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吉皮乌斯在诗海的作品!!! | |||
吉皮乌斯其诗作在展示人类在生命的两极之间彷徨、犹豫、挣扎的浮悬状态的同时，也体现出这位女诗人对存在所抱有的“诗意的永恒渴望”，以及在苦难中咀嚼生活的甜蜜、在绝望中寻觅希望的高傲。
生平经历
俄罗斯白银时代诗坛又一位被称作“萨福”的女诗人是季娜依达·吉皮乌斯（Zinaida Gipius，1869－1945）。关于这位女诗人，勃柳索夫认为，“吉皮乌斯女士属于我们最杰出的艺术家之列。她的诗仿佛是以浓缩的、有力的语言，借助清晰的、敏感的形象，勾画出了一颗现代心灵的全部体验”，安年斯基则宣称，她的创作“有着我们抒情的现代主义整整十五年的历史”。两位象征主义诗歌的巨擘对她作出如此高的评价，可见她在俄国现代主义文学诗歌史上那不可忽略的地位。
吉皮乌斯诞生于俄罗斯中部图拉省的别寥瓦城。父亲的远祖是德国移民，本人是律师，母亲是西伯利亚一位县警察局长的女儿。吉皮乌斯的童年和少年在乌克兰的涅仁县度过。为了让女儿能接受正规的教育，父亲曾经尝试把她送到基辅的女子学院学习。可是，由于无法承受亲人离别的悲伤，她大部分时间都不得不在学院的附属医院里度过。面对这种情形，父亲只好让步，把她重新接回家。于是，吉皮乌斯开始以自学的方式来汲取知识与智慧。吉皮乌斯的自学尽管不太系统，但阅读量大得惊人，她几乎读完了俄罗斯文学所有的名著，对果戈理、屠格涅夫了如指掌，尤其喜爱陀斯妥耶夫斯基。
1889年1月8日，吉皮乌斯嫁给了著名作家德·梅列日柯夫斯基。婚礼举行得十分简单、朴素，按照她在回忆录中的记述，“有点像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所描写的吉蒂的婚礼”。不过，接下来的场景就超出了托尔斯泰的想象。婚礼完毕的当天晚上，这对新人依然各自进行养成了习惯的阅读。然后，梅列日柯夫斯基回到自己的旅馆里；而吉皮乌斯倒头便睡，全然“忘记了自己已经嫁人”。直到清晨，母亲来敲门：“你还在睡，你的丈夫已经来了。快起床！”而这就是他们那种婚姻－联盟－同志式的友谊的开端。对他们而言，精神上的眷恋似乎远远大于肉体的亲近，正是这对夫妻，“自从在第比利斯结婚以后，52年来，没有分离过一次，没有分离过一天”。
婚后不久，他们就来到了彼得堡。在丈夫的引荐下，吉皮乌斯很快进入了彼得堡的文学圈子，她在《北方导报》上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1904年，出版了第一部诗集《1889－1903诗集》，这部诗集收入了很多在当时惊世骇俗的作品，如：“我的道路残酷无情，它把我带向死亡。可我爱自己，就像爱上帝，爱情将拯救我的灵魂”、“爱，只有一次，好比只有一次的死”、“我追求我一无所知的东西，……我追求的东西呀，这世界上没有”。在主题上，吉皮乌斯的诗歌大体与“老一代”象征主义诗人相同，描述孤独、爱、死、个性，人的无力感，神性和兽性的交织与纠缠，等等。在诗歌语言上，她喜欢运用祈使句，直抒胸臆，却又注意在诗中注入深刻的哲理，关注存在的根本问题，力图在有限中追求无限，在必然性中寻找偶然性，在绝望深处捕捉希望。
1901年，哲学家别尔嘉耶夫组织宗教－哲学协会，吉皮乌斯夫妇是它的第一批参加者。至于他们的寓所“莫罗兹之家”，就成了彼得堡的文化中心之一，被看成当时俄国知识界的一块绿洲。沙龙的女主人也博得了“彼得堡的萨福”、“颓废派的圣母”、“穿裙子的俄罗斯路德”、“绿眼美人鱼”和“俄罗斯的卡桑德拉”等称呼。