最畅销作家之一,其《藏獒》系列已销售百余万册,所以,《伏藏》也是最好看的西藏小说。简而言之:绝对悬疑的故事,绝对丰富的历史,绝对真实的西藏,绝对神圣的信仰。
  
  《藏獒》三部曲评论:
  作品中的父亲用毕生的努力抗拒着人对自然的侵蚀,他以一种最为质朴纯粹的方式完成了自然与人共同的呼吸吐纳,使得生命的平等和尊严有了实现的可能。杨志军在父亲的灵魂中倾听到了自然的声音,它们的呼唤充满了饥渴和焦灼,而父亲正是响应了这种呼唤,从而成为自然接纳的生命一员。这是一种全心全意的回应和接纳,彼此已没有缝隙敞开,他们互为骨肉的深度契合,是一旦撕裂便会血肉模糊的不可分割。父亲在进入西结古草原的瞬间就注定了与自然的相遇相知,草原的本真生命以突兀而懵懂的惊喜跟随了父亲,也因此跟随了命运的流向。无论是七个上阿妈草原的孩子还是藏獒冈日森格,都是草原原初的自然生命,他们是父亲与草原相依相存的纽带,也是父亲走向自然的通道。因此父亲与草原生命的相逢以及由此而演绎的关于自然与人的冲突与和解,就具有了深刻的文化意义,杨志军寄寓藏獒的文化诠释也便有了理想的着落。藏獒雪山狮子冈日森格的出场恰似一个侠气充沛的武林高手,它所渴望的身份相当、势力相当、荣辱相当的藏獒之战在它猝不及防的时候轰然来临,然后它便进入了一生的江湖生涯。它驻守的江湖是与人类息息相关的草原家园,与之同在江湖的其它藏獒以各自秉持的生命准则构成了草原让人震颤惊叹的自然风景,它们负载着父亲的人文理想奔跑在草原深处,其实也是负载着杨志军所尊崇的文化精神啸傲于江湖。
  《海昨天退去》评论
  ——评论家:阎晶明
  杨志军的小说取材于中国的西部世界,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异域风光的展现,风情民俗的卖弄,荒诞愚昧的披露以及野性原欲的渲染。因为这一切,都是我们习见的所谓西部文学作品和西部文学理论的着力之处。
  杨志军的小说所展示的远不止这些。尽管其中不乏那些令凡夫俗子触目惊心的异域风采,但蕴藏在其背后的天性的悖论以及那种激情式的批判意识,把人带到一个无法解脱的精神世界当中。
  人与自然,与野兽,与人的搏斗和角逐中,显示出他们顽强的生命力与无穷的智慧,这种无休止的拼搏与挣扎,又同时使他们失去了青春、爱情和生命。这种角逐与搏斗愈是残酷,意志的力量就愈惨重,愈不可挽回。人在成为英雄的同时,不是从地平在线永远消失,就是变成了懦夫。这种两难境地中,什么才是最佳选择呢?
  人与大自然的搏斗,是杨志军小说的主旋律,不过,这种拼搏决不是无缘无故的纠缠,因为,人们总是肩负着某种光荣、神圣的使命和重大的责任进入这场角逐。这一背景,就使人在与自然的拼搏过程中增添了人与人之间角逐的内容,同时更使人与自然的搏斗具备了某种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意味,更触发了人们对人生、对命运的感慨,斗争愈是深刻和悠长。
  在《环湖崩溃》中,一支肩负着垦荒任务的队伍开进了荒无人烟的西北大沙漠,他们开荒种粮,是为完成某种使命,无情的大自然却使他们拼命劳作换来的微薄收获毁于一旦。人在这种拼搏中的确显示了他们超群的意志和顽强的生命力,但同时,在大自然面前又显得那么渺小,他们的行为在受到自然毁灭的同时,也理应受到历史的否定。
  《海昨天退去》与此相类同,一群血气方刚的年轻官兵,接受了架设输油管线直通天国的任务,这就使艰巨中带上了神圣的色彩。“我”从一开始就认定参加这场角逐是纯粹“浪费青春”,于是“我”顶住种种规劝与诱惑(升官晋级),决计从中退出,这使“我”在几年之后,有机会回过头来看到人写就的历史,代那些倒下的人记录下遭遇及其结局。多少青春的生命在这毫无诗意的世界里倒下,多少爱和恨都交织进那永无完结的工程当中,可世界对他们的消失毫无觉察,太阳照样每日升起。死去的人永远失去享受生活的机会,活着的人呢?在一种绝望中悄然退出生活,因为他们的青春和生命已经全部奉献给了西部高原,他们只带着躯壳和幻想进入人海。失败是必然的,这是比死亡还要悲惨的结局。
