籍貫: | 臺北三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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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輝被認為是中華民國民主化、本土化的主要推動者,另一方面被藍營及大陸方面批評為臺獨分子,其後更被中國國民黨開除其黨籍。在臺灣民主轉型以及中華民國本土化的歷史過程中,首先容許了國內新聞媒體對官方的嚴厲批評,也解除了往日政府對政治異議人士的囚禁和監控。中華民國值此轉變時期,李登輝身任國傢元首,因其國策决定和操作,而産生了各種正負面效應。卸任總統後,李登輝被新政黨臺灣團结聯盟奉為精神領袖,也被視為臺灣本土化運動的領導人物。
早年事跡
李登輝於時值日治時代的1923年1月15日寅時出生於臺灣北部當時的臺北州淡水郡三芝莊(今臺北縣三芝鄉)埔坪村的“源興居”,父親李金竜在警署工作。李登輝為次子;上有年長他兩歲的哥哥李登欽,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被日軍徵調至南洋菲律賓參加大東亞戰爭,並於當地戰死;此外,他還有一個弟弟叫李炳楠,從事貿易工作。
李登輝生長在一個小康之傢,有機會接受完整的教育。因為李金竜任職警察,職務調動頻繁,因此李登輝也跟隨父親不斷地搬傢和轉學。從六歲到十二歲之間,先後在汐止公學校、南港公學校、三芝公學校、以及淡水公學校等四校就讀過。李登輝於淡水公學校畢業以後,先在私立臺北國民中學(今臺北市立大同高中)就讀一年,後於1938年轉學至淡水中學二年級就讀。李登輝在淡水中學,幾乎各科成績都是排名第一。在1941年考上臺北高等學校。 在李登輝考上臺北高等學校的前一年,日本的總督府(朝鮮總督府和臺灣總督府)在韓國和臺灣深化所推行的“皇民化運動”,開始全面推展“改姓名運動”。李登輝在該運動中更名為岩裏政男(其兄長李登欽也改名為“岩裏武則”)。他曾表示,他在22歲前(即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投降後臺灣被中華民國統治的1945年)前是日本人。
大學時代
1943年9月,李登輝畢業於臺北高等學校,同年10月,他進入日本京都帝國大學農學部農業經濟係就讀。三年後,他於1946年返國,轉學進入國立臺灣大學農業經濟係就讀,並於1949年畢業。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發生的時候,他是臺大二年級的學生。
李登輝選擇農業經濟係就讀的理由,根據他本身回憶,一方面,他在小時後看到佃農們的辛苦,想為他們打抱不平;另一方面,是在思想上受到高等學校歷史老師????見熏的影響。讀馬剋思主義的歷史觀,談中國的歷史,使他深受影響。為了想把農業與馬剋思經濟學相結合,他選擇農業經濟作為人生的研究目標。
然而,當時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得正火熱,京都帝大校內幾乎沒留下什麽日本學生,即使是文科係的學生也都幾乎全被徵去從軍。這個時期的李登輝,一方面為日益短缺的食物問題發愁,一邊衹能自己學習“農業簿記”,或研讀河上肇或馬剋思等社會主義相關書籍。李登輝自己這樣表示:“大學時期,我遍讀馬剋思及恩格斯的著作,對馬剋思的主要著作《資本論》也曾深加鑽研,反復讀過好幾遍。”
隨着日本在太平洋戰爭的吃緊,文科學生軍訓完畢也被遣外出徵。1944年,李登輝在短暫地回臺灣受訓以後,再度編回日本千葉高射炮部隊做見習士官。但未及赴戰地,美國在長崎和廣島投下兩顆原子彈後,就已在千葉聽聞了日本的戰敗聲明。
第二次世界大戰於1945年結束以後,李登輝在1946年春天返回臺灣,進入原臺北帝國大學改製而來的國立臺灣大學就讀。回到臺灣不久,經由身兼共産黨“臺北市工作委員會”書記吳剋泰的邀請介紹,李登輝在1946年9月獲準入共産黨。1947年1月9日,他參加了地下共産黨領導的針對瀋崇案的遊行。由於對西方經濟學者的著作涉獵廣泛,藍博洲如是評論這個時期的李登輝:“顯然地,這時候的青年李登輝,已經通過認真研究馬剋思主義,不但使得他對社會問題的關心壓過了對自我哲學的迷戀,而且决定將這樣的‘解放哲學’付諸實踐吧!”
