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公社（法語：La Commune de Paris）是一個在1871年3月18日（正式成立的日期為同年的3月28日）到5月28日期間短暫地統治巴黎的政府。由於評價者意識形態的不同，對它的描述也存在很大分歧，有人認為它是無政府主義；也有人認為它是社會主義的早期實驗；更有被認為標志當代世界政治左翼運動崛起光輝起始里程碑，影響廣大深遠。馬剋思認為它是對他的共産主義理論的一個有力證明，而俄羅斯無政府主義之父巴枯寧則對此持反對意見，因為它既沒有依賴於一個先鋒隊，也沒有掌控國傢或者企圖建立一個新的革命政府，所以它實際上還是無政府主義。
導致巴黎公社起義的直接原因是法國在普法戰爭中的慘敗。
巴黎公社是法國在普法戰爭中慘敗後在巴黎爆發的起義的産物。起義有兩個根本原因：一方面是戰爭的慘敗，另一方面，是由於法國工人階級持續增長的不滿情緒，上可追溯到1830年代，發生在裏昂和巴黎的第一次工人起義。
法國與普魯士的戰爭，是於1870年7月由拿破侖三世挑起的，結局卻是法軍慘敗。1870年9月2日，被圍困在色當的法國皇帝拿破侖三世下令投降，第二帝國也就隨着皇帝的投降而崩潰。9月4日，巴黎爆發革命，宣佈成立第三共和國。由資産階級共和派和奧爾良派分子組成的新政府，稱為"國防政府"。普魯士並不滿足於皇帝的投降，繼續大舉進攻法國。9月19日，普軍包圍巴黎。多年來不斷加劇的貧富分化，再加上當前的食物短缺，軍隊失敗，還有普魯士軍隊的不斷炮轟終於大大激化了社會各界的不滿情緒。巴黎市民，特別是工人階級和下層中産階級一直以來都希望能建立一個民主共和國。一個比較明確的要求是巴黎應該自治，擁有自己的經選舉産生的議會，享有與其它法國小城鎮同樣的權利，而這一要求一直被政府出於對不法平民的擔心而拒絶。一個與此相聯繫的但不那麽明確的願望是謀求以一種更加公平的甚至是以社會主義的方式來管理國傢經濟，這些要求匯總起來變成了一句口號：建立一個“社會主義民主共和國”。
1871年1月，圍城四個月後，執政的國防政府謀求與新宣告成立的德意志帝國簽訂停火協定。德國人要求在和平協定裏加入一條要讓德國軍隊以凱旋儀式進入巴黎。儘管被圍困多日，但許多巴黎市民還是非常憤慨並堅决反對普魯士（現在已經是新帝國）人以任何儀式宣佈對他們的城市的占領。
一幅描寫婦女和兒童幫助搬運兩門國民自衛軍的大炮上蒙馬特爾高地的現代素描
當時有30萬巴黎市民是一個被稱作“法國國民自衛軍”的市民部隊的武裝成員，這一部隊已極度擴張以協助保衛城市。自衛軍選舉了他們自己的官員，都是來自於工人階級，包括激進分子和主張社會主義的領導者。
他們進一步組建了一個自衛軍的“中央委員會”，包括愛國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共同保衛巴黎，擊敗德國人的進攻，並且保衛共和政體，防止帝製復闢，擊敗在1871年2月舉行的一個支持帝製的多數黨的選舉以組建新的國民大會。
巴黎人民在失敗面前無所畏懼，並已準備好在德軍進城後引發的武裝衝突中與敵人血戰到底。因此，在德軍進入巴黎之前，依靠普通工人的協助，國民自衛軍已經設法把一大批大炮（他們認為那是屬於他們的資産，因為購買這些大炮的資金有一部分是來自於國傢發行的公債）搬離了德軍必經之路，把它們保存在一些相對安全的地方。其中一個主要的“大炮公園”就在蒙馬特爾高地。
阿道夫·梯也爾，新成立的臨時政府的首腦，意識到在目前這種不穩定形勢下，中央委員會形成了另一個政治和軍事權力的中心。另外，他還擔心工人們會用國民自衛軍的武器把自己武裝起來激怒德國人。
巴黎公社的産生和性質
路障，1871年3月18日
德軍進入巴黎之後，過了很短時間便馬上撤離了。但巴黎的高度政治狂熱還在繼續。帝國政府和臨時政府都已離開巴黎去了凡爾賽，一個在德軍保護之下的避風港。結果在他們回去之前的那段時間，法國首都出現了一個權力真空。
