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评论 》 嚮權威發難、顛覆文學——十作傢批判（一）   》 《廢都》：令人眼花繚亂的垃圾場（上）      朱大可 Zhu Dake

　　如果《廢都》與賈平凹的前期作品，在“個體貧睏”的意義上有內在的聯繫，如果《秦腔》《五味巷》等作品“興”在風俗上，而《廢都》等作品“廢”在傷風敗俗上，如果風俗之“興”和風俗之“敗”皆與藝術實現自身的程度無關，那麽，稱道他的商州係列和散文作品，指責《廢都》的衰敗，便皆成為批評的無稽之談。這是因為：風俗的濃郁衹與文化的盛衰有關，卻與藝術的盛衰無關。否則，民間藝術早已成了精典，而寫傷風敗俗的《紅樓夢》《金瓶梅》便早該批判。如果說賈平凹通過《秦腔》，把秦川文化的風俗“寫”得很好，那麽《廢都》引起人們的公憤，也可以說賈平凹將喪風敗俗的城市和知識分子的頽廢“寫”得很好。但如果“寫”得好不好衹是因為風俗本身的生動性或喪風敗俗本身的生動性，那麽“寫作藝術”在此就不起主要作用——就像“用詞準確，描寫細膩”這類寫作性評語，怎能夠用來揭示《紅樓夢》與《金瓶梅》的傑出呢？這至少說明，真正的文學批評，與作傢寫作對象的生動與否，符合倫理與否，人們讀起來舒服與否，其實是無關的。　　另一方面，中國文學批評的非文學性傾嚮，在評價《人極》《天狗》這類作品時，衹看到“師娘”“亮亮”等女性“美麗動人的情感”（見賈平凹作品集《人極·跋》），說賈平凹的貢獻，在於塑造了一批有美好善良心靈的女性，看見《廢都》的，當然便是“莊之蝶”之流“頽廢骯髒的靈魂”。這樣的批評多了，便産生了“塑造美好心靈（尤其是女性）”的作品就好，津津有味寫了一批“骯髒的靈魂”的作品就糟糕的錯覺。尤其是：一旦作品中的主人公有大量的性行為，一旦這些性行為不完全是愛情所致，更一旦作者對這些性行為的描繪，采取了有些欣賞的態度，那麽，不僅這樣的人物形象可能有問題，如此去塑造人物的作者便可能也就有了問題。於是，寫出《林海雪原》作品的作者可能就是英雄，而寫出《廢都》的作者，是否就是主人公“莊之蝶”呢？這一類猜想，一方面呈現出道德化的理解人物的傾嚮，而根本考慮不到世界上寫“性”可以有千萬種（並不是衹有像《查特萊夫人的情人》那樣纔叫寫“性”），關鍵是你如何理解“性”；另一方面，這樣的一種理解，也將人與文混為一談，將文的品格推衍為人的品格，將文的道德品格推衍為藝術品格，而根本不考慮文學世界實際上是這樣一回事：《林海雪原》的道德品格高尚，但藝術品格不一定能超過《金瓶梅》；畢加索、叔本華的為人品格都不一定“高尚”，但他們的藝術成就，遠遠高於很多“高尚”的作者寫出的一大堆註定要過時的作品。文學批評當然不能由此推衍出優秀的作品衹能由“不高尚”的作者寫出的結論，但至少，作品的藝術成就如何，與作傢的趣味、哪怕是低級趣味（趣味有否高級和低級之區別，還有待於論證），我以為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更為關鍵的問題是：評論界擡高賈平凹的“商州係列小說”和散文，貶抑《廢都》，還來自於作傢本人和新聞界不夠恰當的炒作，與作品的實際狀況形成的反差。實際上，撇開新聞的效應不談，當賈平凹宣稱他想寫一部《紅樓夢》式的小說，就註定他不可能寫出有《紅樓夢》這樣藝術成就的小說。撇開其它原因不談，因為曹雪芹寫《紅樓夢》時，並沒有一個“想寫一部×××”的小說的想法，《紅樓夢》因此纔成為前無古人之作。而所有的《續集》因為都以《紅樓夢》為參照，所以便永遠比不上《紅樓夢》。其奧妙就在於：一部真正優秀的傑作，不僅體現出對現實生活本身的“本體性否定”（即建立性質上不同於現實的世界），而且也應該能體現出對所有藝術的“本體性否定”（即建立一個以獨特的對世界理解為支撐的形式世界，以區別於所有的藝術）。藝術之間的相互否定關係，不是靠寫作內容的差異、個性和風格的差異完成的，而是要靠在對世界的基本理解方面否定或區別其它作品（尤其是精典性作品），才能建構起來的。在此意義上，任何一個偉大的作傢，任何一部偉大的作品，可以說都不是在“想寫一部×××”的作品的思維下産生的，而是在發現一切精典性作品的“局限”之基礎上，從裏到外（可供批評傢提煉的思想、意味、內涵及形式）都建立了一個屬於自己的世界纔完成的。也可以說，真正的藝術、像《紅樓夢》那樣的藝術，不是衹有自己的個性與風格、自己的故事和情節、自己的感受和印象，而是要靠自己對世界的獨特理解，來激活這些表層的藝術性內容，才能建立起來的。