1947年初,二二八事件爆發。李登輝在自己的著作中,對自己和二二八的關係有以下這樣的說明:
“ 或許有人會問,當時我在哪裏?事實上,當時我也是被鎮壓的對象之一。…… 生為臺灣人,既對臺灣的未來充滿使命感,也對於學習農業政策懷抱着滿腔熱誠,正值年輕的我,怎麽可能在當時的情況下,還不問世事,閉門苦讀? ”
—《臺灣的主張》第49頁
事後李登輝也坦承曾加入謝雪紅創立的紅色組織,在二二八事件後從事反政府等地下活動。
1949年,李登輝從臺大農經係畢業,並留在學校當講師。畢業不久,他與淡水曾姓地主之女,兩傢在祖父輩是世交的曾文惠(基督徒)。相親結婚,她畢業於當時的臺北女子高等學校臺北第三女高(今中山女高)。
退出共産黨
李登輝在1947年9月退出了共産黨。退黨時,李登輝表示會保守地下共産黨的秘密,地下共産黨組織也承諾為他的這段歷史保密。雖然退出了共産黨,在思想上深受馬剋思主義影響的李登輝,隨即又參加了一個叫做“新民主同志會”的地下黨外圍團體,彼此一起研讀《新民主主義論》和《論人民民主專政》等社會主義書籍。在此期間李登輝第二次入共産黨,並於1948年夏再度退黨,並又一次作出保守秘密的承諾。因為這段曾為共産黨員的經歷,李登輝加入中國國民黨後仍被懷疑與共産黨有牽連,曾被連續審查,獲釋以後很長一段時間仍被要求定期匯報並且被監視。許多年後,李登輝對自己參加共産黨的過往表示:在當代,“三十歲前不相信共産主義是沒夢想;三十歲後還相信共産主義叫不實際。”
中華人民共和國前政協常委吳剋泰曾在訪談中公開表示,李登輝加入共産黨的時間是1946年9月,當時他在曾文惠傢中教北京話,因此認識李登輝。吳剋泰嚮當時的共黨在臺組織部長張志忠舉薦,李登輝通過簡單的審查程序,加入共産黨。吳剋泰回憶說,李登輝加入共黨後,對於組織活動參與,相當積極。1947年1月9日反對政府遊行,李登輝一米八,領軍相當顯目。隨後剿匪清共,國民黨發出通緝令,吳剋泰逃往上海,李登輝有感黨內有野心傢,退出了共産黨的活動。
吳剋泰表示,李登輝雖然退出共産黨,但不會做危害共黨的事,希望相互保守秘密,彼此不陷害,有這個約定,可以說是“君子協定”。退黨後,李登輝曾經再度加入共産黨,不到半年又退黨,總共二進二出共産黨。1950年李登輝主動辦理自新手續,並且受到政治監控。二十年後,在瀋宗瀚、王作榮力邀之下,加入國民黨,由於蔣經國的提攜,走上大傢所熟悉的官宦生涯。
另外此時,李登輝亦自稱曾加入謝雪紅之臺灣民主自治同盟,唯目前尚無歷史文件證實。
留學美國
李登輝在基礎教養階段深受日本教育的影響,學術上則以在美國所受的高等教育為最高成就。美國文化與基督教信仰,對於其思想和决策之形成亦有高度影響。1950年,長子李憲文出生。兩年後,李登輝獲得中美基金奬學金,首次赴美,到艾奧瓦州立大學研究農業經濟。1953取到碩士學位,同年自美返回臺灣,擔任臺灣省農林廳技士及經濟分析股股長,同時也在國立臺灣大學擔任兼任講師的工作。
之後,他又陸續轉到合作金庫以及中國農業復興聯合委員會(簡稱“農復會”)就職,擔任研究性質的工作。由於農復會有美國財政支援,待遇相對優渥,李登輝因此在該機關服務了12年。在這期間,他曾經於1960年被調查局約談,未經判决就被拘留四個半月。當時農復會的負責人瀋宗瀚委托蔣彥士嚮情治當局交涉,後來調查局以無罪釋放李登輝。
1965年,李登輝獲得美國洛剋菲勒農業經濟協會以及康乃爾大學聯合奬學金,前往康乃爾大學攻讀農業經濟博士。在美國期間,1970年四二四刺蔣案的主角黃文雄,和李登輝交往甚密。1968年,李登輝取得農業經濟學的博士學位。他的論文《Intersectional Capital Flow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 1895-1960》,獲美國農學會全美傑出論文奬,同時也在1971年由康大出版社(Cornell University Press)出版。
