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4年教皇利奥九世坚持在五人团中拥有安条克、耶路撒冷和亚历山大三个席位，东西基督教会大分裂由此迸发。从八世纪中期起，拜占庭帝国的疆域在伊斯兰世界的入侵面前不断缩小。安条克于1045年被拜占庭夺回，但是罗马帝国的西方继承者们宣称拥有对亚洲和非洲失落的席位拥的权力和责任。教皇利奥维护西方一直习以为常的尼西亚信经中的和子说，引起了更大的争议。今天的东正教认为在第四次大公会议上通过的第28条教规明文规定了罗马主教和君士坦丁堡主教互相平等。东正教还认为罗马主教的权威只限于他自己的主教辖区，在主教辖区之外不具有任何权威。教会分裂还有其他较为次要的因素，包括圣餐礼的方式不同。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分裂之后拉丁语和希腊语世界失和达几个世纪之久。
进一步的变革在欧洲的权力重新分配之中开始进行。诺曼底公爵征服者威廉于1066年入侵英格兰。诺曼人入侵由于若干原因在英格兰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通过引入一批诺曼贵族将英格兰和欧洲大陆更紧密地连接起来，因此减弱了斯堪的纳维亚的影响。它建立了欧洲最强大的王朝，创造了一个高度发达的政府系统。另外，基于岛国，英格兰发展出了一支强大的海军，贸易关系遍布全球，包括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与许多关键的海上战略据点如百慕大、苏伊士、香港以及特别是直布罗陀。这些战略优势不断增长，直到二战之后都被证明具有决定性作用。
东西教会大分裂是指11世纪基督教会大分裂分出了希腊正教（东方正统教会）以及罗马公教（罗马普世教会）两大宗。
自二世纪以后，以罗马为首的西方教会和以君士坦丁堡为首的东方教会，因各自不同的教会、政治、社会、文化等原因，在神学，以及教会的组织、纪律等各方面的分歧逐渐扩大，彼此争论不休，最终导致了1054年的东西方教会大分裂，形成日后的天主教和东正教。
远因
罗马教会的首席地位
公元70年，罗马人占领耶路撒冷，基督宗教的中心自然转移到当时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根据圣经记载，罗马很早就有了基督徒，使徒保罗曾给在罗马的基督徒写了著名的罗马书，并亲自在罗马居留了二年。根据教会的圣传，使徒彼得是罗马的首位主教。这两位使徒最终都在罗马殉道。因此，罗马教会在初期教会中一直享有极高的威望。在此期间，教宗（罗马主教）亦试图在一些教会事务中扮演权威的仲裁者的角色。公元325年，在尼西亚召开了基督宗教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普世大公会议——尼西亚大公会议，在大公会议所颁布的法令中，罗马教会列于各地方教会之首。
新罗马的兴起
330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迁都拜占庭，将该城改名为君士坦丁堡，又名新罗马。381年，召开了基督宗教历史上的第二次普世大公会议——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这次大公会议将君士坦丁堡教区提升为牧首区，而君士坦丁堡牧首的排名仅次于罗马教宗。451年召开的第四次普世大公会议——卡尔西顿大公会议上通过的第28条法令，将君士坦丁堡牧首提升至与罗马教宗并列的首席地位。根据大公会议的法令，教宗之所以拥有首席权乃是因为他是帝国首都罗马的主教的缘故，故此，帝国的新首都的主教也拥有与罗马主教相同的首席权。这一法令受到当时的教宗利奥一世的强烈抗议，认为该法令侵犯了罗马教宗的首席权，声称：教宗之所以拥有首席权是因为他是使徒之长彼得的继承人的缘故，君士坦丁堡牧首不拥有首席权，因此，拒不承认该法令的有效性。
特劳拉会议
621年，特劳拉（TNTRYLLI）地方召开会议，警告西方主教们如果不服从教会的纪律则开除教籍。此次会议中第五十五条──罗马人民于四旬期星期六守斋乃违背教会之传统，如神父为此将废逐，若为主教，则开除其教藉；教宗如此时守斋亦开除其教藉。教宗不签字认可，而皇帝也出兵干扰。
近因
圣像破坏与教难
公元7世纪末，罗马的拉丁教会和君士坦丁堡的希腊教会在礼仪和教义上的分歧加剧。726年，拜占廷帝国(东罗马帝国)皇帝利奥三世身受伊斯兰教的影响，发起破坏圣像运动，将堂内的圣像、十字架全部捣毁，这样在东方教会引起了混乱与教难。利奥三世又将君士坦丁堡牧首圣日尔曼(St. Germanos)废除，当时教宗额我略二世绝罚了皇帝。利奥三世报复，派箭队活捉教宗。
利奥三世死后，继承人仍遵守此令。直到780年，伊琳娜女皇继位后，愿意恢复对圣像的敬礼，愿意东西方教会统一，因而他得到当时君士坦丁堡牧首圣特拉乌斯(St. Tarasios)的支援，并得到罗马教宗哈德良一世的同意，于787年，召开了第七次大公会议——尼西亚第二次大公会议。会议结果重新阐述敬礼圣像的真正意义，教会并非敬礼圣像本身，而是敬礼圣像所代表的神或天使，或圣母、圣人。
佛希要分裂
857年，君士坦丁堡牧首伊纳爵（Ignatius）被拜占庭皇帝米海尔三世废逐，改以重臣佛希要（Photius)继任牧首。863年，此时的罗马教宗尼克老一世也采取了行动，声明伊纳爵的废黜非法，以及开除佛希要的教籍。佛希要也开始了反击，他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会议，开除教宗教籍，是为“佛希要分裂”。
双方为教区管辖权和罗马教会将圣灵“从父出来”改为“从父和子出来”引发的“和子句”纠纷越演越烈，不料支持佛希要的米海尔三世遭人暗杀，凶手自立为皇帝，是为巴西尔一世，他将前任一切的措施推翻，包括废逐伊纳爵跟佛希要的提升。同年教宗尼克老一世逝世，继任的亚德二世在君士坦丁堡召开第八次大公会议，东西教会统一，而东方教会也承认罗马的首席地位。
虽然佛希要分裂只维持了几年，但是却种下了日后大分裂的近因。过去罗马教皇的首席地位是无可否认的。这次事件后却有人开始质疑教皇的首席地位，甚至指控教皇窜改教义。
