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中国歌手都以在悉尼或维也纳歌剧院演唱而自豪。歌唱就是一次自我的远征，它隐含着身份、权力和声誉的三位一体。著名专栏作家约翰奥尼尔在“澳大利亚人报”上发表评论说，中国女人的尖锐歌喉，与风格雄浑的欧洲歌剧院是错位的，她的声音像一把尖锐的锥子,刺破了蛋壳般脆弱的歌剧院穹顶。中国国乐团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的演出，也发生了类似的事变。但这种文化的不协调性总是遭到权力欲望的遮蔽。
1997年，我出席了举办于悉尼歌剧院的中国“留学生”文艺晚会。一群歌手们把它开成了类似“庆祝五一”的红色晚会。某位澳洲演奏家甚至企图用管风琴演奏《茉莉花》。那架南太平洋最庞大的风琴发出了令人窒息的粗笨声响。尽管如此，在一片爱国怀乡的民族主义情调里，两千多名中国人还是成功招回了自己的尊严。这些古怪的事迹，彰显了歌剧院作为身份徽章的隐秘语义。
自从18世纪以来，歌剧院就是贵族进行身份展览和缄默社交的最高场所。歌剧是有关美学仪典和权力关系的展览，而更重大的戏剧总是上演于舞台以外的地点。那些贵族包厢和布尔乔亚座席，重申着国家的等级秩序；贵妇人们仪态万方，暗中较量着容貌、情欲和地位，但这种斗争隐入了音乐的宏大背景，据此散发出浓烈的优雅气味。这种传统至今仍然支配着西方的音乐接受模式。我们看到了容貌、权力和情欲三元素在剧院空间里的无限滋长。女人们衣着时髦而又优雅，她们的玉体包裹在藏羚裘衣衣和法国香氛之中，而她们的笑魇进一步融入歌剧情欲叙事的深处，从那里书写着难以言喻的欲望。票价的等级划分了座次，为那些占据前排和包厢的贵宾标定了尊贵。他们是凯迪拉克和劳斯莱斯车的主人，来自房价昂贵的社区，衣冠楚楚，仪态万方，主宰着西方社会的伟大进程。
歌剧院就这样超越了美学的范畴，成为权力的隐秘表征。歌剧院从来就是等级话语的体面宣叙，它要求听众穿戴得体，不大声喧哗，不吃零食，不随地吐痰，不乱抛杂物，有礼貌地鼓掌，有秩序地入场和退场，如此等等，歌剧院坚定地请求着“五讲四美”的“文明礼貌”。
上海大剧院是西方歌剧院的一个远东摹本，抑或是旧殖民地的后现代镜像，它用利用高昂的票价，重申新生资本家和中产阶级的趣味。金钱法则替代了贵族法则。它在走廊上陈列各种假古董，洋溢金钱的浮华气息，从暴发户的角度夸大了歌剧院的本性，把自己变成了当地最矫情的二手艺术市场，但其装腔作势的文化表情却没有任何改变。
2003年，一座名叫上海音乐厅的老建筑被移走了。它是我早年的音乐学校。在70年代晚期至80年代初期，这里曾是我和朋友经常光顾的地点。它与贵族和暴发户无关，而仅仅是音乐人自己的战地。我们在那里度过了无数夜晚。尽管上海交响乐团的演奏充满瑕疵，铜管演奏员经常把音符吹破，把贝多芬作品变成了一座百孔千疮的城堡，但它还是在我们之间制造了内在的狂欢。我们坐在陈旧座椅上，向简陋的音乐致敬。礼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否与我的灵魂发生契合。而这种票价低廉的岁月早已流逝。随着市场侵入和文化崩溃，人与音乐的蜜月变得难以为继。
只有百老汇成功修正了布尔乔亚的逻辑，把歌剧变成市民的公共节日。《猫》和《西贡小姐》在全球均上演千场以上，成为盛久不衰的剧目。纽约的演出经纪人制造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民众语法，用以提供中低价格的文化消费品。场面宏大的《西贡小姐》甚至把一架1∶1大小的直升机弄上了舞台。发出巨大轰鸣的机器在观众头顶上滑过，令我恍如置身于越战的酷烈前线。越过古典歌剧的边界，美国大兵和西贡女人陷入生死爱情。消费主义就这样彻底终结了歌剧院的等级对抗。
（以下删去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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