李登輝在1968年一提出論文以後,立刻返國,回國後被聘為國立臺灣大學教授兼農復會技正。
進入政壇
1969年6月,可能是由於在海外與臺獨運動參與者有過接觸經驗,李登輝再一次被警備總部約談,第一次約談的時間長達17個小時,之後又持續了一個禮拜纔結束。李登輝在晚年回憶往事時表白,這件事使他“下定决心,如果有機會執政的話,絶不願意同胞再忍受這種白色恐怖之苦”。1970年,聯合國開發總署東亞支部邀請他到曼𠔌主講農業經濟問題時,即使他已經是聞名國際的農業專傢,政府仍以在“觀察中”的理由,不讓他出境。
不過,卻也因為這次事件的發生,當時農復會長官瀋宗瀚將李登輝以農業問題專傢的身分,在1971年8月介紹給蔣經國。當時蔣經國正準備組閣,接掌最高行政權力,十分賞識他,復勸李登輝加入國民黨。同年10月,在經濟學者王作榮的介紹下,李登輝加入了國民黨。翌年,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院長一職,李登輝以政務委員入閣,成為中華民國最年輕的閣員,年方49歲。自此之後的六年之間,以農經專長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這時他把運作25年、對農村影響甚大的“肥料換榖”制度廢除掉。
1978年,蔣經國任命李登輝為臺北市市長。在擔任臺北市長的這三年期間,李登輝推動臺北藝術季,興建翡翠水庫。
1981年,李登輝被任命為臺灣省主席。在省主席任內,他提倡“八萬農業大軍”,並培養“核心農傢”,同時處理二重疏洪道的糾紛。他在省主席期間“引進區域發展觀念,促進農業改革及城鄉的平衡發展,同時運用他的農業專業知識,推進稻田轉作,改進農産品運銷”。
1984年,蔣經國提名李登輝為副總統候選人,並經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七次會議選舉,當選中華民國第七任副總統。
總統時期
1988年1月13日,時任總統蔣經國逝世,李登輝繼任總統。
李和小蔣青年時代都是懷抱共産主義理想的共産黨員,都熟讀社會主義理論著作,經歷過共産黨的組織生活,背景相似,李的文化高,而且能力強、聰明、謹慎,深得小蔣賞識和歡心,將他帶在身邊,多方提攜教導。
他擔任國傢元首前兩年,亦即蔣經國生命的最後兩年,面對國內澎湃之民情,政府開始推動各項政治改革,包括思想自由、新聞自由和學術自由。1989年4月7日,鄭南榕為抗議政府對言論自由的箝製自焚。1990年2月,國民黨內爆發二月政爭。1990年7月,李登輝召集朝野各黨派,開“國是會議”,徵求各界意見作為憲政改革參考,配合是年“三月學運”之學生運動的要求,解决第一屆資深中央民意代表,包括國民大會代表及立法委員退職問題。1991年5月,宣佈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並開展第一次修憲,製定憲法增修條文,使各中央民意機關得以換屆改選。
隨後,中華民國的民主改革即快速進入接近完成的階段。日本學者若林正丈認為,“如果以1992年‘萬年國會’告終為第一階段;那麽,第二階段是94年臺灣省、臺北市、高雄市長選舉的實現;第三階段則為總統選舉的實現。”這三階段改革都是在李登輝總統任期內完成的。關於總統選舉的方式,國民黨一度有委任直選之草案(類似美國總統大選之選舉人團票),李登輝後來主張全民直選,但由於國內意見不一,在1992年的國民大會修憲過程中,以上提議並未通過。1993年,以李登輝為首的主流派取得了國民黨黨內的領導權,並在1994年7月召開的國民大會會議中,决定自下屆(第九任總統)開始,實施正副總統直接選舉。
