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评传 》 捡拾琐碎生活片断：我的先生王蒙   》 多一双眼      方蕤 Fang Rui

　　王蒙天生酷爱各种语言。他说多一门语言，就能比常人多一扇窗户，多一双眼睛，多一副耳朵……　　一些外国朋友不理解王蒙怎么可能在那种条件下在新疆一口气生活了16年，没有发疯，也没有自杀。他们询问王蒙16年做了些什么，言外之意那么长时间，生活将是怎样地空虚和痛苦。王蒙半开玩笑地说：“我是读维吾尔语的博士后啊，两年预科，五年本科，三年硕士研究生，三年博士研究生，再有三年博士后，不是整整16年吗？　　在我们启程去新疆前以及刚到新疆时，王蒙一直对我说：“要深入生活，要跟少数民族打成一片，要真正地了解、熟悉他们，就得把语言学会。懂了语言，才可能比常人多一扇窗户，多一对眼睛，多一副耳朵……”在新疆，他努力兑现自己的承诺。　　当他可以作翻译、读维文原版小说及用维语与新疆各阶层人士对答如流地交谈的时候，许多汉族同志不禁提出一个共同的问题：“你怎么学得这么快？这是天赋吧，我们怎么不行？”　　依我看，王蒙固然有些语言天赋，但关键还是刻苦。他是无时不学，无处不学。那时没有什么广播教学和教材，凡是生活中能听到的，看见的，他就去学。在维族地区，无论男女老幼，都可以成为他的老师。房东大娘的外孙女拉依赫曼，当时只有八九岁，就是王蒙的“小老师”。拉依赫曼口齿特别清楚，发音标准，她认真负责而又当仁不让地担负起给王蒙教授维吾尔语的职责，一遍遍耐心地、不厌其烦地做示范，为王蒙校正发音和语调。王蒙每天就寝前，总要反复背诵数十个单词，他说这样记得牢。时常，夜深人静，他在梦话中连连高声喊着一个单词，吓得我直哆嗦。我从睡梦中被他惊醒，于是彻夜无眠。　　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要求熟记“老三篇”和“语录”，王蒙干脆诵读维吾尔文的“红宝书”，既符合上级要求，又学会了维语。有一次他用维语大声朗诵《纪念白求恩》，竟招来一位维吾尔老太太旁听。老太太甚至说，她原以为是广播电台的维吾尔播音员在朗诵哩。　　王蒙主张学了维语就要用，并开玩笑说，他学到了八个单词，可以发挥十个单词的作用。一年以后，他给大队干部作翻译，已经可以达到同步翻译的地步，人家一边说，他一边译，同时理顺语法，弄清重点，人家说完他也正好译完。后来他回到新疆自治区文联工作，一些维吾尔同志开会发言，还都愿意找他当翻译，说王蒙的翻译能帮助他们发言成功，使他们的意图得到更好的表达，更易于被汉族同志所接受。1984年，王蒙访问苏联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首都塔什干。乌语与维语，用王蒙的话说，就像天津话与北京话一样地接近，所以他能用维语与当地人士直接交谈，乃至在接受电视采访时也直接用维吾尔语回答问题。当地一位导游用英语对王蒙说：“我从未想到过一个外国人可以如此熟练地讲我们民族的语言！”王蒙对此得意极了。　　王蒙也十分热衷于炫耀自己的维吾尔语口语，一遇机会就爱讲。回到北京以后，说维语的机会少了，他无论在马路上或是商店里，只要遇到维族同志，便马上凑过去说几句维语，好似过了瘾。直到后来一度担任文化部部长时，他还是创造条件说维语。有一次，他与国家民委主任司马义·艾买提联合招待西藏歌舞团。司马义·艾买提同志本来可以用汉语讲话，王蒙却硬是要他用本民族的维语致词，由王蒙担任现场翻译，以至于在场的西藏自治区负责同志开玩笑说，下次王蒙“犯了错误”下放，我们坚决要求把他下放到西藏，培养出一个懂藏语的部长——作家。这真不失为一个好主意，当然，王蒙只愿当个作家。　　那些年，王蒙被剥夺了发表作品的权利，但是谁也剥夺不了他勤奋学习的精神；剥夺不了他深更半夜在梦话中喃喃说维语的习惯。他说：“写不成，可以作翻译；翻译不成，可以学理发；当理发员也不成，还可以跟维吾尔同志交朋友……”反正他要生活。　　