由於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采取了一種更加激進的姿態，權威也穩定地增長，政府感到不能無限期地允許它自由支配那400多門大炮。於是，作為第一步，在3月18日，梯也爾命令正規軍去奪取存放在蒙馬特爾高地及全城其它地方的大炮。士氣低落的士兵們不但沒有執行命令，反而與國民自衛軍和當地居民親如兄弟。蒙馬特爾的將軍，Claude Martin Lecomte, 被人從馬上拉了下來，後來有人作證說他曾命令士兵們嚮國民自衛軍和市民人群開槍，於是被槍斃，同時被處决的還有從附近抓來的一名共和國老兵Thomas將軍，由於他曾擔任過國民自衛軍的前任指揮官而為人所痛恨。
部隊參與叛亂後，Lecomte和Thomas將軍在蒙馬特爾高地被槍斃（場景再現照片，非真實照片）
其他很多部隊也參加了叛亂，於是叛亂迅速擴大，政府首腦梯也爾嚮所有還服從命令的正規軍，警察以及各級行政人員和專傢們下達了立即撤退令。他自己搶在別人前面先逃到了凡爾賽。梯也爾吹噓他已經考慮這一策略（“從巴黎撤退以粉碎後面的人民”）很長時間了，是他在反思1848年革命時得出的經驗，但很有可能這衹是他在驚慌失措中所作的决定。沒有證據表明政府曾經預見到或者為現在開始的危機作過任何計劃。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現在是巴黎唯一有效的政府：它組織了於3月26日舉行的公社選舉。
公社的92名成員（確切地說是“公社議會”）包括了很高比例的技術工人和一些專傢（比如醫生和記者）。他們中的許多人是政治活躍分子，派別從共和派改良主義者，到各種類型的社會主義者，甚至還有希望恢復1789年法國大革命時期專政的雅各賓黨人。
社會主義革命布朗基組織的前任領導布朗基（Louis Auguste ）被選為議會主席，但他本人並不在場，因為他已經於3月17日被捕，整個巴黎公社活動期間他都被關在一個秘密監獄。公社一開始試圖用巴黎大主教Mgr Darboy來換他出獄，後來又用他們拘留的74名人質交換，但均被阿道夫·梯也爾斷然拒絶（見下文）。巴黎公社於3月28日宣佈成立，但各區經常在圍城中與組織脫離關係。
社會法案
公社在它短暫的生命期內采用了從前被廢棄的法蘭西共和國歷，並采用象徵社會主義的紅旗以及第二共和國時期裝飾有紅邊的三色旗作為自己的象徵標志，恢復了在第二帝國時期被禁唱的《馬賽麯》為國歌。1848年，在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期間，激進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曾經用紅旗以及裝飾有紅色綬帶的三色旗來作為自己的標識，以區別於政治立場中立的共和分子，正如這些中立的持自由主義立場的吉倫特黨人在1789年革命期間所做的那樣。
儘管內部有許多不同，議會還是在管理一個兩百萬人的城市的基本公共事務方面做的不錯；它也能夠在一些政策上達成一致，這些政策的內容傾嚮於建立一個進步的，長期的以及高度民主的社會民主主義，而並不僅僅是一場社會革命。由於時間短暫（公社衹存在了不到60天），衹有一部分法令真正得到了實行。它們包括：
* 政教分離
* 婦女選舉權
* 在圍城期間所欠房租的免除（在此期間支付實際已經被中止）
* 數以百計的巴黎面包店的夜班的廢除
* 嚮在服務期間死亡的國民自衛軍的未婚伴侶以及子女發放撫恤金
* 由城市當鋪免費發還所有在圍城期間被抵押的工人的工具以及最高價值20法朗的生活用品，他們擔心技術工人在戰爭期間被迫典當了他們的工具
* 推遲商業債務的償還，廢除藉款利息
* 由工人接管並運營被原主人放棄的企業，將來他們可以接受補償
* 廢除官員的高薪製，規定公社委員最高（國民自衛軍總司令）年薪不超過6000法郎（相當於當時巴黎中等收入工人的年收入）。
