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天下第一楼》中常贵有句话叫做：国家越是不行，人们越是喜欢吃。我则想说的是：人的创造力越是不行，便越是喜欢谈文化。所以从世界范围内而言，“文化寻根热”只不过是当代人丧失文化创造力的一种显示。当然这句话不能乱套，当拉丁美洲近一百年的历史便是被神秘的命运支配的历史的时候，表现现实便成了表现文化，所以在《百年孤独》中，现实与历史是一致的。这与西方人在摩天大楼上想返朴归真不可同日而语，更与五四以后中国奇特的现代性景观有所区别。贾平凹的地域性文化小说和散文所处的位置是：在纵向上，20世纪的中国人经历过以西学为参照的新文化运动、“文革”的文化虚无主义、80年代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复归、文化寻根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现代化的质疑这样四个阶段，贾平凹所处的创作立场，不可能不与这段历史有内在联系。这种联系，使得贾平凹的怀疑性，更多的是指向西化、现代化、文明，而较少对自身所处的文化本位立场持批判的态度──这个局限，是使得我对贾平凹的“独立世界”打上折扣的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影响贾平凹的作品成之为经典的最主要的原因。另一方面，由于贾平凹的创作并未经历“西化”──“文化本位”这样的徘徊形态，贾平凹的创作也并未在“文化寻根热”前后放弃他的文化性立场，改变他的小说和散文的写作形态，这就使得我们不仅不能简单地将贾平凹放入“寻根”作家之列，而且也不能将其文化立场，放在现代化之途的后期选择上，从而降低了贾平凹始终一贯的文化立场之品味。这样，贾平凹坚持“文化本位”的韧性和不屈不挠性，与贾平凹对自己的立场缺乏自我反思性，就通过褒义的“独立”统一起来了。这种统一，自然将贾平凹身上隐含的“个体贫困”性问题遮蔽了。 如此一来，尽管我们不时可以看见贾平凹对他的这片土地在改革中的阵痛充满困惑与茫然，但是当作者总是喜欢给他的《浮躁》《黑氏》《人极》等作品设计一条脱贫之路时，作者对这片土地的文化性之爱已经溢于言表。有了这颗与理性、反思不沾边的眷念、沉湎，我们才能读到柔情似水的“小水”、灵细挠人的“米脂婆姨”、憨厚愚木的“王满堂”，也才能读到“地也无名，人也无姓”的山野（《商州又录》）、“生也没高兴的，死也没苦痛的”的山野人生观（《妊娠》），乃至读到“清茶淡酒，饮而醉之”的“静虚村”，明明打伤了一只狐狸，但最后“什么也没有得到”的神秘的“大洼地一夜”……以至使你不得不产生想进入他的《野籁》之世界、与那“打一个口哨令人麻酥酥的极俊俏的女子”会一会的冲动。这至少说明，贾平凹以审美的浑然体验拥抱这片土地所产生的艺术效果，已经成功地阻止我们进一步探寻贾平凹的“独立世界”的意蕴之可能。当贾平凹将读者通通变为进入“静虚村”并且喝了一壶淡酒的作者时，贾平凹自己倒成为在旁拍手取乐的孩童了。这样，尽管作者在创作时尽量避免明显的价值判断，但是当他写到《废都》并用“废都”命名他的小说时，当他忍不住借“奶牛”发表他对城市为代表的文明之看法时（他实在无法用艺术语言表明这种看法），贾平凹的审美取向已不言而喻：只有未被污染的原生性的民间文化，或者用原生性的民间文化的眼光过滤已被文明侵染过的土地，才是贾平凹心灵上的真正依托。但由于以民间文化为价值取向的作家不限于贾平凹一个人，如汪曾祺，如张炜，等等，所以，这就将贾平凹的“独立性”逼至评论界所称谓的“秦汉文化”之上──贾平凹的“独立世界”，最后就成为一个“地域文化”的化身。于是，当作家的独立性，最后被等同于占据一个他人没有占据的“地盘”时，贾平凹的“独立”便只有个性、才华、身份之含义，而没有思想、见地、灵魂之含义；贾平凹就只能“发现”一种文化，而不能“创造”一种文化。 