吉皮乌斯根据自己的宗教观，把人类的历史划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圣父阶段，也就是“旧约”的时代，那是人类体会上帝的力量和权威，认识世界的真理的阶段；第二阶段是圣子耶稣阶段，也就是“新约”的时代，同时也是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爱在这一阶段成为真理的象征；第三阶段是圣灵阶段，永恒的女性－圣母阶段，也就是“第三约”的时代，那是人类的未来，自由将成为爱的象征，到那个时代，人类生存中的一切矛盾——性与禁欲、奴役与自由、恨与爱、无神论与宗教，等等，都将得到解决。在整个俄罗斯诗歌史上，吉皮乌斯或许称得上最具宗教感的大诗人之一，她认为，人的本性最自然和最迫切的需要，就是祈祷。在她的心目中，真理或探索真理，要高于人间的幸福，因此，她在诗中宣称：“我并不为你们去祈祷幸福，我祈祷的内容远比幸福高尚。”
由于不满沙皇的专制统治和官僚们的腐败，吉皮乌斯发自内心地渴望自己的祖国能够出现变动，渴望出现革命，希冀从革命和变动中创造一个新俄罗斯。为此，她热烈欢呼1917年二月革命的来临。可是，她不久就感到了失望，在日记中写道：“这种沉重地靠压在过去的奴隶身上的‘自由’过于残酷”。她所理解的革命是精神的革命，是属于宗教层次上的革命。但是，现实的粗鄙、暴力和血腥与她的理想差距很远，以致于她根本无法接受随之而来的十月革命。1920年初，吉皮乌斯与丈夫梅列日柯夫斯基偷渡出境。自1921年底开始，便一直侨居于巴黎。他们在巴黎继续宣传“第三约”和“新基督教”的精神，组织宗教－哲学团体“绿灯社”，举办沙龙“文学星期天”，在自己的周围集聚了一大批侨民知识界的精英人物，为侨民文学的第一个浪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晚年，她一直坚持着写作，留下了两部出色的回忆录《活生生的面孔》和《德·梅列日柯夫斯基》。她留下的最后一首诗则是：“最后一棵松树被照亮。／黑色的木墩在下面凸现。／而今，它也即将消失。／临近结束的白昼一去不返。／白昼消失。白昼内部有什么？／我不知道，它像鸟儿一般飞走。／它不过是一个平常的白昼，／可是，毕竟呀，——一去不返。”
宗教信仰
吉皮乌斯既是个非常纯粹的宗教诗人，又是俄罗斯象征主义诗歌的传承者之一。她那些热烈地呼唤上帝之爱的诗歌清澈明快，意象舒张，甚少晦涩之处；她给宗教主题配备的意象密集而奔放。诗人时而放声呐喊“上帝，我的上帝，太阳，你在何方？”（《八月》），时而沉醉于“此刻世界上再没有别人/唯有上帝，天空和我”（《瞬间》），时而满怀自负地宣称“我像上帝一样，渴望了解每个人的一切”（《路人》），这种对至高至善的向往甚至覆盖了她浓厚的乡土意识，而后者几乎是俄罗斯文人的共同特征。俄罗斯抒情诗传统自十九世纪以降就在西方精神的两大源头——希腊和希伯莱文化——之间显示着独立寒冬的自傲和犹疑，哲思不足而文情过剩，吉皮乌斯的出现加剧了这一倾向。她念念不忘把自己置于上帝的目光之下，置于圣父—圣灵—圣子三位一体的神学体系之中，这体系标出唯一的一个远端，坚实地将她包裹进去。
强悍的宗教背景孕育了激情澎湃的诗句，也凸现了这位女诗人在本土同胞——“诗坛双璧”阿赫马托娃和茨维塔耶娃面前的殊异之处。无论是阿氏的《安魂曲》还是茨氏的《约会》，其悲壮都与婉转的女性色彩水乳交融，但在吉皮乌斯为数众多的以爱情为题的诗篇里，其性别特征始终是暧昧不明的。这些诗歌绝大多数以男人的口吻叙说，爱者与被爱者皆面目朦胧。1903年的《吻》，也许是吉皮乌斯形式上最为纯粹的一首爱情诗歌：“安妮斯，何时能把我的微笑/靠近你迷人的嘴唇？/不要像胆怯的鱼儿被吓跑/未来怎么样——我也不知情。”温柔的嘴唇、按捺不住跳动的心脏、“滑动的吻”，似乎标志出诗人最接近爱情的一刻，然而这爱情却仅止于这种无限靠近——恰如诗人与上帝的关系一般。那个饱含爱的激情的主人公不住地鼓励对方“看着我，别害怕，我的目光多纯洁”，但他自己心里仍然在回味“允诺的那一瞬间多么美丽”。一边是无法抑制的青春冲动，一边是以几乎静止一般的靠近；词句间渗透出的温暖的呼吸，仿佛构成了这漫长的一吻的全部。