政教分離法令將所有的教堂財産變為公共財産，並且把宗教教育從學校去除；巴黎公社失敗之後，法蘭西第三共和國一直等到1880-81年Jules Ferry laws和 1905年法國法律纔重新實行這一法律，它們確立了法國的政教分離原則。公社允許教堂繼續從事宗教活動，但條件是他們必須在夜間嚮公衆政治會議開放教堂。與街道和咖啡店一起，教堂成為了公社另一個主要的共同分享的政治中心——情境主義運動在它的建築主張中不會忘記這一表述。其它計劃中的立法還包括教育改革，它使將來的教育和技術培訓嚮所有人免費開放。
一些婦女組織了一個女權運動，繼續了1789年和1848年的政治主張。這樣，Nathanie Le Mel，一個社會主義的裝訂工人和Elisabeth Dmitrieff，一個年輕的俄羅斯被放逐者和卡爾·馬剋思的夥伴於1871年4月11日創建了“保衛巴黎和護理傷員婦女聯盟”。鑒於相信她們針對男權製的鬥爭衹能在一場全球的針對資本主義的鬥爭之中實現，聯盟要求性別平等，工資平等，婦女的主動離婚權，世俗指導（非牧師的）權和女孩的專業教育權。她們還要求抑製合法妻子與情婦間的區別，婚生子女與非婚生子女之間的區別，廢除妓女——她們實現了關閉maisons de tolérance（合法的官方妓院）。婦女聯盟還參與了幾個市政委員會以及組織了合作工廠。 著名形象如Louise Michel，“蒙馬特爾高地的紅色處女”參加了國民自衛隊，後來被送到新卡裏多尼亞，象徵着數量很少的婦女在起義事件中的積極參與。國民自衛隊的一個婦女營在鎮壓期間保衛了Place Blanche。
公社領導們的工作負擔都非常之大。人們期望議會成員們（他們不是“代表”，而是委任的，理論上來說，隨時可以被選舉人取消資格）象提出那些立法的法令一樣提出一係列行政的和軍事的法令。大量的在圍城期間在各地區（“quartiers”）為滿足社區需要（小賣部，急救站）而建立起來的非正式組織繼續興旺並與公社緊密合作。
同時，這些地方議會通常也在當地工人的指導之下追求他們自己的目標。不管公社議會的正式改革，作為一個整體公社的這些成員們是更加激進的革命者。革命傾嚮表現為蒲魯東主義——一種偏中間的無政府主義的早期形式——成分混雜了國際社會主義，布朗基主義，以及更多的自由主義共和派。巴黎公社一直被無政府主義者和馬剋思主義社會主義者歌頌至今，部分原因也是這種政治趨嚮的多樣性，高度的工人控製和不同革命派別之間的緊密合作。
攻擊
公社部隊，也就是國民自衛隊，首先於4月2日與常規軍的凡爾賽軍展開了一場小規模衝突。雙方都沒有真正地想要開始一場大規模內戰，但雙方也都不想談判。公社劊子手德·Galliffet侯爵，後曾在世紀之交擔任Waldeck-Rousseau政府的戰爭部長（與獨立的社會主義者Millerand一起），是梯也爾領導下指揮反擊的將軍之一。
鄰近Courbevoie的市郊被政府軍與4月2日攻陷，而一次推遲了的公社自己的武裝對凡爾賽的遠征企圖也於4月3日失敗了。抵抗與求生變成了首要的考慮，公社領導層作了堅定的努力，要把國民自衛軍變成一支有效的抵抗力量。
在巴黎的外國政治避難者和流亡者團體也給予了強有力的支持：其中有一位是波蘭前軍官和民族主義者Jarosław Dąbrowski，成為公社最好的將軍。
議會完全支持國際主義，為了表示這種兄弟般的情誼，公社認為紀念拿破侖一世勝利的凱旋柱是一個波拿巴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的象徵，於是將其拉倒。
在國外，包括德國在內的工會和社會主義組織也舉行了集會和並傳遞了支持信息。但所有從其它法國城市獲得真正幫助的希望很快破滅了。梯也爾和他在凡爾賽的內閣設法阻止任何信息從巴黎泄露出去；並且在法國外省及鄉下對於大都市的運動一直以來就持一種懷疑性的態度。納博訥，利摩日和馬賽的運動很快就被粉碎了。
隨着局勢的進一步惡化，議會的一個分支贏得了一場選舉（對手是裝訂商和卡爾·馬剋思的一個隨軍記者Eugène Varlin，以及其它中立派），决定創建一個“公共安全委員會”，模仿1792年雅各賓派建立的同名機構。從理論上來說，它的權力非常之大並且毫不留情，但實際上並非如此有效。
