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是一个不修边幅的人，时常衣帽不整，往往是一个裤褪长，一个裤褪短，而且不知道问题发生在哪里。每每他在临出门时，我都要提醒他拨出别在鞋里的裤角，我若是少说一句话，他就这样参加活动去了。 1979年春，王蒙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于是一通百通，我们的命运立即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6月，我们返回北京，王蒙被安排在北京市作协搞专业创作，从此，王蒙进入了创作的黄金时代。他蒙受多年的不白之冤澄清了，重新获得了写作权力。他在实践中找到了自己，他回来后分秒必争，因为他在前二十年失去的太多太多，他想尽快寻回以往的损失。况且，一旦获得了自由，他那种强烈的写作欲望，那种蓄积多年极富生活根底的素材全都活了起来。面临时代大变革，他触景生情，八面开花，写作的热情汹涌澎湃。这个时期，他的小说像雨后春笋一样接二连三地问世，如《布礼》、《夜的眼》、《春之声》、《风筝飘带》……太多太多了。 那么这个家呢?自然全靠我了，方方面面的事我都得管起来。其实未必我能管，很多事情都堆在那里“挂”在那里。我承认在家务事上我是低能，不是一个出色的家庭主妇，不会理财，不会精打细算，缺乏领导锅碗瓢勺和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才能。我更不是一个修养到家的贤妻良母，我可以默默地做很多，只是听不进一点儿埋怨的话，我的忍耐度不算高，有时也会大发脾气。很多人称赞我是位贤内助，我受宠若惊，不敢当，因为明白自己并非如此。 但为了这个家，为了王蒙能投入精力去写作，我做了许多“无意义”的事。我喜欢整洁，习惯随时随刻把东西放在一定的地方，希望有个整齐、卫生、美观的环境，使生活舒适，工作有条不紊。只是在我家，整洁保持不住两分钟，常常是边整理边受到破坏。书籍本是我家的财富，也是惟一的财富，已经占满了十几个书柜，加上近几年来，各地的报刊出版物雪片似的飞来，在我家堆积成山、成灾。每天邮件一大摞，我一件一件地拆封之后，分门别类地放好，分清哪些是急需处理的，哪些是有保存价值的。我向王蒙交代之后，不多功夫再一看，总是大吃一惊：有用和没用的混在一起，报纸在地上、沙发上、茶几上支成一座座的小帐篷。只要是我交到他手里的东西，准丢，一来二去我也没脾气了。他写作起来，是有目不能视，有耳不能闻，一切都不管不顾的，只要有一席立足之地，旁边再脏、再乱他也看不见。 他也曾在环境极为恶劣的情况下写作过。我们才迁回北京，暂住在北池子市文化局招待所，一间六平方米房子。窗户外是个公共场所，放一台电视，每天晚上，旅客集中在这里，电视声和旅客的说笑声形成混合交响乐；而我们的住房门前是公共盥洗室，“哗哗”的水声从凌晨到午夜几无停息。一般的人别说是写作，就是在那里停留一会儿也是不肯的。正值烈日炎炎的夏季，王蒙那样子的确叫汗流浃背了，只好光着膀子埋头写作，可形容为赤膊上阵，他的中篇小说《布礼》、短篇小说《夜的眼》……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写出来的。让我还说什么呢? 他是一个不修边幅的人，时常衣帽不整齐，往往是一个裤腿长，一个裤腿短，而且不知问题发生在哪里。每每他在临出家门时，我都要提醒他拔出别在鞋里的裤角，我若是少说一句话，他就这样参加活动去了。 约好了人来取稿件，或是有客人来时，我送水倒茶，迎来送往，这都没什么难的——当然也有照顾不周的时候，对于车水马龙的生活，对于不速之客，我有时候也实在是应接不暇。另外，我常为家中的混乱感到难为情，感到自己太无能。有时我想，家中有这么多“乱源”，就是有八个保姆也伺候不过来。 为了这个家，为了王蒙能多出成绩，我做出了很多牺牲，这个词儿我不大用，暂且称“牺牲”吧! 1979年我返回北京后，本可做更多的工作，或换一种我最喜欢做的工作，但是没有，我仍回中学，而且去了比较一般的七十二中学教书。我拒绝接受教高中三年级的课程，那需要把关，我没那份精力。有时，正批改着作业，忽地想起家里还有一大堆事在等我做呢!