  应当说,《海昨天退去》整体上具备某种现代荒诞意味和艺术上反讽效果,这可以从这部小说的情节设计中看出。一是人们带着某种光荣的责任感进入自己的岗位,殊不知这种使命的光荣感只是一个看似漂亮的虚拟,尽管他们为此付出了最为昂贵的代价,但极少有人把他们的努力看作是一项光辉伟大的事业。小说中那些倒在工地上的士兵们被匆匆掩埋,悄然而逝。从中逃出的朱冬夏,在长江漂流中遇难,却被新闻报纸当作勇士和英雄称颂。同样是生命的付出,其结局是如此的不同。工程兵们是在一种被迫的状态中不断重复某项工作的,他们并不能看到自己的努力所得到的实际效果,人生的价值不被肯定,甚至不被自己肯定。这些英雄们于是并没有像保尔•柯察金那样的执着与骄傲,反而在无可奈何之中,让人体味到人生、命运的荒诞。西方文学中,不少作品的荒诞意味,正是靠这种人在莫名其妙的等待与努力中消磨时光、浪费生命而获得的。卡夫卡的“城堡”,贝克特的“戈多”,尤涅斯库的“椅子”,都是类似的象征意味。试想,《海昨天退去》中的“输油管道”难道不正类同于渺无希望的戈多吗?不同的是,等待戈多的人,显示出的是等待中的百无聊赖,而架设输油管道的官兵们,却牺牲了他们的青春和生命。它更多地是属于人生的,而不是哲学的,这一点尤为重要。
  《海》的寓意是非常奇特的,不过,作者对这种寓意并没有做刻意的渲染,不知道是对人物命运、对人的生存、温饱、发展等利益的热切关心使他无意也无暇在哲理上做什么寓言式的比喻与设计,还是他对此无十分的自觉,尚未理悟到自觉、清澈的程度,抑或是他那种抒情式的叙事方式并不适宜做现代寓言的故事。总之,在这部叙事态度非常明了、情感抒发非常直露的作品中,那些情节、故事的两难设计以及寓意上的悖论、艺术上的反讽效果,似影子一般,在其中时隐时现,更加耐人寻味。
  西北高原的环境之所以恶劣、可怕,还不在它的荒无人烟寸草不生,严重的缺氧让人窒息,人们带着恐惧从事工程建设,死人的事就像伤风感冒一样时有发生,人们都企盼早日逃出这个可怕的世界。然而,大自然的造化是那样残忍,工程团的官兵们在不自觉中已被高原征服,当他们中真有人离开这里下山以后,却又不能适应原来的世界,出现严重的“醉氧”现象。在山上缺氧,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每一个人的心灵,下山以后,却又醉氧,这已经暗示他们被抛出了人生的轨道,注定他们只能回到高原寻找生命。这是一种真正的困境,因为即使有人出来“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的地方去”(鲁迅语),那外面的光明世界,对他们来讲已变得一样黯淡。我们还很少从艺术中看到过如此可怕和无法通融的人生困境。
  不过如前所述,作者并没有在这些情节上大做文章,他并不注重哲理寓言的深化,而更多的是以诗人式的热情去关注人的命运,他们的实际生存,他们各个人在事业、爱情、幸福的追求过程中的遭遇与心态。死在高原上的刘升升、房宽、马大群、王天奇,以及十余名自杀者们,他们生前是怎样的挣扎,企图逃出困境,因为在他们背后,有令他们思念和焦灼的妻子儿女,而最终却在绝望中倒下,并迅速被人遗忘。活着的人呢?华老岳,可能是稳定军心的顶梁柱,他在高原时是纯粹的军人,不放走任何一个官兵,尽心竭力地为工程的建设拼命,以死人的代价,他从一个连长开始晋升,直到团级。他也许算是一个自甘牺牲、同时也有所获得的“革命者”了,如果他直接倒在高原,死在工程的建设工地上,也许他并不会留下哀伤,只会为自己的壮烈骄傲,为不能善终而抱憾。然而命运却偏偏捉弄他,将他放回到生活的轨道当中,他因此受到了无情的惩罚。在高原上,他日夜思念远在海滨城市的妻子,岂不知,在漫长的岁月中,他已变成一个阳痿的人,在接近英雄称号的同时变成了懦夫。于是,一种更为悲惨、更加折磨人心的结局等待着他,妻子已将房门钥匙交给了另一个男人,儿子被大海吞没。他不但是城市里的孤独者,没人理解他的事业知晓他的壮举,而且成了这个世界的多余人。想想王安忆《本次列车终点》,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那些知青们在喧哗的都市里对往日山村的温馨回忆,以此寻找心灵的寄托,精神的故乡,华老岳相比之下就更可悲了,逝去的不堪回首,一切在获得的同时全部失落了。
  华老岳最终还是倒下了,在他死后不久,他为之付出生命、爱情和青春的成品输油管道落成了,这是一个多么让人沮丧的对比。