在統獨立場上,身為中華民國國傢元首,執政的國民黨黨主席,李登輝代表中華民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一個政治實體,且於公開場合多次表露要實現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理想。1988年2月,他在繼任後的首次記者會上說:“衹有一個中國而沒有兩個中國的政策。衹有一個中國,我們必須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1990年10月,李登輝又表示:“中國衹有一個,應當統一,也必須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任何一個中國人都不能自外於“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責任,也不應自外於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努力”。1991年,李登輝主持下的國傢統一委員會通過了《國傢統一綱領》(國統會、《國統綱領》於2006年2月被時任總統陳水扁下令終止運作、終止適用),在《國統綱領》中,為了安撫外省人中的保守派,寫有“臺灣固為中國一部分,大陸也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樣的說法。1995年的中華民國國慶,他這樣表示:“四十多年來我們之所以奮鬥不懈,就是要為將來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立下可供遵循的典範”。此外,他也曾在接見美國聯邦衆議員坎貝爾(Tom Campbell II)的時候,表示“‘臺獨’衹會斷送國傢的大好前途,犧牲社會的安定繁榮,這是不可能,也不應該的,我們應該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這樣的話語。
然而,他在某些場合的發言,亦表達了臺灣獨立意識。1994年4月,他接受日本著名作傢司馬遼太郎的訪問,當司馬講到“地方的痛楚”時,他說,出生在波斯尼亞的人,實在是太不幸了。李登輝對司馬表示,他有不能為波斯尼亞盡一份心力的痛楚,生為臺灣人,也有過不能為臺灣盡一份心力的悲哀。他進一步指出:
“ 到目前為止,掌握臺灣權力的,全都是外來政權。最近我能心平氣和地說就算是國民黨也是外來政權。衹是來統治臺灣人的一個黨,所以必須成為臺灣人的國民黨。以往像我們七十幾歲的人在晚上都不能好好的睡覺,我不想讓子孫們受到同樣的待遇。 ”
—引自《中國第一個民主體係》
李登輝談到他對臺灣人的感情時,則這樣表示:
“ 我沒有槍,拳頭母也小粒,在國民黨中的我,能夠維持到今天的原因,是我心中的臺灣人之聲。臺灣人期待我,而我一定要做的這種想法。 ”
—引自《中國第一個民主體係》
1995年,李登輝訪問美國康乃爾大學,發表題為《民之所欲,長在我心》的演講,當中多次以英文提及中華民國達四次,且指出臺灣已實現“主權在民”的政治體係。
1996年,李登輝與連戰搭檔,以54.0%的得票率,贏得了中華民國第九任總統職位,也是華人歷史上首次真正民選的國傢元首(參見條目:1996年中華民國總統大選)。若林正丈描述這次大選中“導彈與選票對峙”的過程:
“ 在總統大選的最後階段,“導彈”(missiles)與“選票”(ballots)的對壘更形鮮明。配合總統選舉最後階段,中華人民共和國再次於臺灣海峽舉行一連串稱為“海峽九六一”的軍事演習以恐嚇中華民國。美國為防範有事,自日本和關島兩地派遣兩艘航空母艦巡防臺灣海峽。選舉就在這樣一觸即發,稱為“第三次臺灣海峽危機”的局勢下完成。 ”
—引自《蔣經國與李登輝》