“文革”十年期间，他把心爱的钢笔扔在一边。他的衣服口袋里、书包里，绝没有钢笔。遇到写个什么材料，填个表格之类，就向我们的儿子借笔用。“不写作了，不写作了。”这句话他常常挂在口头。他甚至以没有笔而自豪、自嘲、自轻、自贱。　　由于他维吾尔语讲得越来越流利，他可以与当地的少数民族干部、农民完全打成一片。农村的与伊宁市的许多红白喜事，尽管是按照少数民族的与穆斯林的风俗进行的，王蒙仍常常是座上客，遇到都瓦（宗教祈祷），王蒙便低头静默，表示他虽不参与，但对兄弟民族与他们的宗教十分尊重。其他一切礼节，包括洗手方式以及盘腿而坐，把掰碎了的馕泡茶吃、敬老，还有礼貌用语，如第二人称和各种祈使动词采用尊称形式等，他都可以毫厘不差地做到合乎标准。他常常衷心赞美兄弟民族生活习惯中讲卫生与讲礼貌的特色。他很善于发现他们的长处，我从未听到他说他们一个“不”字。　　事隔许多年后，1990年我与王蒙重访新疆，在伊犁和巴彦岱乡，当地农民、知识分子，仍都把王蒙当做自己的亲人。每到一处，主人杀鸡宰羊，倾吐衷肠；分手时，依依不舍，洒泪话别。伊犁河畔一个庄子里，公公婆婆都已去世的古丽尼莎见到王蒙，一面叫着“老王哥哥”，一面抱住他痛哭失声，在场目睹者无不为之动容。在乌鲁木齐文联宿舍，已故维吾尔著名诗人克里木·霍加的妻子高哈丽雅（塔塔尔族），一个当年的金发美人，见到王蒙也是放声大哭。在场的陈柏中同志说：“做人能做到这样，一个作家能做到这样，也就可以了。”临别时，高哈丽雅把诗人生前最喜欢佩戴的一条可可色领带给了王蒙。　　王蒙在巴彦岱劳动锻炼期间，担任过一年副大队长，我们重访巴彦岱时，许多农民老远就喊：“大队长来了！”他们忘不了他。当年，王蒙还有一家房东，老汉名叫伊斯哈克，大娘名叫穆斯罕。　　伊斯哈克质朴，老实，勤劳。穆斯罕则性情开朗，喜欢唱歌，有时她在劳动引吭高歌，嗓子又尖又亮，像少女一样。她唱的歌都是南疆风味的，用王蒙的话说，是“骑毛驴吃桑葚”的味儿（南疆有植桑养蚕的悠久传统），与北疆民歌骑着马奔驰在草原上的犷野风味不同。每逢节假日，我来到王蒙这里，穆斯罕便为我铺好舒适的毡子，端上有厚厚奶皮的奶茶，非留我过夜不可。当夜幕降临时，我推开屋门，面前是一片迷茫的辽阔的原野，远处传来狗吠声。伊斯哈克家的狼犬已经把我们认作朋友，一声不吭地蹲坐在房前守卫。　　不但我和王蒙与伊斯哈克、穆斯罕结下了深厚友谊，我们的孩子也与他们的一儿一女结为好友。儿子一来，就跟他们上运河游戏；如果赶上打麦，三人便一同去麦场，骑在那拉着石磙子脱粒的马上玩耍。伊斯哈克的女儿叫塔西古丽（石头花的意思），秀美而骠悍，管教他的弟弟拉合曼时从不手软，常常伸手就是一巴掌，干活也极利索。她一见王蒙就大喊“大队长哥”，特别爱听王蒙给他们讲故事。她不满17岁就出嫁了，现在已是好几个孩子的母亲。　　伊斯哈克有一次很认真地问王蒙：“中国在什么地方？是在喀什噶尔么？”　　王蒙告诉他，中国是我们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当时海南尚未划省）的总和，当然也包括新疆——伊犁和喀什噶尔。可无论怎么样讲，老汉也不明白，连什么叫新疆他都不明白，他只认可具体的村镇，最多到县市。王蒙谈起此事总是不胜叹息。这些维吾尔老农，一方面是那样善良、纯朴、真诚；另一方面，却又实在是太闭塞，太缺少文明教育的洗礼了。边疆的一切，真是让人牵肠挂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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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长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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