  华老岳们死了,他们死得重于泰山却又不得其所。他们活着时,是为了使命、为了妻子儿女,为了生活和生活的幸福,最终,这个使命还是以他们的生命为代价完成了。银白色的油罐耸立在布达拉宫四周,失去的和得到的都很实在,因此我说,《海昨天退去》中充满了悖论,不缺乏反讽,但它更主要的依然是一首愤懑的诗,而不是一则哲学寓言。现实的生存状况总比哲学更为实在和切近。想想那些“性饥渴”的男子汉们,想想思念妻子的马大群,渴望进京的徐如达,一个人结婚入洞房的田家航,那些相同而又各异的命运,谁还能有更多的余暇去关心哲学寓意呢?正是作者这种强烈的责任感和诗人式的介入态度,使整个作品的悖论中更多地倾斜于强烈地控诉和批判。这种批判意识在《环湖崩溃》中就曾达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海昨天退去》是它的继续。我非常佩服作者的那种博大精深的精神气质,欣赏其作品中那种热烈如火焰、坚硬如顽石般的抒情气势。我以为,杨志军以后的创作或许会更多地向哲学靠近,这种猜测除上述原因,更由于这部《海昨天退去》预示出这种可能性。若作者在保持自然、历史、人这些主题的进一步表现的基础上,做更深刻的哲学上的思考,那将会使其创作进入一个更新的境界当中。在诗与哲学之间,其能量的发挥过程中是互相映照,还是互相抵消,这就主要看作者的处理了。历史悲剧与现代神话并不矛盾。
  读杨志军的小说,有时会让人想起海明威,让人想起《老人与海》、想起《太阳照样升起》,想起《永别了,武器!》,不过我并不想说杨志军受到了海明威的影响,因为他为我们展示的一切已足够让人惊心动魄的了。
  
  杨志军-杨志军语录
  
  
  杨志军: 献给你的哈达,是我的心灵骏马
  ⊙就地理来说,它高旷而寒冷,就精神来说,它馨香而温暖——我的青藏高原它就是阿妈的乳汁,喂大了我的躯体,也喂饱了我的精神。
  ⊙我出生于青藏高原,在那里被峻拔的雪山、辽阔的草原映衬了四十年,然后悄然离开。我知道我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我离开的目的也是为了寻找,我似乎已经找到了我想找到的——青藏高原的灵魂,我想知道,那被我们因为朝夕相处而看淡了的东西,是不是远远地看着会更加清晰。
  ⊙是的,我的预知并没有欺骗我,在我用眼光清晰地捕捉到我过去生活的全部内涵之后,我突然发现我可以回答一个许多人问过我,但许多次我都无言以对的问题,那就是人为什么活着?为了希望,真的是为了希望。青藏高原为希望而存在,藏地的文化为希望而灿烂,我们为希望而吃饭而睡觉而行走。一个懂得如何为希望而信仰、而做事、而活着的人,就有了一半青藏高原的气质。
  ⊙大概就是因为青藏高原的气质感染了我,多少年来我都在焦灼地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我们的道德沦丧了吗?我们的信仰丢失了吗?我们的精神残缺了吗?我们的心灵不再美好了吗?当我看到那么多人,或骑着自行车、摩托车,或坐着汽车、火车、飞机从四面八方走向青藏高原的时候,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是带着同样的问题,走向了河流的源头、山脉的源头、信仰的源头、精神的源头。我不知道他们找到答案没有,但有一点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明白,那就是希望并不会因为失望或绝望的存在而失去光彩。
  ⊙都说我的家乡是人类的最后一块净土,是的,我喜欢“净土”这个词,净土的意义就在于它让我们的内心生出了一片永不污染的绿地、一股清俊凉爽的风,你带着它可以抵御所有的不幸,预防所有的心灵疾病,就像我们通常期待的那样:莲花自馨,金刚不坏,所有的生命都将因为有了精神而常青不衰。
  ⊙我想我一生的使命就是回报,用我的心、我的血,回报我的故乡青藏高原。她给我的寒冷和冰凉我忘了,她给我的温暖和热情我永远记得,一点一滴都记得。所以我一直在写,二十多年来,我的几乎所有文字,都是关于高原故乡的描述。这样的描述让我愉快、幸福、轻松自如。
  ⊙我的祖辈是河南孟津的农民——他们是成吉思汗蒙古铁骑的后裔,我的父辈和我自己曾经是藏族地区游牧高地的一员,我现在又身居青岛,天天呼吸着来自太平洋的腥咸的空气,这样一种地缘背景让我有幸经历了三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对人的塑造。游牧文化的自由、浪漫与热情,农耕文化的道德、秩序与坚忍,海洋文化的凝聚力、果敢性与独闯意识,三种文化的三种优势让我如此痴迷,我相信中国人的现代形象和未来人格,就应该是这三种文化内部优势的杂交或者综合。它首先要克服的,当然还是这三种文化越来越凸现的劣根性,那就是游牧文化的易于满足与散淡随意、农耕文化的僵化守旧与胆小怕事、海洋文化的抹杀个性与冷漠无情。