在當選民選總統後,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壓迫,李登輝對兩岸關係的態度發生了變化,也漸漸愈發傾嚮臺灣獨立的呈現。1999年7月,他在接受“德國之聲”錄影專訪的時候,提到海峽兩岸的關係,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這也就是著名的“兩國論”。他在受訪時這樣表示:
“ 有別於國統綱領以及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等一廂情願式的國民黨政策宣示,實際上的歷史的事實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共産黨政權成立以後,從未統治過中華民國所轄的臺、澎、金、馬。我國並在1991年的修憲,增修條文第十條(現在為第十一條)將憲法的地域效力限縮在臺灣,並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大陸統治權的合法性;增修條文第一、四條明定立法院與國民大會民意機關成員僅從臺灣人民中選出 ……使所建構出來的國傢機關衹代表臺灣人民,國傢權力統治的正當性也衹來自中華民國人民的授權,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完全無關。1991年修憲以來,已將兩岸關係定位在國傢與國傢,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亂團體,或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個中國”的內部關係。所以,戰爭既已結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將中華民國視為“叛離的一省”,有昧於歷史與法律上的事實。 ”
1999年,李登輝在卸任總統前一年整,出版“臺灣的主張”一書,之後再發行日文和英文版。該書討論臺美日關係頗多,對臺灣海峽兩岸關係有兩大述說:一、定義臺灣為中華民國在臺灣;二、分割中國為七部分(臺灣、西藏、新疆、蒙古、華南、華北、東北),各自競爭發展以維持安定。後者即引起軒然大波的中國七塊論。但其實前者早已有聞,後者也非他首創。
2000年,雖然當時李登輝為連戰、蕭萬長助選,但是,由於同為泛藍的宋楚瑜脫黨,並以張昭雄為副手參選正副總統;雖然連蕭、宋張等兩組候選人加起來,獲得大多數選票,最終卻是民進黨籍的陳水扁,以“相對多數”,依照選罷法規定當選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請參見2000年中華民國總統大選)。由於陳水扁的當選,卸任的李登輝實現了在“任內和平轉移政權”的理想。國民黨在這次大選成為在野黨。大選失利後,國民黨內部旋即出現了要求李登輝辭去黨主席一職以示負責的聲音。外省老兵這部分的黨員認為是身為黨主席的李登輝造成國民黨近十年的分裂,並相信李登輝在暗中支持黨的競選對手陳水扁,卻未曾回顧連戰的主張是否與臺灣主流民意相違,他們一度包圍位於博愛特區的國民黨中央黨部聚,以表達抗議與憤怒。2000年9月,在宋楚瑜宣佈將在黨外組黨之後,李登輝即將中國國民黨黨主席一職交予連戰代理。2001年9月21日,中國國民黨撤銷其黨籍。
卸任生涯
