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籍贯： | 河北宝坻 | ||
阅读浩然在小说之家的作品!!! | |||
成长经历
1932年3月25日生于开滦赵各庄煤矿一个贫苦工人家庭。幼年丧父，八九岁时随母亲适居河北省蓟县王吉素村舅父家，生活在贫困中。13岁前念过3年小学、半年私塾，受到了中国民间文学和古典小说的熏陶。14岁即参加革命活动，当儿童团长。194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只有16岁。1949年调区委做青年团工作，并开始自学文化，练习写作小戏、诗歌和新闻报导。1953年调通县地委党校当教育干事，后参加贯彻农村统购统销政策和农村合作化运动。近8 年的基层干部工作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积累。
创作生涯
1954年调到《河北日报》当记者。1956年9月调北京俄文《友好报》当记者，同年11月在《北京文艺》上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喜鹊登枝》。此后发表了一系列表现农村新人新事的短篇小说。1959年10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61年调任《红旗》杂志编辑。1962年底开始创作多卷本长篇小说《艳阳天》。1964年《艳阳天》第一卷出版，同年10月调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分会从事专业创作。1970年底开始创作另一部多卷长篇小说《金光大道》。1973 年参加了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1974年为适应政治需要写了中篇小说《西沙儿女》，创作上走了弯路。1977年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委员，1979年参加全国第四次文代会。1986年冬天为了深入农村生活，曾到河北省燕山脚下一个小镇任副镇长。1987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苍生》深刻地反应了新时期农村社会的巨大变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作协北京分会专业作家、中国大众文学学会副会长。“写农民，给农民写”是他的创作宗旨。
【浩然与三河】
在当今中国文坛，有关浩然的话题不少，或褒或贬皆有之，然而真实的浩然给人的印象却是和善平易，诚厚朴实，看上去像个老农一样的长者。老农对春播秋收极为重视，因为他要扎扎实实勤勤恳恳地耕耘，来不得半点虚假和丝毫偷懒，否则，就没有丰盛的收获。浩然已是出版了１０００万字、５０多种文学作品的著名作家，他的长篇巨著《艳阳天》、《金光大道》可谓家喻户晓。中国的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又以长篇小说《苍生》再次崛起的他，却仍然未改初衷，没有留恋大都市文艺界的繁闹与功利，自己一头扎下基层，在河北三河安家落户扎下根来。实为难能可贵。
浩然，本名梁金广，祖藉宝坻县单家庄，因家贫，父亲早年到唐山赵各庄煤矿当矿工，后举家前往落户。１９３２年３月他出生在那儿。父亲去世后，１９４２年他又随母亲投奔蓟县舅父家，在那儿与姐姐度过苦难的童年。１９４６年浩然参加革命工作，１７岁开始立志文学创作。只读过三年小学的他，边工作边苦读苦写，走自学成才之路。他以“深入一辈子农村，写一辈子农民，给农民当一辈子忠实代言人”为誓言，在冀东和北京郊区农村做了５０年艰辛的生活积蓄和艺术耕耘，成就自然是被世人公认的。
１９８６年１１月，他携老伴来三河长期深入生活，先在段甲岭镇挂职副镇长。１９８７年５月，经三河县政协会议通过，聘请他为县政协名誉主席。１９８７年秋，他又被推举为段甲岭镇名誉镇长。１９８８年夏，县政府在政府招待所院内僻静处为浩然夫妇建一所新居（６间正房、６间倒座房）。于是浩然在此定居下来，并为居室题名为“泥土巢”，亲笔书写于小院门侧，寓意“下蛋”（写作品），“孵雏”（扶持文学作者）的窝。
三河市（县）委、政府历届领导人都非常关心浩然的生活和身体，经常到“泥土巢”嘘寒问暖，解决实际困难。鉴于子女均不在身边，老伴又体弱多病，浩然安排其家居农村的内侄女和女婿住在身边，三河县政府给他俩解决了工作问题，并办理了农转非。文联建立后，县政府为浩然配备一辆“伏尔加”卧车及专职司机。１９９３年初，县长又经多方筹集资金，为浩然购置一辆新“奥迪”专车。市（县）财政局还及时对浩然住房进行修葺，提供必要的办公设备和接待条件，方便了他的工作。
浩然日常除参加必要的社会活动外，每天都伏案写作，阅改作者稿件和读书看报。闲暇之时，练习书法，听听京剧录音，有时散散步。他非常关心国家政治、经济形势，每日坚持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等节目。