從四月到五月，政府軍的兵力在數量上持續增長——普魯士釋放了法軍戰俘以幫助梯也爾政府——他們完成了對巴黎外圍抵抗力量的分割包圍，並將國民自衛軍趕回了城裏。5月21日，巴黎城墻西部的一道城門被攻陷，凡爾賽軍開始奪回巴黎，他們首先占領了繁榮的西部地區，在那裏他們受到了那些在停戰後沒有離開巴黎的市民們的歡迎。據說有一位工程師（他經常為梯也爾政府當間諜）發現城門無人管理，於是把這一情報通知了凡爾賽軍。
很強的本地忠誠度在過去曾是公社的一個有利因素，現在卻變成了某種不利：沒有一個統一的有計劃的防禦，每個街區為了自己的生存各自為戰，最後被一個接一個地攻破。曾經在過去的巴黎革命中使整個街區幾乎堅不可摧的狹窄小巷組成的網絡，現在已在奧斯曼男爵對巴黎的改造中變成了寬廣的大道。凡爾賽軍擁有集中指揮和數量上的絶對優勢。他們已經學會了巷戰的技巧，衹需簡單地把房屋的墻壁鑿穿就可以完成對公社街壘的側翼包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衹有奧斯曼男爵改造出的那些寬闊的廣場和大街，纔是他們被抵抗力量的槍炮所阻擋的地帶。
在進攻中，政府軍應當為對國民自衛軍和平民的大屠殺負責：曾經拿過槍的戰俘，或者被懷疑為曾經戰鬥過的人士，都被立即槍决，集體屠殺成了傢常便飯。
公社曾經於1871年4月5日頒布過一個“人質法令”，按照該法令，任何凡爾賽軍的幫兇都將成為“巴黎人民的人質”，第5條更進一步指出，任何被凡爾賽軍處决的戰俘或巴黎公社正規政府的遊擊隊員，都將導致三倍的人質被處决。但這一法令實際並沒有執行。巴黎公社曾經數次試圖用巴黎總主教喬治·達爾博伊來交換Auguste·布朗基，但都被阿道夫·梯也爾斷然拒絶，他的私人秘書Barthélemy Saint-Hilaire宣稱：“活該他們倒黴（tant pis pour eux!）”。公社也作過其它談判嘗試，提議以它控製的全部74名人質來交換布朗基，但也都失敗了。最後，在流血周及隨後的凡爾賽軍的大處决中，Théophile Ferré簽發了6名人質（包括Mgr Darboy）的處决令，他們於5月24日在火箭監獄被一個班的士兵槍决。Auguste Vermorel嘲諷此事（也許是出於幼稚，因為梯也爾已經拒絶了任何談判）說：“多麽漂亮的工作！現在我們已經失去了唯一能製止流血的機會。”Théophile Ferré本人在梯也爾軍隊隨後展開的報復行動中被處决 。
天主教百科全書宣稱有超過50名人質於5月24日至5月26日之間被殺害。有些是被公社領導直接下令殺死的，另一些則被死於暴徒之手。 在受害者中有巴黎總主教喬治·達爾博伊。
流血周
最頑強的抵抗發生在東部的工人階級區，戰鬥一直持續，直到流血周最後的巷戰。到5月27日，衹有極少數的抵抗仍在持續，特別是最貧睏的東部地區，如Belleville和Ménilmontant。戰鬥到5月28日下午或晚間全部結束。據說，最後一個路障在Belleville的rue Ramponeau被攻陷。
麥剋馬洪元帥簽署了一項公告:“巴黎居民們，法國軍隊來解救你們了。巴黎自由了！四點鐘的時候，我們的士兵們占領了最後一處起義據點。今天戰鬥結束了。秩序、工作和安全將被重建。”
嚴厲的報復隨即展開。以任何方式支持過公社的行為都被視為政治犯罪，數千人被起訴。一些公社社員在拉雪茲神甫公墓的公社社員墻邊被槍决，而數千人被臨時拼湊的簡易軍事法庭判决並槍殺。大屠殺的地點包括：盧森堡花園和別墅賓館後面的Lobau軍營。另外還有將近40,000人被押往凡爾賽接受審判。男人、女人和兒童排成長隊在軍隊的監視下經過幾天幾夜的長途跋涉去往凡爾賽的臨時監獄。隨後，12,500人被審判，大約10,000人被判定有罪：23人被處决；許多人被判監禁；4,000人被放逐到新卡裏多尼亞。在流血周期間的死亡人數一直無法得到準確的數字，而各種估計值從10,000到50,000都有。Benedict Anderson說：“7,500人被監禁或者流放”，“大約20,000人被處决”.