第一次调工资时，不是全部人都可调，我表现出一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姿态，在小组会上，说了一堆废话，目的是谦让，不要给我调，让给别人。这样大大地减轻了校领导的困境，他们求之不得。这样做，当时在全校大概我是独一个，在北京市也是数一数二的。这一次错过了，一错再错，在以后的调资过程里，我总比和我情况相同的人低三级。这是活该!谁让你谦让呢?你为什么不去争?凭良心而论，我并不是雷锋，当时我在想：我为王蒙做了许多，我的心在王蒙那里，这边不论我自己在工作上的功劳有多大，失去多少，也就算了，我一点儿都没考虑到我自己的得失。 1979年6月，我从新疆返回北京后，见到一些朋友，他们很自然地要问：怎么样？你们在新疆过得好吗？我会口若悬河地说一通在那儿生活如何丰富、有趣而且有意义。有一次，一位同学问我：“你到新疆，一去就是十六年，怎么样，有什么收获？”我说“收获可大了：第一，王蒙学会了维吾尔语；第二，深入了基层，和维吾尔农民打成一片，交了许多朋友，写作有了深厚的生活底子；第三，‘文革'期间我们处于少数民族地区，又是边陲，那里简直是一座避风港，在关键时刻，被善良的维吾尔农民保护起来了。如果在北京的话，王蒙恐怕要受到更大的灾难……” 正说得起劲时，我的同学插话，唐突地问：“我问的是你，是你自己过得怎么样？” 蓦地，我哑言塞语，窘迫得无地自容。 像触电似的，我猛然苏醒了：原来许多年来，我没有了我自己。岁月匆匆流逝，我呢？我被岁月吞食了，被岁月淹没了，被岁月消融了。 当然，流逝、消融的岁月，是有它的内容和价值的。常言道：一个成功男人的后面，会有一个后盾型的女人。尽管这句话我不太喜欢听，自己也从来没说过一次，但这回破例要引用一回了，因为事实上我充当了这种角色。 王蒙总爱说：没有了我，就没有他。他说得这般好听，我听起来则是习以为常。 可我呢？我在哪里呢？我在他的生活中，在他的梦中，在他的写作中，在他的一切活动领域中，在他多变的时空中……与其说，我消融在岁月中，不如说是我消融在王蒙的魂灵里。那么在现实生活里，哪儿会找到我呢？ 王蒙又说：如果没有了我，他简直是寸步难行。这话真是一点儿不假，他这样一说，我就能想像出没有我的样子：稿纸满天飞，报刊危若累卵一摞老高，衣服不成套，袜子不成双，寄信找不着地址，打电话找不到号码，遇事瞎着急。 王蒙多次问我：“你是不是认为我是一个白痴？” 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我知道真是有许多人尊敬甚至于有点儿崇拜王蒙，可是对于我来说，王蒙永远是一个需要照顾和宽容得一塌糊涂的呆子。连他过马路的姿式我都觉得拙笨万分，几乎是瞪着眼向急驶而来的车辆走去，害得我连连指导。我不能想像，没有我的时候他如何能安全地穿过马路而没有滚到轮子下面。 不仅如此，即使我做了点儿什么，也不会被承认，我也并不在乎这些——其实我的所作所为，并不是让人家承认，或肯定什么。一位有自信心的人，他的自我价值总是客观地体现着，再说我有自己的价值观——我只是说生活中有这种现象。目前的事暂不提它，就拿1959年春季来说，那时我才参加工作不久，在一○九中学工作，一次庆祝活动中，我代表教职工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博得大家掌声。会下，好多人向我说：“你的讲演稿真好。那当然了，你家有支笔杆子啊！”我听了哭笑不得，“啊……啊……”支支吾吾地对付着，因为我没有必要说明什么，心里却满不是滋味儿：难道由于我与王蒙在一起，我自己就不存在了吗？ 其实那时的人际关系还比较单纯，他们就直截了当问我了。现在人家怎么说，我怎么能听得到呢？ 公平地说，很久很久时间了，我已逐渐地失去了我自己——不是被迫，的确是我自己在收缩，在收缩，以至失去了自己。 而且，我是愈来愈不愿意谈论我自己的经历、我的童年和我的个人爱好了，这些几乎都不是我所喜爱的话题。 自我和王蒙结婚以来，不由己地，我的心是想着他的，我的目光是看着他的，我做的事是为着他……但我愿意这样做，只要对他的写作有益，我决不吝惜付出一切代价。其实这也不值得一提，而且我和王蒙从来没讨论过什么谁付出多寡或谁得到什么。那本是我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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