１９９３年６月１５日，浩然突发脑血栓病，１７日住进通县２６３医院。三河市五套班子领导人及各界人士多次前往探望。住院期间，他仍然关注“文艺绿化工程”，在病房两次主持文联主席办公会，还阅改了大量作者稿件。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２２日，浩然去西安边疗养边写作，１１月４日，突发脑昏迷症，昏迷三天两夜不醒，医院发出病危通知书。经抢救又脱离危险。１１月１０日，三河市委书记派宣传部长和文联秘书长以及文化局长等前往西安看望浩然。１１月２３日，浩然病愈出院，从西安返回北京。
１９９８年８月８日，浩然夫妇搬进三河市委、市政府为之新建的独门独院二层小楼，建筑面积２００平方米，位于三河北城句河湾，环境舒适幽静，装修典雅。１９９９年５月２６日，新任廊坊市委常委、三河市委书记孙殿高就职没几天，就前往句河湾看望浩然，带去党和政府真挚的问候。三河市市长李洪卫及其他市领导也曾多次探望浩然。作家与政治家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在三河的十几个春秋，浩然创作出版了８部中、长篇小说，计３３０万言，还修订再版了７部长篇小说，计４８３万言，还写了大量的文学评论等文章。其创作生活除以“泥土巢”为主，还涉足京郊通县、密云、平谷和廊坊以及乐昌等地。
他创建了三河市（县）文联和三河市（县）作家协会，并亲任两会主席。他创办《苍生文学》十年，为广大业余作者提供了发表作品的园地，并为重点作者出版专集四处奔波筹集资金，还亲自为他们的书作序言，培养了一大批文学新人，出版了一套填补三河文学史空白的泥土文学和文艺绿化系列丛书，组建了“浩然文学基金会”和“《苍生文学》董事会”，为文艺绿化工程积极筹集资金，为三河市以及周边地区乃至全国各地文学爱好者做出无私奉献。在当今中国文坛被“炒”的火爆和“红”得发紫的作家中，有谁能为“他人做嫁衣裳”呢﹖有谁愿当“铺路的石子”呢﹖
浩然是值得我们称道的。
代表作品
代表作有长篇小说《艳阳天》《苍生》《乐土》《活泉》《圆梦》等。
同行评价
“浩然绝对不是一个逢迎权势的人，而是一个作风严谨、勤奋自律、道德水准高尚的作家。”著名作家祁淑英曾在1999年发表的文章《“浩然”正气笑傲文坛 ———寻觅浩然足迹》里这样写道。祁淑英听到浩然去世的噩耗，眼里涌出了泪花，她与浩然同年进河北团校学习，成为校友，后来又先后到《河北日报》工作，成为同事，跟浩然有着深厚的情谊。她向记者讲述了浩然生前让她佩服和感动的点点滴滴。
立志要成为文学家
1951年，祁淑英与浩然同时到河北团校学习，当年学校还没有餐厅，他们一起排队打完饭后，就蹲在地上吃饭，一边吃一边聊理想，因为聊得很投机，所以后来两人的话题很快就一致起来———要做一个文学家。毕业后，浩然和祁淑英先后来到《河北日报》工作，在成为同事之后，便有了更多的共同话题，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浩然调入北京工作后，创作出了《艳阳天》。20年以后的1973年，祁淑英去蓟县采访，在县招待所的饭桌上遇到了浩然，当时正值浩然在蓟县体验生活，于是多年未见的老朋友又畅谈起来。祁淑英说，当年她还跟浩然讲，他已经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文学家，而自己还依然是一名记者。“不管怎么样，浩然他始终都是平易近人、忠厚的，他从来都没发过脾气。”祁淑英回忆说，“按现在的话讲，当年的他已经是大红大紫，是大腕了，但他永远都没架子，看上去很慈祥，甚至跟女孩子讲话都会先脸红。”
“小学生”在大学讲课
德国一位汉学家曾评价《艳阳天》是“描写中国农民生活的一个绝唱。”当年《艳阳天》的出版也在中国文坛引起了震动，有评论家说，“浩然总是那样不厌其烦地深入农村，那样不厌其烦地写农民、歌颂农民。”但正是写出这样一部作品的浩然，仅仅是一个只读过三年小学的人。祁淑英这样评价浩然，他虽然只读过三年小学，但最后却能去北京的大学讲课，而且特别受欢迎。据祁淑英说，浩然辍学以后还是放不下读书，当年被村里纳布鞋的大婶用来夹鞋样子的书册就是他最好的读本，还有就是听说谁家有了藏书，就跑过去借来读，把本村的书读完了，就去邻村借，就这样，他把《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水浒传》、《封神榜》等等东拼西凑地就读完了。
保持本色不挑吃穿
说生活中的浩然，祁淑英说：“他始终都保持着农民的本色，从不挑吃挑穿。有一次我去他家，他请我吃饭，吃的是炸油条，喝的是小米粥。他穿得很普通、很不讲究，就是一件普通的中山装。”回忆起在一起学习和工作的时光，祁淑英佩服地说：“他风格特别高，在学校学习期间，我们吃饭是大锅菜，我不爱吃豆腐，就拣给他吃，他也就把肉夹到我的碗里让我吃。”在写作上，浩然笔耕不辍，从来都不会为外界所打扰，曾在驻通州记者站做记者的时候，有一年过春节值班，他就在别人都热热闹闹地敲锣打鼓唱小曲的时候，埋头写作着；在生活中，浩然很低调，很少参加社会活动，而且一直保持着高尚的人格，坚持着自己的人生信条。在晚年患病实在不能动笔之后，浩然便把精力放在了培养文学青年上，办起了《苍生文学》杂志，为文学青年尤其是农村的文学青年搭建了很好的锻炼与展示的平台。
各方反应
梁红野：父亲教会我做人
由于多年抱病在床，梁家子女对父亲的离去早已有了心理准备。“知道这一天早晚要来，但是没有想到说来就来，一想到这一别从此就是永远，我的心就痛。”浩然女儿梁春水伤心地说。