李登輝一心希望卸任總統後要當個牧師,造福百姓。卸任年餘,他指出,“中華民國”這個招牌在國際社會上早就被取下了,臺灣應該加速正名,脫掉中華民國這個老舊的招牌。中華民國首次政黨輪替後,由於民進黨政府宣佈核四停工一事激起朝野嚴重對立,另外國民黨提出兩周八十四小時的工時案也引起中小企業主的不滿,政局動亂國政大受影響。本已退休的前總統李登輝透過全國工業區廠商聯合會理事長黃宗源與新光集團吳東升等子弟兵籌組新政黨,結合國民黨本土派及部分偏緑人士成立了臺灣團结聯盟(簡稱臺聯)。李登輝雖然名義上已經離開政壇,但仍然被很多臺灣獨立運動的參與者視為該運動精神領袖。2001年9月21日,連戰所領導的中國國民黨中央考核紀律委員會(國民黨考紀會)以“李登輝同志公開抨擊本黨,結合其他社團與政黨打擊本黨,其言行嚴重違反黨紀”,撤銷李登輝的黨籍。 2002年9月,李登輝公開表示,釣魚臺列嶼是日本的固有領土,所有權理應屬於日本衝繩縣,從而引起廣泛爭議。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均聲稱對釣魚臺列嶼享有主權。2005年曾先後訪問日本、美國。
2006年11月4日,臺灣團结聯盟提名臺北市長參選人周玉蔻發表一封公開信《挺腐化的民進黨,臺灣萬劫不復》,表明“李登輝不會和徹底腐化無能的民進黨站在一起”,也呼籲臺北市民不能再繼續支持民進黨提名的候選人。李登輝在這封信末尾親自簽名,日期是在國務機要費案和首長特別費案的起訴書雙雙出爐之前。
2007年1月29日,李登輝接受《臺灣壹周刊》專訪時表示,他不是“臺獨教父”,也從來沒有主張過臺獨;臺灣並不存在統獨的議題,衹有左右的問題。而臺獨本身是假議題,因為臺灣已經是主權獨立的國傢,衹是現在的名字叫做中華民國。 目前國傢正常化纔是接下來的目標,而正名、製憲、建立國傢認同、加入聯合國則是國傢正常化的要素;李登輝也主張在“維護國傢尊嚴、照顧全民利益、彰顯臺灣主體性”的三大前提原則下開放中資,開放中國觀光客來臺灣,賺中國的錢避免磁吸效應。讓中國觀光客進來 但40%投資上限必須堅持。
2007年1月31日,李登輝接受TVBS專訪時,他說,他不必追求臺獨,因為臺灣事實上已經是一主權獨立的國傢。他進一步說明,追求臺獨是退步,而且是危險的作法;因為這種作法不但把臺灣降格為未獨立的國傢,傷害臺灣的主體性,也會引起美國、大陸方面很多睏擾。他強調,現在有些人喊臺獨,衹是為了權力鬥爭。他也批評,“現在(民進黨政府)的黑金比較厲害。”
2007年,李登輝‘從未主張臺獨’言論經多方解讀為路綫改變;然而細讀其脈絡,李登輝是確定臺灣已經獨立,故不存在獨立是否之議題,政黨惡鬥由統獨而起,也因此造成國傢的割裂。臺獨與否乃政客操弄的假議題,國傢正常化纔是要努力的目標,在臺灣主權已經獨立的基礎下,正名、製憲、加強國傢認同。這樣的說法加上臺灣團结聯盟政綱嚮左派靠攏,被解讀為與立委選舉單一選區兩票製下小黨爭取更多選票的務實作法。
2007年5月30日赴日,展開“學術交流及探訪‘奧之細道’之旅”,並且參訪靖國神社祭拜其亡兄李登欽(李登欽在二戰時期為臺籍日本兵)。2007年下半年曾提出:謝長廷或馬英九選上臺灣的總統都無法解决臺灣目前的睏境。9日,李登輝結束訪日行程,在成田機場準備搭機返回臺灣時,遭到中國男子薛義以裝有果汁的塑膠瓶攻擊,李登輝沒有受傷,李曾文惠則擦傷膝蓋,受到驚嚇,差一點身子站不穩。該男子旋即遭到日警逮捕。
2008年3月,李登輝在總統選舉投票前夕,表態支持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謝長廷。李登輝說:“他推動民主化就是希望臺灣人民當傢作主,他關心並非藍緑的問題,而是臺灣要如何走出去,以及深化臺灣民主。他的一票將投給謝長廷,至於選舉結果如何,他尊重臺灣人民的選擇。”
2008年9月24日,在衝繩縣知事仲井真弘多主辦的午宴上,李登輝重申“尖閣列島無可爭議是日本領土,不存在主權和捕魚權的問題”。對此,臺灣駐日代表處發表聲明指出:“此項發言純屬李的個人看法,我國政府就釣魚臺列嶼屬於中華民國領土之一的立場從未改變。”中華民國外交部長歐鴻煉也表示,中華民國的主張沒有改變,不會對個人言論發表評論。