言下之意，“地域文化”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不仅是不稳定的，而且也是表面化的。因此他就像“个性”一样，无以支撑一个人的“独立世界”，并由此给贾平凹作品的审美内涵，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就“不稳定”和“表面化”来说，“发现”意义上的“地域文化”可以让此作家发现，也可以让彼作家发现，剩下的只是表现方式、表现能力的差异──诸如像陆文夫和范小青那样的对“苏州文化”表现的差异。因此，由风俗人情、生命状貌所构成的“地域文化”，总是与发现者存在着“间距”。这个“间距”，使得发现者和表现者即便在表现自己对“对象”的感受和理解时，也只能用“对象”本身所蕴含的精神内涵来阐释，以便达到水乳交融的艺术效果。尤其是：当儒道释思想已经与中国各个地域文化渗透、积淀而成为历史的时候，沉湎、衷情于“地域文化”，便也只能是以儒道释思想来阐释这些地域文化。对贾平凹所表现的“秦汉文化”来说，那就是以道家和禅宗的思想来理解和贯穿。这样一来，贾平凹避免了以既定的西方思想作为参照进行文化性批判的窠臼，但是又蹈入了以同样既定的传统思想来理解他笔下的世界的窠臼。结果，当贾平凹不可能产生鲁迅那样的“阿Q”现象创造时，他笔下的人物，无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就只能呈现为一种类型化的、宿命性的、浑然的生存状态。因此，当《浮躁》中的金狗离开小水，先后与英英、石华本能性的、发泄似的性交往，又回到小水身边的时候，便与《天狗》中的“天狗”在欲望与道德之间的挣扎，与《黑氏》中的“黑氏”在欲望、爱情、道德之间的求生，甚至与《大洼地的一夜》中猎物狐狸神秘的消失──呈现为一种文化观念观照下的现实。而这种现实，又与作家道家和禅宗超然性的、认同性的表现态度不能分开。因为只有如此的表现，他笔下的人物才能呈现出“文化性”含义──以“味”取胜，而不是以心灵的启迪、震撼取胜。如此一来，贾平凹的全部功力，便体现在如何使他手下的这道菜“色、香、味”俱全上，而不可能用自己的思想和灵魂穿透这片神秘的、沉重的土地，建立一个只属于贾平凹自己的独特世界，让我们获得完全不同于其他作家给我们的感受、体验和收获。这样就难怪评论界有人说，读《天狗》，容易让人想起许地山的《春桃》，读《黑氏》，又容易让人想起沈从文的《丈夫》了，等等。贾平凹虽然没有像一些作家那样直接讨论文化，但是他刻意突出“秦汉文化”的浓郁性，实际上便是热衷于文化的另一种方式。它从侧面暴露出中国当代作家依附于既定思想的巨大惯性，也衬托出鲁迅那样的既不相信儒道释思想，也不相信西方思想（鲁迅在内心深处始终是怀疑的）、从而获得独立的价值立场的难得性、痛苦性──尤其是当贾平凹游“洛南寺耳”，为“清静值一角，山明值一角，水秀值一角，空气新鲜值八角，余下一角，买得吾之高兴也”陶醉时，这个问题就更加一目了然。 也因为此，以“土地”抑或“土地文化”为立身之本的“独立世界”，一旦失去了这片土壤，作家便会失去优势，变得六神无主。这一点，在贾平凹写《废都》之后被验证了。或者说，贾平凹写《废都》的失败，贾平凹在《废都》这部作品中所显露出的思想平庸性（诸如人云亦云的“反文明”话语），正好说明了贾平凹在商州这片土地上，也没有建立起他观照世界的一个独特立场。否则，一个作家不会因为写作内容的改变而影响其创作质量。反过来，商州这片土地如果已被贾平凹开掘得不再有处女地，但作者在城市又找不到在商州的那份感觉的话，贾平凹今后会写什么东西，也就成了一个疑问。 面对这个疑问，可以有两种解答：一是不管他人的话，凭着自己的感觉能怎么走就怎么走；一是全面地反思自己，尤其是要反思自己可能比较得意的、在其散文中表现得也比较圆润的“道”“禅”思想和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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