诗写到这个地步，难免要遭到事关同性恋的猜疑。一个正常的女人怎么会对“吻”的意象进行这般暧昧的描述呢？吉皮乌斯写了许多表达对女性的爱恋的诗歌，在这些诗歌里，爱情永远只停留在形成阶段，说话人不停地许愿“我将给你带小门的透明屋子/献上一朵鲜艳的百合花”（《致群山中的她》），或迷惑“难道我们之间的一切永远缺乏露水/既没有露水，也没有爱情”（《露水名字》），或追忆“我爱过她，爱得几近疯狂……/在我垂暮之年她是否能明白？”（《她走过去…》），所有这一切，皆宿命般地无从化为确切的感官经验。这是否说明，同性恋如同一种难言之隐，始终在诗人的心灵里作痛？
吉皮乌斯的秘密在《洞隙》一诗中有所明朗：“在人间我只爱非人间的东西，/我爱她……她和你——是一个环节”。按我的理解，这里的“你”应是指代上帝（在另一首诗《爱情》中，指代上帝的是“他”——“上路吧，痛苦与欢笑的人们，/大家都向他走去”）；“只爱非人间的东西”透露着她不满足于世俗之爱。诗人把自己想象为爱情中人，却有意识地回避着肌肤之亲，萦绕在她脑海里的是爱情的形上象征，是它与宗教追求合而为一，作为上帝赐予人间福祉之明证的幻境。于是，她努力不使自己完全介入爱情叙事之中，而要在情节之外同时保持一个宗教布道者的使命感和落寞状态。在这两种力量的扯动下，她不由自主地把自己放在恋爱中男子的位置，主动地靠近，按捺不住地冲动，但只字不提带有女性色彩的泪水和欢笑——情到浓时的自然结晶。爱人的终极境界是和爱上帝的统一。到了《自由》一诗中，吉皮乌斯这样向人们宣示她与上帝的确切关系：“我只是以儿子的名义/呼唤上帝，生命的创造者。”
不久前，我终于在吉皮乌斯的日记里读到了这样一段文字：“我不想要鲜明的女性特征，同样也不想要鲜明的男性特征。每时每刻都有人反感我——在女人身边我女性的一面就活跃起来，跟男人在一起则男性的一面活跃！我在我的思想、欲望、精神里更像个男人；但在身体里——我还是个女人。两者纠缠在一起，令我对其一片茫然。
“我的吻与那作为迈向爱的（纯物理的）形式的第一步的‘吻’迥然不同；我的吻迈向真正的爱。”
至此，吉皮乌斯的“倾向”似乎不言而喻了。但我更关心的还是她所谓的“真正的爱”（real love）——在我看来，这种爱只能作为天路历程的一部分而存在，作为诗人精神世界无限扩容的界碑而存在。当她设定属于上帝的席位的时候，与其说这个上帝是驾驭万物的全知全能者，最终审判的主持者，毋宁说他是光明和善的象征，一个此世者可以无限接近的超验存在，或可被替换为精神世界的最高层次；而同时，“此世”又是人所不可轻易抛弃的、实践责任伦理的舞台。所以，吉皮乌斯能从德国人保罗·蒂利希那里得到支援，后者主张“绝对信仰”、一个“超越上帝的上帝”，主张人要为自己的存在找到终极的依据——“存在的勇气”。我们看到，吉皮乌斯在自己的诗里执拗地呼唤上帝，在诗的结尾表达把自己献给上帝的愿望，与蒂利希的诉求遥相呼应。“一切愿望，远的和近的愿望——/被铸成一个伟大的圆环。/我的渴望，恰似着火的风，/恰似飓风一样狂烈而无限。”（《深夜》）——正是“女性”彻底缺席之处，涌动着“存在”本身的豪迈。
古米廖夫说过，俄罗斯象征主义诗人的神学追求，表现在“我们像梦见最高奖赏一样梦见最后一刻的形象，它一刹那也不愿打断我们的注意力，但是永远不会降临。” 吉皮乌斯的上帝正是这样一种“最高奖赏”，当它降临的时候，处在最后一刻的人将获得永恒的欢悦。为此，她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经营她的虔诚，经营一个融化了爱情魔法的精神世界。那么她得到了什么呢？还是用吉皮乌斯回忆录中的话来作答：“如果说俄罗斯当时的儿女中有很多人懂得什么是真正的青春年华，如果说年老时他们的白发散发着芬芳，这莫不是因为每个人的心灵中都埋藏着宗教真理的种子？不必自欺欺人：没有坚实的老根，长不出朝气蓬勃、生机盎然的幼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