  ⊙我的作品的走向应该就是为了这样一种建树——依托青藏高原和我所生活的青岛以及我的祖国,建树中国人的现代形象和未来人格。一个作家的使命大概就是肩负着良知去建树,建树已经被历史挖空了的精神家园以及关于“人”的全部内涵,既忠于社会的良知,也忠于人类的理想。而当务之急就是把心灵交给信仰,信仰是超越所有宗教的一种精神现象,它首先关注的是道德认同和自我完善,是人生境界的无限提升,是人与环境之间最有价值的和谐。愿我和我的作家同道,用我们勤劳的双手擦干净信仰路途上的所有污迹。
  ⊙刚刚写完《藏獒二》,《当代》编辑又希望我能修订我二十多年前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环湖崩溃》,他们将重新发表。一部作品在二十年以后还具有生命力,具有新鲜感,这是令人欣慰的。它让我想起了1987年的年初,《环湖崩溃》首次在《当代》问世后,十一个藏民汉子来到我家的情形,他们从海北藏族自治州冈察县远道而来,就为了给我说几句话:“我们知道你写了青海湖,写了我们藏民,青海湖是我们藏民的神湖,你说要保护,对着哩。你写了我们藏民的事你就是藏民的朋友,以后到我们冈察县哈尔盖草原来,哈尔盖草原就是你的家,扎西德勒,扎西德勒。”说着双手捧过来一条洁白的哈达。那一刻我感动得不能言语。“哈”是“口”的意思,也有“口说心里话”的延伸意,“达”是“马”的意思,送你一条洁白的哈达就是送你一匹来自心灵的骏马。对一个作家来说,还有什么比骑着读者送给你的心灵的骏马更踏实呢?骑着读者的骏马,送给读者的也应该是骏马,但愿我的哈达——我的心灵骏马也能带给读者安慰,不至于使他们的旅途过于疲劳难受。
  ⊙哈达是高贵而平凡的。它让我享受,也让我平静,更让我知道了珍惜信任,珍惜文字,也珍惜平凡的意义。
  ⊙2006年即将过去,又是一个栖息的驿站、一个准备出发的开端,路依然很长很长,我们看不到它的尽头,只需要走好眼前的每一步。
  
  
  
  杨志军-文友介绍杨志军
  杨志军生于1955年,在青海生活了四十多年。1995年调到青岛。以后每年都回青海去草原。在青海的这些年,杨志军写的所有的作品都是写青藏高原的。杨志军对青藏高原的表达无穷无尽,方式各种样。
  杨志军说他写《藏獒》不是因为《狼图腾》出版,而是因为“狼文化”的盛行。如果没有《狼图腾》,藏獒的创作构架和主题走和和现现不会有什么不同。
  杨志军说他反感狼性文化,赞美藏獒精神,已经脱离了文学。杨志军的坚守是文化层面道德层面和人格层面的坚守。杨志军用浪漫主义的文学姿态回答了一个极其现实的社会问题。偏狭地认为“獒文化”比“狼文化”好。总之《藏獒》是一个童话,承载了杨志军的天真。
  杨志军就像一个孩子,幼稚得想用美丽的童话启蒙坚固而复杂的成人世界。
  杨志军-杨志军的自我评介
  对于《藏獒》中出没的江湖侠气,杨志军说:根本不在乎你是不是想写成武侠小说,而是在乎你的骨子里有没有侠气。杨志军偏偏是有侠气的人写着写着侠气就流露出来了。杨志军说:行侠仗义寄托了我的人格理想。我也许做汪到但绝对崇尚。有时候我想变成一个藏獒。故而写藏獒也是因为潜意识中这种愿望做怪。
  杨志军说《藏獒》拟人化描写,不仅是一个拟人化的问题,草原上的宗教牧人思维,万物平等和万物有灵的,这是我拟人化和拟物化的基础。也就是说藏传佛教的眼光牧民的眼肖一旦变成我的眼光,就自然而然地使人有了獒性,獒有了人性。几乎是人獒不分了。所以说我是天真的。
  
  杨志军-目前已出版的研究杨志军作品著作
  《藏獒:在都市中嚎叫》2006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寻找杨志军——通向彼岸的多种可能》2010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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