在此意義上，賈平凹的失敗，不是失敗在寫了“莊之蝶”這麽一個頽廢型的知識分子（寫“頽廢”照樣可以寫出偉大的作品），而在於賈平凹對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頽廢、無聊和空虛”，缺乏屬於自己的發現與理解。這樣，中國的知識性讀者，就衹能與“莊之蝶”一道共鳴或哀嘆，或覺得自己就是“莊之蝶”，但卻不可能從“莊之蝶”身上發現自己以往沒有發現的問題，並為之震撼；不能感覺到通過“莊之蝶”，作者給中國當代知識分子進行了一種什麽樣的價值定位（以區別於西方知識分子、中國古代和現代知識分子），而衹感覺到作者與“莊之蝶”處於同樣的水準，衹不過將中國當代知識分子普遍疲軟的狀態，寫實性地描繪了出來。可能是《廢都》暴露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態太真切了，讓喜歡冠冕堂皇的現代文人們受不了，纔群起而攻之，這樣，知識界對《廢都》的批判，便成為維持這冠冕堂皇的遮羞布──這讓人想到“莊之蝶”如果參加學術會議，沒準也會討伐“莊之蝶”的。在此意義上，賈平凹真的應該再寫一部作品，以完成對“知識分子批判”的批判。　　但畢竟，賈平凹可能永遠不會采取“真正的批判立場”之於他的創作，所以賈平凹恐怕很難寫出這樣的續篇。賈平凹既然在商州連支撐這片土地的“儒道釋”價值也基本上認同了，那麽他在《廢都》中對知識分子的所謂的“批判”，也必然是不痛不癢的。這一方面來自“秦川農民”與“莊之蝶”共同的文化背景（“莊之蝶”不可能外化出中國的土地文化，儘管是這文化衰落的表徵），“莊之蝶”的尋樂主義與農民歇息後的“找個樂子”，衹有“對象”的差異，而沒有性質的差異──即都是屬於沒有有意義的價值依托時的一種依托。雖然“莊之蝶”的尋樂似乎更偏嚮於“欲望”（不能將“欲望”說成“肉欲”，因為所有的“性”，均伴隨着不同程度的精神和內心的愉悅。所以“肉欲”這個詞應該取消），而農民喜歡“秦腔”更偏重於精神，但說到底，“欲望”衹是“莊之蝶”們獲得快樂的一種方式，而“聽戲”也衹不過是秦川農民們獲得快樂的方式。如果“快樂”衹是生存延續、循環的方式，“快樂”本身無法導致任何文化性創造，那麽獲得快樂的“方式”，又有什麽價值上的“差異”呢？這就是“欲望”在“莊之蝶”那裏是循環的，“聽戲”在秦川人這裏也是循環的道理。這樣，被“欲望”循環着的“莊之蝶”，因為循環本身的虛無性而越來越“拉沓”，而被“耕地”──“聽戲”循環着的秦川人，自然也會因循環的虛無性，逐漸産生路遙《人生》中的高加林形象──渴望走出這片土地。另一方面，由於賈平凹的批判並不傾嚮於運用西方的價值尺度，而他傾心的“秦川文化”又不可能滋生真正能夠批判“莊之蝶”的尺度，所以，不註重形成自己的批判尺度的賈平凹，最後也就不能夠真正形成對“莊之蝶”的批判之張力──這就是賈平凹在《廢都》中對“莊之蝶”態度曖昧的根本原因。於是，無力的賈平凹，最後衹能將自己的全部解數，傾註在讓“莊之蝶”和他所生活的城市“一同爛下去”的描繪之中。實際上，賈平凹本無意於“莊之蝶”與唐宛兒等女人“變化性交姿勢”的鋪陳，也無意於用“□□□…”之類的省略號故弄玄虛，更無意於有意回避“莊之蝶”與他的女人們的“性心理”活動刻劃，實在是賈平凹除此之外，再沒有更好的方法顯示出“莊之蝶”們的無聊和空虛所致。當人活不下去，總得找“樂子”來活，總得找“樂子”來獲得快樂而言，當“莊之蝶”們實在沒有其它方法來獲得“快樂”而言──比如像昆德拉筆下的“托馬斯”喜歡體驗每個女人的不同性──在“性”的花樣上做一點文章，便成為他的全部“衹能”。而如果賈平凹也衹能通過強化“廢”的程度，來顯示他的批判性，這個批判，與說“萬事皆空”又有什麽兩樣呢？或者說，當賈平凹衹能將他的“個體性”，朝着不斷地嚮着他的“西京”和“莊之蝶”身上扔垃圾引人註目的時候，賈平凹也就徹底地喪失了“個體性”。隨意而雜亂的寫作，很快就使賈平凹的創作出現崩潰性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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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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