在外人眼里，作为著名作家的儿子，是多么风光的事。浩然长子梁红野却不这么认为：“在我眼里他永远是父亲，而不是什么戴着光环的作家。”梁红野说，他从小就看父亲的作品，尤其喜欢《艳阳天》，少年时代曾经反复看，“越看越有味道，它让我从中懂得了许多做人的道理。”身为作家，浩然并没有要求子女将来和他一样从事创作，“父亲很开明，尊重我们的选择。他常对我们说，不要老想着要大福大贵，平平安安、和和睦睦、健健康康就是他对子女最大的期望。”
梁红野说，父亲对他最大的影响就是教会他当好长子，“小时候我很凶，总是和弟弟妹妹们闹别扭。有一天，父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作为大哥，你有责任和爱心照顾好你的弟弟妹妹，他们是你的亲人。当时我不明白他说的话，后来的某一天，我突然就明白了他的意思。我们兄妹至今都相处得很和睦。”
梁晓声：他葆有作家的良知
梁晓声与浩然没有什么交情，“我们也仅仅见过两面”，不过浩然的作品早为梁晓声所熟悉。“早些年，作为知青我还在北大荒插队时，就读过浩然的不少作品。最为熟悉的就是他的《喜鹊登枝》。那时，为了掌握写作技巧，我们一帮文学青年，还曾就浩然的一部儿童小说进行过研讨，结果获益颇丰。”梁晓声说。
据梁晓声介绍，他与浩然大约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次饭局上见过一面，“当时我和他挨着坐，只在吃饭间进行了简短的交谈，但透过话语，我能感觉到他是一个厚道的人，朴实而诚恳，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梁晓声看来，浩然在“文革”期间创作的包括《西沙儿女》在内的作品，的确与政治靠得很近，“ 但在那个时期，完全由不得他，他也是被时代所裹挟，这一点我能理解他。”梁晓声认为，当年被时代高高抛起的浩然，仍然保持着作为作家的良知，他并没有像有些得势人那样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来，这是难能可贵的。
肖复兴：错误或贡献是农民式的
肖复兴第一次与浩然见面是20年前的事。“当时我和他应邀到天津给青年作家改稿，我们住在天津第一招待所的同一层楼上，晚上没有事我们就一块聊天，那段时间我们过得很开心。”肖复兴说，当年听浩然的名字如雷贯耳，没想他如此谦和、平易近人。
肖复兴和浩然相处最大的感受是，他非常坦诚，“我们在聊天时不自觉地就聊到他在‘文革’期间发生的那些事。关于创作，关于自己对时事的想法，我能感觉到他当时的内心是矛盾的、彷徨的、挣扎的。一方面他在对过去所做的事进行反思，一方面他要面对未来，如何振作起来东山再起，介入新时期的文学事业。”肖复兴说。
肖复兴还说：“他是个农民，他的一切错误或贡献都是农民式的。”肖复兴认为，尽管浩然的创作受当时政治观念很大的影响，但他的创作始终心怀农民，关心民生疾苦。
雷达：“十七年文学”最后一个歌手
雷达得知浩然去世后颇为感慨。“他也是我关注已久的作家，早年我曾对他的创作写过专门的论文。 ”在雷达看来，浩然是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他的《艳阳天》文本具有很大文学史研究价值和认识价值，“虽然带有为当时政治服务和阶级斗争色彩，有扭曲生活的成分，但由于作者对中国农民的熟悉、人民意识，其中塑造的一些主要人物形象还是有血肉的，颇为人称道。纵观他的创作，可见他是个有良知、有人民意识的作家。”雷达说。
与此同时，鉴于浩然作品带有的为当时政治服务倾向，雷达认为浩然是“十七年文学”最后一个歌手，“包括《金光大道》在内的所有作品，给浩然的创作贴上了鲜明的标签，与当时的政治意识靠得太近，这对于一个真正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来说，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但浩然似乎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些，他是真诚的，也是不无固执的。”雷达说，“文革”后浩然也做了很大努力，创作了像《苍生》等在内的一些颇有影响的作品。
社会评价
他热情关心北京市的文学艺术事业，他为发现、扶植、培养文艺人才，繁荣北京市的文学艺术创作，殚精竭虑，无私奉献。他在京郊及河北三河县实施“文艺绿化”工程，取得了丰硕成果，受到京郊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的高度赞扬，被誉为功德无量、意义深远的善举与壮举。他浓烈的“文学绿化情结”和甘当人梯的自我牺牲精神，值得后人永远铭记和学习。“写农民，给农民写”、“深入一辈子农村，写一辈子农民，给农民当一辈子踏实代言人”是他一生的誓言和奋斗目标。有学者评论他的作品“是很形象的中国农村近半个世纪的图画”、“写出了个人和社会的双向的真实”、“是朴实无华的自传体，给人绚烂至极，归于平淡的艺术感受”、“具有史料性和艺术性两方面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