Alfred Cobban說，30,000人被殺害，也許還有多達50,000人隨後被處决或者監禁，7,000人被流放到新卡裏多尼亞。另外還有數千人——包括大部分的公社領導——成功地逃亡到了比利時、英國、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國。最後流放者和逃亡者於1880年獲得了特赦。一些人在之後的政治生涯中還很傑出，成為了巴黎市議員、代表或者參議員。
1872年，“製定了嚴格的法律以防止一切左翼組織産生的可能。”對於被監禁的人，有一條1880年的特赦，除了那些由於暗殺或者縱火被判刑的人之外。巴黎繼續保留軍事法律達五年。
公社反思
卡爾·馬剋思認為公社“浪費了寶貴時間”去組織民主選舉，而不是迅速地消滅凡爾賽軍，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情。法蘭西國傢銀行就位於巴黎市，存放着數以十億計的法郎，而公社卻對此原封不動也未派人保護。他們嚮銀行請求借錢，卡爾·馬剋思認為他們應該毫不猶豫地全部沒收銀行的資産。公社為防備譴責而選擇不去沒收銀行的資産。結果銀行資産被搬運到了凡爾賽武裝凡爾賽的軍隊。
共産主義者，左翼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以及其他人把巴黎公社視為解放社會的原型或者預示，因為它的政治係統是基於包括草根階層在內的人人參與的民主。馬剋思和恩格斯，巴枯寧，以及後來的列寧和托洛茨基都試圖從巴黎公社很有限的經驗中吸取理論上的教訓（特別是關於“無産階級專政”和“顛覆政權”）。更加務實的教訓出自一名記者Edmond de Goncourt之手，他在La Semaine sanglante三天之後寫道：“…血腥鎮壓非常徹底，象這樣殺死所有敢於反抗者的流血事件，將推遲下一次革命爆發的時間… 舊社會至少為自己又爭取到了二十年的和平時間…”
5月23日，政府軍通過普魯士軍隊的防綫攻陷蒙馬特爾高地。當天晚上面臨失敗的公社政權下令縱火燒毀巴黎。在當天和次日被燒毀的建築包括波旁王朝和第二帝國的王宮杜伊勒裏宮和與其相連的盧浮宮（部分被毀）、法國參議院、內政部、財政部、司法部、王宮（Le Palais Royal）、巴黎市政廳、聖馬丁門歌劇院，同時開始槍殺人質。
5月24日，已完全焚毀的巴黎市政廳被攻下，巴黎公社的主要成員德勒剋呂茲犧牲，瓦爾蘭被捕。5月27日，5000政府軍圍攻退守在巴黎東北的拉雪茲神甫公墓的最後200名公社戰士，最後這些戰士在墓地的一堵墻邊全部犧牲。5月28日，公社失敗。國防政府隨後對公社社員進行了鎮壓。未經審判的處决延續了一個多月，據估計約有2萬人未經審訊就被槍殺，加上在戰鬥中的死者，公社方面死亡者約為3萬多人，被逮捕、監禁者約為5萬人，流放、驅逐到法屬太平洋島嶼的約7000人。1889年，法國政府對公社社員實行了大赦。
巴黎公社主要領導人：
* 瓦爾蘭
* 布朗基
* 德勒剋呂茲
* 杜瓦爾
* 弗蘭剋爾
* 歐仁·鮑狄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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