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殷人、周人都信奉天命、从事龟卜，但在对待天命、龟卜的态度上却不完全相同。从总体上来说，殷人是比较迷信天命、信奉龟卜的，无论大事小事，诸如风雨的有无、旬夕的安否、出入的吉凶、疾病的轻重、年岁的丰歉、战争的胜负等，几乎无事不卜，无时不卜，好像他们是完全按照天命、神意行事。而周人原来并不用龟卜，后来虽然使用龟卜，但从一开始就别有用心，而不像商人那样虔诚、迷信。在周人那里，龟卜充其量只是验证人意的一种手段，如李大用《周易新探》中指出，周人"其始不用龟卜，使用龟卜是从殷人那里学来的"，"之所以学习殷人，一方面是利用'宝龟'的神秘性，统一周人意志，坚定信心，为自己的行动提供'天意'依据；一方面是因殷人迷信，乃假手占卜，玩弄玄虚，麻痹殷人，为兴周灭商制造舆论"。随着人类理性意识的觉醒，商、周的一些开明之士如伊尹、姜尚等人，进一步认识到天命不可信，表现在卜筮的态度上，往往是卜筮结果合乎己意，则依卜筮结果行事；卜筮结果不合己意，则置卜筮结果于不顾，完全依据人自身的思想、意愿行事。如《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周武王伐纣时，按惯例进行卜筮，但结果是"大凶"。文武百官犹豫不决，这时姜太公上前把龟壳、蓍草从神案上一把扫下，说："这些枯骨死草怎么能知道吉凶！"商亡周兴的事实，更加使周人自身认识到天命无常、天命不可信，因而也更加注重人自身品德的修养，更加相信人自身的判断能力。尽管如此，周人仍然没有完全摆脱天命的影响，也仍然继续有意利用天命说在人们尤其是在殷商遗民思想中的影响为其统治服务，对此郭沫若先生《中国史稿》中早就说过："从周初的一些材料来看，凡是尊崇天的话，都是对着商人及其旧属方国部落说的；而怀疑天的话，则是向着周人自己说的。……从这里表明，周人继承商人关于天的思想，只是政策上的继承，是把宗教思想当作一种愚民的工具。自己尽管知道它不那么可信，但用来统治素来信仰它的商人，却有很大的方便。"因此周人也没有马上抛弃卜筮，而是继续利用卜筮为达到其政治目的服务。例如，《周书·洛诰》中记载，周公旦为了达到迁殷顽民于洛邑的目的，装模作样地进行龟卜，卜来卜去，就是周人预设的地点洛邑最合适。又例如，《周书》中的《洪范》篇相传是箕子传给周武王的治国大法，其中载"稽疑"之法云：
七、稽疑：……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
这就是说，稽疑、决策的时候要根据"汝"、"龟"、"筮"、"卿士"、"庶民"五个方面的意见来进行，其中"龟"、"筮"代表的是神意，"汝"、"卿士"、"庶民"代表的是人意。当"汝"、"卿士"、"庶民"三方面的人意有两方面不赞成时，其结果仍为"吉"；但如果是"龟"、"筮"两方面中有一方面不赞成时，就不"吉"，或者仅限于"作内吉"、"用静吉"。说明龟卜在稽疑、决策中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周人既然秉承《洪范》作为治国大法，那么龟卜在稽疑、决策中的重要性不能不影响到周人。
由此可见，周人对龟卜自始至终抱着一种既怀疑又利用的矛盾、复杂心态。在我们今天看来，不按照卜筮结果所代表的天命行事，而按人自身的意愿行事，本应当是理直气壮的。但在天命思想仍有较大影响的周代，人们毕竟还不是那么自信，人即使有与卜筮结果不同的意见，也不便公开地反对，或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来，像姜太公对待卜筮那样"激进"、"极端"的做法毕竟只是个例。一般情况下，当人有与卜筮结果不同的意见时，只能通过面部表情含蓄地表达。相应地，他人也只有通过人的面部表情得知其关于某事的意见，因此需要"观颐"。而完全按人自身的意愿、意见行事，终究也不是那么名正言顺，因此与听从、按照卜筮结果所代表的天命行事相对而言，将听取、按照人的意愿行事称之为"自求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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