2008年9月24日,同日當臺灣媒體親自詢問李登輝有關釣魚臺問題時,卻說是日本國之領土。許多“保釣”運動者討論此問題時,則忽略釣魚臺群島自美國交予日本接管之數十年來,兩岸的政府在當時皆無立即反對之議,直至若幹年後方分別“主張”之事實。
評價
李登輝是一位爭議性的政治人物,由於他本人在不同時期、以不同身份所宣示的一係列變遷的政治主張,以及來自中華民國及國際社會,基於各種不同意識型態或國族意識的觀察,李登輝的歷史功過,在整個華人民族中不同的社會當中,得到相當多元,甚至多極的,正反不一的評價。
李登輝在其總統任內(1988年-2000年),將國民黨長期一黨獨大的情況逐漸改變,朝嚮民主化發展,具體實現了孫中山對於中華民國總統副總統,以及臺北、高雄兩直轄市和臺灣省省長等直接民選的憲政理念,以及憲法及國會的改革。期間解放了思想、新聞和學術的政治束縛,有人將此過程贊之為“寧靜革命”,許多臺灣民衆和國外民衆對此給予正面評價,李登輝也因身為推動者而獲得臺灣的“民主之父”、“民主先生”等美譽。薩繆爾·杭亭頓曾在臺灣演講“民主的千秋大業”時表示,李登輝總統帶給臺灣的自由與創造力,對推進民主化的影響力,必在他身後留存著。然而亦有者自政治風氣的變遷來觀察,提出李登輝主政後期,為了與舊國民黨勢力抗衡而吸納地方派係為政治班底,造成了地方黑道與民間工商力量的中央化,影響到中華民國嚮來穩健而確實的經濟建設,特別是彌漫着嚴重的金權政治(黑金政治)風氣;並指李登輝及連戰內閣,應對1990年代以來種種官商之間不法利益輸送的白熱化負起責任。
對於李登輝推動本土化的努力,評價尤其趨於兩極。李登輝上任總統以後,不斷容忍國民黨的反對勢力—主張臺灣獨立的民進黨坐大,並接納本土意識與黨內政敵抗衡。有人認為他是“一個半”黨主席,即“一個”民進黨主席加“半個”國民黨主席。日本小說《臺灣紀行》就強烈透露出他內心的臺灣精神,例:出埃及記、國民黨是外來政權、以前晚上不曾睡過一場好覺、撤換郝柏村因為他是軍事強人等。看法持平的人士認為,李登輝儘管支持臺灣正名,然而他努力重建傳統華夏文明的思想和文化體係,也戮力維護中華民國的主體性。所謂“中體臺用”他在中華民國總統任內大力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支持科學研究的層次、提升與美日等傳統盟國加強聯繫,卸任後又對臺灣國傢正常化的發展表達支持,許多人士因而對李相當推崇。卸任總統並被國民黨開除黨籍後,李登輝仍為中華民國政壇上,關心朝政的主要指標人物之一。
由於李登輝在其主政期間,試圖促進中華民國外交空間、提出“臺海兩岸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的說法,對中共強烈抨擊,對臺灣社會中傳承的中原文化的漸進式強化、鼓勵媒體監督時政,且於在任期間表示應以寬容和信仰來看待華人地區下一個百年的發展。但是抱持強烈民族主義和主張中國統一的中國大陸人士則多不滿其支持臺灣成為正常國傢的作風。但李登輝在任內也並未反對統一,但須在兩岸民主、自由、均富的前提下纔可以談統一問題。
李登輝早年接受日本教育,深受日本影響,在大學時代對西方名著涉獵極深,常在其言談中剖析近代西方和日本哲學在交融上的演進。李登輝在總統任內與日本作傢司馬遼太郎對談時以當時國際形勢的關係,至22歲以前尚是日本籍,也曾與《臺灣論》作者小林善紀表達年輕時代對中國國民黨的失望。2007年訪問日本時,赴日本供奉了戰犯的靖國神社參拜影響自己深遠的長兄-李登欽。部分經歷過二戰或對日本統治沒有好感的人士,對李身為中華民國前任國傢元首有此行為表示震怒和無法接受。惟許多反對之見則幾近完全不提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在國際場合對中華民國的政治打壓,從而導致臺灣人民對中國共産黨的憤怒和冷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