正式大分裂
弥格耳分裂
佛希要分裂后，西方的拉丁教会和东方的希腊教会在“和子句”上和礼仪上的纠纷实际上并没有解决。1053年，君士坦丁堡牧首弥格耳·赛鲁来(Michael Cerularius)把君士坦丁堡的拉丁礼教堂全数关闭，因其拒绝使用希腊礼拜仪式。弥格耳致函罗马，指责罗马教宗篡改圣经内容以及教义，质问西方教会弥撒用无酵的饼是源自犹太人实为异端、安息日守大斋、准许吃未出血的肉、四旬日不唱哈勒路亚等等。
当时的教皇良九世为了不让分裂再起，派了枢机主教亨拜(Humbert)为首的协调团至君士坦丁堡，可惜亨拜性情暴躁，缺乏外交手腕使的整场事件陷入了另一个低潮。弥格耳就事件再次抨击拉丁教会，相方谈判失败，亨拜与他的同伴于1054年7月14日进入圣索非亚大教堂，对弥格耳抗议，将开除教籍的判书放到祭台上，待出了教堂，亨拜大声跺脚并说到──“愿我上主临鉴，评判我辈！”
弥格耳不肯屈服，当众把教皇送来的诏书烧毁。罗马教皇和君士坦丁堡牧首互相开除对方的教籍，标志着基督教正式分裂为罗马公教（天主教）和希腊正教（东正教）。
The Great Schism between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Christian Churches was sparked in 1054 by Pope Leo IX asserting authority over three of the seats in the Pentarchy, in Antioch, Jerusalem and Alexandria. Since the mid eighth century, the Byzantine Empire's borders had been shrinking in the face of Islamic expansion. Antioch had been wrested back into Byzantine control by 1045, but the resurgent power of the Roman successors in the West claimed a right and a duty for the lost seats in Asia and Africa. Pope Leo sparked a further dispute by defending the filioque clause in the Nicene Creed which the West had adopted customarily. Eastern Orthodox today state that the 28th Canon of the Fourth Ecumenical Council explicitly proclaimed the equality of the Bishops of Rome and Constantinople. The Orthodox also state that the Bishop of Rome has authority only over his own diocese and does not have any authority outside his diocese. There were other less significant catalysts for the Schism however, including variance over liturgical. The Schism of Roman Catholic and Eastern Orthodox followed centuries of estrangement between Latin and Greek worlds.
Further changes were set afoot with a redivision of power in Europe. William the Conqueror, a Duke of Normandy invaded England in 1066. The Norman Conquest was a pivotal event in English history for several reasons. This linked England more closely with continental Europe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a Norman aristocracy, thereby lessening Scandinavian influence. It created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monarchies in Europe and engendered a sophisticated governmental system. Being based on an island, moreover, England was to develop a powerful navy and trade relationships that would come to constitute a vast part of the world including India, Australia, New Zealand, Canada and many key naval strategic points like Bermuda, Suez, Hong Kong and especially Gibraltar. These strategic advantages grew and were to prove decisive until after World War 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